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况……要千方百计避开监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设法见到中央领导。要见中央领导，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要通过很多环节……”
1991年下半年，程维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不敢住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也不敢通过河北驻京办事处的人与上边联系，而是住进南京驻京办事处”，把中组部一位领导请到办事处，向其汇报。
邢崇智在1992年底离任之际，没有推荐程维高。但最终程维高赢了这一局。中央出面解决了河北的问题。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维高接任河北省委书记——“四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邢崇智谈话时，中央对我十分支持，当着邢崇智的面说，河北的省长、人大主任由谁干，由维高同志提名，中央组织部要尊重维高的意见。而对邢崇智，中央则要求他离开河北到北京安置。”
有意思的是，被程维高批评过的丁文斌当时也反对程维高当省委书记。据国内媒体报导，当时中组部的人找到包括各地的市委书记在内的领导考核程维高，让他们给程维高打票，可“无记名”，也可“记名”。当着程维高的面，丁文斌这样郑重写道：维高同志搞经济工作还可以，但不具备当省委书记的条件，建议中央另派人选。随後丁文斌签名，当着程维高面前抖了抖，塞到票箱里。” 那是丁文斌从政生涯中最重的一笔。代价是，他很快就被免去了职务，变成白丁。
当然，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达河北，程维高和巡视组组长、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的硬碰硬和告御状就没有那麽幸运了，在遭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後，他回到老家常州，郁郁寡欢，一直到人生走完终点。
而病重中的邢崇智，因为程维高的秘书李真落马而连连叫好，以至於兴奋过度，没多久也撒手人寰。
河北官场“恶斗”之凶残，无须赘述。
“民主生活会”真实的一面
其实何止河北。还是拿程维高来说，他之所以从河南任上被调去河北真正的原因与他在河南得罪了省委、省政府班子中的两个人以及一些“冀鲁豫”老人不无关系。
他在《程维高亲述痛思录》（明镜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回忆称，在河南，还始终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与“冀鲁豫”关系密切的干部，一心想控制河南……另一种是与“冀鲁豫”没有关系的、外来的干部。而河南省委班子内部长期不团结，也就是这个原因。
【当时，河南省的二把手与三把手长期争论，闹得不可开交，在省常委会上，研究干部问题时，由於有分歧，也总是争论不休，让省委书记杨析综难以定夺。杨析综人很好，但软了一点，协调不好，拿他们也没办法，时间一长，省委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另外，程维高在书中还大谈他和刘源的积怨。
当年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实际上，在刘源被推举爲副省长候选人後，省委书记杨析综召开紧急书记碰头会。在这个会议上，省长程维高快人快语，首先发言，他说：“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自由化，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不符，我坚决反对。”
在他发言之後，其他人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说话。後来，他才知道，大家之所以不敢发言，是因为在副书记中，有两个人同刘源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暗中给刘源以支持，“而且，这事很可能就是这些人背後策划的，”程维高説。
结果，会议议而不决，对於该怎麽办，没有什麽明确说法。後来刘源当选，中央也没有说什麽，被认可。而程维高在碰头会上放的这一炮，非但没有起到作用，还由此与刘源结下怨恨，“而且，得罪了冀鲁豫支持他的一些老人和靠这些人支持起来的人。”
“六四”之後，因爲杨析综“是赵紫阳的人”，“赵紫阳倒台了，杨析综肯定站不住脚，”程维高説，刘源等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
“（但）即便杨析综下台，他们当了省委书记，程维高仍然是省长，有些事情还是不会好办，因此坚决想把我赶走，於是，就对我制造谣言，进行政治陷害，”程维高説。
程维高回忆，这几个人大量搜集他在省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干部会上的讲话，选择敏感问题对原话进行取舍、编造和歪曲，从而“炮制”出程维高反邓小平、反江泽民、反李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1条罪状，然後，由他们出面到北京告状。“他们告状的目的非常明确，打不倒我也要把我赶跑，由Z（刘源）来当省长。”
