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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孔儒当道,中国人思想早就死亡
日期:1/4/2015 来源:网络 作者:黎鸣

——两千多年“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创造力被灭绝了的中国

——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为什么出不了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

——因为中国人的语言、语文系统实际上早就已经被孔儒的“学说”严重地败坏了

——中国人的语言、语文是一个没有语法、修辞、逻辑的世界上最低级的语言、语文

——没有精确的主语,没有准确的谓语,没有明确的表语

——名词缺乏真的同一性,动词缺乏善的相对性,表词缺乏美的创造性

——没有先验的真理,没有经验的规律,没有超验的逻辑

——没有定义真理的概念,没有规范真知的判断,没有逻辑真成的推理

——孔儒垄断中国人历史的两千多年,事实上是中国人的思想创造能力死亡了的两千多年



我很遗憾,由于两千多年顽固而盲目地“尊孔读经学儒”,中国人的思想,思维创造能力基本上已经被消解了,说得不好听一点,已经死亡了。

“尊孔读经学儒”对于中国人的最深刻最悠久最广泛的伤害,发生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它让中国人永远不知不觉地被败坏了,世世代代被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进而语文,实际上早就已经被严重地剥夺了进入“真理、规律、逻辑”的文明创造系统的一切可能。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虽然具有语言,但是却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语法”学,甚至也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修辞”学。我可以告诉我的亲们,产生“语法学”和“修辞学”是产生“思维逻辑学”的前提。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的语言,被孔丘及其儒家所谓的“儒学”严重地败坏了,所以才使得中国人的语言,乃至语文,均严重地丧失了产生“语法学”和“修辞学”的可能,并从而更进一步丧失了产生思维“逻辑学”和“哲学”的可能。中国人因此而实际上永远地丧失了具有自己的“逻辑学”和“哲学”的一切可能,而没有了哲学的民族,也自然而然地没有了自然科学发生的可能。可悲的是,如此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儒家文人们根本就认识不到,他们还依旧生活在严重的“自恋”、“自夸”、“自吹”的对于“文化传统”的“自我欣赏”的状态之中,而永远都不可能自醒和自拔。

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依旧认识不到,中国人的语言系统,乃至语文系统,其实早就是一个已经被严重地剥夺了其自然创造性的语言系统和语文系统,或者说根本就不成其为“系统”,而早就是一片完全丧失了对于真理、规律、逻辑的自然追求精神的被人为败坏了的语言“沙漠”和语文“荒漠”。而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和语文系统的罪魁祸首,恰恰正就是长期以来垄断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所谓的“儒学”。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人的语言系统、语文系统被孔儒败坏了,它们究竟被败坏了什么?一个好的语言系统和语文系统应该具有哪些良好的最基本的品质?而这些良好的最基本品质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和语文系统之中却不可能具备,为什么不可能具备?我现在就来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和语文系统的分析。

大家知道,一个语言系统中最基本的东西,是它的词汇,例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感叹词等,后三者,我统称它们为表词。对于名词来说,除了对应明确的具体实物之外,还有许多关于非实物的抽象对象的指称。一般来说,好的名词应该是与它的对象完全精确惟一的指称。换言之,名词必须具有高度惟一、同一的精确性的品质。而好的动词,则必须具有非常准确的与其对象相对互动的运动性的品质。好的表词,也即好的形容词、副词、感叹词则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的自由延伸性的品质。总之,精确的名词,准确的动词和明确的表词,这应该是一个好的语言系统、修辞系统的最基本的品质。此外,非常重要的是,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规律:没有精确的名词,将必不可能会有准确的动词,将更加不可能会有明确的表词。所以,必须具有精确的名词这一点,应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必要性的大前提。

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学之中的词法,或修辞学的方法,实质上已经潜在地反映了逻辑规律。众所周知三大逻辑规律:同一性,矛盾性(相对性),排中性,实际上,第三条规律应该由“三生万物性”取代,这是后话。这里的同一性其实即相关于精确性,这里的矛盾性(相对性),其实即相关于准确性;这里的排中性,其实即相关于明确性。由此可见,词法规律,或修辞学规律,实质上已经潜在地反映了逻辑规律。

