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明摆着的。让少数人先崇高起来，让党员干部先觉悟起来，努力做到为人民服务，但还得理解、允许、尊重大多数人为自己服务的基本事实。这是回归历史与人性的正道，这是吸取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正道。

　　如果共产党员真能成为先崇高起来的少数人，真能成为先进性政党，那就出现了古圣先贤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君子党”，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对比目前的现状，是党员干部成了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成了万民嫌弃的“小人党”，不亦悲哉!然而，建设义务至上的“君子党”，还得允许权利至上的公民国。这才是“依法治国”的合理定位，才是党领导的“依法治国”。找到历史、社会、逻辑中的合理位置，依法治国才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可操作，而不至于成为左、中、右各派“一中各表”的口舌之战，司法系统也不至于扯皮、拉锯、暗箱操作、机构膨胀、疲于奔命。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就一直强调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努力依法治国。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仍然承认有以下诸多问题存在：“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如果本次高举依法治国旗帜的大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失败了。那么，能不能解决呢?通观全文，因为没理清楚义务本位与权力本位的相互关系，没理清楚德与法的关系，恐怕仍然无解。

　　试着逐条看这些问题。

　　一、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

　　在权利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各部门争权诿责，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而且争权诿责过程高度技术化、细节化，只有当事人，而且得是通晓部门历史，通晓部门内外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能看得明白。结果，不同部门、不同水平的当事人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就制定出了各类部门法。其他人糊里糊涂地举手表决。这种现象，未来有改善的可能吗?有，但得出现有德有才者，他们既了解各部门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又能出于全局之心、公正之心去立法，才有可能。人心坏了，缺德了，只能立部门私法、恶法。

　　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多样、复杂、频发，随着司法证据链的完整性要求越来越高，司法资源捉襟见肘，司法队伍疲于奔命。案件堆积如山。优先办哪些案件，什么时候办，靠谁办，运用多少力量去办，办到什么程度，都是靠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在决定。这些决定属于司法行政范围，却无法可依，只能靠司法领导的良心、能力和经验。司法领导无良心，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阻挠、延缓、假办、停办、错办，或索要办案经费等，就成为潜规则。如果司法队伍缺德失德，那么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一定会如同癌症，日益严重。

　　三、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

　　公、检、法、狱政分权制衡，这是司法体制的现代性所在，是宪政派的最爱。然而，在实际执行中，这必然意味着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为什么要政法委?就是因为这些分权制衡的司法机构相互扯皮推诿，造成许多案件推进不力，或者错案、假案、冤案不断，或者重罪轻查，重罪轻判，甚至警匪一家，包庇罪犯。可是，有了政法委的协调，又容易大权独揽，干预司法进程，同样会造成上述诸多问题。怎么办?还是要从提高司法队伍的道德水平和办案能力上下功夫。否则，司法队伍只能越来越庞大，效率还只能越来越低，人民群众的抱怨只能越来越强烈。

　　这方面，宪政派最爱的榜样，美国，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以高达本国GDP14%的司法费用，却还不能提供公平的司法服务。近日美国再一次爆发黑人大规模示威游行，就是鲜活的例证。美国的司法理念导致了美国律师追上门找案子，吃了原告吃被告，无钱无势的穷人吃尽了苦头，人与人的冲突也不断加深，难道不是一个深重的教训吗?

　　四、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承认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怎么解决呢?靠依法治国吗?还是靠反腐行动?靠反腐行动背后的好干部、好党员?抓一个周永康，比开多少次司法反腐工作研讨会，立多少个司法反腐的制度要有效多了。

　　五、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在上述情形下，司法信用荡然无存，怎么可能让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呢?

　　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司法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就需要政法委的协调，需要各级书记的协调。如果书记们能够秉公办事，其实，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发挥现代司法体系的优势，而弥补其不足。反之，则可能放大其缺陷，滥用其不足。这就是所谓权大于法的奥秘。群众真正盼望的，是好的权力行使者，协调不同司法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或制衡。然而，这种愿望被宪政派错误地解释为，群众要求“法大于权”，实行严格分权制衡的现代司法体制。扯皮、推诿、效率低下、放纵罪犯，是现代司法理念和体制所固有的，以党代法，以权代法，是迫不得已的协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以德治国为主导，依法治国为基础，才是建立公正、精干、高效的司法体系的不二法门。以德治国，又可以具体化为奉天承运、敬天保民、以德教党、以纪治党四项，如此，则依法治国才有灵魂，才有根本，才有可能。如此，既是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价值，可以为美国、为西方作出榜样。

　　己、党主立宪

　　如此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按西方政治思想的分类，可以叫什么政治体制呢?

