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武汉，新冠病毒及追求生物技术霸权

贾斯柏. 贝克

江河   译

中国制造：武汉，新冠病毒及追求生物技术霸权

概要

新冠病毒的出现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意味着什么，又揭示着什么？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始于武汉，这里是主导研究非典（SARS）病毒和蝙蝠的实验基地。这仅仅是巧合吗？本书揭示新冠病毒（COVID-19）的起源，以及中国怎样应对这场大流行。有关这些，我们知道什么，还不知道什么。

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所有答案，但是诸多事实已经很清楚：中国是先于其它各国的大流行的始发地，正在竭力控制这一传染病的传播；在历史上，中国既是生物战受 害者，也是致命性生物武器的开发者。当新冠肺炎爆发时，武汉正在建设科学园地，以展示北京在生物科技领域的雄心。谁在基因编辑领域争得全球领先地位，谁就 能获取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财富。

中国已经在5G和其它行业挑战西方科技尖端。然而，这一微小得看不见的病毒暴露出中国政治体制的严重缺陷：强迫性保密。

西方世界希望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随着这个国家的繁荣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制造》揭示北京的领导人是怎样背弃这一信任的。

目    录

概要---------------------------------------------------------------------- 2

中文版前言--------------------------------------------------------------4

导言-----------------------------------------------------------------10

鼠疫-----------------------------------------------------------------16

细菌战--------------------------------------------------------------22

骇人听闻的苏联生物战项目---------------------------------25

中国有生物武器项目吗？------------------------------------28

中国军工企业的商业化----------------------------------------34

中国制造的计划--------------------------------------------------39

武汉及制药业-----------------------------------------------------45

亿明达公司及基因编辑技术----------------------------------54

中国的生物技术竞赛--------------------------------------------59

生物技术和功能增益辩论--------------------------------------63

寻找病毒的人们---------------------------------------------------69

2002年到2003年间神秘的非典病毒大爆发------------76

中国的蝙蝠---------------------------------------------------------81

法国和武汉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怪事------------------85

用点燃的火柴寻找煤气泄漏-----------------------------------96

保密阻止了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106

“都是假的”：武汉的欺瞒和蒙骗------------------------115

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124

武汉的恐慌和异议------------------------------------------------132

结语-------------------------------------------------------------------143

作者简介-------------------------------------------------------------152

中文版前言

对于2019年底在武汉出现的神秘病毒，我们还了解多少？简短的回答是：不多。本书英文版已经出版一年多了，至今也很难补充更多信息来说明这一新冠病毒的出处。

中国尚未发布任何消息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病毒究竟是某种动物“溢出”的，还是来自实验室。除了半心半意地对国外指手划脚以外，这个国家并没有显出要为此尽力的热情。称这种病毒是从一千公里外南方的蝙蝠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一说法不再提了。

如果中国追踪到了任何符合“人畜共患疾病”假说要求的动物----中间宿主的话，那么就是在保密。同样，要了解“蝙蝠女侠”石正丽博士和同事们在武汉病毒 研究所究竟做了什么，也不容易。中国当局没有公布实验室研究记录，也没有公布他们从云南和东南亚收集的22,000份标本和测序病毒的数据库。简言之，没 有证据支持“溢出”之说或“实验室理论”。

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对此一开始就是“零情报”，现在有关源自自然资源方面仍然指向“零情报”。

鉴于新冠病毒，即COVID-19造成的重创，中国看起来对追查真相不感兴趣，这非常非常奇怪。从2022年8月下旬到10月期间，中国有70多个城市处 于全面或部分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三亿多人的生活和生计受损。此前上海经历了令人痛苦的封城，许多居民被关在家里没有足够的食物约两个月。视频显示了高楼 里的居民向窗外喊叫，敲打锅盆。当局的回应是，竖起围栏封锁公寓楼。

政府向民众强加了令人窒息的数码通行证系统，并不断要求人们反复做核酸检测。这样使政府对个人自由的管控上升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新水平。政府现在可以阻止你去哪儿或者买什么。实际上，政府还可以用公共卫生的名义随意阻止人们开展正常业务。这是一套很容易被滥用的可怕系统。

这套系统的运作如何呢？当武汉最初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的时候，他们的做法赢得了赞誉。那时候中国报告的死亡人数很多，而这种流行病似乎没有在全国蔓延。其结果是封锁、戴口罩、洗手、检测、旅行禁令和隔离措施的全套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地效仿。

但是后来，英国和其它国家很快开始运用高度创新的信使RNA疫苗为民众接种。此举使这些国家能够宣布大流行结束，生活恢复正常。然而事实上，中国在为民众 接种疫苗的进展要慢得多，而且国产开发的传统型疫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国家试图关闭边境，但是新的病毒株还是进入中国并迅速蔓延。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官方数字相当有限。外部观察者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70万。在中国，资金不足的农村卫生系统已被证明是不够的。 尽管老年人面临的风险最大，但是当局似乎没有把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作为优先事项。令人尴尬的是，政府最近转而采用西方制药公司开发的信使RNA疫 苗。

中国经济的成本很难界定，因为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房地产崩盘。北京承认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到了四十年来最低。控制病毒的经济负担必定沉重。中国的 经济放缓，或者更可能是收缩，已经波及全球。中国进出口相比过去也在减少。常有在华外国公司或解雇员工，或完全关闭业务。

一些政治分析家把大流行的管控和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认为习把自己的声誉押在成功战胜病毒上。这意味着对习来说，战胜病毒比保持经济增长更重要。 当病毒失控时，习下令地方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甚至因为仅有一两例检测阳性就封锁整个城市。这表明，习要实现其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这一愿望驱使着这 些做法。

虽然习确实鼓励着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但是我还没看出他和以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作为有什么不同。习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共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锤式 的处理方式。党一贯以高度的纪律性和强制性手段来应对这类挑战。也许另一位领导会很快接受、并准许进口外国发明的信使RNA疫苗来取代中国国产疫苗。然 而，中共的传统一直是把新的疾病（比如艾滋病）等归咎于外国，并大肆宣传中国的抗疫方式。这倒不是习近平的独创。

中国（可能）对很多动物和野生动物交易商作过测试，真正尽力追踪、并找到把蝙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动物中间宿主，可是尚未披露有任何发现。有报道称，中国测 试了采自动物和养殖场的80,000个样本。如果一经发现了这种动物，那么肯定会公布于世。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从而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共的 责任。而这样做意味着可能受到批评，即政府未能管理好野生动物交易，但是，这总比制造危险病毒，然后让它从政府实验室逃逸的谴责更可取。对政府来说，即使 绝不能丢脸，第二种选择也还是更糟、更坏。

我们可以假设党确知这种病毒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出现的吗？我想是可以的。由于党掌握着一切手段用来追踪和查询所有最初的病例，可以据此知道每个人去过何处 和接触过何人。如果用这些手段追溯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就会知道。再者，党也能够准确地调查出这种病毒是如何构成和如何流出的。中国曾向世界卫生组 织披露了早期的124例病例的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病例。这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11月以前就开始了。

有些间接证据可以为早期爆发提供佐证。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几个月，中国停止出口个人防护设备，诸如防护服和口罩。2019年8月到9月，中国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设备出口量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中国还开始在世界各地购置这类设备。

尽管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不经常公开指称，但是他们肯定怀疑中国隐瞒很多有关疫情的信息。曾任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的美国高级卫生官员黛伯拉?伯克斯 （Deborah Birx）说，直到美国获得更多关于早期大流行的信息，她才愿意向世界卫生组织交纳资金。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私下相信或者至少强烈怀疑中国政府对这种病毒 负有责任。

由于很难说服中国披露更多信息----特别是有损中国声誉的信息----病毒学家和有关专家的大部分讨论就集中在能否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美国资助的生态健 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合作中了解些什么。正如本书中的详细阐述，他们合作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合作研究的项目涉及在 中国和东南亚寻找潜在的危险病毒，并把它们带回武汉。接下来对病毒进行测序，然后再用来做实验，观察这种病毒是否以及如何发育繁殖，是否感染人类。这种被 称为功能增益的研究在美国因风险太大而暂时中止，但是在武汉继续进行。

自本书出版第一版以来爆出的新闻之一是，生态健康联盟在2018年曾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提交了一份1420万美元研究经费的提案。这份提案请求科学家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启动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SARS样病毒中的研究。 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极为罕见的COVID-19病毒的关键区别特征。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以风险为由拒绝了上述提案，并指出这样的研究不能解决重 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

计划署否决了提案，并不意味着武汉没有开展这项研究。况且，申请者在提出资助申请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部分工作是很常见的。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生物安全 等级二级的实验室里制造新的SARS样病毒。他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的SARS样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的呼吸道细胞。然而，很难证实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即 使没有美国的资助，病毒研究所也能开展这项研究。《华尔街日报》2021年5月的一则报道援引未具名的情报来源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科研人员曾于 2019年11月到医院就诊。但是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和新冠病毒，即COVID-19有关。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合作伙伴生态健康联盟被指控隐瞒信息，并且未能满足其初期获得经费的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及时报告合作进展细节。美国最高级别的卫生官 员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似乎是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福奇曾为与中国合作和功能增益研究而辩解。他还具有监督美国生物武器研究的职能。

福奇遭到一些美国政治家的猛烈抨击，尤其是前德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即使年逾八旬的福奇将在2022年底退休，批评者们仍然决心对他进行调查。保罗参议员说，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资助的科学家“制造了自然界中未发现的病毒”，福奇拒绝承认这一点而“误导”了美国公众，他声称已经审查了向公众发布的有关病毒来源的信息。如果 共和党在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他们将任命一名特别顾问，并启动法律程序，来迫使福奇、生态健康联盟和国家卫生院出示有关文 件和通信。这样可能会进一步揭示武汉的研究。

自从本书问世以来，就西方科学界为什么、以及如何在疫情爆发后，立即把实验室泄露理论谴责为“疯狂”阴谋，引发了同样激烈的争论。调查者逐渐拼凑出人畜共 患疾病起源论阴谋的证据。他们主要利用信息自由权，以此获得福奇在疫情爆发后和五名关键科学家之间的电子邮件。虽然这些电子邮件已经过大量编辑，还是可以 看出一种理论是如何成为正式说法的。这也表明，那些质疑这种说法的人在社交媒体和科学期刊上受到审查。

2020年2月，甚至在疫情被正式确定为大流行之前，福奇召集五位主要病毒学家举行电话会议，与会者包括斯科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SRI, 位于美国加州的世界著名综合性医学研究及教育机构----译注）的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Christian Anderson）。安德森说，他认为新冠病毒序列可能是在实验室里设计的，因为它的基因组“和进化论的预期不一致”。安德森的见解得到了三位合作者的支 持，他们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爱德华?霍姆斯（Ed C. Homes）、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罗伯特?加利（Robert F. Garry）和斯科里普斯研究所的迈克尔?法尔赞（Michael Farzan）。三天后，安德森的观点完全变了，他现在开始谴责有关在实验室里设计的说法是“边缘”或是“疯狂”论调。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会长杰里米?法拉尔爵士（Sir Jeremy Farrar）。惠康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慈善机构之一，每年对科学界的资助达10亿英镑。法拉尔爵士称，科学家们知道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制造的，那 是“阴谋论”，因为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是从动物身上自然溢出的。

法拉尔爵士在他2021年出版的《刺突：病毒与人的较量----内幕》（Spike: The Virus Vs. The People—the Inside Story）一书中说，对实验室泄漏的担忧只有在深入分析和新数据出现后才得以平息。但是在上述与会者改变主意前的三天里，没有这样的分析和数据出现。

最有可能改变策略的纯粹出于政治原因。假定事实证明这是真的，他们必然会担心政治影响。如果显然是美国政府资助了制造这种病毒的研究，那肯定得把美国人吓 坏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整个美国科学界和病毒学家来说，对福奇和他的同事，美国国家卫生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Dr. Francis Collins）等顶级人物的职业生涯，都将是毁灭性的重击。2020年2月，柯林斯说，“阴谋之说”可能对“科学和国际间的和谐造成巨大和潜在的损 害”。

法拉尔爵士道出了他的担忧：“鉴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极度紧张，加上一位莫测的美国总统决心通过扭曲的民族主义镜头来看待生物威胁，若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病毒，无论是意外泄漏还是故意释放，都可能成为两国开战的理由，对此人们恐怕不会感到过于夸张。”

法拉尔和另一位科学家明显感到，如果他们公开指责中国制造了病毒，就会完全破坏国际关系。但是他们仍然怀疑这件事的可能性很高。

法拉尔还写道，在1月末，安德森认为关于这种病毒的三件事令人警觉----一是病毒的受体结合域，它附着在宿主的细胞上“看起来恰当得令人难以置信--- -就像进入人体细胞的完美钥匙”：而在类似的蝙蝠冠状病毒中并没有发现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二是“如果有人通过从其它地方获取特定材料并插入它来使动物 冠状病毒适应人类”；三是一篇利用这项技术修改2003年爆发的原始SARS病毒的科学论文，“看起来简直是在实验室里构建武汉冠状病毒的操作手册”。

然而在3月，安德森和他的同事在《自然--医学》期刊（Nature Medicine）（由法拉尔协助组织）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坚持认为，“我们不相信任何基于实验室的方案都是合理的”。这篇文章在媒体上被引用了2000多次，被访问了500万次。

电话会议和交换电子邮件后不久，27位公共卫生专家在英国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封信，嘲笑实验室理论是散布“恐惧、谣言和偏见”的阴谋论，并赞扬北京的“快速、公开、透明”的数据共享。这封信由达萨克秘密组 织撰写，他并没有说明他和生态健康联盟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系。其中大多数签署者也没有透露他们的利益冲突。《柳叶刀》的编辑在此后的十八个月里没有处理 这种违反道德的行为。相反，《柳叶刀》任命达萨克领导病毒起源的调查，但是后来他被迫从这项调查和世卫组织的调查中退出。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和中国有多少联系也是过了许久才显现。五年前，《柳叶刀》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在纽约和伦敦增设了办事处。很多出版科学期刊的西方公司也在中国发展，获得了可观的商业利益，也带来了明显的利益冲突。

