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汤伟雄及杜依兰与17岁少女被控前年7.28在上环参与暴动，去年受审后脱罪。律政司认为原审法官错解“共同犯罪”原则，向上诉庭申请厘清法律问题，主张“共同犯罪”可应用于暴动及非法集结罪，并且可针对不在案发现场的人。上诉庭裁定律政司胜诉，直指一些即使并非身处现场的参与者，明显也是伙同犯案，包括在海外指挥行动的人士或驾驶“家长车”协助犯罪者逃脱的人。 

裁决对今后案件或有深远影响。律政司早前表明，“共同犯罪”原则若不能应用于暴动罪，将无法针对驾驶逃逸车辆的司机、提供武器或防具者、在远处挖砖及收集物资的人、以至追捕一段距离后才被截获等人。

案件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副庭长麦机智及原讼庭法官彭宝琴审理。律政司并不寻求推翻本案裁决，故无论上诉庭裁决如何，均不会影响本案三名被告的脱罪结果。

判词由法官潘兆初撰写。上诉庭于判词指，根据普通法原则，除非相关条文明示或暗示排除共同犯罪原则，否则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所有罪名，当中包括《公安条例》下的非法集结罪与暴动罪。

判词续指，暴动及非法集结罪的立法原意是为维持公众秩序。正如律政司所言，现今的非法集结及暴动本质具高度流动性，参与者之间分工仔细，各自担任不同角色。当中部份参与者会身处案发现场，实属主要犯事者。至于一些并非身处现场的参与者，则明显是共同犯罪；他们协助或鼓励主事者作出实际行动，造成破坏，理应负上罪责。

上诉庭认为，若果将共同犯罪原则排除在外，则为令非法集结及暴动罪行出现明显漏洞，严重损害维持公众秩序的公益利益，如此绝不会是立法原意。

上诉庭认为，若果将共同犯罪原则排除在外，则为令非法集结及暴动罪行出现明显漏洞，严重损害维持公众秩序的公益利益，如此绝不会是立法原意。

就公众利益考量而言，上诉庭强调，身处现场并非证明犯罪的先决条件。惟即使非法集结及暴动罪可以针对不在场人士，亦不会令无辜者误堕法网，从而损害公众利益。

上诉庭指出，和平示威不会因单独的暴力事件而改变本质。在这情况下，只要不涉暴力，无论和平示威者、旁观者抑或围观者均不会被控以非法集结或暴动罪。

若果一个原本和平合法的集结，慢慢演变成非法集结、甚至暴动，具有常识的参与者必须在可行情况下立即离开现场。即使他因实际情况所限或有其他合理原因，以致不能离开，纯粹身处现场并不等同犯罪。然而，若果他有份破坏社会安宁，则可视乎具体情况及证据，从而判断他是否属从犯或共同犯罪。

对于辩方质疑，现时科技发达，市民平日使用WhatsApp、Facebook、Telegram等社交媒体时，可能仅因为留言甚至“畀like”等行为，轻易令自己堕入法网，被指控鼓励其他人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因此言论自由或会受到危害。

惟上诉庭强调，表达自由并非绝对，不会为犯案者的行为免责。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关人士的行为是共同犯罪，他们便不再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无辜市民，而是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的罪犯。

律政司一方于聆讯时指，在非法集结及暴动案中，法庭应采纳“共同犯罪”原则，即协助、鼓励或教唆他人犯罪者，罪责与身处现场作出实质非法行为者相同。若法例欲排除前者罪责，须在法律条文中清楚列明。

辩方回应指法例列明须“集结在一起”才会干犯暴动等罪，若采纳“共同犯罪”原则，将违反立法原意，涵盖范围过阔，恐令无辜者被控。辩方又指，若律政司有足夠證據，大可控告其他合適控罪，例如煽動或策劃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