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詠梅｜“寧要哈維爾，不要昆德拉”

——讀徐友漁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編者按：徐友漁回憶錄回顧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艱辛曲折歷程時，特別提到顧准即或在文革遭到難以想像的非人待遇，仍一直在艱苦的條件下研究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特別研究中國的民主革命為何會變成文革的全面專制，研究中國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政治學說作為中國的立國原理。這種顧准精神也就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遭受各種磨難仍百折不撓的底氣，也是徐友漁走出書齋，甘冒風險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原因。本文為作家蔡詠梅書評。

讀徐友漁的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是有些激動的，這本書引起了我很強的共鳴。我是他的中學同學，又經歷了同時代社會的起起伏伏，甚至經歷了同樣的歷史事件，而且價值理念也相當接近。因此讀他的回憶錄，也勾起我對自己過往的很多回憶回憶和反思。

徐友漁和我都是文革前成都第一中學的老三屆學生，他比我高一級，文革爆發時他讀高中三年級，我是高中二年級。但在文革前沒有往來，不過已知他的大名，因為他在一中是全校聞名的明星學生，幾乎是無人不知。雖然在文革前學校的政治氣氛已很濃厚，特別強調階級路線和政治掛帥，有才華的傑出學生還是會受到推崇。徐友漁那時已嶄露才華，學業優秀，見識不凡，因此很受老師同學的欣賞。記得我班上一個姓王的同學，她的姐姐與徐友漁同班，她經常會給我們講一些她從姐姐那裡聽來徐友漁學習如何出色，作文寫得如何生動有趣的故事。成都一中有位姓蔣的副校長很欣賞徐友漁，在文革批鬥老師時，這還成了她的罪名之一，說她對只專不紅的尖子學生徐友漁另眼相看，奉行的是修正主義教育。

文革紅衛兵運動期間，我和徐友漁屬於同一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屬下成都一中“一月風暴”的成員，他是頭頭之一，也是我們這一派的筆桿子，相當活躍，一些初中同學很崇拜他。我參加文革也算積極。因文筆尚可，我1967年5月被派到紅成的《中學紅衛兵報》當記者編輯，這年夏天，我參加紅衛兵成都部隊的萬人上京告狀，到了北京，在北京逗留幾個月後回到成都，那時在外革命造反的大學生紛紛回到原來的學校等待畢業分配，大學生回校後，紅成的機關報《紅衛兵》因缺人補充了一些中學生，這年秋我被一月風暴派遣到紅成總部（先在南郊的成都地質學院，後遷移到市中心的四川醫學院）的報編室，參加《紅衛兵》報的採訪和編輯工作。我們的總編緝是一位造反派作家吳本恕（文革時改名吳紅）。吳本恕涉及1957年成都第二師範學校發生的一學潮，反右時學潮被定性為“小匈牙利事件”，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捕，吳本恕也受到牽連，後來一直挨整，這是他文革起來造反的原因，不過那時我不知道。文革後，他在《成都晚報》副刊當編輯，做了鐵流的同事，我後來認識鐵流，才知吳本恕這一慘痛的過往。當然，這是題外話。

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成都紅衛兵運動進入尾聲，當局要重建被文革癱瘓或半癱瘓的權力架構，把權力從紅衛兵和造反派中收回來，成立所謂大聯合的革命委員會。經歷過文革不斷的反覆無常的起伏和各種荒誕殘酷事件，那時有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學生已開始懷疑反思，我也對文革有諸多想不通，那時回到一中或徐友漁到川醫紅成總部，見面時我們會私下交換一些對運動和時局的看法，也曾向紅成總部的頭頭建言。徐友漁在其著作《自由的言說》一書對此事也有記述，文中提到一位和我們交換意見的同學H，後來在成都市革委成立那天被對立派活活打死。這位H是16中的學生，名叫何志昕，他在學校是少數反對派，因受到另一派”八二六”的暴力威脅而不得不到紅成總部避難，他和我們很談得來。有次我們私下討論，認為總部頭頭要與對立派決戰，打上甘嶺戰役的決策過激，在紅成總部頭頭們開會時，決定闖進去提出反對意見，因徐友漁口才好，由他代表我們發言。

