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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批判，有着社会基础：那就是同时是体制受害者，又是体制受益者，但是但是通过批判抹去掩盖自己受益者的身份，在心理上暗示自己与体制的切割。当然仅仅是心理暗示，并不是现实。也就是一种做梦术，一种良心安慰术。
这种批判都隐藏着这样一种隐秘：把自己撇开，切割。想一想或许自己就在其中，固然有所认识，可是认识不能救赎自己一丝一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会上痛批斯大林如何残暴，如何罪行累累。这时下边一个人递上了一个小纸条，质问赫鲁晓夫：“你这个小人，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你在干什么，那时你为什么什么都 不敢说？”赫鲁晓夫看了纸条，大喝一声：“这是谁写的？”台下鸦雀无声。这时赫鲁晓夫说：“我那时所干的事，就和你现在一样。”
国民劣根性险峻在于知识分子，不在于民众。民众为害为福，其作用都不大，知识分子才是混世魔王。民众的革命，也只有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吹捧，才会胡乱杀人的，造成血腥的。他们有着自我禁忌的豁免，连贪官都有自我善良的预设，不会身份认同自己是贪官。
寻找替罪羊与相信自己总是良善的预设，是一致的。坏事总是别人干的，造成恶的原因总是别人的，自己总是伟光正。世间没有义人，都是罪人，活在专制中的生命，就有原罪，大小而已。
是否具有原罪意识，看来还是取决于知识就是德行就是幸福，这一轴心期依赖东方西方相通的道德形而上学预设，是否成为深层思维结构。相信知识就是拯 救的，那么就把自己暗中超脱在沉沦之上。例如我们批判邪恶，未必自己就有德行，可是很容易就自我暗示和被别人赞美，成了德行的化身。因此伪君子横行四处泛 滥。知识产生不了道德，美国有机构曾经做过调查，在美国，道德最败坏的地方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道德水平最好的地方是宗教氛围浓厚的乡村城镇。
卡夫卡的故事
四五一代他们因为同学、朋友、家人，都可能在体制内，他们的生活世界与专制的世界交叉呈现是灰色，由此他们的眼睛看到，专制的世界也是灰色，而不 是黑色的。而8090后不同，如同卡夫卡，处在城堡之中，那是比黑色更加绝望的，更加窒息的。甲虫，没有一丝可能性可以变为人，既然不可变为人，那如何加 入人的世界，成为人，享有人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来是同一国度的两个部分，却别异化为天堂和地狱之差距。
权贵官僚体制垄断一切，包括写入历史的入门券。对于八零后九零后这样的民间草根草莽，肯定是要妒忌和回忆民国的风云激荡，只要有勇气，可以用生命 或者自由赌上一把，以打开历史殿堂的大门，让自己生命不朽。如杨佳起义，总是联想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漫漫黑夜中的人，在政治之外，也在历史之外，被驱 赶成为卑微的动物。权贵官僚集团垄断一切，以为历史终结在他们那里，以为民众在时间和历史中出局，成了被殖民地的动物。主奴辩证法是如此诡异，结果征服者 本身毫无公共性，成为等待死刑判决执行的待死者，作茧自缚。黑夜中的奴隶自己抱团取暖，获得民间政治性，成为新的主人。于基督教和罗马身上发生过的，在中 国必发生。
共产党这里，四五一代没看到一个非人的世界，难道我们遭遇到比鲁迅遭遇的，更好不成。共产党不自己当做人，而当做特殊材料的人神。四五一代偏偏看 成了人，看成曾犯错误可以改正，或者即将改正的人。他们活得太年轻不知道，作为一种极权主义运动，是要征服自然的，征服死亡的。这样的危险已经被遗忘，然 而实际上存在。把全面武装的魔鬼看成一个坏人，然后用人的道德去批判他，说服他。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任何常识的嘲笑，等于放屁。把她男人阉割了，成了太 监，不可以还陽了。
我们看到的明明是非人格的，是强大异己的，无法沟通的统治者，如何会变为人格化的，可以沟通协商的。他们有一种认识机制，通过党与党员的剥离，体制与组成体制的人的剥离，归罪于党和体制，无辜化洗白了党员和组成体制的人。
去政治化，去体制化本来是目标，被道德化思维当做了现实，因此专政的强硬如此明白，遭到选择性失明。他们把自己状态的好转，自己身体的自由化特权 化，当做全体人民的。1949年之后的专政，上亿鲜活的生命消失，和六四的大屠杀，于他们都是皮外伤，不会渗透到灵魂深处，成为灵魂深处的颤栗。他们不会 体会，最愉悦忘情的时刻里面，都有一颗子弹露出狰狞的威胁。
我读完初中，我妈让我去读中专，而不要去高中，她的理由是有技术帮身，遭遇乱世，也能生存，也是有用的人。知识等同于技艺，拥有知识技艺那就是让 共同体与他人发生了永恒的联系，有了知识或者技艺，共同体与他人那就离不开他了，不会再消灭其肉体，即使遭遇最残酷的自然状态，也是安全的，黑夜中有了微 弱的灯光。这是遭遇反右运动和遭遇文革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后的自信，总是会过关的，总是有微弱的灯光，熬过去就好。财产于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外在的事物能 够内化，成为内心安全的盔甲。多么令人妒忌的盔甲！启蒙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小市民。看来都是小市民，知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产，都能够内化，形成内心安全 的盔甲。这与直面对命运与风险的贵族，有何不同呢。
八零后的后改革意识形态构建
我觉得八零后九零后可以做适当的分工，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由于三座大山和家庭所累，加上知识积累较高，八零后可以多做抛弃改革的，立足于自身苦 难的，立足于自己脚下土地的政治方案和意识形态。你们的父辈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忆文革之苦思改革之甜，成功建构了改革三十年，把祖辈推动历史的阴沟里 面。如今你们同样可以如此，忆改革之苦，思民国之甜，为行动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准备行动的思想和理论，抛弃否定启蒙运动。九零后基于青春血气和自身更大困 境，可以直接诉诸于政治行动。这二者以行动为核心，承担并且淡化洗去父祖辈的专制原罪。
