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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从民生的角度看92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有经济学家分析说，“从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吴敬琏）所谓过度投资是指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是浪费、烧钱！你看他们是如何疯狂的毁灭一个个城市的历史，如何丑陋地“经营城市”，就知道GDP是怎样从疯狂中增长的！你就知道5万亿财政收入是如何从人民那里盘剥的。有多少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得来的？有多少是倒卖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得来的？还有多少是从农民工身上压榨的？一个数值和日本同样GDP，而财政收入则是日本的两倍，是经营理财有道，还是巧取豪夺有术？难道中国政府真是出了经济运行的天才？
消费不足的实质，则应该从近8亿农民处于贫困，被金融信贷体系排斥在外来理解；从所谓企改的国有资产的被吞噬，大量就业岗位的消失，造就了更多的失业来理解。这就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真实，而这个真实则意味着产生大量穷人，意味着虽有几亿穷人的市场，却没有有效需求，所谓穷人就是没有能力驱动需求的人们，这个能力不是别的就是货币。根据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其实早有学者指出，这个0.4725是有隐瞒的，实际的数据已经超过这个水平。而“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吴敬琏）除此之外，是不是应该加上那些血汗工厂农民工的悲惨境地？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廉的工资，甚至拖欠的工资。经济的繁荣和民生的悲惨，如此的不协调，居然也能相生相伴。这哪里是轻飘飘说是结构问题就不了了之？
如果一定要以结构问题论之，那只能是政治结构而不是经济结构。自从有了社会主义的幌子，国家所有就成为少数人把持、垄断社会资源，剥夺他人权利的口实。92年以后的表面繁荣，不说政治体制，就以经济体制而论，改革是进步还是倒退了？毫无疑问是倒退。其理由在于，少数人的把持更严重，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在加强，私营企业在衰退。对于农民更是无休止地剥夺，圈地的圈地，强拆的强拆。在几亿人贫困的状况下，那个增长的GDP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说明什么？说明对民脂民膏的榨取更残酷！弱势群体更贫困，因为GDP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要说不公，中共各级政府把持社会资源，垄断经济命脉就是最大的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从整个经济结构上讲，贫富两个板块恰好是官方垄断企业和血汗工厂、西部农村、失业和失地的人们所构成。而那些以寻租或腐败所吞噬的社会财富，属于非法所得，两极分化并没有包含这层意义上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人们对公务员的招收趋之若骛，国有垄断企业的招聘门庭若市。原来中共已经成为垄断企业的最大的老板，而所谓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其实就是这家靠国家机器保护的垄断企业的董事会雇员。知道这个事实，就理解为什么这几年，政府机构说是改革了，结果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大了。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大了几倍。据2007年的《审计报告》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31个中央部委机关的所谓改革，仅从事业单位的数量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部属事业单位大约为2600个，在职人员约为110万，而到2005年，尽管中央事业单位总数减少了近400个，但人员却净增500多万。这只是中央部属单位，而全国的数据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媒体时披露，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准公务员超7000万人，其中党政机关公务员人数600多万，而据文汇报03年5月3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称：目前全国有6000余万人由财政供养，平均20——25人供养1人。一个无监管、权利无限、扩张无度的政权模式，一个政党把持社会资源的垄断模式，是经济结构问题还是政治结构问题？而这一切，都和那个四项基本原则死死的栓在一起。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不明这个道理，而是利益所致。天下为公，执政为民话一句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才是他们的人生准则。于是就有国有中央企业老总年薪高达120万左右的“合法收入”，和血汗工厂拼死拼命一年才能挣到1万左右的活命钱。120万还不包括央企老总们的灰色收入，而血汗工厂的工人是没有灰色收入的。如果用下岗工人的低保收入，和失地农民的可怜的补偿两相对照，那更没有任何可比性。
从土地权看改革三十年，其原因在于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即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开始的。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严重，其焦点也集中在农村的贫困上，而这也与土地权相关。私有化的模棱两可，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属不明确，导致中心城市的所谓发展，实则是建立对农田的无休止的占用，对农民生存之本的掠夺、吞噬，农民工悲惨境地的基础上。从1979年到1997年，政府从农村拿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利益。我们应该清楚，这笔10万亿左右的财富，就是从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夺走的。而这笔财富——包括其他的农业土地的权属，不但是这些贫困群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也能够成为他们通往现代金融信贷网络的依托。然而就是社会主义的幌子下，以国家的名义，以发展的名义，被权贵集团不断地征用、剥夺；这是权势的一极不断的发展、富裕要素之一，也是弱势的一极不断地衰落、贫困的原因所在。即所谓腐败的蔓延，贫富差距的扩大的根子所在。三十年改革的得失告诉我们，对于中国来说，沿海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决非是难题，农村的发展，几亿农民的发展、脱贫才是难题。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预见，至少将有50％农村劳动力需要就业出路。但这个出路在哪里呢？要说改革的第一个10年的最大成功，就是取消公社制度的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是建立在制度变革，人的解放的基础上。92年以后改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经济的发展是以对中心城市高投入和血汗工厂的出口贸易得到的，并导致失业率增长过高的问题；而是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加入，变得更加艰难。失业保障制度诚然不错，但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就业大军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何况中国并没有如此巨大的财力。能否从土地所有权上找到一条解决的途径，让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呢？先不要说试一试，至少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尊重过农民的权利吗？他们既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也没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但他们却占中国人口的70％！
20世纪发生在伊朗的所谓“白色革命”，就是当时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依托丰富的石油资源，高速发展伊朗的经济，结果被霍梅尼的“革命”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巴列维客死他乡。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贪污腐败、极大的社会不公；远在法国流亡手无寸铁的霍梅尼，凭着一部《可兰经》却大获全胜。说明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安定，社会进步和安定的原则只能是人民主权，以及这个原则是否得到国家的应有尊重，法律的有效保护。托克维尔说得好：“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遵守纪律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能很好的实行这些原则，共和国很快将不复存在。”是的，共和国不是专横而是自由，更不是威胁财产和家庭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承认和保护这种权利。当一个社会的公民没有自由，财产、土地随时可能被剥夺，随时面临着强拆、强迁，流离失所，一夜赤贫，沦为流民、访民；无论是国家的名义还是发展的名义，这样的共和国是否还存在呢？这也许是改革三十年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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