　　可以叫君主立宪制。纯君主制，在有好君主的情况下，也过于依赖好君主的人格与水平，容易出现君权的激烈争夺，容易出现朝令夕改、最高指示不过夜的情形，社会秩序容易发生大变动，不利于安定官心，也不利于稳定民心。因此，确有重大弊端。纯立宪制，正如前面所述，容易失去道德约束，致使社会矛盾在各个层面上积聚，造成两极分化，种族斗争，阶级斗争、国际战争等种种冲突。因此，最好的政治体制是混合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2006年，我曾撰文《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就阐述过这个道理。

　　问题在于，“君主”已经被妖魔化了。右派认为，君主是反民主的独裁者。左派认为，君主是封建政治的头子，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基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两派都认为人民是天然正确的，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民是成熟的，不是小孩子，不需要一个道德圣者或神明去教育引导。因此，左派和右派都同意，要反对一切个人崇拜。崇拜毛泽东不行，崇拜习近平也不行。他们只能是人民领袖，代表人民意志，而不能反过来教育引导人民。

　　如此，即使出现了真的好君主，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深重的知识界、舆论界也是害怕的、担心的、不知所措的。目前的情形真是如此。老百姓越是自发地赞美习大大，知识分子就越是反感。

　　这究竟是谁对呢?是这些知识分子对吗?

　　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只对了一半。他们吸取以往单纯君主制的弊端，倡导权利本位，依法治国，有其合理性。但是，走过头了，到了另一个极端还不自知，就成了偏执狂。问题是，这些偏执狂已经将他们的偏执变成了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的教条，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怎么办?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的偏执，将人类社会带向碎片化、原子化、冷漠化、自私化的危险境地。更不能由着他们的偏信，将人类社会带向资源枯竭、环境危机的毁灭边缘。因此，就要理直气壮地解放思想，以人生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作为检验标准，重新认识历史与人性，发掘、弘扬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开创人类的新未来。果真如此，君主立宪制就有了世界历史意义，就有了超越性，就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就能持久地开发人性之善和人性之美。2004年，我曾撰文《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就对西方思想做了初步反思。

　　当然，我们目前深处体制困境，还想不到那么美。欧美有见识的人也都知道，民主政治体制只是最不坏的体制，而不是好体制。我们目前顶多也只能设想过得去的体制，而不是最优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君主立宪制当然可以作为顶层设计方案之一，加以思考，加以讨论。

　　坦率地说，新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民主体制。毛泽东时代，其实接近纯君主制。改革开放以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一度向往美国式的民主体制。我们曾经 “砸烂公检法”，改革开放后又迷信公检法。我们曾经崇拜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改革开放后又不相信任何人，只参高举依法治国的伟大旗帜。这不是在两极摆动而不自知吗?继续这样稀里糊涂下去，继续在政治体制上左摇右摆，找不到感觉，终究是不行的。这样，无法使更多的干部具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激发不了千百万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就是混合政治体制，只不过混合得不自觉、不自信、不系统、不周全，以致漏洞百出，积累了许多不满情绪，亦遭到各派的误解和攻击。中国领导层亦缺乏对于政治思想的认真学习和思考，以致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摸着石头过河”，一直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体制，只能说中国特色。结果，对内，无法处理好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无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妖魔化，把我们当作独裁体制来对待。

　　当然，“君主立宪制”概念太具有颠覆性，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广大党员干部通不过，知识分子通不过。而且，事实上，君主立宪制之君主也有了重大变化。过去的君主大多是世袭的，现在是党内选择的，具有禅让性质。过去的君主是私有天下，现在的君主是公有天下的最高领导者。过去的君主有三宫六院，现在的君主是一夫一妻，离任了搬出中南海，也只有一套私宅。过去的君主并不拥有一个政党，现在的君主是一个先进性政党的最高领导者。基于以上种种区别，说君主立宪制，的确有些不合适。所以，基于时代的重大变迁，基于政权所有制性质的重大变迁，将君主立宪制改为党主立宪制，更符合实际。

　　党主立宪制，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党，如何建设党。

　　说到这里，一部分左派就有话说了。是啊，现在是什么党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目标一言以蔽之，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党，没有全民党，只有为某个特定阶级的党。现在的新《党章》有就问题，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模糊党的阶级属性，这是搞阶级调和。正是在这种阶级调和论下，党实际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了，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什么官商勾结?不就是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勾结吗?不就是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际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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