80后90后生于“改革”之中，对“文革”苦难没有直接体验。80后90后与前代不同在于，大家对改革带来的成果认为理所当然的，对解决温饱、初 步小康，并不感恩戴德。80后90后有自己的生活事实，和四五一代截然不同。80后从一出现就引起社会关注，有明显的标识，宣告新的一代产生，宣告与前代 人完全不同。80后90后和四五一代之间有明显的断裂，曾有人撰文说，50后即四五一代，是“风云”，而8090后，则是“风月”。而夹在中间的60后和 70后则基本跟在“四五”一代后面，面目不清。
“四五”一代甚至70后都享受了“改革”带来的好处，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其精英对“改革”的信心是有来由的。但对“80后90后”而言就不一样 了，还面临着代际的挤压。为了获得同样的利益和回报，要付出更多的奋斗。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只是有了快感你就喊、有了痛苦就哭，但没有整体性的普遍话语， 无法把自己具体的生活焦虑无法提炼出有效的理论表达，没有上升到“主义”的层面。
现在，80后90后可能是先有行动的渴望，觉得行动是首要的，要马上做点事情。但处在完全不同的情势，如果按照“四五”一代他们的理论去行动恐怕 就有问题。那么，“80后”的真正意见领袖要负担起这个责任，站在你们自己的阵地上，提出新的方案，用我的话说就是“后改革”方案。
“四五”一代对权贵进行启蒙，会把希望放在上层主动进行改革，或者开明专制。对于反腐、贫富差距等问题，“四五”一代会认为政治改革就能实现，如 茅于轼先生还提出要培养中产阶级。就像一个小伙子结婚。他们不认为这是急迫的问题。那么上层能不能改革呢？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对80后90后 来说，不能抱着这种幻想，要做我们能做的事情，走自己的道路。
总而言之，80后90后谁来代表？这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后中国更需要80后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90后”行动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上
什邡事件中“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这条标语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意味着本来必须面对，必须辩护的牺牲问题，提到公共舆论的眼前，与杨佳的“你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们就你们一个说法”相媲美。
底层只会基于生命，如权利利益和恐惧感的行动，不会基于主义的行动。主义是附带品。民众行动的根据为什么是主义，而不是法律，国家人民或者正义，这种来自社会根基的“新社会主义”诉求的？绝不会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主义，这是外在的泡沫，渗透不进内核。
参与什邡事件的新浪微博，90后“漂6瓶”说：我们随时做好了站起来的准备！这几天所做的也是我19年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事！！祈求这个时代，还我们这个年龄本应该有的生活。
中国的群体事件中反抗的主要力量以后肯定是80后和90后。“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是90后”，这个标语反映非常非常之大，其实因为就业问题，将来 社会形势问题，各种感受，已经感到社会不公，已经严重地侵袭渗透高中校园中来了。你没见到现在都是中学生在搞运动，大学生早出局了，还觉得过去八十年代大 学生牛逼？有必要刻舟求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学生都是没用的。
大量高中生不参加高考，同样提前感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层面总体性的压迫。十年以来，凡是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都由网络发动。八十年代的知识 分子和高校主导，已经告别了历史。经过八九之后收买的高校，以及211工程的实施，学生趋于利益，老师趋于保守保皇。以北大清华复旦为首的211工程高 校，就是体制本身，他们的毕业生能找到好工作，或者大部分可以移民，其思潮趋于保守保皇，丧失发动机的能力。
但是在教育产业化中被抛弃的边缘高校，受到社会性因素的侵蚀，不受体制保护，其学生更靠近社会革命。如此分别，可提出这样一种结论：将来的方向绝 不会由靠近体制本身的高校学生决定，提出自由为先的政治革命，而是会产生蚁族和老鼠族的社会性高校，其爆发的运动，必然是民生诉求为主导的社会革命，同时 附带部分政治革命，如一人一票制和普选。这是社会对体制的爆破和摧毁。
以90后和中学生暂露头角在公共舞台上来看，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八十年代已经彻底终结，中国未来必然是以社会革命为主导，而并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自由为主导的。
我在《从学生运动走向社区运动》来看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学院内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到尚未社区化的学生运动，例如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已 经是一次很大的飞跃，因为与老师比较，学生处于边缘位置，与社会社区接壤，估学生运动一定会走向抛弃启蒙，与底层结合的路上。当学生运动走向社区化，学生 变为的边缘知识分子变为维权律师或者公益记者，走向社区运动的，这时候不再是一个文化革命，而是社会革命。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对照过去三十年回避“牺牲”问题的言论自由先行一步等的犬儒和懦弱，吹嘘成保守路径，可以得出结论将来按动核按 钮，起主导作用，塑造临界点的，肯定不是后者，而肯定是90后。言论自由解决的是与专制者冒充一家人的小问题，而政体存亡关乎敌我生死大事。生命之牺牲高 贵于自由之限制。
群体性维权抗暴事件多如天上繁星，能如日月光辉极少，能极大发光的，必然是自带主义，具有政治高度的。如杨佳的“说法”，乌坎的“反独裁”，什邡 因90后不怕牺牲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而写入民间抗争史。自带主义成为维权抗暴事件影响力的爆炸增长点，是自身价值极大的发酵和膨胀。
来源：劳改-观察 [摘自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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