霍顿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武汉封城的决定表明，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采取了极其果断的行动。”他还说，看到政客们“不幸如此公开地批 评其它国家，比如中国，损害国际合作的前景，令人非常失望。”他撰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社论，例如“COVID-19和恐华症的危险”。他说，“大流行是朋 友之间和解、尊重和诚实的时刻。”

于是渐渐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组自成团体的科学家互相支持，互相资助，秘密合作，在主流杂志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和信件。

另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期刊《新兴微生物与感染》（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由英国学术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 ）出版，在中国发表了四位美国科学家广受引用的评论，标题为“没有可靠证据支持SARS-CoV-2是实验室工程的指称”。最近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这篇 评论文章是应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鲁山（音译）的“邀请”写的，鲁教授是上述期刊的编辑之一。这篇评论迅速发表，无需同行评审。鲁教授还提到了由蝙蝠女 侠石正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苏立山（音译）为此提出的修改和建议，苏教授是一位华裔病毒学家，他曾和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与石正丽合作进行过极具争议的研究。尽管巴里克和石正丽都没有被列为作者，巴里克也参与编辑了这篇评论文章。

这三位实际上的作者都知道，最近在北京的一家顶级实验室里发生了一次意外的SARS2感染事故，消息未公开。他们很清楚SARS2实验室容易发生事故，但是没有人公开披露，原因是这会有助于病毒起源的辩论。

所有这些反对实验室理论的文章和说明所带来的后果是，谷歌、推特和脸书等媒体巨头介入，参与压制有关实验室起源的辩论。此外，谷歌实际上资助过生态健康联 盟。直到最近，辩论的内容才开始发生变化。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领导的为期两年的《柳叶刀》委员会，于20222年9月表明：

“SARS-CoV-2的近端起源仍然未知。有两个主要假设：一是该病毒出自野生动物或养殖场动物，是人畜共患疾病的病毒溢出物，可能通过湿货市场，在一 处尚未确定的地点出现；二是病毒抑或来自与研究相关的事件，在现场采集病毒期间、或从实验室直接或间接逃逸。本委员会成员对这两种解释的相对可能性持有不 同看法，这两种可能性都需要进一步科学调查。确定病毒来源，将有助于预防未来的流行疾病，并增强公众对科学和公共权力的信任。”

“世界卫生组织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行动过于谨慎和缓慢：就病毒人传人的传染性发出警告、宣布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支持减缓病毒传播的国际旅行协议、提倡公众使用口罩等作为防护和确认病毒的空气传播。”

萨克斯说：“我们只是不知道病毒源自哪里，自然起源和实验室相关起源都是可行的理论。尽管你可能已经读到这类消息，但是没有关于海鲜市场来源的确定证据。”

这是立场和态度的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信息肯定会浮现，人们将利用这些信息对实验室理论更加畅所欲言。迄今为止，任何探讨实验室理论的人都可能失去获得研究资金的机会，并受到人身攻击或被“屏蔽”。

然而另一面，那些理应受到调查，并助长大流行的人却逃避着谴责，反而继续发迹。对病毒起源的两种解释都传回中国。上述委员会的报告依然避免直接批评中国或是其领导人隐瞒信息。看来这仍然是个禁忌。

在缺乏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习近平将继续保持权力和持续相同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芸芸众生承受着沉重代价，习是这场大流行的受益者。从国际外交的角 度来看，这是一个胜利。虽然全世界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达到690万，还有人说这个数字接近2000万，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抨击中国。可以假定，没有哪 个国家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却能逃脱所有谴责。

再者，尽管前面提到的委员会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们还是主张给世卫组织提供更多预算。实际上这正在发生。谭德塞在无异议的情况下连任世卫总干事的第二个任期。世卫组织正在通过谈判中的新条约，来获取更多权力来控制未来可能的疾病爆发。随后他们的预算资金将会更高。

第三，彼得?达萨克和生态健康联盟将从美国的科研资助中继续获益，并在其领域里继往开来。自大流行以来，生态健康联盟已经获得第四笔60万美元的拨款，用 于研究东南亚的冠状病毒和蝙蝠。这些款项的理由是，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中国南部、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边境地区，确定为未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高风险 地区，以及SARS-CoV-2最初从蝙蝠到人‘溢出’的潜在地点。”这项研究还要包括在东南亚野生动物附近的居民区做冠状病毒检测，和提供“用于疫苗开 发的病毒序列和分离株”。

尽管福奇博士阻挠过对大流行起源的调查，为危险的研究开过绿灯，他还将一如既往身居高位。他不想谴责功能增益研究和追查大流行的根源，使得对这类研究的监 管更加困难。没有建立新规则或指南来监督这类风险研究，并阻止事故再次发生。人畜共患疾病的解释免除了科学家的责任，好像意味着这种病毒不过是一场意外， 只能归咎于自然。然而，操纵和改变病毒（和其它生物）的研究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新的实验室也在不断建设。危险远未结束。它会再次袭来。

作者

2022年10月

一      导言

新冠大流行于2019年11月中旬前后在武汉开始。这时候到各大医院求诊的人多得不同以往。患者们好像得了常见的冬季流感，可是感觉更严重。他们呼吸困 难，丧失嗅觉和味觉。人们开始听到传闻说，一种罕见的新型致命性病毒引发的危险疾病正在传播。这种病毒在几个月后得到确认时，人们便开始询问这病毒是从哪 儿来的，为什么从武汉开始。本书通过观察在武汉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了解谁可能承担其责，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生活在华中地区的人们，对于每年冬天都会出现新的病毒已经习以为常。一种新的流感病毒总是在秋季可预见地、有规律地出现，又通常在春节后天气转暖期间消失。而这次，去医院看病难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然而，这正是一个不祥之兆。

冬季流感病毒在众多湖泊和稻田的长江流域出现。在寒冷潮湿的冬季气候里，每年都有新的病毒变异。长江以南的民居和办公建筑传统上没有暖气设备，人们穿着毛 衣棉裤，室内活动居多。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尽管人类对病毒的研究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但是有关流感病毒的许多信息仍然未知。在中国，对流感病毒家族的监测和 调查研究直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还有很多因素有待探索。因为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中国人口中传播的是哪种流感病毒，有多少人感染病故。

为什么新冠病毒会从武汉迅速传播，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因为武汉地处中国的交通枢纽，汉江在此地汇入浩荡的长江。从武汉出发可以逆流而上到达四川和西藏高原，或顺流而下来到南京和上海，还可以从这里沿汉江北上。

中国多山地，利用横贯东西的河流运输货物非常方便。始建于隋朝的著名大运河，曾经用于从长江三角洲向首都北京和驻守长城的军队运输供给。铁路出现后，运河 即闲置不用。从广州向北行驶的火车在武汉终止或转运，从北京南下的火车也在武汉终止或转运。从上海和南京西行的新线火车也如此。

人们在旅途中经常需要在武汉换乘火车或轮船。可是很早以前，这里还没什么景物可以留住旅人的脚步。没有漂亮的庙宇、胡同或是宫殿，也没有购物闹市。这里只 有一些库房，和早在通商口岸时期的建成的西式建筑。后来这里逐渐繁荣起来，一座座宏伟的大学校园相继建立。一所所医院也陆续建成，这些医院通常由外国传教 士用慈善捐款筹集的资金建造。

我在1980年代后期造访武汉的时候，这个城市正在毛时代以后努力发挥着新作用。我觉得这是个让人沉闷的地方，我发誓再也不想来了。一方面，武汉的夏天有 令人难以忍受的酷暑和闷热----被称为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那时候还没人用上空调。 另一方面，我没有感受到这个城市真正的中心或灵魂。武汉市实际上是由两大宽阔的河流隔开的三个城镇。毛泽东曾经试图减少大城市人口，把城市居民疏散到农 村。在1960年代初，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稀缺。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没有建设起足够的桥梁。我为了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经常把时间花在在堵 车的路上。

那时候武汉三镇的人口总共不到七百万。现在武汉已经是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不过，这么说也有一定的偏差。因为在过去，城市人口意味着享受国家定量供 应。而现在，现代规划避免把城市扩展成第三世界的超大都市，因而迅速新增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周边的许多小型卫星城。以前的近郊农村乡镇纷纷被划归武汉市区， 成为最新的住宅建设区。这些新区里矗立着面向大众的高层住宅楼群和面向新富的别墅群。

大多数居民在武汉周围新建的工业和科学园区就业。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为核战争的战备而忽视城市建设。为了弥补这些缺失，政府相继为分散的城镇和工业园区 的基础建设投入巨资。这些项目包括新的桥梁、高速铁路、飞机场、港口、高速公路、轻轨和城市地铁系统。崭新建设的出现都使得市容面貌焕然一新。

1980年代邓小平的价格改革首先使农村地区受惠。农民可以通过出售富余的农产品致富。他们带上农产品到城里新开的市场上去销售。这是农民们几十年来第一 次不需得到批准，就可以走出自己的乡村。即使这样，当他们赶着驴车或蹬着自行车，载着活鸡和蔬菜去市场时，还要在进城的路上被拦截检查。这是旅行渐渐走向 正常的第一步。

过去几十年里，在中国不受限制地自由旅行和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武汉病毒出现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热衷于旅游和充满游客的国家。中国人同时也是国际 游客中的最大群体。在国内，数以亿计的人们为工作或休闲而定期旅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满足于公共交通，纷纷购置私人汽车。中国已是当今世界上最大 的汽车市场。

国内外旅行的热度和频繁，加之武汉再次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就意味着起源于武汉的传染病都能以二十年前不可能的速度迅速地传遍中国和世界。这对中国的疾病防疫工作造成新的挑战。

中国很早就颁布了清洁用水等公共卫生标准，号召消灭老鼠、苍蝇、蚊子和臭虫，这类传播疾病的害虫。各地有大规模牛痘接种，提倡饮用煮沸后的水，禁止随地吐 痰，禁止吸烟。到2000年，鼠疫、天花、霍乱、脊髓灰质炎、伤寒、副伤寒等疾病在中国已经基本绝迹，这些疾病在过去几千年里不断带来灾难。但是，流感和 肺炎则是例外。防止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重演，是中外卫生专家的首要任务。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导致了全球五千万甚至上亿人丧生。导致大流感的病毒 在1918年突然出现，几年后神秘消失。很多患者不是直接死于流感，而是因细菌引起的肺炎等继发感染病故。现在我们用抗生素来对抗这类细菌。

流感大流行一直是很大的威胁。1957年从香港爆发的亚洲流感，导致全球的死亡人数达一百万到四百万。1968年再次称作香港流感的大流行，其危害仅次 之。1977年又一场流感的流行可能也来自中国。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述。最近几年，禽流感，猪流感和非典（SARS）又带来恐慌。虽然还没有确定这些疾 病为什么出现和怎样出现，但是有人认为这些疾病源自中国大陆。这可能和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居住彼此邻近有关，同样，也和他们饲养的家畜家禽比较邻近有关。在 这种条件下，变异的病毒就可能有充分的机会，不断转移到新的宿主身上。

预防和应对各种流感病毒成为西方国家的要务。政府致力于监测世界各地流感疫情的爆发，准备和发送流感疫苗并储备所需，以防灾难再次来袭。

2000年前后，中国开始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加入了全球监测和跟踪系统。在世卫组织专家的指导下，中国建立起了国内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在政府制定的新计 划里，包括建立全国范围的实验室网络来测试和调查传染性疾病，特别是流感。武汉病毒研究所被选为全国第一个研究高度传染性微生物的顶级生物实验室。这就难 免使人们不去猜测这个实验室和新冠肺炎的大爆发是否有关联。不过，还有另外几所微生物实验室和生物技术研究所也位于武汉。

2002年非典病毒的首次出现是一个转折点。非典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不同于流感病毒。由于这种病毒能够迅速传播到国内外，其突然出现和很快消失令人惊 讶。20世纪发生过艾滋病流行，人们担心非典病毒会和艾滋病毒一样致命。因为艾滋病的流行给了世人强烈的警示：一种新的致命病毒在全球传播的速度会有多 快，假若不能迅速控制病毒的传播，政府会就显得多么无力。

每年在中国出现的冬季流感病毒的新毒株确实让人烦恼。我住在北京的十八年里，年年深受其害，每年还不一样。有时候干咳好几个月。有时候是从肺部不断咳出浓痰。有时候发高烧，流鼻涕或者浑身无力。我回到英国后，十年当中只得过一次冬季流感。

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来自西部戈壁沙漠等地的沙尘随风吹到北京，会透过门窗，进而感染到人们的肺部。如果是这样，似乎很难避免。但是人们仍然用带口罩来尽 量防止感染。在毛时代，政府刻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心建造工厂和燃煤发电厂。加之大多数居民用煤炉取暖，其结果是空气污染程度达到了狄更斯笔下的19世 纪中叶的英国水平。我住在北京的时候，有时候雾霾浓重得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很难从一条街的一端望到另一端。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开始把大城市的工厂搬迁到农村小镇或工业园区。天然气逐渐取代了燃煤。但是随着人们日益增多的流动和货物运输，汽车、卡车和公交车 成了新的污染源。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 私立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译注）于2018年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报告说，在中国人 当中，尤其是吸烟的城市男性，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几率较高----这一群体大约是一亿成年人口----他们患肺癌和肺结核的几率也比世界其它地区高（印度 稍次之）。在患者和医生看来，冬季流感重症和各种肺病的症状非常相似。很多疾病的症状都是咳嗽和发烧。目前可以肯定，长期以来在中国还没有人计算冬季流感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几乎没有对病毒的测试，也很少保留可靠的记录。（注1）