下鄉後和徐友漁在一個生產大隊，接觸更多，並結識了一些共同的朋友，其中有好幾位西昌老知青。這些西昌老知青都非常優秀，但因在毛澤東時代出生成份不好，文革之前無法升學或進入大學，被迫下放到西昌當農民。我們經歷文革，逐漸對中國現實產生懷疑和幻滅感，然後從絕望中走出來開始覺醒的心路歷程，徐友漁在他的前一本回憶錄《驀然回首》之中，有深刻的記述。他這本《革後餘生》從毛澤東之死後他考上大學寫起，然後回憶他如何走上學術之路，又如何成為公共知識份子，因為紀念六四死難者而被關入北京第一看守所這一段人生歷程。《革後餘生》可以說是《驀然回首》的續集，

毛澤東之死是我們那一代人命運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那個窒息、絕望又動盪的歲月，我們知道只有獨裁者毛澤東去見馬克思，我們才有希望。1976年5月毛澤東最後兩次露面，接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總理布托，看得出這位獨裁者身體已不行了，行將就木，我們內心都懷著一種無法言說的期待。有次和徐友漁等幾個朋友談到了斯大林之死，說斯大林一死，蘇聯政治就解凍，那中國會不會有這樣一天？記得徐友漁用相當肯定的語氣說，毛一死中國應該會出現類似蘇聯在斯大林死後的政治解凍。

這一天終於到來。徐友漁在回憶錄中說，毛澤東之死新聞出來後，他感到中國要變天了，其命運將會改變。這種感受是那個時代我們很多人的共同體驗，1976年9月9日下午那天，獲知毛死消息後社會的複雜詭異反應和我們不得不強壓下內心之欣喜的感受，很多細節，我今天仍記憶猶新。

果然，毛死後我們命運都改變了，我們這批老三屆學生很多考上大學，回到學校。徐友漁最傑出，他先進入四川師範學院，剛入校不久即考上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赴北京研究哲學，對此同學們都不感到意外，因為都知他是我們一中同學中最優秀的，很多初中同學還把他視為人生導師。社科院研究生畢業後，他又到牛津深造，1988年學成歸國，進入中國的學術殿堂，成為文革後西方分析哲學在中國的第一批學者，如果他堅持在這條學術道路上走下去，心無旁騖，一定會成為西方分析哲學在中國的一代大家，而且專精的是象牙塔的學問，可以遠離政治，遠離政治也就遠離了風險，人生之路也將風平浪靜。

但他卻做了另一種選擇，在順風順水的學術之路中途，他從高深的語言分析哲學研究轉向貼近現實的學問，開始研究文革紅衛兵運動和政治哲學，他不只是坐而論道，同時又走出書齋，關心社會問題，頻頻對大眾關心的問題發表言論和文章，還積極介入政治，成為公共知識份子，也因而給自己帶來牢獄之災。

這種選擇可能很多人都認為不明智。徐友漁為什麼會有這種捨坦途而行荊棘之路的選擇？

記得我有次與他談論起我們共同的朋友胡平，我說胡平80年代赴美，哈佛大學給了他一個讀博士學位的機會，但胡平半途放棄，跑去參加民運，太可惜了。但徐友漁不這樣認為，他說，哈佛博士很多，但研究民運理論的很少，以胡平深厚的學識根底，他研究中國民主運動，能為中國民運建造一套理論，能有助於推動中國民主運動，這是其他人無法做到的。

我想徐友漁對胡平人生選擇的理解，也是他自己人生為何如此選擇的緣由。因為不論胡平，還是徐友漁，除了個人的興趣愛好和知識偏向，還有他們自己攬上身的社會責任感。

徐友漁在回憶錄的序言一開始即引用德國哲學家狄奥多·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的名言：“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

