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写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比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

基辛格说：“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传教式的。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特殊论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往往会“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附庸国”。

在这里，基辛格提到中国特殊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特殊论有好几种，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这里说的中国特殊论，是指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特殊态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从古代起，中国人的确十分强调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是，所着重点分野，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把生灵分为三类：中国人、蛮族和禽兽，认为中国人是其中最有文化的，其次是蛮族，兽类则是全无文化的……中国人不着重民族意识，正是因为习惯于从‘天下’来看问题”。因而，“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分自身与外族（‘化外’、‘夷狄’）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

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那时叫“天下”）的中心。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化，乃至于唯一的文化，乃至于就是文化本身。对于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人都视为蛮夷；它们的开化程度则依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收程度而定。对于所谓蛮夷，中国人并不总是热衷于征服占领；就是在已经征服已经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也并不总是热衷于去把别人同化。通常，只要对方承认其“天朝”的至尊地位，也就可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特殊论，大体上就是上面这些意思。

对于上述中国特殊论，我要指出两点：

第一，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未必没有对外扩张征服的冲动。从秦代到清代，中国的疆域增加了好几倍，基本上都是对外扩张与征服的结果。只是限于古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国才没有把自己的版图伸展得更远；但是在古代帝国的兴盛时期，在中国人可直接感知的范围内，中国无疑是天下唯一的强权，再没有其他在文化上军事上可以相匹敌的强权。

第二，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也不是没有同化他人的冲动。用古人的话，叫“以夏变夷”。不错，在不少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即便对它治下的某些边远地区也没有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的困难。如此说来，和世界上其他帝国其他强权相比，中国也不是那么特殊，不是那么例外。

无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多么特殊或多么不特殊，重要的是，上述心态只属于古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以外的世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鸿章有句名言，他把当时中国受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变化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被西方的蛮夷打败了，打得割地赔款。不对。在历史上，中国不止一次被所谓蛮夷打败，而且好几次败得很惨。例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岂止是打败了中国，而且还占领了中国，统治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因为蒙古人满族人在占领中国之后依然接受了认同了中国的文化。不是中国人被蒙化被满化，而是蒙人满人被中国化，而且还是自愿地中国化。可见中国文化仍然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乃至唯一的文化。

可是，和西方的冲突就不同了。在和西方的冲突中，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天外有天；中国的文化并非唯一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西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不是最好最高级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西方的文化更好更高级（最起码也是不差，是不分上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那种“唯我独尊”、“天下第一”乃至“天下唯一”的文化自信或曰骄傲；所谓“天朝”心态从此瓦解。这种冲击与震撼之大，现在的我们，恐怕连想象都很难想象了。

伴随着那种天朝心态的丧失，上面提到的那种中国特殊论也就不复存在了。今天的中国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可能千差万别，但都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古代的天朝心态。基辛格讲的中国特殊论，就算有道理，也只存在于古代。因此，把这种中国特殊论套在今日中国人头上，并用来预言今后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是靠不住的，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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