基于这样的背景，一旦感染上非典或是COVID-19这类的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的则是冬季流感或肺部疾患的症状，就容易被人忽略。很有可能，这种新病毒会 在没有引起注意，或者将要进行研究的情况下，长时间传播，或者至少在它殃及到为城市阶层服务的大医院之前，都没有引起注意。

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只有少部分人口----诸如共产党员及在政府部门的就职者，和国有单位的就业者们----才能享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和方便就医的福 利。除此之外的众生看病都需要自费。为治病支付医疗费用是极为沉重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倾家荡产。不少病患只好尝试中草药或者找江湖医生。

另一因素也值得考虑，就是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饮食变化。1980年代的时候，很少有中国人把肉当作常规食物。过去，农民们只获许在自家院里 养几只鸡、一两头猪、或者放牧一头牛或几只羊。三十年后，中国人的肉食消费量很大，大部分肉类来自工厂化养殖的家禽家畜。大量猪群牛群和鸡群鸭群密密匝匝 地在大棚里饲养着，时不时接受着各种抗生素治疗。这样会增加病菌和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类，进而带来疾病流行的风险。2019年，中国的生猪拥有量达八亿 头，占世界拥有量的半数。中国拥有50亿只活鸡，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这有可能是家禽、家畜或其它哺乳动物感染流感病毒新毒株的始发地。近年来，为防止 变异的病毒和引发新的流行病，被捕杀的猪和禽类达上亿只。

数量超乎庞大的病毒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但是在现代，人们认识到的只有少数威胁人类的新病毒。因此，若要探寻这次的新冠病毒是从哪儿来的，最为重要的是追溯这种病毒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利用互联网或卫星图像收集数据，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用来预警新型疾病的常用方式。这类方法能够及时又实惠地观察事态的发展。当新冠病毒肺炎出现后，有 人就自然想到去查看初期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并用互联网来搜索相关信息。在网上搜索到的咳嗽、发烧或腹泻的病例数量增加，是非常可靠的早期预警信号。

一组哈佛大学的专家用咳嗽、发烧和腹泻这些关键词，在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后得到的数据作了分析，他们还用武汉各大主要医院停车位的卫星图像，将 2019年和2018年同期的情况作了比较。他们发现，上述数据在2019年10月略有上升，在11月初和12月持续增长，到2020年1月急剧上升。这 表明这种新病毒于10月间正在传播。

一家美国电视新闻网在2020年5月获得一份来自匿名私人专家的报告。这份报告披露说，在人们一直使用手机期间，从2019年10月7号到24号这段时间 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级安全区内没有移动电话活动信号。对该研究所周围地区的移动电话数据作出的分析显示，在10月14号到19号期间，手机通讯有障 碍。这份24页的报告认为，这一现象“为新冠病毒出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佐证”。美国情报机构随后对这份报告作了调查，没有公开证实或者反驳这一说法。

武汉在10月18号到27号期间主办世界军人运动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场体育盛会。运动会以光彩夺目的灯光和火炬表演拉开帷幕。各种体育比赛在武汉各地的场馆举行。中国队在定向比赛中被指作弊。

法国和一些国家的很多参赛者回国后，称他们感染了类似流感的病症。他们猜测可能是一种不熟悉的中国冬季流感：因为当时没有测试，尚不清楚他们感染的是否新 冠病毒。近300名美国军人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运动会。此后的新闻报道说，有些军事基地出现的新冠肺炎病例和从武汉回来的人有关。美国队乘坐的包机返回后曾 在西雅图停留，正是在西雅图出现了美国最早的病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帖，指称美国人把新冠病毒带到武汉。他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 释！”“有些媒体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还在追查病毒的来源，目前还没有定论。”

如果新冠病毒确实是由那些从武汉军运会的参加者传到全世界的话，一些国家在11月底或12月初就应该开始注意到本国出现的病例。一名在巴黎就诊的法国患者 看来是在12月中被感染。根据意大利国家卫生院的一项研究，从该国北部水处理厂收集的四十个污水样本显示（注2），病毒在意大利也是于12月中前后出现。 12月18日，在疫情严重的北部两个最大城市米兰和都灵地区的水域，发现有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但是在10月和11月期间，该水域的样本检验呈阴性。意大 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首府波罗尼亚市是在1月底才从该地区水域发现病毒。伦巴第大区的重症肺炎和流感病例在2019年第四季度高于往常，研究人 员猜测这表明病毒侵袭到这里的时间可能比人们想象的略早。

欧洲的新冠肺炎大流行也许是从意大利爆发的，因为有超过30万华人居住在这里，其中有很多华人住在米兰和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城镇。中国人经常旅游，尤其在圣诞节和农历新年期间。

美国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大约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旅行者。美国最早的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15日从武汉飞抵西雅图的旅行者当中，但是在12月间就有人报告类似症状。

病毒照片的出现是在9月或10月初。一组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试图以绘制病毒的遗传史，并确定第一个感染者，来探寻病毒的来源。遗传学家彼德.福斯特博士 （Dr Peter Forster）和他的团队还得出结论说，这一病毒可能出现在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的某个时间点。

五个月后公开报导新冠病毒的中国官方媒体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54岁的张继先医生，最初于12月27日向中国卫生官员报告，有一种新型 冠状病毒存在。张医生报告说，首先发现的是她接诊的一对老夫妇患者。这对夫妇住在医院附近，他们诉说自己咳嗽和发高烧。张医生为这对患者作了CT扫描检查 后，发现患者肺部出现的影像和非典爆发期间相似。为这对夫妇的儿子作了肺部检查后，张医生立即警觉起来。她把这些情况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院领导随即报告 了地方政府疾病控制中心。收留这几名患者住院后，张医生封锁了本科病房的一个区域。很快更多患者住院，张医生又设立了一处9床位的隔离病房。

另一报道说，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首次遇到这种疾病。艾医生在12月18日这天接诊了一名海鲜市场的搬运工。她发现这名患者的肺部扫描显示有 “多处毛玻璃状的阴影”。12月27日，又一名类似症状的患者前来就医，也作了扫描检查。12月30日下午，这名患者的扫描结果显示出他感染的是新型冠状 病毒。艾医生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张医生。艾医生拍下图片，在“非典”一词上画了个圈，然后转发给另一家医院的医生同事。李文亮，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很快 获知了这些信息。李文亮医生立刻在他医生同事的微信群里转发，警告各位医生这种类似非典的病毒出现。这一消息随即在微信群里很快传播。

艾芬医生首次发现新冠肺炎病患，并且令其作扫描检查，是作为急诊科主任的尽职尽责。但是，也有可能感染病毒的人们早在10月就开始在医院陆续出现，却没有医生认为他们的症状需要进一步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艾医生和李医生都没有作为吹哨人用警告公众的方式，对当局形成挑战。他们想必是出于对同事健康的担忧，而仅仅通知了自己的医生同事们。但是，他们或许知道自己违反了严格的非典后疾病控制规定，这个规定禁止“散布谣言”。

12月31日，艾芬医生在武汉中心医院因“散布谣言”遭到训斥。2020年1月1日，一名湖北省卫健委的政府工作人员下令，让至少一家私人基因检测机构停 止检测从武汉采集的类似非典病毒样本，并且销毁现存的病毒样本。但是，一家位于广州的基因研究机构，对大部分病毒基因组已经作出了测序。此后，其它作基因 研究的公司作了测序后，也得出相同结论。

几天后，武汉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传唤李文亮和另外七名医生，强迫他们签署训诫书，承认“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同一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命令所有研究机构停止发布任何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并且销毁现有的病毒样本，或者将这些样本转移到政府批准的检测处。

中国当局于2020年1月9日首次公开确认新冠病毒的存在，两天后告知世界卫生组织说，这种可疑病毒导致的疾病正在爆发。1月12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

从上述报道中可以看出两件事。以武汉的国有医院为中心爆发的大流行事件，中国官方媒体在将近半年后才公布了他们的版本。这表明，中国并没有下大力去追查所 有最初的患者和他们的接触者，来追寻大流行的爆发源。中国人报道并被西方专家重复的原始版本声称，大流行的爆发来自华南海鲜市场，那些和蝙蝠或穿山甲等动 物接触过的人。但是这一理论后来不再提了。

另一种可能性是，当局做了很多追查工作，而由于未知的原因，没有公布调查结果。香港一家报纸《南华早报》3月报道说，有内部文件称，中国确认的第一例新冠 病毒病例是在11月17日，来自武汉附近的一名男性患者。此后每天都有一到五例新增病例。到12月15日，病患人数达到27人。卫生部门检测了采自这些疑 似患者的病毒样本，其中有些病例可能得到追溯。（注3）

现在我们知道大流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应该知道病毒可能来自哪里，并且为什么出现在武汉。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有必要回顾中国瘟疫流行的历史。

Liwen Fang, Pei Gao, Heling Bao,  Xun Tang, Baohua Wang, Yajing Feng,

Shu Cong, Juan Juan, Jing Fan, Ke Lu, Ning Wang, Yonghua Hu, Linhong Wa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China: A nationwide prevalence study’, 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2018; DOI：10.1016/S2213-2600（18）30103-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taly-sewage-idUSKBN23Q1J9.

Ma, Josephine: ‘Coronavirus: China’s first confirmed Covid-19 case traced back to November 17’,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March,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first-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II Feb. 2021).

二   鼠疫

鼠疫，又称黑死病，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人类疾病，而引起这种疾病的杆菌是在中国被首次发现的。1894年，鼠疫的流行如同野火一般蔓延到了中国南方。这年2月，疫情在广州爆发，短短几个月内，就有八万人染病丧生。

在英国殖民地香港，人们的恐慌日甚。广州人纷纷乘船前往香港，试图摆脱瘟疫的威胁。港英当局派来28岁的苏格兰医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owson）到香港。可是劳森医生5月到达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疾病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迅速传播开了。无论是医院还是总督，都无法及时阻止抵达香港 和九龙的船只。当局只能加紧逐户检查，消毒建筑，焚烧尸体，在检疫船上隔离疑似病例。到1894年8月，大流行在香港已造成六千多人死亡。三分之一的香港 人相继逃离。这次鼠疫大爆发后，香港几乎每年都有鼠疫发生，在20世纪又夺去了两万多人的性命。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瘟疫，又是怎么传播的。欧洲医生认为是空气不好，因此把这种疾病称为疟疾或者瘴气。他们确信是从鼻子吸入，所以医生就戴 上充塞着草药的喙型口罩来保护自己。1894年时，人们已经知道另一种致命传染病天花可以预防。早在1801年，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 英国医生----译注）发现挤牛奶的女工一旦感染了牛痘，就能获得免疫力。詹纳医生继续追踪试验，发明了全世界普遍采用的牛痘接种方法来预防天花。即使如 此，导致天花的病毒还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人们发现。实际上，在1894年还没有人知道病毒为何物，因为它们太微小，在传统的显微镜下都看不到。

当鼠疫传播到香港的时候，人们认为动物是这种危险疾病的传播者。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 ----译注）首次证明传染病的病因来自微生物。他确认牛结核病是由牛分支杆菌引起，这是牛和獾的一种呼吸道疾病，对人类也构成威胁。即使没有接触患病的 动物，细菌也会通过牛奶或者其它乳制品传播给人类。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译注）发明了牛奶加热后就能安全饮用的方法。到了1925年，众所周知的牛奶巴氏杀菌法就成为预防疾病的最佳手段。

科赫继续作研究，又发现了霍乱杆菌。在当时，很多有抱负的科学家致力于发现导致疾病的新微生物。就在香港鼠疫大流行的时候，一位微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 （Baron Kitasato Shibasaburo, 1853—1931, 日本医学家及细菌学家----译注）于1894年6月离开日本来到香港。北里曾在柏林师从科赫教授。紧跟其后的是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 1863—1943----译注），一位年轻的瑞士裔法国科学家，也从法属印度支那来到香港。这位科学家曾与巴斯德和科赫共事过。

这位年长的日本科学家因发现破伤风梭菌，获得了科学界的荣誉。导致破伤风的细菌此后也被称为锁颚。北里先生来到香港后立刻发现，在死于鼠疫的病患身体里生 长着一种芽孢杆菌。他给一只老鼠接种了疫苗，随后从这只死鼠的尸检中发现了这种杆菌，这和前述患者血液中的杆菌相似。罗森医生确信北里发现了鼠疫杆菌。于 是他在6月15日这天给医学杂志《柳叶刀》拍电报告知。

当这位著名的日本科学家在37摄氏度的培养箱里培养细菌的同时，耶尔森先生则在茅屋的工作台上，以室温条件培养他的细菌样本。现在我们知道， 鼠疫杆菌最适合在30摄氏度环境里生存繁殖，这正是香港6月份的平均气温。而在37摄氏度的条件下，因其它细菌也会生长，会使样本被污染。因而在北里先生 的这次实验中，他确定的是导致肺炎的细菌，而不是导致鼠疫的细菌。

耶尔森没能获准去接触死于鼠疫的病患遗体。他为了检查病人的血液，就贿赂了两名英国水手，进入了停尸房。他用吸管插入一个刚刚去世的病患的肿胀淋巴结里取 样，然后回到显微镜下察看结果。他发现了这种杆菌。他随后把这种杆菌注射到一些老鼠和豚鼠体内。这些动物很快就患病而死。耶尔森在这些死鼠的淋巴结里观察 到了相同的杆菌。于是耶尔森把这种细菌称作鼠疫杆菌。在他的学长路易.巴斯德之后，耶尔森被誉为是鼠疫杆菌的最初发现者。所以他的名字便用来为鼠疫杆菌命 名：耶尔森氏菌。

在广东和香港爆发的鼠疫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一部分。第一次鼠疫爆发于公元541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在这场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的肆虐期 间，造成欧洲大约半数人口死亡。第二次大流行称为黑死病，始于1346年。这场瘟疫使欧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第三次大流行席卷了全球，它波及了世界上每 一个角落。来自香港的船把病菌带到了印度，据说印度的病死人数达到一千万。

