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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发起这样一场战争，显然是为中国共产党罪上加罪。自从中共党国体制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共从未停止“舆论斗争”。且不说毛泽东时代连绵 不断的政治清洗运动，殃及千百万忠良无辜，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有此起彼伏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唱红打 黑”等等，中共领导的“舆论斗争”何曾间断过？这些“舆论斗争”的实质，是用政治暴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大兴“文字狱”进行政治迫害。周永康引起知识界 的公愤，绝不是因为他特别贪腐和好色，而是因为他从政法系统和文宣系统抽调人员组成的各级“维稳办”对舆论和维权人士的严厉打压、主导维稳体制将进步因素 和变革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种连绵不断的“舆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垄断着所有的传统媒体，掌控着绝大部分的新兴社会媒体。有关部门控制网络时， 种种阴招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大规模地删帖、封号、封网、抓人、搅混水等等。其结果，中共的“舆论阵地”居然已经“失守”。这只能说明，中共党国体制确 实走到了穷途末路。
在中共党国体制走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生成，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曙光。对于公民社会这一范畴，学术界有很多争议，不同 的学术谱系强调不同的侧面。以托克维尔为典型代表的谱系，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众多的、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团体的总和。以哈贝马斯为典型代表的另一谱系，则从 功能角度将公民社会归结为承载公共舆论、探讨公共话题、汇聚交往理性的“公共空间”。以笔者之见，最为公允的见解是公民社会理解为社会团体和公共空间这两 者的综合。无论侧重社会团体还是侧重公共舆论，一个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对宪政转型和社会健康非常重要。在当今中国这种后极权社会，独立的政治性社会团体缺 乏生存发展的空间，承载公共舆论的“公共空间”、特别是以“自媒体”为特征的互联网，成为公民社会的主力。
纵观人类历史，不能不赞叹公民社会在当今世界所展现的空前威力。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被命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世界数千万死难者的血，激 发了普世人权的觉醒。以18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人类进入“人权时代”或“人权革命时代”。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中，人类开始真正像 一个大家庭一样，凭借着对普世人权的坚强信念，高举着自由民主的大旗，对尚处在苦难之中的兄弟姐妹伸出援手，向各种违反人权的制度宣战，使数以亿计的生灵 战胜国家暴政，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苏联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翼，其它共产党政权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共产主义者曾经投身于战后国际人 权秩序的建设，将以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为核心的“第二代人权”纳入人权体系，有共产主义者的功劳。但是，当共产党政权表现为违反普世人权的极权统治，就理 所当然地被公民们抛弃了。普世人权是公民社会的最高信仰。由于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人权时代的逐步觉醒，反对非法剥夺公民权利的专政、拥护充分保护公民权利 的宪政，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党国控制相对薄弱的互联网，成为中国公民社会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平台。周永康主导的维稳体制那么狠毒，尚还对网络言论网开 一面。习近平发动网络战争，要将抗击专政、赞成宪政的舆论及网民赶尽杀绝，得罪公民的深度和广度可想而知。难道习近平要通过“舆论斗争”恢复汉武帝式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巢式的“我花开时百花杀”、毛泽东式的“舆论一律”？只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党国传不到“红三代”
中共建政之初毛太子就死于非命，没能形成世袭体制。培育和选拔合格的“接班人”，特别是选拔最高领袖的“接班人”，成为中共政权的头等大事和生死 搏斗。刘少奇和林彪在这种生死搏斗中粉身碎骨，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种生死搏斗中遗恨终生。据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受到“苏东波”的巨大刺激，陈云断 言“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而且他的动议在高层达成了共识。“红二代”接班，共产党真的顺利地将江山交给了自己的子弟。“红二代”掌握着“两个一百 万亿”，即一百万亿元国有资产和一百万亿元银行现金积蓄，财大气粗。（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如果没出现经济崩盘之类的变故和震荡，充满 “自信”的“红二代”真的也可能在任期内保卫“红色江山暂不变色”。但是，“红二代”之后呢？还能继续将江山交给“红三代”吗？如果不能交给“红三代”， 不是就不能放心了吗？
还真有能够将江山交给“红三代”的共产党政权，那就是建立了世袭制度的北朝鲜共产主义金家王朝。但是，金家王朝因为胡作非为、罪恶滔天而风雨飘 摇、危在旦夕，恐怕不足为训。况且，“红二代”权力网络的形成，有赖于父辈真枪实弹的“打江山”。世人对世袭制度反感之极，对“红二代”的容忍只是权宜之 计。“红三代”何德何能？若说党国政权将由“红三代”的习泽明、薄瓜瓜、邓卓棣辈接班，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
