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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能够放弃对藤校的神化
日期:5/8/2022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华人家庭什么时候能够放弃对藤校的神化与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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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藤校录取率年年下滑,每年放榜季朋友圈都是一片哀嚎。上藤校真的很重要吗?花费如此巨大的金钱和精力爬藤,真的值得吗?

以下是一个香港男孩母亲的思考。

Alex爸这周六去听了一个讲座,回来跟我说,“咱要不考虑考虑让Alex学德语吧。他GPA也就3.8+,体育、音乐和艺术都无所长,也没拿过什么国际大奖。大藤小藤的竞争那么激烈,Alex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的牛娃,咱就别指望他爬什么藤了,现实一点吧……”

每年美本放榜,朋友圈和家长群比高考反应还激烈,没想到Alex爸也在默默关注,居然跑去听德国留学的讲座,想曲线救国。尤其是看到今年MIT ED录的两个中国学生都是女生,作为一枚标准理工科男娃家长,Alex爸把目光转向了注重设计与工程的德国。

昨晚一个闺蜜跟我说:“看今年美本早录的趋势,好像送娃去读美高,升藤校和Top 10几率更高啊。如果送美高,这美高美本加起来,孩子几年的学习和生活成本几百万,毕业后十几年的收入都回不了本,这ROI实在太低了,压力山大啊!“



能不能上名校真的很重要吗?我在之前写的一篇文章《是什么杀死了孩子的人生动力,美国心理学家:是父母剥夺了孩子的“掌控权”!》中分享了美国畅销书《The Self-driven Child》作者、临床神经心理学家William Stixrud的观点:家长不要让孩子们对成功有错误的理解,认为“上好的大学=成功,没有上好的大学=失败”,大学的真相是——他们上哪所大学,对人生的影响真的没有那么大。

超越北清交复,藤校+Top 10美本已经成为中国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新战场。那么,投入那么多时间和金钱送孩子爬藤,对孩子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影响,值不值得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非藤校不可吗?我们送孩子去读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超精英大学的“钱途”

首先,中国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读“藤校“到底有没有“钱”途?

2017年,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利用IRS数据分析大学对美国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他的团队发现:在美国上超精英大学的学生成年后变得非常富有。 那些从超级精英大学毕业的学生(常春藤盟校加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有1/5的机会在30岁左右前跻身财富前1%,年收入超过630,000美元。上其他精英大学毕业,这个几率是1/11;而读社区大学,这个几率只有1/300。



就读超精英大学还可以缩小毕业后的实际收入和机会差距。贫穷的孩子毕业后可赚76,000美元,有钱的孩子可赚88,000美元甚至更多。进入一所精英大学(与没有上大学相比),使有钱的孩子进入最高年收入4位数的几率增加了4倍;而对穷人来说,这些几率增加了14倍。 看来,“钱途”是肯定有的!

上流阶层的排位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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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问题来了:你的孩子适合去藤校吗?你了解美国白人精英阶层的游戏规则吗?

近二十年来,美国的精英大学一直试图说服大众,他们坚定地致力于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和文化的包容性,打破传统上以富裕白人占主导的校园文化,以实现更美国的价值观:不论种族和社会阶层。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保罗·塔夫(Paul Tough)在他的新书《最重要的岁月:大学是如何造就或破坏我们的》中分析,这项努力要么没有成功,要么就是失败了!



塔夫引用拉吉·切蒂的研究数据说,“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机会因父母的收入而异,这加剧了各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如果父母的收入处于最高的1%,那么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美国收入分布中最底层20%的家庭的同龄人的77倍。美国超精英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的学生中,有14.5%来自收入最高1%的家庭,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只有3.8%。”

“这就是快乐故事结束的地方。”他说,“在常春藤联盟,这些宣扬推动人类进步,弥合社会差距的精英大学,有超过2/3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不到4%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精英大学校园几乎全部是富X代,他们从藤校教育中受益最少,因为他们还没进入校园就已经很富有了。其中罪魁祸首是普林斯顿大学,根据2016年的数据,该校学生中富裕家庭出生的学生占71%,而贫困学生仅为2.2%。”

2008年,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决定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离开这所常春藤名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感觉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他撰写的《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德雷谢维奇教授认为: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 德雷谢维奇教授说:“如今培养一个有能力角逐常春藤盟校的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路关卡越多,家长们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越高。私人教师、考前辅导等只是一个方面。富裕家庭几乎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刻起,就开始往孩子身上倾注各种资源:音乐课、运动装备、国外旅行(美其名曰“荣誉项目”)等等。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私立学校学费或者是顶级公立学校学区的生活成本。”