鼠疫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一旦染病，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就会有40--80%的病患死亡。其中肺鼠疫的传播如同野火蔓延一样迅速，因为这种疾病通过咳嗽和打喷 嚏就能直接人传人。一旦染病，一到三天内就死亡，死亡率高达100%。第三种是最罕见的败血性鼠疫，如果杆菌进入血液就会致病。这种疾病更为致命，以致于 感染者在症状出现之前就死去。

耶尔森氏菌一经鉴定，科学家们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成功地开发出了疫苗。因为鼠疫杆菌是一种细菌，而不是病毒，科学家随后又发明了抗生素来治疗。然而，有耶尔 森和北里等科学家的卓越成就，世界各国政府仍然需要尽全力控制这一流行病。这些科学家们的勤奋敬业，和他们开创的科研方法今天仍在展开着。

由于瘟疫流行而形成的政府和公众的心理状态之影响极为深远，通过解读这些，有助于了解中国在2019年对新冠病毒肺炎的反应：

以人畜共患传播疾病的概念先入为主。

根除动物宿主的全国运动。

发明布口罩。

由警方执行的严格和强制性的隔离政策。

多国跨境工作团队和立法。

组建中央卫生防疫机构。

中国被指为流行病的温床。

日本、苏联和中国利用耶尔森氏菌的高度机密的国家生物（和反生物战）计划。

日本人在战时对中国平民使用生物武器。

声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使用生物武器。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第一个后果是，中国以鼠疫和其它瘟疫的起源而闻名。回顾耶尔森氏菌的发现过程，我们现在可以相信的确如此。鼠疫起源于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起源于大约三千年前的中亚草原。

有关鼠疫的下一个发现是在中国东北的鼠疫大爆发以后。这次是和上述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不同的一次爆发。俄国（和法国）的研究人员在1895年前后到蒙古追踪 调查时，怀疑那些作皮毛生意的捕捉者和牧民因吃土拨鼠而染病。土拨鼠，这种大型啮齿动物生活在草原上的洞穴里。人们为获取皮毛而捕杀它们。土拨鼠很容易被 射杀，因为它们有好奇心。猎人们只要抖动带有羽毛或皮毛的棍子，土拨鼠就会从洞口冒出头来探望。土拨鼠的肉很美味。把土拨鼠的内脏掏空，塞进烧热的石头， 再用绳子捆绑，直到烧熟。我在蒙古的时候品尝过炖土拨鼠肉，看上去黑黑的，有嚼劲，带野味。

1910年在满洲（清朝）皇帝的家乡满洲（现称东北）爆发了严重的鼠疫。朝廷责成伍连德博士（1879—1960， 著名医学家----译注）控制疫情。伍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也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学习过。伍博士用近乎戒严的措施控制疫情，四个月后就大见成效。他要 求把疑似病例立刻送到医院隔离。尸体不再允许土葬（正值冬季，地面冰冻坚硬），而是必须连同死者的衣物被褥一同火葬。这一丧葬方式改变了中国的传统习俗。 伍博士特此向朝廷请求许可。

这时鼠疫在铁路沿线传播着。伍博士下令人们停止流动，同时命令火车停运。伍博士是口罩的设计者和推广口罩的首创者。他设计的口罩由多层纱布和棉花制成。这 种口罩比西方国家使用的那种外科医生口罩要厚实。在肺鼠疫流行时，伍博士设计的这种口罩大大降低了病死率。英国圣安德鲁大学现任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多斯? 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 博士提及一桩有名的事件：伍博士曾受到当地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杰拉尔德?梅斯尼（Gerald Mesny）的质疑。伍博士解释说，他确信肺鼠疫由空气传播。而这位法国医生拒绝相信他，说道，“我们能指望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什么？”为了证明自己是对 的，这位法国医生没有戴伍博士发明的口罩，就去医院为肺鼠疫患者治病。两天后这位医生死于肺鼠疫（注1）。

鉴于口罩防病如此有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口罩相继普及到中国各地，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每当有流行病发生，人们就戴上口罩预防。这也是各国政府 都可以采用的经济实惠又简单易行的措施。此外，中国人从那时起就开始认同了这样的观念，即一个拥有广泛的强制权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应该承担消灭瘟疫的任 务，这些瘟疫不仅包括鼠疫，还有天花、白喉、伤寒、疟疾等各种疾病。

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的第二年，伍连德博士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际鼠疫大会，又称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讨论这种疾病的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问题。参加这一历史性会 议的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的科学家们。会议持续三个多星期，会上展示了多种科研实验。在会上，俄 国科学家杰尼尔萨巴罗特尼（Danylo Zabolotny,1866—1929, 乌克兰流行病学家----译注）和安娜?丘里尼亚（Anna Tchourilinia）报告说，他们追溯到了肺鼠疫的爆发源，是从土拨鼠身上传染给了猎人。

蒙古人一直在猎捕土拨鼠，获取皮毛，肉为食用。伍博士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传统狩猎土拨鼠的猎人，过去没有感染这种致命的流行疾病。再者，清朝廷最 终允许汉人移民到东北以后，主要来自山东的移民不断涌入东北。这些移民在1910年前后经常捕捉土拨鼠，在湿货市场上出售这异域风味的土特产。这表明人们 和土拨鼠打交道有很长时间了。

第一次国际鼠疫大会闭幕后，伍博士主持设立了北满防疫处，从事防疫工作直到1931年。1920年和1928年又爆发过鼠疫，但是每次的死亡人数都比较 低。科学家们继续对土拨鼠作研究试验，提出了疑点：土拨鼠固然会携带鼠疫杆菌，而实际上是土拨鼠皮毛上的跳蚤传播了瘟疫。土拨鼠在春天从冬眠中醒来的时 候，吸血为食的跳蚤就随之活跃起来。

后来人们认识到，跳蚤会感染细菌。跳蚤体内的中肠和胃窦----一处类似瓣膜的区域，用于防止吸入的哺乳动物的血液流出----在被细菌堵塞的情况下，跳 蚤就会i更凶猛地叮咬来维持自身的需要，因而加速了细菌传播。土拨鼠等啮齿动物死后，跳蚤就会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比如人类，继续叮咬。跳蚤能在人们的衣 物上存活，特别是在东北人常穿的皮毛大衣上附着存活。跳蚤寄生的土拨鼠死后，它们还会跳到老鼠、沙鼠和其它动物身上。

下一步，政府担起职责，动员消灭土拨鼠、老鼠、沙鼠和其它可能寄生跳蚤的动物。1900年，鼠疫在美国旧金山出现。因有人怀疑疾病是从唐人街开始的，所以 这一带的有些居民被隔离。市政府经过考虑后，从唐人街开始，消毒每一条街道。在唐人街区的防疫工作包括：把地下建筑的土地面改建为混凝土地面，用石炭酸清 洗混凝土地面，用碱水清洗墙面，用柏油铺设道路，污水坑一概填平，破旧住宅全都拆除等。旧金山全市还进行了一场大力度的灭鼠运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以后，该市政府组织起了一支捕鼠队伍，每周消灭老鼠多达13,000只。对这些死鼠的尸检报告表明，大约有1.5%的老鼠感染了鼠疫杆菌。1924年洛杉 矶也进行了一次灭鼠运动。这时人们发现松鼠和其它动物也会携带跳蚤并感染人类。人们随即开始捕杀这些动物。

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类似措施防疫，1917年由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执政的苏联尤为突出。1920年代末，莫斯科发起消灭土拨鼠的运动。苏联的抗鼠疫计划雄 心勃勃，动员起成千上万民众。他们往土拨鼠洞穴里投放毒药，并且用毒气诱捕和射杀等办法消灭沙鼠和其它啮齿类动物。人们奉命把土拨鼠的洞穴用犁捣毁，在草 原上放火。然后国家派遣飞机大面积喷洒滴滴涕。这计划似乎见效了，根据苏联的数据显示，鼠疫病例逐渐减少，到1942年消失。

历史学家回顾欧洲历史时认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和黑死病起源于中国，或者中亚大草原。瘟疫可能是由匈奴或蒙古人中的游牧者和牧马人，从东方带到黑海，或是由船上的老鼠从那里传来的。

然而上述理论确实存在一些漏洞。因为寄生在土拨鼠身上的跳蚤和附着在人类身体上生长繁殖的跳蚤并不一样。也并非所有的老鼠和啮齿动物都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宿主。另外，这一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像鼠疫这样的瘟疫会突然消失，然后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又重新出现。

例如在1950年代，在苏联的草原上啮齿动物开始复苏，新的鼠疫疫情也随之发生。但是这次苏联违反了义务，对世界卫生组织隐瞒疫情，还坚称鼠疫已被消灭。后来苏联停止了消灭土拨鼠的计划，而是专注研究啮齿动物种群。

鼠疫大流行对中国人记忆的冲击极大，相比之下，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记忆却很淡薄。全世界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有五千万甚至上亿，然而在中国爆发的规 模似乎很小。也许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的记录，可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留存了官方记录，显示死亡率很低，染疫者死亡率是1.9%。美国旧金山市的西班牙流感死 亡率达9%。香港则有几百人死于西班牙流感。

有些人据此认为，这是病毒起源于中国的证据。因为中国人对病毒产生了免疫力。可能是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r Corps, CLC,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向协约国输出的华裔劳工----译注）把病毒带到了美国和法国。这里指的是战争后期在中国北部招募的94,000名劳工，他们 被派去挖战壕和从事其它工作。这些劳工先乘船到温哥华，然后乘火车穿越加拿大到东岸北部港口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由此渡过大西洋后到达英国 和法国的港口。这样就可以解释这种传染病是怎么登陆北美，并传播给所在港口的军队的。

那时候，人们认为中国人没有感染西班牙流感的原因，是他们采用传统的中国补药。湖北省的地方政府向民众推广一天喝几次绿豆粉加冰糖制成的汤。

这当然很有趣----因为本书在以后的章节将有详细描述----由此观察，同样的疾病对不同国家和种族的影响却不同。

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和各个西方国家资助的人道组织和传教士们，继续从事伍连德博士开创的防疫方法努力控制疫情。1919年，新的国民政 府成立了国家防疫局，承担研发疫苗和血清来预防天花、鼠疫和其它传染疾病。国家防疫局收集流行病学数据，在大城市推广疫苗接种，资助微生物科研项目，并且 开发试制针对牛羊瘟疫的炭疽疫苗。国家防疫局的工作人员经常出差各地，向人们讲解人类如何从动物身上感染疾病。他们还积极培训医护人员，建立公共卫生系统 以防治天花、肺结核、伤寒、破伤风、猩红热、白喉和霍乱等疾病。

由于处于军阀时代，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实权。1931年，日本人从军阀手中夺取了东北，继而试图占领和征服整个中国。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 期间，各地装备简陋和供应短缺的中国军队到处去强取农民的粮食。为躲避战乱而离乡背井的百姓多达几百万。1938年，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沿黄河西进，在河 南炸毁河堤，大片地区随即淹没。这一系列事件都引发着各种传染病的爆发传播。

为了抗击疫情，国民政府在尽之可能的时间和地点里，命令警察、军队、社区和氏族会，必须遵守清洁街道和疫苗接种等所有防疫规定。执行任务的“医疗警察”可以强制卫生警戒，隔离病患，甚至在必要时进入住宅搜查或没收财产。

西医在中国多年来治疗疾病的事实，使人们逐渐相信西医优于传统的中医术。现代与传统，科学与迷信的对立和比较，这就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新方式。

如今，来到北京和其它大城市的游客都看不到五毒大神庙（又称五毒庙）了，而在过去，到处都有。现在台湾还有多处。道教和民间传统盛传，瘟神是被派来惩罚人间恶行的。阴历五月初五，人们举行仪式，摆上供品，用祈祷来表达歉意。

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瘟神并不是戴着兜帽的世界末日骑士的狰狞模样，而是一个个神圣的官员。瘟神的样子是穿着某个朝代的朝廷官袍，端坐于法庭似的案前。在神的官僚等级制度中，他们职责明确，每个大神分管着不同季节的瘟疫。

在中国大陆，瘟神庙被毁掉了，没人再去供奉瘟神。但是仍然有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笃信东西方两种传统的文化。据毛主席的私人医生记叙，毛从不洗澡也从不刷牙。 毛的亲密战友林彪元帅非常恐惧就医，大多寻求中医治疗。早在1920和30年代，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曾有人主张废止中医，他们认为中医是骗术。毛把中医 称为“伟大的宝库”。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研究，探索和治疗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这些最常见的和最凶险的疾病包括鼠疫、天花、疟疾、破伤风、狂犬病、黄热病、结核病等。然而，这些新的科技知识也会转而用在现代战争的新工具上。

注 1.  Mark R. Wilson: The Untold Origin Story of the N95 Mask, The Fast Company, 24 March 2020,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79846/the-untold-origin-story-of-the-n95-mask.

