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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邦发现了一种就是为了决裂的友谊，这个现象他称之为 “sympat”。这个词来自他出国的时候碰见的巴西人，见了几次面后欢呼“朋友，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的sympat。” 毕尔邦用这个新词来指在旅行或者度假时结识的朋友，魔术般出现，在以这个词为标题的文章中，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发现与自己有某个相似之处的人后感到的最初的 快乐，他甚至感到一见如故亲切异常，如果在家里遇到这个人未必就如此亲热。毕尔邦准确地写到“Sympat是antipat的前奏”。他不是要我们出国的时候避免交这样的朋友，而是提醒我们回到家后避免再见他们。
有 毕尔邦的文章在心里，我回忆起自己可能充当的相似角色，从受人欢迎的sympat变成让人沮丧的antipat。这与小说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有关。他曾经给我编辑的杂志投稿。文章漂亮，观点新颖，当我感谢他时，他回应说下次我到纽约来他邀请我吃饭。
一个寒冷 的冬天我们在世纪俱乐部见面，午饭吃了超过4个小时。那天下午的每件事好像有魔力似的。融洽的谈话滔滔不绝：随意的聊天，都认识的朋友，文坛现状等。里面 有玩笑，有爽朗的笑声，双方都非常尽兴开心。我进入世纪俱乐部的时候还是中午，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在埃利森身上我看到了长期崇拜的人，果然名不 虚传。我很庆幸结识了个新朋友。
回到芝加哥后，我写信给埃利森感谢他的午餐和愉快的谈话，还说希望他告诉我什么时间到芝加哥我可以邀请 他吃午饭。他没有回信。大概一个月后，我再次写信，邀请他为我的杂志再写一篇稿子。还是没有回音。几个月过去了，我又写信寄给他一些他可能感兴趣的消息， 仍然没有音信。埃利森和我再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交流。
是因为我吗？显然不是。埃利森1994年去世后不久，我受到读者来信询问是否认识他。这个人和他太太在一次旅行中认识了埃利森夫妇，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后他给埃利森写了好几封信都没有回音。他开始纳闷，我是否能解释这个奇怪的行为呢？
现 在我觉得原因就在于毕尔邦的sympat概念，而且，我理解和同情埃利森。一个天生爱交朋友的人，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非常愿意把他当作好朋友。他同时还是 个出版了受人欢迎的小说，1954年的《隐身人》（Invisible Man）。可是此后几十年再没有写一本小说，因为他有太多的事要做。他不需要更多的朋友占据他宝贵的时间，伴随天生爱交往而来的写信，吃饭，和其他花费时 间的繁文缛节。对埃利森来说没有sympats,显然，他在这些变成antipat之前就消灭了他们。
我自己也和几个知识分子朋友绝交 了，当然有些是我不对。有些朋友远远超过一个下午的时间。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我他写的关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书稿。他是个批评家，非常喜欢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超级男子汉魅力的海明威自然成为他选择的对象。但是我觉得这位 朋友实在是太过分了，在看了他寄来的手稿的章节后回答说他好像走在路上要发现海明威是个受压抑的女同性恋者。他好像并不觉得我的评论有趣。反而给我的妻子 写信说我需要接受医生治疗。
我们的友谊突然中断。有15年时间我们再没有来往。但是有时候，我从前的朋友给我写简短的，礼貌的便条，我 回信的时候也故意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后来我听说他病了，安排一个在他居住的华盛顿特区见个面。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他被疾病折磨的很憔悴。不过我们很快重 新回到从前的友谊。我们都回到祖父存在的阶段，要谈的话很多很多。当他不久以后去世，让我意识到内疚和留恋，没有能充分享受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们愚蠢的中 断友谊留下永久的遗憾。
非常不同的经验是和另外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长达十年的亲密关系最后只能在电话上宣布绝交。我知道走到这一步是 因为我的伙伴强迫性的，神经质的，但是神经质也有其魅力啊，你看奥斯卡·列万特（Oscar Levant）和乔治·考夫曼（George S. Kaufman）。但是我的朋友除了神经质之外还有强烈的唯我论，让他受不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友谊的基础建立在我们共同瞧不起同行 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他们太天真，或者艺术修养不足。他可以不受干扰滔滔不绝谈论作家或者老师的糟糕之处。（因为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些事情的文章，我觉得没有 必要再谈论这些）。问题在于这个词“不受干扰的”。我的朋友属于没有聆听者俱乐部的成员，他本来可以成为该俱乐部的主席。每当我试图插嘴的时候，要补充什 么，或者改变话题的时候，他就说“是的，是的，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听，接着就有重新开始他的长篇大论。
他想一星期见一次面喝咖啡。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试图逃避这样的会面。我已经听过他说的内容了，而且对于自己不算强烈的参与谈话的意图被完全忽视也感到不耐烦了。公平的说，他还是很有趣的 人，往往很有意思，很慷慨，很优雅，从任何方面说都不是一个坏人，或者会做出什么让人鄙视的行为来。他就是不能听别人说。
越来越多的找借口不去和他定期会面。有时候我故意不去接电话。（多亏了来电显示）。那样的话，他就留言说他担心我怎么啦。我病了吗？我的家人都好吗？他过去是，现在也是好心人，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屈服。
要 显示我的社交胆小鬼的程度：我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鼓足勇气告诉他我想退出。我想了很多很多怎样最好的处理这个事情，它已经影响了我做其他的事情。最后，一 个下午我拨通了电话说希望他好，但是他好像仍然改不掉不会聆听的毛病，我决定不再见他了。我感觉到他可能认为我没有感激之心，我们的友谊带给我的幸福。至 少他用了“忘恩负义”这个词作为我提出绝交的回答。最后他很大度的说“那么，再见了，约瑟夫”就挂断了电话。我非常难受，同时也感到麻烦终于了结了。
每 份破裂的友谊都可以看作一次失败或者挫折。但是，人们必须问一下友谊本身是否已经失去意义？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花费一章的篇幅描述自己和开始崇拜后来鄙视的作曲家瓦格纳（Wagner）的友谊。为了从破裂的友谊的腐烂柠檬中制作柠檬汁，他建议 “通过巨大的，看不见的星球轨道来重新恢复友谊，还能更好”。也许吧，但是友谊恢复的机会就像再看一次同样的杂耍表演一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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