习近平登基之初曾感慨万千地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 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习近平南巡讲话摘要》，2013年12月 7-11日）习近平对苏联解体的解释，忽略了没落的党国体制被人民抛弃这一更加根本的原因，但他所说的苏联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动摇了”，也是事实。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共产党掌权的所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三信危机”，即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党国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和对共产党的新任危机。在“三信 危机”的背景下，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土崩瓦解，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现代人类历史上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弯路。如果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表明 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了；那末，在“苏东波”之后残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更是丧魂落魄，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在人权和私人产权都已取得神圣地位的今日 中国，还要拿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啻痴人说梦。有一点远见的人都能预料，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在中国以某种方式 退场的年头屈指可数，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届时中国将回归二十世纪曾经初见端倪的宪政民主、回归人类主流文明大道，“似曾相识燕归来”。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都从未自觉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当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成功地挣到了普选权、真正享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的时候， 他们中的多数没有将选票投给共产党，而是投给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或工党。他们所信仰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和宪 政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护和增进劳工的权益，比如在劳资关系上制定向劳工倾斜的法规和社会政策，加强工会在集体谈判和组织集体抗争等方面的地位，建立和发 展实业救济金和养老福利金，等等。他们甚至也不是盲目地支持“福利国家”，以防一些好逸恶劳、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国家福利、不劳而获。
第一次将共产主义天堂形诸笔墨，是曾经长期担任法官、议员和其它官职的英国奇人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写就的《乌托邦》。在这部体现丰富想象力 的著作中，莫尔描述了一个理想中的岛国，财产公有、适龄男女都要劳动、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产品按需分配、人人丰衣足食。莫尔所想象的理想社会，成为后世共 产主义者的理想模板。不过，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是一回事，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信仰又是另一回事。意图伦 理和责任伦理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英语里有一句谚语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用这一谚语来总结人类对共产主 义的追求，再也恰当不过。部分人类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探索和实践，夺走了至少一亿条人命，人权和产权被侵夺而倾家荡产的 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这样一种邪恶的信仰还要坚持，于心何忍？
当世界历史进程已经进入人权时代，赞同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是一个合格政治家的起码要求。彻底超越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和划地为 牢、无法摆脱专政思维的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打开新局面的起码要求。执迷于党国情结、排斥普世价值的政治领导人，根本不能胜任引领中国通过变革走 入正轨的伟业。既然原来的教育和历练没有确立起合格的治国理念，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立即转变观念而跟上时代的步伐、彻底摒弃党国情结而确立宪政理念。
按照民主化理论和人权时代“第三波”民主化的历史经验，宪政转型最稳妥的途径是先自由化、后民主化。也就是先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而后才开放多党政治、举行大选。相反，摧残替代性健康力量、堵死和平实现宪政转型的通道，则是最不负责任、将国家民族引向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下下策。中国 公民社会在组织上没有长足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但在思想上已相当成熟。宪政民主的目标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共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也已成 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主导思想。这样的公民社会，完全能够与政府当局进行良性互动、创造奇迹。党国诸公现在仍然有机会坦诚地承认罪错、将功赎罪以争取与各种受 害者的和解，开辟宪政转型之新局、最终鼓起勇气面对票箱。但是，党国诸公是否能够克服为眼前一党私利而倒行逆施的小聪明、拥抱顺应历史潮流而名垂千古的大 智慧？
（冯崇义博士是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冯崇义博士也是杨恒均等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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