三   细菌战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和中国东北的鼠疫大爆发，引发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后果，那就是将细菌战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把剧毒的耶尔森氏菌，即鼠疫杆菌武器化。

第一个研制生物武器的国家是苏联。1928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秘密法令，开始一项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发计划，其中有将斑疹伤寒杆菌武器化的决定。位 于列宁格勒的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开始试验用鸡胚胎培养斑疹伤寒杆菌。靠近北极圈附近白海上的索洛维茨基群岛上，有一处用修道院改建的关押政治犯的特别监狱。 秘密警察用这里的政治犯作试验，不仅用斑疹伤寒杆菌，还用马鼻疽和类鼻疽病菌。另一试验机构苏联红军微生物研究所，位于莫斯科附近。

隶属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军事化学研究所，是研发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武器的牵头机构。苏联卫生人民委员会（卫生部）奉命服从军队的一切命令并满足其所有 要求。这一委员会掌管着一个由大约35家机构组成的生物医学研究网，从事流行病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的研究。这表明苏联的防疫计划和生物 战计划密切相关。掌管防疫计划的人同时也掌管研制进攻性细菌武器。苏联开展的有关工作覆盖领域广泛，高度保密，远超过日本人在相关领域的工作。

1936年，军事化学研究所在位于咸海的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又称复活岛）上建立了试验场所，用于露天生物武器试验。大约几百人在伊万.米哈洛维奇.维里卡 诺夫（Ivan Mikhailovich Velikanov）教授率领下，乘坐专用船舶和两架飞机抵达该岛，他们用兔热病菌和其它细菌进行试验。1937年秋，由于维里卡诺夫教授和其他专家在大 清洗中被逮捕，实验中止。1992年，一名前苏联生物武器科学家肯.阿力别克（Ken Alibek, 1950--）披露，从1942年8月到次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曾把兔热病菌成功地散布到了围攻的德国人身上。

1933年，日本人将朝鲜占为殖民地后，又进一步把这个海外帝国扩展到中国东北，还决定让日本平民移居到中国东北。日本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以“防疫给水 部”的名义制定出野心勃勃的研究和测试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在哈尔滨附近建起731部队基地，配备生物武器的生产、测试、部署和储存设施。

被731部队直接或间接杀害的人数估计高达50万。位于哈尔滨的731部队基地原址，现在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当年有300名医生和细菌学 家和研究人员在这处建筑群里工作。他们在实验室里培育感染鼠疫杆菌的跳蚤。为了繁殖跳蚤，这里还养着数百万只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老鼠。731部队基地关闭以 后，大批老鼠在周边地区四处逃散，造成鼠疫流行，许多人染病丧生。

这些日本专家利用囚犯测试生物武器，更甚者是以此培育毒性更强的腺鼠疫毒株。他们把每枚炸弹都用30,000只跳蚤填满，这些都是从染病后濒死的囚犯身上 吸过血的跳蚤。跳蚤和泥土混在一起后被密封在粘土炸弹壳里，然后由飞机低空飞行向地面投放。投放后跳蚤会继续存活，进而传播腺鼠疫菌。在浙江省衢州地区遭 到的一次空袭中，有人亲眼目睹了这里腾空的浅红色烟尘。空袭过后，据估计有两千人死于鼠疫。染疫的铁路工人把瘟疫传播到附近的义乌，造成一千多人病亡。日 本在这一地区还投放过炭疽杆菌，又导致大约六千人死亡。

日本军队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把伤寒和副伤寒病菌散布到城市的水井、沼泽和房屋，还把带病菌的食物分发给市民。流行病随即爆发，日本人据此认为副伤寒 菌是最有效的武器。他们进一步研制利用炭疽、伤寒、痢疾、霍乱和其它致命性病原体，作为生物武器的攻击效力，并把受到病菌污染的食品和衣物空投到日军尚未 占领的地区。另外，日军还向毫无戒备的受害者们发放带菌的食物和糖果。

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日本计划用鼠疫杆菌作为生物武器，袭击美国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市，此行动称为“夜樱作战”。这一计划原定于1945年9月22日开始启动，但是日本在五周前宣布投降。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接管了731部队的专家和设施。有关专家移送法庭受审。美国人采访了其中一些日本专家，给予他们刑事豁免，以便从他们 的研究中获益，但是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细菌战的效能和生物武器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尚不能据此断定。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用刺刀、炸弹、机枪 屠杀了二十多万平民。他们没有用生物武器来恐吓中国人，相反，上千日军官兵感染鼠疫而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直到1970年代后期才开始宣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直到1985年才建起。反之，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 争期间（1950--53）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声称美国正在发动生物战。宣传美国军队投掷含有苍蝇、甲虫、蜘蛛、蟋蟀等其它昆虫的炸弹，这些昆 虫携带多种致命性病原体，从鼠疫杆菌到霍乱、炭疽、脑炎和黄热病。据说美国不仅在朝鲜，也在中国这样做过。中国人还拿出了所谓证据，使世界上不少知名专家 都相信，随之高调谴责美国。

现在普遍认为这完全是虚假信息。1990年解密的苏联档案文件显示，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官员都知道，朝鲜战争期间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是在1952年捏造的 伪证。据这些档案中的备忘录记载，苏联领导人及时告知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指控是捏造的，并敦促中国停止这些虚假指控的宣传运动。

过去，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取决于中国顶尖科学家和约瑟夫.尼德汉姆（Joseph Needham， 1900—1995，中文名李约瑟）博士为首的西方著名科学家等群体提供的信息。李约瑟博士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他著有多卷本《中国科 学技术史》。这些专家或有意编造证据，或让自己被误导和利用。专家们宁愿相信毛和斯大林，也不愿相信美国政府。

在1950年代的这一时期，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群众运动“除四害”----消灭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这很像是模仿苏联的反鼠疫运动。中国政府动员 群众消灭传播血吸虫病的蟑螂、臭虫和钉螺。一次又一次动员到小学生的“爱国卫生运动”，加之生物战的大肆宣传，必然使大众树立起强烈信念。中国政府还禁止 养宠物。那时候在城市里见不到猫、狗。

所有这些宣传必然会使人们相信动物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但是在防疫工作其它方面的宣传效果却难以断定。在中国，除了在苏联受过教育的人之外，凡在外国受过良 好教育的医护工作者，不仅都失去了影响力，而且受到迫害，被遣送边远地区劳改。在19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中国的现状是合格的医务人才短缺，公共卫生 系统设施简陋。宣传取代了正常的流行病学研究。统计数字也成为宣传的一部分。中国在1950年代持续遭受严重的洪灾和饥荒。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 造成大约四千万人丧生。食不果腹的人们更为脆弱，极易感染各种疾病。

1910年以后，伍连德博士和帝国时代以及共和时代的政府做了一系列防疫工作，共产党政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励，但是他们实际上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 毛时代为中国留下了一个特别强大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体制可以通过最基层的居委会，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强制隔离措施。居委会的职能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行使， 其它大国是无法效仿如此机制的。北京政府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开通一个技术一流、资金充足的公共信息网，屏蔽任何异议的话语。这些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都展 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谓细菌战的宣传，造成的后果让世人难以信服。难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官方关于病毒起源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说法， 就是引起西方情报机构质疑的原因之一。正当中国和苏联政府宣传那个完全伪造的故事，声称他们的敌人在战时对平民使用生物武器之时，他们却在积极秘密地策划 自己的细菌战计划。当然，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这值得更加详尽地了解，因为有关信息正是怀疑和揭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真实性质的原因。美国情报机构仍然认为中 国有一个庞大的机密的生物战计划，此举违反国际条约。

四     骇人听闻的苏联生物战项目

日本投降后，苏联尝试学习日本731部队的知识技能，并利用相关知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叶卡捷琳堡）建立起一所新的生物战研究中心，名为抗菌防御军 事技术中心。1979年4月，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慎造成炭疽孢子意外泄漏，导致至少100人死亡。该研究所因此恶名昭彰。至于这次疫情爆发的原因，长 期以来被归咎于出售染菌的肉类。当局竭尽全力掩盖真相，包括销毁死者的所有病历档案。苏联在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 Convention, BWC, 是首条禁止生产生物武器的国际裁军条约，于1975年生效----译注）仅四年后就违约，政府还不遗余力地防止被人揭露。直到1992年，上述泄漏事件才 得以证实。

1947年，苏联在位于扎戈斯克（现谢尔吉耶夫镇）的病毒学中心建立了天花武器制造工厂。这一工程项目是封闭城市里的军事研究体系的一部分，其任务是研发 攻击性武器，侧重利用动物做危险病毒的测试。为此，当局委派科学家前往印度去寻找毒性最强的天花病毒毒株，并且研制可用于军队接种的疫苗。

1960年代，抗鼠疫的研究成为防御性生物战项目的首要工作，其代号为5号项目。这项责任重大的研究项目开展到1970年代中期，又承担起开发进攻性生物 战的研制任务，项目代号为“发酵”。其上级机构的代号是“生物制剂”，该机构管理和协调进攻性武器的开发研究。苏联不仅限于开发致使人类染病和死亡的生物 武器，另有一个代号“生态学”的项目，用来开发针对动物和植物的生物武器。上述所有项目都是高度机密，其中的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务一概不知。

1970年代初期，科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 1898—1976, 苏联农学家）的虚假理论在苏联终被摈弃，现代遗传学开始为科学界运用。在初期，为了使炭疽、鼠疫、兔热病、佝偻病、伤寒和埃博拉等疾病武器化，科学家们重 点研究“传统”的基因突变、选择和繁殖微生物的技术。这类技术包括将上述细菌病毒暴露于X光、紫外线和化学物质下，促其产生突变，目的是使之对人类更具传 染性和致命性。

西方世界重组DNA技术的重大突破，促使苏联加倍努力研究生物技术，着重在军事应用领域。所以在1972年，苏联开始了一项规模宏大且耗资巨大的扩展生物武器项目。这一项目包括了大量科幻故事和间谍小说里令人难以置信的设想。

这些举动都违反了莫斯科于1972年批准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的条例精神。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苏联代表宣布本国已经批准这一条约，还宣布苏 联从未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的项目，因而也没有相关的武器库存予以销毁。然而，这个条约存在一些含糊之处，因为它规定各国政府若是出于防御目的，可以从事武 器的研发和生产活动。

莫斯科在卫生部设立第15局，专管各种防御和进攻生物武器的工作，使用邮政信箱A-1968为保密通讯地址。农业部、卫生部和其它部委在“生物制剂”领导 下作了一些研究。由于大部分项目显然是用于攻击的，因此是非法的。苏联政府便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民用的名称来作掩护。借用间谍术语，可以说是个“传说”。在 必要时，可以“解释”这个或那个研究项目是如何具有合法的、和平的或防御的特色。

苏联科学家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病原体作为武器。一种方法是找到如何创造实验室“嵌合体”，即用两种或多种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制成一种新的病毒 或细菌。然后消除生物武器表面制剂中含有的蛋白质区域（因为这一区域可以触发细胞免疫反应），致使常规检查技术无法识别这类合成物。换言之，他们想制造的 微生物武器，是让敌方无法识别和无法应对的，或者能尽量拖延敌方时间的利器。他们用新开拓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操纵基因去突破分隔物种的障碍。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这项创造新的致命性病毒的工作一旦被发现并引起外界注意，那么，苏联政府就会抛出一个预先准备的封面故事，一个“传说”：他们会解释道，实验室确实在努力研制一种和平的疫苗。

代号为“猎人”是最为恶毒的项目之一，这里从事最邪恶的设计：构制细菌和病毒的混合体，如果敌方使用抗生素来消除感染时，这类混合体会做出适当的反应。

197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和苏联及其盟国，在缓和与和平共处的鼎盛时期，经谈判达成了裁减武器条约，和此时的全球冷战宣传战并存。国际政治在很多西方国 家的国内被政治化，左翼和右翼政党互相竞争，当然，科学家们也卷入其中。有些人相信了苏联的宣传，认为他们真的在裁减武器，反是好战的西方军事工业综合体 在破坏条约的倡议。于是在西方国家，单方面裁减军备运动兴起，大批支持者涌现。1980年代，在欧洲的众多支持者参加了反对安装中程导弹的示威活动。

随后，苏联政府的宣传机构发起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造谣运动，声称美国制造出艾滋病毒，那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武器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之一。这场 造谣运动被称为“感染行动”或“丹佛行动”。莫斯科利用其盟友及友好的“影响人物”来宣传这一编造的故事：在美国，基因工程师合成了两种逆转录病毒来制造 致命病毒。其实，克格勃指责美国所作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事实上，英国的进攻性生物战项目于1950年代后期结束，美国德特里克堡项目中心 也于1969年停止运作。而苏联生物武器项目的规模之大，大约是美国项目的十倍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还是不愿相信苏联有关大规模化学和生物战项目的粗略证据。这一情况在1989年发生了转变，一名苏联生物武器高级工程师弗拉基米尔. 帕什尼克（Vladimir Pasechnik, 1937—2001）来到巴黎英国驻法大使馆。西方情报部门通过对这名工程师的盘问，惊讶地获知苏联从事的生物武器项目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帕什尼克披露，在苏联庞大的项目中，有52处隐秘的工作场所，五万以上工作人员。例如，制造天花武器的年生产能力达90到100吨。他说，1973年以后 开始了一项增强项目，目标是制造一种人工病毒，使敌方无法防御。他透露，苏联已经开发出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鼠疫菌株，这一菌株对抗生素具有抗药性，在存储 状态中没有毒性，但是一旦需要将其武器化时，这种菌株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令抗生素无效的致命菌种。

“生物制剂”项目创造了人类已知的最致命病毒的武器化毒株，例如炭疽、埃博拉、马尔堡病毒、鼠疫、鼻疽、Q型流感、胡宁病毒、兔热病和布鲁氏菌病。科学家们甚至研究了将艾滋病毒武器化的方法。

到1980和90年代，这些制剂经过基因改造后，可以抗热抗寒，还可以使抗生素无效。1990年代，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sin, 1931—2007, 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承认了苏联进行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也承认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验室引起炭疽爆发的事实。此后，一些现身在西方国家的俄罗斯科学家 透露说，就在叶利钦承认了那些事实以后，俄罗斯仍在继续隐瞒其生物武器项目。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威胁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反之在某些方面愈演愈烈。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1937—2006, 伊拉克总统）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并在1980年代广泛推行生物武器项目。这类项目雇用了300余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他们大多在位于萨尔满帕克的国防生物研究中心从事研制工作。他们对引起炭疽的病菌作应用研究，一种是用于产生肉毒杆菌的毒素，和另一导致坏疽的病菌。在阿 尔哈坎的单细胞蛋白制造厂，投入了生物武器大规模的开发和生产。生产出大量炭疽、肉毒杆菌等生物武器制剂后，储存在冷库，随后就可以装入弹药。用病原体或 毒素填充炸弹、导弹和其它弹药的工作在伊拉克主要生产化学武器的穆萨纳国营工厂进行。美国检查人员报告说，伊拉克可能生产了多达100亿剂炭疽、肉毒杆菌 毒素和黄曲霉毒素，数量庞大，令人震惊。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确实对伊朗使用了天花和炭疽生物武器。