材料被送到中央，中央觉得事情重大，立即派工作组到河南调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
尽管如此，程维高还是心有余悸，他寓居常州後回忆说：“今天想起来，在官场整人是很有一套讲究的，整人的人很会把握形势、气候、条件，分析上面的心态、兴趣、需要，河南的这次政治历险，正是因为他们研究了这一套，尽管没有告成，但确实告动了，让上面的人有了震动。”
另外，围绕“六四”问题，河南省委召开了近两个月的民主生活会，其中有22天时间，是坐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争论、争吵与攻击。
程维高回忆，在民主生活会上，他与杨析综、姚敏学主要就三个问题同包括H（胡笑云）在内的两个副书记、副省长Z（刘源）及其同盟做了“十分艰苦的斗争”。这三个问题是：一、“动乱”期间，为什麽河南学生到北京的多；二、学生到底有没有发生卧轨事件，省委对学生“动乱”是支持还是制止；三、全国“动乱”平息以後，6月21日，开封市的河南大学为何又出现学生上街游行事件。
“围绕这三个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给我们坚决制止动乱的人，扣上支援动乱的帽子，” 程维高回忆说。
中央调查组在河南蹲了三个月，民主生活会开了55天，并无结果。但是，被“批斗”的三人，却未能继续在河南执政下去：杨析综後来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先在河南，後又在老家四川当省人大主任。第二年，程维高作为交流干部到了河北。不久，姚敏学也被调到宁夏。
这才是这类“民主生活会”最真实的一面。
问题是，习近平有这个胆量和权威鼓动这群地方官们捅破这层窗户纸麽？撕破脸後的烂摊子，他能收拾的了？当年邓小平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泽民都挠头，他习近平又有何德何能？
各地诸侯的观望和应付
随着习近平亲临河北，督促河北常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後，北京、天津、山东、新疆、江西、上海、海南等多个省级党委开始跟进，对这场躲不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或继续酝酿或积极展开——
9月27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带领北京市委等进行集中学习习近平河北讲话精神；
9月29日，天津书记孙春兰也召开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在河北讲话；
9月29日至30日，山东四套班子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分别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关新闻报导和纪实文章，观看有关录像，为开好山东省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做准备；
姜异康表态“诚恳地请大家首先向我开火、对我开炮”後并相当暧昧甚至猥琐的説“常委之间开展批评要动真碰硬，相互之间洗洗澡、搓搓背，真正收到红脸出汗、加油鼓劲的效果”。丝毫不顾忌现任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是女性。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也公开表示要求当地官员“向我开炮”。
张春贤在新疆也对常委班子成员提出要求：端正态度、坦诚面对，防止因怕丢面子、怕伤和气而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杜绝“过关”心态，对自己要深刻剖析、触及灵魂，对同志立足公心、坦率真诚，把问题讲准讲透、不遮遮掩掩。
对习近平的整风，上海的韩正在之初几乎“默不作声”，被一些海外媒体解读爲消极对待。上海媒体一度对习近平在河北的讲话也相对报导甚少。毕竟，上海方面还要摸清江泽民对习的整风的态度。但最终还是“看清形势”，10月11日至12日，上海市委常委们终於在韩正带领下，在专题会议上对自身存在的“四风”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总体上，各路诸侯们对这次整风大多先是抱以观望的态度，实在躲不过後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意思意思。
以至於知名记者高瑜在其推特微博上写道：习近平在河北省的四个半天没作用啊。河北省一般的民营企业也都在骂习近平，现在办事更难了，送礼没人敢要，因此事情就没人给办了，过去送两趟礼就办成的事情，现在根本办不了了。
更有消息称，对於习近平掀起的新整风运动，地方阳奉阴违，敷衍应付，令习近平不满，这从中南海下发“通知”中可窥一斑。通知称，对整风“贯彻执行不力、发生重大偏差和失误的班子和个人追究责任。”
仿效习近平去河北都督，其他几位常委也陆续分赴多个省分亲自督导“整风”。
实际上，习近平以总书记之尊用了四个半天时间亲临坐镇督促一个地方省委班子成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已经被解读为这项运动在党内尤其是省一级中间推行得并不顺畅，因此不得不“御驾亲征”。