對我們當代中國人而言，我們的奧斯威辛就是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六四事件。

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都知道，在那個黑暗的時代，可以說沒有任何一丁點自由的空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甚至擁有知識本身就是罪惡，會被打入異端另類，受到政治迫害。所以我們明白，我們與我們生存的環境息息相關，你要自由地做學問，首先就要為自己爭取一個自由的空間。所以從毛澤東時代劫後餘生的知識人會特別關注我們存在的環境和社會。有的知識人顯得不關注，不在乎，埋頭做學問也不是真的不關注，不在乎，而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被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恐懼禁閉關鎖起來了，雖然那個時代已結束，但恐懼成常，心靈還沒有解鎖。

對徐友漁而言，他的奧斯威辛更是他親自見證的六四事件，一場對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民主運動的流血鎮壓。他在回憶錄中說，“自從經歷了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發生於北京的那場殘暴鎮壓和血腥屠殺之後，我再也無法以身為一個書齋學者而滿足，今後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寫作，都必須與正在改變的中國現狀相關，必須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標相關。”

他說，他最初之所以要“研究哲學”，“本意是為了使國人的思維更科學、更理性、更精確。”對於他這一最初的選擇，我很理解。我們這一代人最初都是文學青年，最早接受的是文學的啟蒙，認知方式也是文學思維，這種思維有個盲點是多激情感性，但缺乏理性和邏輯思維。另外，我們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還是單一的馬列意識型態教育，思辨框架只會“主觀”、“客觀”、“唯心”、“唯物”這一套，直到當知青後讀到鄉下知青私下流傳的一些思想讀物，才知西方哲學非常豐富多彩，還有其他思想道路。因此我們這代人的思維認知方式是先天不足。有缺陷的，而思維方法不對不理性，對世界和我們社會的探索就會犯錯誤，就像我們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一樣，走了很多彎路，甚至誤入極權主義萬劫不復的歧路，至今還走不出來，“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令人非常痛心。徐友漁希望幫助國人思維方法更科學、更理性、更精確，可說用心良苦。

徐友漁最後轉向更貼地的研究，他自道動機說，“面對社會上迫切的現實問題，繼續研究語言分析哲學有點像是關在象牙塔中作詩，顯得太高雅奢侈了點；因此我作出調整，轉向研究與政治社會更為直接相關的領域。”這種選擇，是出於徐友漁作為知識人的社會責任感，他要把自己的學術之路和對中國命運的探索緊緊綁在一起。後來徐友漁曾被評為對中國有影響力的五十大公共知識份子之一。

徐友漁這本回憶錄，如果說有一條主線或主題的話，這就是選擇。我們用選擇賦予人生的意義，也塑造我們生存的世界，而如何選擇既出於我們的認知，也出於我們的價值取向。

徐友漁在回憶錄中提及在90年代開始的文化思想大辯論，其中之一的爭論是，身處強大的極權社會，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是要做哈維爾還是昆德拉。無論昆德拉還是哈維爾，對自己身處的社會是極權社會這一認知並無分歧，都認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人民的公民權力正受到國家機器嚴重侵犯。兩者不同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即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或有現代公民意識的人應該有什麼樣的價值取向，面臨重大事件應該如何面對，如何選擇，是做犬儒還是鬥士，在他人公民權利被侵犯的時候，是否只要做到明哲保身，潔身自愛即可，是否還應該在維護他人的公民權利方面有所作為。

徐友漁指出，六四之後，中國很多知識人在嚴酷的現實中沈默，他們用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的人物行為為自己的選擇辯護，稱抗爭需要集體行動，因此本身就具有極權主義的整體性和強制特徵，而把“人類”、“理想”這類話語稱為需要消解的“宏大敘事”和“話語霸權”。在極權社會反抗是有風險的，可能會付出代價，徐友漁指出，選擇不反抗，可以理解，但是認為反抗壓迫和壓迫一樣邪惡，就是荒誕的邏輯。徐友漁認為昆德拉的選擇是迴避公民的社會責任的一種託辭，是文人用形而上的堂皇理由為自己形而下的生存狀態辯護。