这表明，即使是杀伤性能稍差的生物武器也是非常危险的。从此，新技术意味着小型生物反应器就能够轻易产生出足以杀死数百万人的生物武器，并且可以在几小 时，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内连续释放。这也意味着，像日本奥姆真理教这样的小型恐怖组织，具有制造鼠疫和炭疽病菌的培养能力是有限的。这一邪教组织企图从扎 伊尔获得埃博拉病毒。人们不禁担心，哪怕一两个恐怖分子也可能会染病和引发疾病流行。据信，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已经在密谋使用这类武器。

虽然至今尚未发生，但是就神经毒剂沙林等化学武器来说，情况则不同。1995年，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在东京的地铁袭击中使用了沙林毒气。1970年代，古巴 在安哥拉内战期间对叛乱分子使用了VX神经毒剂。据法国情报机构揭露，从2011年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期间，叙利亚政府囤积了数百吨沙林毒气，也囤积了 大批苏联发明的VX神经毒剂。叙利亚政府还用氯和硫磺芥子气对付平民。2017年2月，朝鲜特工在马来西亚使用VX毒剂刺杀了旅行中的统治家族成员金正 男。另一种致命的毒药，诺维乔克，又称新手、新人，于1990年代由化学家维尔.米则雅诺夫（Vil Mirzayanov, 1935--）博士通过俄罗斯媒体揭露后才公之于众。后来这位化学家叛逃到美国，在他出版的著作《国家机密》中，发表了这种毒剂的化学式。俄罗斯还在使用 《化学武器公约》禁用的神经毒剂，去暗杀居住在国外的对手。例如，2018年，在英格兰索尔伯里，对前俄罗斯上校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 1951--）及家人的袭击，使用的就是神经毒剂。

五   中国有生物武器项目吗？

有些人认为中国也有生物武器项目，而且不可避免地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其中一部分。中国科学家有可能像俄罗斯人一样，一直在做实验去创造嵌合病毒，并且 也像俄罗斯人一样，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这项工作构画出一个民间的封面故事。这个“传说”的一部分可能是关于非典和新冠病毒是如何通过湿货市场，通过蝙蝠、 果子狸和穿山甲等人畜共患疾病来传播的封面故事。武汉病毒研究所，即武毒所，承担的可能是民用和军用研究的双重任务，因此这里的工作人员受到的可能是军事 纪律的约束。这是美国国务院于2021年1月15日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中推出的结论：“尽管武毒所将其称为一个民用机构，但是美国已经确定，这一研究所与中 国军方就有关出版物和机密项目进行了合作。至少从2017年起，武毒所就代表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注1）

这可能是一个疯狂的阴谋论例证。这一说明书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发布的。然而，海外科学界可能并不情愿承认中国到底在做什么，特别是顾虑到近年来和中国留学生、研究人员、大学和公司建立的诸多联系。

在195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的科学家都相信了中国的指控，相信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传播瘟疫，此后，他们拒绝相信苏联在实施庞大的生化武器项目。正如我们 已经获知，即使把情况想象到最坏，也把苏联项目的规模低估了十倍。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同样低估了苏联核武器项目的庞大规模。

美国的情报资源远超英、法等盟国，大多数公开信息通常来自华盛顿的年度报告和国会证词。1984年中国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以后，美国政府对其遵守情况作出年度评估。

在1995年度报告《遵守和承诺军备控制协议》中，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The 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 ACDA）写道，“中国在整个1980年代期间维持了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这一项目包括生物战制剂的开发、生产、储存及相关获取和维护。”

美国情报官员称，中国极有可能拥有一个活跃的、不断扩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例如有两所声称是民用生物研究中心，实际上由中国军方控制。因为众人皆知，这两所中心过去曾经从事生物武器的生产和储备。

1993年2月，《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美国情报部门的担忧，因为他们注意到，在1991年一处可能的生物战中心扩大了。随后，一位美国官员称，北京向联合国作出明显虚假的声明，称从未制造过任何细菌武器，也从未开展过任何应对生物武器攻击的研究工作。（注2）

2002年5月9日，美国政府对八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因为这些公司将多边出口管制清单上的敏感设备转移到中东。这类销售行为是在2000年9月到2001年10月之间发生的，这违反了1992年伊朗—伊拉克武器不扩散法令。

这一法令禁止美国公司在两年内与受制裁实体开展业务，或为其颁发出口许可。其中两家受制裁公司，江苏永利化工技术进出口公司和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否认美国的指控。中国可能在生物战领域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帮助，例如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和朝鲜。中国还被指控积极帮助巴基斯坦和朝鲜发展核武 器及弹头。

2003年，在一次关于中国武器扩散听证会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获悉如下：

“美国认为，尽管中国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的签约国，但仍然维持生物武器项目，违反公约义务。美方认为，中国一贯声称从未研究、生产或拥有生物武器的说法根本不属实，同时认为中国仍然保留其生物武器计划。”

2005年，美国国防部再次报告说，尽管中国在联合国发表声明，但是美国已经获得具体的和可信的信息，表明中国仍在继续开发生物武器。五角大楼就此发表题为《扩散：威胁和应对》的论文指出，中国的生物武器项目包括制造传染性微生物和毒素。

尽管中国每年都自愿提交年度BWC签约国报告，以及申报置信度测量（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 CBM）数据，美国国务院在2005年度的评估认为，其中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准确并具误导性”。此外，自1991年以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 的置信度测量（CBM）机构呼吁签约国，公布过去具有进攻性的研究活动等，而中国没有这样做。相反，中国一如既往地坚称，本国没有此类项目。（注3）

美国国务院的评估报告称：

“----美国重申这一判断，即中国违反BWC签约国的义务，保留其进攻性生物武器的能力。尽管中国向BWC提交的声明和置信度测量数据与此相反，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国保持了在1984年签约之前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

----中国目前的研究活动，及常规和生物武器双重功能的提高，证实了这一可能性，即复杂的生物武器开发工作正在进行中。例如，由于雾化技术可用于进攻性，表明军方参与此类研究的出版物，也证实了美国的担忧。

----虽然中国每年都自愿提交年度BWC签约国的置信度测量数据，并在2002和2003年再次提交，但是我方评估，其提交的信息仍然不准确并具误导 性。BWC的置信度测量机构自1991年以来，一直呼吁签约国公布以往的进攻性研究活动，中国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中国坚称根本没有这样的项目。

----例如，中国在2002年10月17日颁布的《关于生物两用制剂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表示，“一向认真履行BWC规定的义务”，并且“从未开发、生产或储存任何生物武器，也从未协助任何国家获得或开发这类武器。”我方认为，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

----中国有很多民用和军用设施，可能和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有关。例如：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是一处公认的生物防御研究机构。

*位于甘肃的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疫苗的制造厂家。我方认为这里有几处BL-3，即生物安全等级3的实验室和常规和生物武器双重功能的研发场所。”

2007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向参议院和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了一份题为《当前和预计的国家安全威胁》（在开放的和封闭的会议上）的证词，指出情报部门认为中国“继续维持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

中国外交部一再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并称中国现在和过去都不曾有过细菌武器计划。美国继续表示，中国现在拥有生物武器的项目及制造场所。

1979年以后，中国军队大幅减员，并取消了大部分武器采购计划，中国或许错过了这次向外界澄清其生物战项目的机会。如果中国籍此机会承认了生物战项目的 存在，那么就必须像美国那样证明这类项目已被取消。这样做会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必须向自己的民众解释制定这类项目的原因。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被告 知，日本对中国实施生物战的罪恶，还有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罪行。

中国可能维持“这样的项目根本不存在”的谎言，或者认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组织存在漏洞，没必要澄清。加之大多数病原体可用于民用和军用，出于防御或者 公共卫生的需要，在军备控制条约的允许下，也会有大量工作可做。况且，该《条约》是君子协定，它没有强制执行的检查或惩罚机制，不同于化学武器或核武器的 军备限制条约。如果美国根据这个《条约》精神对中国有所担忧的话（实际如此），那就意味着应该通过互相协商来解决这些担忧。假如协商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按 照《公约》第六条，将允许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中国的行为。安理会随后会选择去调查，但是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运用其否决权来阻止这样的指控。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美国将必须向公众舆论提供无可辩驳的铁证。但是要想握有实验室和微生物方面的实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实验室的卫星照片不能作为 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不像导弹或核处理厂的卫星照片那样直观。

苏联解体以后，有关生物武器项目的证据可以通过查询档案文件，和有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的证词中获得。共产党在中国仍然掌权，档案不公开，也没有科学家公开解释研究项目的细节。

我们确实知道，在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和学生到苏联去进修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这些人回国后建立了相同的研究机构，可能模仿了苏联的生物战项目。我们也了解，中国在1950年代非常重视军队和民众不受生物战的侵害。

1960年代初，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科技合作，随着中苏分裂而停止，中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就此隔绝。外界对中国的生物武器项目知之甚少，但是中国 在准备抵御苏联可能的核攻击和假想的美国入侵，同时为越南战争提供援助的时候，军费开支激增。据信，出于防御和进攻的目的，生物武器项目仍在继续。而且， 这个项目可能已经大大扩展，因为细菌战常被称为“穷人的核武器”。

中国的工业和社会的全面军事化发生在1960和70年代。在此期间，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和工厂从主要城市转移到内陆，称为“三线地区。”很多被安置在边远的 山谷，或是建造在多山的岩洞里。这样就不会受到来自沿海的入侵，或是来自北部中苏边境的入侵，还可以免受轰炸机，甚至是携带核装置的轰炸机，以及空中监视 的侵扰。中国军方投入巨资发展航天和导弹工业，并且尝试建造核动力潜艇。中国的兵器工业体系发展了苏联设计的火炮、坦克和飞机的生产能力，其产量至少与苏 联相当。

中国在军事科学领域致力的重点是成功地制造核弹、火箭发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从事这类工作的主要研究和生产基地位于新疆、云南、甘肃、陕西----远离中 国工业中心的地区。这里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住的地方很像苏联封闭的城镇，对外地址是高度机密的代号。这些地址不会在地图上标出，这里的居民与外界没有联 系。

2015年，丹尼?绍汉姆（Danny Shoham）在《国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列出了中国与生物武器相关的32处设施，并得出结论：

“总之，如果不经过大量改造，中国现在有能力利用完整的或基因升级的大约40种病原体和毒素，发展、生产和武器化。实际上，目前中国拥有的生物武器制剂库 存减少是有可能的。据推测，这包括处于操作状态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制剂（例如鼠疫和布鲁氏菌）；第二代生物武器制剂（例如汉坦病毒和日本脑炎病毒）；加之第 三代正在开发中的部分或全部生物武器制剂（例如SARS,埃博拉和流感病毒）。”

就隶属于国防部门的研制中心，作者罗列出以下机构名称：

生物工程国家研究中心

生物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根据美国国防部2013年度军事和安全报告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称，中国优先发展陆空攻击巡航导弹。因此，有理由怀疑中国有能力为隐形导弹配备生物弹头，这种导弹一经发射就很难摧毁。（注4）

中国有许多生物研究所生产生物武器，例如延安生物制品厂，据报道这里生产气溶胶炸弹和纸质罐式容器。还有在昆明、长春、重庆和武汉等地，一般冠以生物制品研究所或工厂的名称，如“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或“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肯.阿力别克，前苏联细菌战项目负责人在他的著作《生物危害》一书中写道，他从苏联情报中获悉，1980年代后期，中国一家生物武器制造厂发生了严重事 故。苏联侦察卫星确认了一处核弹头试验场附近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和工厂。确定这里是新疆的罗布泊试验场。苏联还怀疑，这一地区在1980年代后期流行过两次 不同的出血热疾病，怀疑由当地实验室做病毒武器化研究引起，这两种病毒估计是马尔堡热或埃博拉。

在缺乏证人、中国文件、叛逃者和照片或视频资料的情况下，上述披露以及美国各情报机构的说法影响甚微。诸如名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之类的很多机构，曾 经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军事企业，现在可以称其为工商企业。现在这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是隶属于国药集团的一家大型商业企业。即使运输系统在异地制造， 也不排除这家企业和另几家类似的企业，在必要时生产生物武器的可能。因为制作的所需设备--大型容器，恒温箱，冰柜等大同小异，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技能背景 也类似。而且可以假设，如果解放军为了进攻的目的制造一种新病毒，武汉生物制品制造厂就会根据需要为自己的军队生产疫苗。当然，这家制造厂一直在开发生产 新冠病毒，即COVID-19疫苗的领先地位。

微生物学家身着军装，佩戴军衔，在封闭的城镇里工作，如果中国不再有这样的军事化经济体，一切就会模糊不清。没有举报人，加之中国对信息的严密控制，要了解掩盖下的生物武器项目，对于外部的调查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丹尼.绍汉姆在他2015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能够在民事权利范围内，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生物技术系统，进行研究、开发和生产生 物武器。这支军队继续开展医学微生物学、兽医微生物学、空中生物学、流行病学、基因工程、生物技术和毒理学的研究项目。”

我们在调查中国的核武器项目时遇到了类似问题。几十年来，中国一直称自己拥有不到300枚核弹头，远远少于俄罗斯和美国拥有的数千枚。但是很多人怀疑这不 是开诚布公的说法。2011年，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可能拥有3000枚核武器，隐藏在复杂交错的隧道网中。这项研究的信息来源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该媒体的照片显示了隧道入口，据估计这一隧道网络长达三千英里。中国可以制造出数千件核武器而不予承认，只需先行准备出所有部件，而等待组装成完整的核武 器。从技术上讲，这些尚待组装的部件不能称其为核武器。中国不必依照军备限制条约去宣布这一存在。