云南和海南调子大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的“一番批评”引发一些海外媒体关注。在不久前召开的昆明规划建设调研座谈会上，他列举了昆明城建的诸多问题：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中心摊大饼”，任意破坏城市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联系，标志性的传统建筑被毁灭，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被淹没，建筑物千篇一律，满目“水泥森林”。
据悉秦光荣说完，台下一片死寂。这是他入滇14年来首次对昆明提出系统性批评。放之全国，此举也实属罕见，相当於全盘否定了昆明这些年的建设，也否定了昆明前後几任市委书记，尤其是现任省委副书记仇和的政绩。
《东方日报》的评论指出，云南官场真进入龙虎斗的敏感时期。仇和在江苏起家，受到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赏识。李源潮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後，将仇和从江苏调往昆明，本意是让仇和过渡一段时间後担任云南省长一职。岂料仇和大拆大建得罪了当地民众，其桀骜不驯的个性又开罪当地同僚，加上李源潮在中共十八大上未能晋升政治局常委，仇和出任省长也彻底泡汤。
想必憋了一肚子气的仇和也会有话要说，人们非常关注他借助此轮的整风，会对秦光荣有什麽样的“批评”。
该评论说，云南官场龙虎斗刚刚开打，接下来这把火势必愈烧愈旺，甚至延烧到中南海亦未可知。第五代发动高层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後，政治局势出现微妙变化，风向也开始转变，外界不妨拭目以待。
而在海南，人们则看到另外一幕——
10月10日下午，海南省级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在省政协礼堂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主持会议。他要求全省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会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督导组的要求，坚持思想上不放松、标准上不降低、力度上不减弱，进一步改进作风、践行群众路线，提高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罗保铭还在会上通报了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情况，会议书面通报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政府党组、省政协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情况。省委常委会班子和成员聚焦“四风”对照检查，认为存在调查研究不深入，针对性、指导性不强，工作抓落实不力，一些政策和决策脱离实际、脱离基层，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失之於宽，对讲排场、铺张浪费把关不严等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如严格控制开会发文，提高会议文件的品质；抓紧解决一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严格执行公款报销接待、差旅费用的规定；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加大干部违纪违法查处力度等。
和河北省委常委间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批判和自我批评相比，海南搞得还是相当和风细雨的。
应该说，罗保铭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海南是断断不能真刀实枪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个官场是非地一旦揭开盖子，如何收场谁都不好预测。
罗保铭和他的前任卫留成关系不和在海南政界尽人皆知。实际上，海南官场历来内斗都是相当凶猛，卫罗也算是一脉相承。
卫留成省委书记的前任是汪啸风。据称，他和卫留成的关系也不好。汪在省委书记（2003年4月—2006年12月）任上还没做满一届就“让贤”走人了，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当了个副主任的闲差，直到2010年5月退休。
在中央宣布卫留成接替汪啸风任海南省委书记後，为“安抚官心”，卫留成专门站出来说，自己当了书记，“有些同志担心原来党委定的人事问题是否会有变化，他现在明确表示，原来党委定的换届安排一律不变，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海南官场的凶险叵测窥豹一斑。
海南的官场内斗可谓一大“亮点”。建省前南下的四野干部和本地干部就“地方主义”和“反地方主义”的血雨腥风不说，1988年海南建省後至今，官场的内斗从未停息。建省之初省委书记许世杰就和省长梁湘斗得不可开交。“六四”时，许世杰更是对梁湘落井下石。梁湘落马後没多久，许世杰也被免职，并於1991年因病去世。
1990年7月至1993年2月担任海南省委书记的邓鸿勋和1989年9月至1993年2月担任省长的刘剑峰更是斗得离谱。为了搞臭搞倒对手，竟然偷偷给对方安装窃听器，导致北京震怒，把二人双双革职。
