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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并不只是一般民间左派的看法。党内高层也有许多人这么看，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社科院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也这么看。他们主观动机是好的。他们痛斥贪污腐败，反对两极分化，一心希望能纯洁党的队伍，恢复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按照他们的逻辑，必然要逐渐恢复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逐渐回归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清楚，实现这样一个变化，第一是不可能，除非来一场新的暴力革命，推翻他们所认同的当前的共产党;即使真的推倒重来，还真成功了，又会重犯走极端的历史性错误，在大多数人觉悟不高的情况下急于消灭私有制。
所以，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教训，最根本的教训恐怕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适合于推翻一个旧政权，不适合建设一个新中国。消灭私有制，取消市场机制，甚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这只能在绝大多数人都有很高觉悟的前提下实行。人民群众并不是天然正确的，无产阶级并不是天然先进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高尚与世俗，无私与自私，利他与利己，开阔与狭隘，坚强与软弱，升华与堕落。在承认大多数人偏私、偏狭隘、易软弱、易堕落的前提下，承认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鼓励善、激发善，贬抑恶、打击恶，隐恶扬善，扶正祛邪，才是人间正道。否则，在社会和平运行的正常时期，以权力和财富的多少划分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能是加快社会分裂，人为制造敌我矛盾。
沿此逻辑，新《党章》就对了。既兼顾了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反思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党主立宪制”下党的性质的合理定位。
所欠缺的是，新《党章》的起草者、审阅者们并不见得有这种理论自觉。所以，在新《党章》中，缺乏普通党员可以理解、可以信奉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和逻辑，却充满了各种独断的、自相矛盾的、难以理解的历史和政治结论。普通党员拿到这样一份《党章》，只能觉得党的领导光荣伟大正确，包办一切，普通党员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行了。这样的感觉，无法让普通党员有理想、有思想、有智慧、有干劲，当然，也就不会认真遵守党的纪律。
所以，如何定义党，是如何建设党的前提。按目前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排列下来的党的定义，实际上是一个缺乏思想光辉的、自相矛盾的、调和折衷的大杂烩。正如王岐山清理党规党纪一样，对这个历史形成的大杂烩，也要加以认真清理。剔除其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思想，透彻阐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完整意义，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梳理清楚，将其在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法津中的作用说清楚，将其与每个人成长发展、幸福圆满的关系说清楚，这个党就会具有超越时空的吸引力，具有真正的普适性和普世性，就能够激发调动13亿人中10%以上深思好学、向上向善的正能量，造就一个勤政爱民、廉洁奉公、通情达理、谦虚好学、幸福圆满的“君子党”。依靠这个“君子党”，去依法治国，尊重普通群众的人权和自由，尊重权利本位的思想，尊重私有产权的稳定性，定能激发出普通群众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定能使市场经济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成为历史陈迹，定能使市场的两极分化机制得到有效抑制和调节，定能为全社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公平与公正服务。以这样一个君子党去领导、统率军队，中国就将有一支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这支仁义之师不轻易动兵，但是，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推动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世界各地人民的安康和幸福。
庚、内圣外王
以上，大体叙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于当今中国可能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但是，这一切，都有赖于一个好的最高领导。所幸的是，新中国六十多年两个极端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最高领导，以及最高领导班子。以往的君主立宪制，最大的困扰是继承人的培养和继任问题。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限度地探索了政权的公有化空间，也极大地拓宽了接班人的培养思路。这就要感谢文化大革命了。在指导思想上，文化大革命受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影响至深，受西方民主自由、造反有理的思想影响也至深，在和平年代强化和扩大阶级斗争，犯下了许多严重的、不该犯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这个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防止干部队伍“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脱离群众，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因为有这个良好动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能不断得到反思和纠正。现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作用，例如，文革真造就了一、二代清廉的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的相对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例如，还造就了如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新生代领导，能够在腐败至亡党亡国的危险之境时，力挽狂澜，赢回党心民心。
在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探索的意义上，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项静悄悄的贡献。无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还是被打倒、受迫害的老干部，或是千万红卫兵，所有的参与者和旁观者都有一个默认的信念：那就是，国家政权是姓公的，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姓私的，不是哪家、哪派、哪党的。
这个政治信念沿续至今，甚至存在于徐才厚这样的人的潜意识中。当一个军委副主席束手就擒时，有人就奇怪：徐才厚位高权重钱多，为什么不养一支自己可支配的嫡系部队?退可以防身，进可以搞政变、夺政权?当徐才厚只知把国库变成家产时，说明，徐才厚没有想到过可以把国家政权变成自家私产。
不要小看这个默认的政治信念，这才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变化，也是文化大革命所强化、所巩固的根本变化。从此，政权只能属于公有的了。再好的国家领导，也只能拥有职务所赋予的权力和财产，不能将整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连同人民当作私产来世袭继承。这一点，就使新中国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划清了界限。党主立宪制，只能基于这个根本变化，巩固这个根本变化，而不能颠覆这个根本变化。
其次，文化大革命还极大地拓宽了接班人的培养思路。那时候，千百万红卫兵被寄予厚望，誓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理解的人也许不多、不深，还有许多争议，至今仍然如此。但是，“接班人”三个字却牢牢地写入了一代青年的头脑。试看习近平、王岐山的成长心路，不是这样的吗?以往的君主立宪制，受政权私有的限制，接班人只限于一个极小的圈子。新中国的政权属于公有，接班人理论上就向全社会开放。千百万接班人志存高远，踏脚实地，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磨砺成长，这是何等壮阔的景象!如果孟子复活，必定会感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唯上山下乡一代青年是也!”
第三，在继承问题上，也有创新。当然，这还得感谢政权公有，权力受限。如此，则对于当事人来说，最高权力的交接并不是生死悠关，万世一系的大事。不接班，作为个人，权利也有保障。接了班，权利也有限，享受也受限，只有责任极大增加了。如此，将许多贪恋享受和财富的人排除在外了，将许多无能之辈排除在外了。
在继承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教训。刘少奇、林彪，二位接班人，都死于非命。为什么?原因诸多，与个人的思想境界、恩怨、交往经历等都有密切关系。然而，在政治思想的高度看，主要还是因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总是在党内高层寻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不是把党内斗争当作正常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经验、阅历的分歧来处理。非黑即白，非赢即输，非死即生，使继承权斗争白热化，接近以往私天下时君主继承权争夺的激烈程度。
改革开放后，接班仍然不顺利。华国锋被挪走，军委主席枪指挥党，两任总书记落马。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接班问题似乎解决得平稳了一些，但是，代价也有。最高领导人建立不起核心权威，最高领导层内部相互妥协，利益交换，致使腐败不断蔓延，难以遏制。
直至习近平、王岐山这一届，奇迹般地解决了顺利接班，建立核心权威，遏制腐败三件大事。听其言，观其行。不难发现，这两位好搭档，有许多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都在切身经历中反思总结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逐渐摆脱左右两极思维，回归正道，努力学习体会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智慧。中纪委网站的廉政视频栏目，头条播放的居然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而不是焦裕禄、孔繁森，不是再清楚不过地释放了这一信号吗?如果时光倒流回文化大革命时期，于成龙一类的清官是要被批判的，因为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好地维护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不利于造反、革命。
因此，上天护佑中华民族，经历几代人的长期实践，反复摸索，中国不但经济总量上已经坐二望一，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内圣外王的好君主，有望带出一个“君子党”，政治制度有望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创新——党主立宪制。接下来的事，只是理顺话语体系，理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思路和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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