“SAT和ACT分数是预测一个家庭有多少钱的好指标。当大学在入学考试中强调SAT和ACT成绩时,就更有可能录取真正富裕阶层的子女。” 保罗·塔夫说,“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教帮助提分,雇用推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德雷谢维奇教授抱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SAT的本意是摸清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它摸清的却是学生们的家庭收入。在过去30年间,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差距扩大了40%。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们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数差距扩大了50%。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穷人家的聪明孩子拿到学位的可能性要低于有钱人家的不聪明的孩子。”



一位曾在一所高级私立高中就读的学生告诉德雷谢维奇教授,有钱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捣蛋的,如今都过得不错,他们“太有钱了,不可能失败”。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美国的精英大学校长最重要的职责是募集捐款。而大部分藤校的捐款来自于美国(或者说全世界)的上流或中上游阶层,它们的校友主要来自这一阶层,它们的管理者属于这一阶层,它们的学生毕业后也都会进入这一阶层。

德雷谢维奇教授在书中说:”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100所高中,大约占美国高中总量的0.3%的毕业生要占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全部学生的22%。在这100所高中当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高中。输送系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所以,我的一个教育界的朋友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送孩子去美国精英大学读书,中国家长需要有一个了然于胸的是,你的孩子是去陪‘太子’读书……”

ALDC:藤校隐密的招生规则

上藤校真的是要“拼爹”!

1935年,约翰·肯尼迪向哈佛大学提出申请时,申请表的第一页询问了他的父亲从哪里大学毕业。“哈佛1912,”他写道。尽管肯尼迪的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出色,但他被哈佛录取了。1964年,尽管成绩不佳,乔治·W·布什跟随父亲和祖父的脚步去了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新生录取率之低,全球闻名。2023年级的哈佛新生录取率仅为4.5%。但是,如果你是哈佛大学校友子女或是一名运动员——那么在这所名校里找到一席之地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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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轰动一时的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提出的申请入学平权行动中,哈佛大学的招生人员在波士顿联邦法庭接受审判,哈佛大学被指控歧视亚裔申请人。 非营利性的民间研究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发现,哈佛录取的白人学生,43%是特别招募的运动健将(athletes),校友子女(legacies),父母或亲戚曾捐款给哈佛(dean’s interest list)和教职员子女(children of faculty and staff),统称为“ ALDC”。非裔美国学生、亚裔美国学生或西班牙裔美国学生这种比率都不到16%。



图片来源网络

研究报告发现,获得录取的ALDC类别白人学生,约有75%如非有这些特别优待,根本上不了哈佛。其中申请哈佛的校友子女有将近70%是白人,相形之下,非ALDC类别的所有申请人中,白人只占40%。

研究报告说,如取消优先录取运动员和校友子女,哈佛录取的学生种族组成会大为改变,白人比率会降低,所有其他族群比率则提高或不变。

原告律师亚当·莫塔拉在法庭上问哈佛大学的院长拉克什·库拉纳:“富人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哈佛大学的富人比例要高出六倍?”



在法庭上,哈佛大学的证人表示,保留校友子女(legacies)的录取优先权非常重要,因为它鼓励校友向母校投入时间、专业知识和资金。

不止哈佛,许多美国精英大学承认“Legacy”——校友子女,其录取率远高于其他申请人。他们被广泛视为校友捐款的可靠来源。

美国各地的大学也有类似的做法。教育软件公司Naviance最近收集了64所大学的校友子女申请人数据。他们估计,传统校友子女的录取率平均比所有申请人的官方录取率高31%。

普林斯顿大学报告说,校友子女申请人的录取率约为整体申请人数的四倍。圣母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宣布,他们的校友子女传统录取率大约是总体录取率的两倍。其他大学,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却说校友子女地位并不能给申请人带来有意义的帮助。

个人履历的竞赛:既要“全”又要“偏”

招生办的讨论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信,最后投票决定。德雷谢维奇这组委员会一共5人,3位是招生办的,还有一位代表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德雷谢维奇。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招生官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其中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后众人判他“猛过头了”。德雷谢维奇在接受招生办培训时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具潜力的天文学家、未来的大使或者是语言天才。

成功被录取的学生履历上的10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10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3、4、5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注: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须能够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在德雷谢维奇教授看来,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的制订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们原来的样子。这种名校残酷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驱使的了,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US News的排名所能驱使;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而竞赛。

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19000颗核弹。没有人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局限于最顶尖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词汇,“12所黄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姆斯和艾姆赫斯特。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几所大学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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