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裁军以后，可以顺利地保持隐藏在地下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和工厂继续运行。在毛时代，中国建造了数百以至数千个巨大的地下防弹场所，可 以用来容纳和供养民众，尤其是一旦核战爆发时的城市人口。还把生产坦克、火炮、弹药、飞机、火箭等军工企业转移到山区，以免受攻击。挖掘机开辟出巨大的洞 穴，以容纳核燃料循环。另有地下设施可以容纳飞机、舰艇、潜艇、坦克和火箭。

其中最大的一处防空洞位于重庆郊区，这里于2010年开放成为旅游景点，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穴。”这项816地下核工程于1960年代为制造钚等核 燃料而设计。这一工程动用了六万名工兵，耗时17年，是大型军事项目的一部分。这个洞穴总面积10.4万平方米，建有9层21公里长的道路，高达79.6 米。这些设计都能防止苏联情报部门的侦查追踪。为了保密，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从地图上抹去了白涛镇这个地名，直到1984年工程停建。

另一项浩大的地下工程距武汉约50英里，地下面积4560平方米，代号131工程。其中带有会议室，指挥和控制中心的隧道系统在一座山丘下。毛泽东和他的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别墅，矗立在入口上方。

1980年代后，有的类似项目停建，也有的项目还在使用中，卫星图像仍然可以识别，例如前述乔治城大学研究报告所提及的信息。与坦克制造厂相比，医药实验室需要相对适中的空间，因此较难识别。这些都表明关于中国的生物武器项目，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即使是联合国调查组，例如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调查伊拉克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调查组（UNSCOM），除非该国政府全力配合，也会很难在中国开展工 作。萨达姆.侯赛因在面对美国及其盟国军事力量的强大震慑下，联合国调查组的工作也仍然困难重重。基于仍然无法核实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已找到的情况， 美国决定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发动入侵。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充分同意和合作，以联合国调查组的模式进行任何类似调查都是不可能的。这让美 国和其它国家处境为难，中国明知，其声称的没有也从未有过生物武器的说法不被人相信。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如美国和日本，也明知中国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 条约》。如此局面创造了一种尴尬的不信任气氛，这种气氛助长着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怀疑。缺乏透明度和不信任产生的后果，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美国情报部门的情报可能是错误的。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以前，美国低估了伊拉克进行核试验的能力，可是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后，美国的情报又 高估了伊拉克重启核武器项目的准备能力。同样在1990年之前，美国低估了萨达姆秘密生物武器项目带来的危险，然后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高估（或 夸大）了伊拉克即将恢复生产致命性病原体的可能。

基于上述想法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假定，即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的目标是，与苏联的生物武器发展项目和美国在1969年关闭其项目前拥有的能力相当。也可以 假设，1970年代初期，自从苏联放弃了李森科主义，把研究扩展到基因操纵和寻求创造新的致命病毒“嵌合体”时，中国在那时候还赶不上。此外，中国和苏联 已经没有联系，这两个邻国几乎处于战争边缘。北京可能尚未意识到莫斯科《生物制剂》项目的野心，即使知道，也不太可能启动自己的项目来与之抗衡。

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科学发展隔绝，甚至比苏联更孤立，中国国内优秀的科学家们却在农村劳动。从中国在1970年代造的坦克和飞机的类型便可看出，沿用的还是1950年代从苏联获得的技术。

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非常希望能得到邻国和竞争对手的科技知识，但是众所周知，这需要时间。中国必须开放，并在迎头赶上之前，把新一代送到西方国家去学习。1959年前出国留学的那一代科学家即将退休，科学界几乎面临后继无人。

整个军事工业体系必须重组。苏联可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都投入在军事工业体系的建设上，而中国投入的份额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中国在东南亚积极援助战 争，并且在国内备战以对抗美国和苏联。中国的军队和相关工业企业在高峰时期员工人数达三千万之多。毛死后，邓小平开始逐渐裁减数百万兵员，并将兵工厂转变 为消费经济生产，这一转变过程在下一章详述。

美国国务院：“情况说明书：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活动。”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act Sheet: Activity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http://2017-2021.state.gov/fact-sheet-activity-at-the-wuhan-institute-of-virology//index.heml(11 Feb.2021).

Smith R. Jeffrey: ‘China may have revived germ weapons program, U.S. Officials say’, Washington post, 24 Feb. 199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3/02/24/china-may-have-revived-germ-weapons-program-us-officials-say/67418b05-fab-1-490b-b9b5-c2980218d08c/(11 Feb. 202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5 Adherence to and Compliance With Arms Control, Nonproliferation , and Disarmament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t/avc/rpt/51977.htm(11 Feb. 2021)

http://fas.org/man/eprint/dod-china-2013.pdf(12 Feb. 2021)

六      中国军工企业的商业化

苏联持续几十年的生物战计划，不仅投入巨额资金，在鼎盛时期雇用大约七万人，而且以牺牲其民用医药业为代价。苏联从来不计划为民生生产足够的医药，甚至缺乏像青霉素这样的基本药物。以致于像根管治疗这样的常规口腔手术，常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施行。

苏联民众长期以来遭受缺少阿司匹林、小儿止咳药和常用抗生素的困扰。他们的医药公司生产了数十亿剂低质药品，这些药的正常剂量只能部分有效地抑制细菌，但 不能杀菌----却使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到1956年，苏联卫生部门官员宣布，青霉素不能再有效地治疗性病。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多年里，俄罗斯仍然缺少 重要的制药工业体系，依靠进口外国药品。

1979年，中国在邓小平掌权承诺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医药业的情况和苏联很相似。高等院校关闭了十几年。一流的医院和医药研究机构都隶属 于军队。虽然民众可以得到基本药物和疫苗接种，但是除了少数上流社会精英以外，几乎没人能得到先进的医药和现代医疗服务。

1980年代，大城市居民仍然享受按定量优先供应大多数消费品。私有经营在获准的条件下逐渐发展，但是制药业和医疗设备等行业仍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中。在政 府部门工作的行政人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作者通常享有医疗福利的特权。他们购买药品和治疗费用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这样的价格不反映需求和生产成本。

邓小平决定取消大部分雄心勃勃的军事采购计划，把一些企业从偏远地区的山洞和隧道中迁出，移至沿海地区或城市附近的新工业区。多年来，很多刻意建造在大城 市市区的工厂，诸如钢铁厂、电子设备厂、化工厂和制药厂，也搬进了新工业区。这样的变化给一些地区带来了经济繁荣，例如，南方城市和沿海省份，而西北和东 北的城市省份反之变得萧条。这同时带来了财富和人口的大转移，并且促使轻工业行业，从制鞋、钮扣、服装、自行车、家具、厨具到各种家居用品的制造业兴旺发 达，而钢铁等重工业则开始遭受亏损。

1990年代初，政府意识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着和国有银行一起破产的危险。政府再也负担不起对这些濒临倒闭的工厂和研究所支付大量补贴，也承担不起 向这些单位的退休人员支付巨额养老金。拥有近两亿员工的国有部门已经破产。上千万人下了岗，或者领不到足够的养老金，只得到微薄的生活费。为在岗的工人和 退休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以及为之提供医药和医疗器械的部门也面临困境。

军工企业的困境更加严峻。这些工厂严重超员，有基本的交通设施连接主要市场。有些企业在两伊战争期间通过出售军火维持下去，但是另有一些企业不得不转型为 消费市场生产。我在陕西参观过的一家坦克制造厂，曾经尝试生产高尔夫球车，可是不太成功。整个国有部门奉命“下海”，人人学做生意。海军开始大肆走私煤 炭、汽车、香烟和电视机。外交部涉足餐饮业和商业咨询。人民大会堂也自诩为会议和营销场所。位于四川偏远地区西昌的秘密卫星发射中心向参观者开放，并且和 美国劳雷尔公司（Loral Corporation）为发射商业卫星签下合同。甚至承担核武器装备的军事机构，第二炮兵（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也开始经商了。这是处理冗员的 办法----上述单位都有大批退休者、将军、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他们现在有望到新的岗位上去。

这些转换过程在双轨制价格政策下进行，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和国家定价同时存在。很多中国人擅长利用这样的双轨制价格。例如，用较低的国家定价买进煤炭，然 后以高价在市场上售出。在一切都供不应求的经济体中，经营这样“皮包公司”的生意可以迅速致富。此外，国内和国外的价格也有巨大差异。加之国有部门都握有 大量资产，例如，土地、住宅、办公用房、车辆、机器，都可以出租，也可以通过商业咨询服务或修理服务去交易许可证和执照来获益。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下了“商海”，于1992年在深圳经济特区赞助“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三九医药”是赵新先于几年前创立的。 赵曾经在一家军队医院任药剂师。他和五位同事一起成功地制造并向市场推出“三九胃泰”，一种治疗胃病的中药。他到处推销这种药，并称是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设立广告牌的第一家中国公司。由于这种药物广受欢迎，赵陆续接管和成立了100家公司，创建起这家制药业巨头。总后勤部让赵接管总后管辖的宾馆、房地产开 发、餐饮业、建筑和印刷等经营。不幸，其中一些经营不善而倒闭，赵后来因经济犯罪而被捕。在赵创建的企业中，有几家属生物技术领域。

1990年代后期军队从商的高潮期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前，由军队经营的制药公司多达约400家。在毛主义自给自足和专制政策下，各省都有制药企业生产药 品，以图在战时生存。这些公司合计占有国内市场10%的份额，尤其擅长中药贸易。第二炮兵所属的“山海丹”制药业，仅次于“三九胃泰”，高踞排名第二。随 着医药市场上出现了与西方公司合作的新挑战者，这些与军方有关的制药公司终被击败，共产党下令军方脱离这些业务。然而这时候，有的军工厂已经获得了外国合 作伙伴，正忙着寻找出口市场。

中国的医药工业是利润丰厚的行业，因为和西方不同，这里不需要为新的西药进行耗时和昂贵的研究和试验。一种新的西药推向市场的最低成本约6亿美元，有的甚 至接近10亿。很多地方政府下属的制药企业发现生产中药和仿制药更容易。在没有专利保护法的情况下，到1993年，任何药厂都可以生产仿制药。

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危机开始消退，2000年以后，新的改革浪潮推动着又一轮经济繁荣。随着国家对价格实行松绑政策，制药行业涌现出几千家小规模新企 业，投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因为多种药品或产品的原始专利已经过期，所以很容易仿制。这类仿制品成本低且利润高，平均利润率可达18%。于是，基本的 非处方药和处方药由短缺变成了过剩。

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企业，大多数规模很小。他们生产常用药物，例如维生素C、阿司匹林、扑热息痛、布洛芬、常用疫苗、卷曲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和磺 胺嘧啶。虽然这些产品质量不一定上乘，或者是厂家用侵犯专利以致窃取知识产权的方式生产的药品，其价格却颇具竞争力。美国药品市场上大约90%的处方药都 是仿制药，大多数产于印度，而不在中国。

印度是第一个开始生产专利过期药品的国家，最初是为了国内市场。1970年代，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i, 1917—1984）通过了禁止医疗产品在本国获得专利的法律。这激发了本地新产业的发展，新的制造商们找到了商机，他们纷纷投产已获专利的药物，成本低 廉。从此，印度制药业向海外市场迅速进军。到2019年，印度年出口药品价值约200亿美元。为了保持其竞争力，这些印度公司开始从中国采购原材料。

印度制药业进口70%的原料药和与成药相关的化学品，特别是从中国购买扑热息痛、二甲双胍（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阿莫西林、氨必西林和环丙沙星等抗生 素及布洛芬。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低，工作效率也低，电力昂贵且不稳定，交通系统很差，到处阻塞。耗时而又管束严密的官僚主义，使得在这里作生意更为困难。

在中国，国家对医疗用品的分配和定价的松绑政策，是鼓励竞争的关键。这促使制药业争先恐后创名牌，建立营销体系。到2007年，中国的医药行业已经有多达7,000家生产厂和十四万家经销机构。国有制药业陷入和众多私营小药厂激烈竞争的境地。

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因质量控制不力和数据造假而名声不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The Americ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承担检查国内外的商品，其报告称，在对美国药厂的检查中，发现有15% 的被查者违反数据完整性规则。这些规则规定，所有生产制作过程的数据必须保持不变，并提供给监管机构。在印度大约有25%被检查的工厂存在数据违规，而在 中国，大约在32%上下。在美国，大约28%的工厂因数据完整性问题被指有欺骗行为。印度的这一数字是55%，而中国高达65%。对于制造工厂本身来说， 数据完整性违规意味着严重的作弊行为：销毁药检不合格记录并偷运出厂；或捏造数据来证明工厂的无菌环境，或者没有对作业面、空气和水作必需的微生物测试。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检查人员预先通知他们要检查的地方，存在着这类欺诈行为。

据报有的中国制药公司生产和销售劣质疫苗，造成致命后果。2018年，中国严厉打击生产假疫苗的厂家，严惩了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吉林长春的这 家公司是第二大狂犬疫苗生产商，他们生产的狂犬疫苗占国内市场近四分之一。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经检查发现，这个厂家用假数据来掩盖使用过期的疫 苗，并将其勾兑到新的疫苗注射剂里。国家吊销了长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并收回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证书》（《药品GMP证书》）。长生公司辩解说，检查 员发现的这批产品尚未投放市场。公司召回了交付给疾病控制中心和医院的所有狂犬病疫苗，并称“近几年不良反应监测数据中，未发现狂犬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 应。”（注1）