徐友漁說，任何人都無權強迫他人參與政治為正義鬥爭，但可以要求他人作一位有公民意識的人，在另一個公民的權利受到侵犯時不要無動於衷。但遺憾的是，徐友漁指出的昆德拉現象在中國並非罕見。六四後很多中國文人在高壓下被迫沈默，選擇不做哈維爾，但內心的不安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為自己解脫，於是就出現這樣的現象，自己不敢反抗，為了讓自己心安理得卻要譏諷挖苦敢於反抗者，貶低、輕視，甚至嘲笑敢於挑戰強權的鬥士，污名化公共知識份子。昆德拉現像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潛意識，一種集體性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徐友漁在這場作哈維爾還是昆德拉的辯論中發表了多篇文章肯定哈維爾的選擇，宣揚哈維爾精神。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宣稱，如果只能在哈維爾或昆德拉之間選擇，那他“寧要哈維爾，不要昆德拉”。徐友漁不但主張要做哈維爾，他自已也身踐力行，所以他留學回來後走出書齋，參與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多項的公共事件，包括六四事件、劉曉波的零八憲章運動及其他公民維權運動，曾和維權人士華澤編寫出版《遭遇警察——中國維權第一綫親歷故事》（開放出版社2012年出版），此事未見他在回憶錄中提及。

徐友漁開始介入政治是他從英國留學歸來後的1988年，正是六四前夕，徐友漁發起和策劃了北京知識份子呼籲釋放政治犯的第四波簽名活動。見證了六四之夜天安門廣場的大鎮壓，他含淚整理了譴責六四鎮壓的廣播稿，與妻子連夜製作哀悼的大紙花掛上鬧市過街天橋，還冒險到將近10家醫院收集六四罹難者數字，他在回憶錄中說，他個人已收集了近200受難者的資料，後來交給一位英國的朋友處理。據我所知，徐友漁這位英國朋友隨即以一個中國目擊證人的名義在海外出了一本披露六四屠殺的英文著作，可以說是海外最早披露六四真相的其中一本著作。徐友漁這位英國朋友經過香港時曾和我見過一次面，因為他把此書內容告知了我，此事在開放雜誌曾作過報導。

徐友漁在回憶錄中提到2004年他與劉曉波第一次見面的情景。當時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體制內和體制外兩撥人，劉曉波是體制外的異議人士，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和迫害，沒有發表文章和意見的公共空間，徐友漁當時在體制內已是名重一時的自由主義派學者和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和劉曉波結交會給他帶來風險，但他義無反顧。這次見劉曉波，兩人不但傾心交談，還達成共識：以後在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若意見相同，可在同一聲明和呼籲上發聲，消除體制內外的界線。因此劉曉波發起08憲章運動，徐友漁是主要和積極的參與者。2009年捷克人權組織給中國08憲章運動組織頒發了一個人權獎，中共對08憲章運動進行嚴厲鎮壓，劉曉波被關進監獄，捷克人權組織希望中國08憲章運動能派代表前往領獎，很多人有顧慮，竟然一時找不到人，這時徐友漁和崔衛平及劉曉波的律師莫少平毅然挺身而出，冒著風險代表零八憲章運動去捷克領獎。2014年他獲得瑞典哈梅爾獎，即把75000美元的全部獎金捐給了天安門母親。

徐友漁因積極參加民間異議活動，自2006年就受到警察的嚴密監視，生活受到不間斷的騷擾，而且被逐出公共言論空間，不能在媒體上露面，不能發表文章和著作，學術工作受到影響，但他從未放棄，從不言悔。最後因2015年六四25週年，在私宅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而被拘押，成為國家的囚徒，失去自由整整一個月。徐友漁回憶錄中有他受難這一個月的詳細紀錄。