海南建省25年，换了八位省委书记：许世杰（1988年9月-1990年7月）；邓鸿勋（1990年7月-1993年01月）；阮崇武（1993年1月-1998年02月）；杜青林（1998年2月-2001年08月）；白克明（2001年8月-2002年11月）；王歧山（2002年11月-2003年04月）；汪啸风（2003年4月-2006年12月）；卫留成（2006年12月-2011年8月；罗保铭（2011年8月－至今）。走马灯似的频繁换人，也是海南独特的官场“一景”。
从海南官场现形可窥全国一斑，如此现状下展开批判和自我批判，又怎麽能期待有好的结果？
真正的官场
或许可以说，习近平在本性上是没有“整人”的主观想法的，家教或他自己的秉性使然，他品行上还属於本分、厚道孩子，也少沾官场上的一些恶习。更因爲他父亲习仲勋在党内的地位和良好人格和名声铺垫，习近平在仕途上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没有经历什麽大风大浪。无论是在河北，还是福建、浙江，乃至上海和北京，都没人算计他，搞臭搞倒他。地方上也知道他不会久留，不会对当地官场有所大改变，不会把他当作真正的政敌看待，而习近平也深知这一点，他也少和当地官场的派系纷争搅和在一起，既然是走马灯，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这点从他浙江和上海的经历看得一清二楚。
尽管少年经历磨难，但从政路上，少见或几乎不见针对他本人的官场阴毒和险恶。他对於官场之黑，也没有过你死我活的那种第一手体验，多少仍有想当然的“美好化”和“理想化”的少年浪漫。应该説，他是个老好人，所谓官方语言里那种谦虚谨慎，能团结身边的同志，更由於知识结构和学识能力的限制，脑子里还有同志们一起喊个口号、唱个歌、相互批评、相互纠正、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就能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那一套不切实际的传统儒家处事或正统社会主义灌输下的幼稚想法。
什麽是真正的官场？
广州中学生、“萌妹子”缪宜吟连写两封信给市委书记万庆良，希望其坐公交出行。在广州信访接待中心，万庆良利用下班时间与她倾谈，并邀其共进晚餐。“接访结束，书记和其他领导都开着车开心地走了，没有想到要坐公交回去。”
浙江余姚三七市镇某干部下乡视察水灾，、上门走访慰问患重病村民时怕弄湿高档鞋而要年近六旬的村支书背着进屋。
北漂小夥为了办个护照，竟然返乡（河北省武邑县）六次，多跑3000里冤枉路，小夥跑断腿不由感叹该县公安局出入境的公职人员用权力玩弄百姓——这不就发生在习近平督导河北整风的眼皮子底下麽？
这才是真正的官场。
习近平对今天中国和党的实际情况的判断显然乐观过头，这也注定他上台後整的这一套最终沦爲一个笑话。也就是说，他虽未必想整人，但一番批判和自我批评後，必然会引发省部级常委之见、县委常委之见的穿小鞋，收集黑材料，打小报告等等整人潮。这个整风和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地方看来完全属於“添乱”和“政治幼稚病”，没吃透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的真谛，属於没事找事，自己给自己添乱。
正如有评论所言，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建立在参与者有较高修爲，个人和社会也存在较爲普遍的或许不理性但却较爲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共识的基础上。如果说70年前毛时期还能勉强推行下去，那麽在今天官员和官员之间近乎人身依附，民众对官员极度反感厌恶，真金白银的利益派系化乃至家族化下，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是摆不平现实里官位上的、权钱上的、厮杀的。这现实下，搞什麽虚头巴脑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隔靴搔痒，无关痛痒，最终也落得个疲於应付，难以为继。
不要忘了，就连现代政治体制运作成熟的西方，“抹黑”攻击政敌都是最常见的手段。共産党这种革命党的人治和暴力性质从无改变，批判和自我批评，和我上你下，或者説严重点，你死我活，仅有几步之遥。更不要忘了，殷监不远，真实的中共历史里“整风”就是抓权、整人的代名词，远的不说，习仲勋不就是受害者之一麽？
从被网民娱乐化的或不屑或嘲讽的鸣放中，更不难发现，体制外更是不看好他搞的这一套。
习近平的担心和神经错乱
习近平或许多少也意识到他是次的整风最终可能“流於形式”，正如他在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上所警示和敲打的：教育实践活动越往後，越要坚持标准，绝不能虎头蛇尾，绝不能用自我感觉代替民众评价。一定要认清“四风”的严重性、危害性和顽固性、反覆性，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对此，中央是下了决心的，希望大家也下定决心、毫不动摇。
但正如《世界日报》题为“习近平新整风运动治标未治本”的社论所言，如今，执政党大权在握，利益诱惑太大，整风根本无法抑制官吏贪污的冲动，而社会多样化，也导致各阶层利益诉求不同，“一言堂”对付不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可见，共产党党内整风，是党内家务事，做事总比不做好。但社会和民众期待的，已不是好皇帝和清官，而是呼吁法制和人权自由平等。整风不可能替代法制独立，真正要让人民相信，反腐败不是运动、不是权力斗争，就需要法制大於人治，法大於党，这才是治本之道。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