同样句法规律,或称语法规律,也同样潜在地反映了逻辑规律。例如主语、谓语、表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语要求绝对地精确,谓语要求相对地准确,表语要求绝对地明确。类似的,主语的精确性也同样是最最重要的大前提。如果没有主语的精确,将不可能会有谓语的准确,将更加不可能会有表语的明确。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好的语言系统,一个好的语法系统,一个好的语文系统,实际上它们全都应该潜在地反映宇宙万物的重要的逻辑规律性。或者换言之,只有形成了好的语言系统、语法系统和语文系统的民族、国家、社会中的人们,才可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系统,也即能够产生创造性的学说的系统,例如神学系统、哲学系统、人学系统。

回到中国人的问题上来看,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中国人事实上既没有产生自己的神学系统,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哲学系统,虽然老子创造了全人类最伟大的人学系统,但是它是在“尊孔”之前的时代创立的,而且也不为后来尊孔读经学儒的中国人所理解,甚至根本都看不懂。在“思想”创造和“学说”的意义上,中国人基本上变成了“白痴”。这就是中国文人们坚持“尊孔读经学儒”的长期历史的必然的结局。

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语文,事实上由于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的长期以来的严重的影响,根本就没有可能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规律的任何的系统。为什么?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所谓的“儒学”,根本就不讲名词和主语的绝对的精确性,根本就不讲动词和谓语的相对的准确性,根本就不讲表词和表语的绝对的明确性。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即在于,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中的语言和语文,根本就没有最基本的名词的也即后来称作概念的同一性、惟一性的精确性品质产生的任何的可能。为什么?

不妨举例说明。孔儒最重要的名词概念是什么?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道、德、廉、耻,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概念,全都缺乏最起码的精确的“定义”,更关键的还在于,它们的用来进行解释的源头,也即现代人所称作的“公设”,全都是来自对于“礼”的规定性。例如“仁”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义”是“礼之宜”等等。而“礼”是什么?是《周礼》,是纯粹人为的“人人不平等”的完全相对的等级性制度的(绝对硬性不讲理的)规定。既然是来自“人人不平等”的完全相对的“等级性”制度的规定性,它们怎么可能会有“同一性、惟一性的(绝对)精确性”的品质可言呢?

问题的进一步还更发生在:缺乏名词的绝对精确性的后果,必然缺乏动词的相对准确性,而且也必然缺乏表词的绝对的明确性。我请问,如此的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系统,能够具有潜在的宇宙万物的逻辑规律性的自然反映的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啊。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具体而言,即没有“真理、规律、逻辑”的最基本的逻辑功能可言。真理在逻辑地言,规律在逻辑地行,逻辑在逻辑地思考。这一切在孔儒,全都是空无。之所以是空无,其根源即在,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完全都只是在于为了坚持和维护周代的“礼乐”制度而形成的“伪学说”。而这个“伪学说”,是根本就不可能需要任何“真理、规律、逻辑”的人为地“强词夺理”,或简直就是纯粹依仗暴力权威的绝对的独断。正是因此,它不仅不需要逻辑,而且还更肆意摧毁一切可能的逻辑。

可悲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追随的所谓“儒学”,竟然是如此一个肆意败坏一切真理、规律、逻辑的极端有害的“伪学说”。中国人长期以来浸淫在这种没有丝毫真理、规律、逻辑可言的“学说”之中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即是永远地败坏了中国人的最普及的语言,进而语文。一个其语言和语文被深深剥夺了其中的自然的真理、规律和逻辑的属性的结果,实际上就是经常运用这种语言和语文的中国人的心灵之中的原本具有的真理、规律、逻辑的自然属性也同样被剥夺了。这样一来,孔儒的传统不仅败坏了中国人的语言、语文,更因此而深深地败坏了中国人的大脑,败坏了中国人的心灵,一句话,败坏了中国人的自然创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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