徐友漁說到做到，做成了哈維爾。

六四之後，中國民主運動大倒退，徐友漁在作出他個人學術道路上的選擇時候，中國也面臨一場“中國向何處去”的選擇。當時各種思潮湧現，相互交鋒激烈。在這個時期的思想文化大辯論中，有當局支持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甚而極端民族主義；有解構啟蒙、理性和現代化的後現代主義；有反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肯定毛澤東極左政策，甚至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新左派；還有黨內民主派提出的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場“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十字路口，到底哪種主義才符合中國的現實國情？哪條路才是切實可行之路？徐友漁在他這本回憶錄中指出，西方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後，自胡適、儲安平以降，大力倡言個人權利和自由，主張法治，支持市場經濟，贊成制衡政府權力，主張建立公民享有自由，權利得到保障的民主憲政國家。徐友漁指出，在以上諸多問題上自由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和新左派觀點有很大分歧。我想，只要頭腦清醒，有良知，真心關懷人類福祉和中國命運的人，答案應該是徐友漁們選擇的主張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之路。

徐友漁有兩次來香港出席學術會議，我去旁聽，記得他尖銳批判後現代主義和新左派學者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完全是無的放矢。他指出中國政治現在還沒有進入以憲政和法治為最基本要素的現代政治，需要的仍然是自由民主的啟蒙，即現代化的補課，來自西方的一套後現代主義理論或新左理論是針對西方現代化過程出現的弊端和問題，這套理論在政治發展滯後的中國無現實針對性，因為中國還沒有進入那個階段。他還指出，後學和新左真正起到的作用是對80年代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清算。徐友漁對這兩派學說的批駁，雄辯滔滔，言詞相當犀利，現場聽者感受很有說服力。我認為，後學和新左為中國開出的藥方，理論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就像過去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五段論來硬行解釋中國的歷史發展一樣是荒誕不經。

在各種主義中，徐友漁的學術論戰主要針對新左和後學，因為在中國打開國門後，新左和後學有一套現代學術話語包裝，對於渴求西方新知識的國人特別有迷惑性，徐友漁等自由派學者認為這些對中國現實是無的放矢的學問會誤導中國政治的走向，而中國當前政治現實證明徐友漁的看法是正確的。徐友漁在回憶錄中還指出，後現代和新左派的一些理論之所以在中國暢通無阻，是因為符合當局“反對全盤西化”的政策，可以說是在投當局之所好。現在一些新左派人物的本質人們已看得很清楚，這些人並非單純的讀書人，一部分或是為當局做宣傳側翼的御用學者，或是迎合權力者的投機人物，只不過借用了西方最新最時髦的學術話語包裝而已。比如被徐友漁曾嚴詞批駁的著名新左派人物崔之元，他在薄熙來紅極一時曾出來吹捧薄熙來和薄的重慶經驗，為薄熙來唱紅打黑做學術包裝。再如新左派的領袖汪暉，在中共體制內如魚得水，曾任12屆全國政協委員，與他同在這屆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界”組別的有毛澤東孫子毛新宇和偽科學“西方偽史論”的鼓吹者何新。

這些迎合當權者的後學者新左派們在今天中國都混得風生水起，名利雙收，自由主義雖然在九十年代開始可以在中國公開談論，但如徐友漁所說，“自由”、“自由主義”這類感念對於當局仍然是危險的，自由主義者並非能暢所欲言，說真話還是有很大風險。相對新左派的春風得意，敢於正視社會現實，敢於講出真話的自由主義者，或作品被封殺，或被迫沈默，或被迫流亡他鄉，有國歸不得，或被關進監獄失去自由，如徐友漁們。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堅持自已的政治主張不是出於個人的功利目的，而是要繼承無數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一百年來的憲政民主夢。

自由主義在上世紀初傳入中國，從胡適以來在中國可說命運坎坷，但其傳承也一直不絕如縷，雖然命懸一線，卻從未斷缺，即使在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也有顧准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在艱辛延續。徐友漁回憶錄回顧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艱辛曲折歷程時，特別提到顧准即或在文革遭到難以想像的非人待遇，仍一直在艱苦的條件下研究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特別研究中國的民主革命為何會變成文革的全面專制，研究中國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政治學說作為中國的立國原理。這種顧准精神也就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遭受各種磨難仍百折不撓的底氣，也是徐友漁走出書齋，甘冒風險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