另一起丑闻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名列生物武器工厂的公司）因销售不合格的白百破疫苗被处罚。这家研究所向重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售出了190,520支这种疫苗，又向河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售出210,000支。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经过分析药品样本，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有10.5%的药品属假冒伪劣。中国被指是最大的假药生产中心。据2001年中 国的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政府调查了48万起假药案，涉案价值5700万美元，随后关闭了1300家工厂。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到2005 年，有114,000家无证药厂被取缔，461家非法经营的药厂被关闭拆毁。据估计，中国每年有二十到三十万人死于假药或劣质药。这些是报告的病例，真实 病例数可能更高。（注2）

2008年，中国发生了另一起在牛奶和婴儿配方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的丑闻。三聚氰胺是一种添加到稀释牛奶里的化学物质，可以提高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而且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测。有些婴儿因此死于肾损伤，大约53,000人住院治疗。

同年，中国政府决定，由于制药行业内过多企业互相竞争，为便于管理，把众多药厂合并到几家牵头的大公司属下。这是在其它行业已经实行的中央计划策略，这些行业涵盖了超市、汽车、电视、煤矿，几乎所有消费品生产领域。

国家对价格松绑，对短缺和高利润行业来说，会带来投资热潮。这吸引着大量资金和竞争者，其中不乏条件不成熟者，最后导致投资过热。这反过来又造成价格猛 降、竞争激烈和偷工减料，利润下滑，最终导致投资者和银行赔得精光。这时国家会介入，并资助几家低息贷款的公司，帮助他们收购其竞争对手----那些仍然 存在的公司。

中国是最后实行斯大林模式五年计划的国家之一，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现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制定经济发展改革政策，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管理国有企业的国家资产。制药行业因此奉命合并为几个全国性的大型公司。到2020年，中国有十几家制药公司，收益超过10亿美 元。

其中，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员工人数超过四十万。华润接管了三九集团，还接管了北京双鹤药业和十几个制药企业。双鹤药业在毛时代曾为军队生产医药及医疗设备。华润集团有自己在全国的连锁药店，经销各种品牌的中药。

最大的制药企业当数中国医药集团，即国药，由多家公司强制合并，其中包括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如前述被确定为生物武器制造厂）。国药集团拥有15万名员工 和1500家子公司。其所属大公司有中国国药集团药业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包揽一切相关业务，从经营全国连锁药店，到掌管先进的科技实验，以及为新的医疗技术申请专利。

国药控股子公司中国生物技术集团的两家研究所承担开发研制疫苗的任务。这两家研究所是北京生物研究所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后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于2020年4月成为全球第一家开展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的研究机构。

国药和其它制药大型企业的利润来自仿制药、中药和原料及配料。尽管缺少可靠的临床研究，证明其有效性，或严格的制造和实验标准，传统中药在中国仍然能占领 大约40%的市场。中药市场利润率高，反映出人们对中医长期和普遍的信念，也反映出对药用动物及和动物相关的消费理念。动物被归咎于引发非典 和新冠的大爆发。

和制药业密切相关的医疗器械和设备行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年产值约670亿美元，2018年的出口额比20年前增长了两倍，达到每年25亿 美元。这个行业和其它行业一样，有众多小规模企业生产低档产品。这并不奇怪，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新冠疫情所需的口罩和其它物资，占全球供应的主导地位。随 后，利用其强势地位把供应转向本国的国内需求，而招致指责。这导致美国呼吁在本国生产必需品。中印军队在喜玛拉雅山爆发战斗，意味着印度呼吁停止依靠中国 的进口，转而推动印度制药业的发展。在中国忙于在低档制药行业建立优势地位的同时，外国制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先是供应新药，然后生产、实验，最后是研究 和开发。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人员逐渐回流，为国外制药巨头的在华企业创造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人才。这些人才是美国、瑞士、德国、英国和日本这些西方国家的后 备力量。接下来，中国开始雄心勃勃地立志称霸高档制药业，并企望跃居生物技术的主导地位----麻烦正由此开始。

Eban, Katherine, and Sony Salzman: ‘In generic drug plants in China and India, data falsification is still a problem’, 19 Oct.2019, https://www.statenews.com/2019/10/20/data-falsification-still-problematic-china-india-generic-drug-plants/(11 Feb. 2021); Zhuang Pinghui, ‘Rabies Vaccine maker to stop output in China’s latest drug safety scand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July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55520/chinese-drug-watchdog-orders-rabies-vaccine-maker-stop-output(19 Feb. 2021).

赵焕新（音译）：《假冒伪劣药物对人的威胁，对管理者的挑战》，《中国日报》（英文版）2017年3月8日，https: //www.chinadaily.com.cn/opnion/2017-12/08/content_35258859.htm(11 Feb. 2021)

七     中国制造计划

计划，计划，计划。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包括计划。整个国家仍然由一个执着地热衷中央计划的共产党管理。这里要制定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十 五年计划、三十年计划、国家计划、区域计划、省级计划、市级计划、部门计划、行业计划、出口计划、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目标和定额----还有党的诸多保密 计划。

收集和公布各级统计数据，对上述所有计划提供同样有力的支持。统计数据的质量之差，竟然连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对经济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感到失望。人们要确保计 划圆满完成，难免指责这些数据。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公布数据总是符合或超过计划。这计划未曾修订过。计划和实际如此吻合，给人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 能的感觉。

中国领导人有时候借用影子统计数据去了解真实的经济情况，他们认为电力消耗和铁路货运这类数据不易伪造。有人在国外研究其他国家的贸易统计数据，以此推断 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这样可能会比较切实地观察能源消耗或是制造业的情况。还有人仔细研究夜间卫星照片，逐日或逐月加以比较，试图据此揣测经济动向。

尽管可以利用大量统计数据，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却没有得出简单答案：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有多少归功于私营经济，又有多少归功于国有经济？有多少私人创业的倡议，又有多少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

若要简单回答这几个问题，即使是可能的，也很难。但是，中国关于称霸生物技术的计划，究竟是荒唐的，还是对西方利益的可怕威胁，这取决于各人的视角。

近年来引起最大轰动的计划之一是“中国制造2025”，于2015年发布。其目标是到2020和2025年，将中国供应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 料”的国内市场份额提高到40%和70%。这项计划侧重汽车、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半导体、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因为中共认为中国必须在这些领域挑战 外国实力。

这是“创新驱动”战略方针中的一部分。有十个优先领域，包括新的遗传信息技术；先进的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航空发动机和机载设备；以及生物制药和高性能医疗设备等。

半官方文件为有关细分市场设定了具体战略目标：预计到2025年，中国市场上40%的移动电话芯片，70%的工业机器人和80%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将为国产。

华盛顿非常关注这一计划。2018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表示，中国是“对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存在的真正威胁。”

中国已经在制造业的诸多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例如纺织、服装、制鞋、电话、电脑、电器、轻工业品、稀土、建材、仿制药、钢铁、煤炭、机动车、造船----至 少在体积方面。中国生产的化学纤维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二，纺织品占世界产量的38%，出口服装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出口鞋占三分之二，钢铁和煤炭超过世界产 量的一半，移动电话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等等。

直到今天，全球分工允许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着高端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中国可以制造手机，而其中最有价值的芯片，是由西方公司设计和制造的。但是，中国已经树立了雄心壮志，这就是，终结西方在所有市场的主导地位。

中国国家集成电路战略计划要求1600亿美元的补贴，要建立完全闭环的半导体产业，要在2025年达到将美国制造的半导体进口减半的明确目标，并且到 2035年完全不需要美国进口。“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得到了大约800项国家引导基金的赞助，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包括研制先进电池、宽体飞 机和机器人。

过去，中国在展示雄心的时候会现出礼貌的微笑，而今已不同以往。有人曾经预测，中国会切断和美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互联网的联系，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和前总 统，对这样的推测曾经嗤之以鼻。2000年，克林顿总统就与中国贸易关系法案发表演讲，这是一项为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的法案。总统说，要想控制在 中国的互联网，就像指望“把果冻钉在墙上。”此后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克林顿讽刺地祝中国人在打击互联网的行动上有“好运”，他说，“在 新世纪（21世纪），自由将会通过手机和电缆调制解调器来传播。”

然而，中国政府继续构建着所谓防火长城----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这道防火墙把中国人和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和油管 （YouTube）等完全隔离，使中国人不能访问外国媒体网站。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巨头来取而代之，例如腾讯QQ、百度、微信、阿里巴巴、知乎、新 浪微博、去哪儿、Zoom、蚂蚁、滴滴出行、抖音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家创立的，只有在政府建起了数字长城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存在，也只有在党的严密监 督下，他们才能兴旺发展。

中国政府把太阳能电池板定义为“战略产品”以后，主导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国际市场。这在一开始就让怀疑论者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这是美国公司发明的技术，并拥 有大部分专利，但是，却有6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中国生产。中国的做法是收购了几家太阳能公司，并邀请这些公司迁到中国，因为那里有廉价而又熟练的劳 动力。那里不仅不需要纳税，还能获得税收抵免。中央政府为这个行业提供了470亿美元的补贴，促使其达到规模经济，以尽快降低价格。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 对太阳能电池板的大批进口，推动了中国这一行业的迅速发展。这些进口国家希望本国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大幅提高。（注1）

结果是太阳能电池板在世界市场上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很多拥有更高技术水平的欧美公司因此破产或转行。中国利用向外国企业提供出口信贷、廉价货币、廉价土地、非工会劳动力等，有效地占领了一个新兴产业，这和早些时候占领纺织、制鞋、服装业等老行业的做法如出一辙。

这是1945年以后日本首创的政策组合----企业家得到中央计划委员会（在日本是通商产业省，MITI）的支持和指导。日本长期以来由一个政党，即自民 党执政。这个政党与银行及私营部门密切合作，以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这给一系列行业造就了飞跃发展的机会，这些行业包括纺织，钢铁，造船，消费电子产 品，集成电路，摩托车，汽车，机器制造。50年以后，日本的这些行业在世界上仍然占据领先地位。日本人用尽方式取得了西方技术，又甘愿蒙受损失，以“掠夺 性”定价削弱对手的竞争力。在取得成功，削弱了竞争对手之后，日本人就会提高价格开始获利。

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都是非常精干和高效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以优质精准赢得盛誉，尤其在1970年代，这期间英国和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因罢工浪潮和投资不足而举步维艰。此后，例如索尼这样的一些日本公司，以索尼随身听等创新产品而闻名。

日本经济和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也得益于冷战。美国在东南亚参与了一系列战争，这表明美国意欲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来战胜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不惜自己的一些产业受损。韩国的大型企业现代和三星的发展，证明他们擅长借鉴日本人的经验。

必须承认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成功的。尽管美国在越南没有获胜，但是东亚地区仍然坚定反共，苏联最终解体。中国被迫去军事化，转而建立消费主导的经济。华盛顿 就此认为，如果向中国提供同样的经济和政治援助，美国会获得类似的利益。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统治下，私有经济体会形成强大和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必将 为中国带来政治自由化。

1989年，学生领导的运动失败了。解放军在天安门大屠杀中镇压了民主运动的抗议者。中共领导层中倾向自由化的人失去了权力。邓小平及同僚决定加强政治控 制，严格审查，不受党控制的任何组织都在被禁之列。从即时起任何公司单位，不论其所有权，都必须在党委书记的控制下。这虽然和斯大林模式略有不同，却更类 似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国家社团主义----国家权力和企业权力的合并。这个意大利独裁者说，“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

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政治垄断，这个国家就会分裂或陷入混乱。冷战胜利后正沉浸在乐观情绪中的西方政府，期望共产党迟早会对国内变革和自由的需求做出让步。此外中国的开放，为西方公司提供了广阔和独特的机会，这就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

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不同。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口号和模式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要西方的技术和诀窍。大批中国人出国到西方国家留学。从1978年的3000人出国留学开始，到2018年，有超过60万留学生在海外。很多人选择留在所在国，获得工作经验或外国公民身份。

中国最初引诱西方公司在经济特区开店经营，这些西方公司被迫接受了中国的合作伙伴，成为合资公司，并分享技术。西方公司这样做了以后，发现他们的合作伙伴复制了一切，又建立了竞争对手，随后这家合资公司却被打败。而那些成功的合资企业，则为归国的留学生创造了就业机会。

中国经常辩称，由于幅员辽阔、历史特点和国情特殊，不仅要走自己的路，而且可以无视其他国家的建议和榜样。党遵循的口号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改革开放”，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诠释这些口号。

确实，中国广大的国土和可调动的人力资源当属独一无二。以基础设施为例：中国可以用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速度建设基础设施。可以征用劳动力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三班倒全天候工作。也可以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展开宏大的规模，去发展一项技术，例如高铁。

从19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新建一条（客运）铁路。到了1980年代，中国仍然依靠老式蒸汽机车，维持着世界上最低效的客运服务。但是，一旦 决定了建设新的铁路系统，中国仅用了十五年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首先由政府制定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然后，制造出一个强 大的全国冠军，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铁建（CRCC），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建造商。这家公司努力用平均每公里造价1700万到2100万美 元的成本，来承建高铁网络，这个成本大约是其他国家成本的三分之二。中铁建积累了高达47万亿美元的债务，引起许多人怀疑中国制造的这一幻像。因为只有六 分之一的高铁线路可以支付其运营成本。然而，中国现在已经能把高铁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300亿美元，资助中铁建的出口。

日本在1960年代首创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建造高速铁路，但是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高速列车。2004年初，中国计划在全国展开高铁建设的时候， 尚不能自行设计和制造。铁道部组织了一次国际竞标。很多国际投标人参加了这次竞标，其中有大型企业，如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Kawasaki）、德国 西门子公司（Siemens）、加拿大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铁道部没有选择某个投标者，而是要求每家 公司设计生产中国式的高速列车。条件是必须在中国制造，并采用中国的铁路信号机。

换言之，中国向外国制造商施压，迫使他们向竞争对手----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以实现所谓的“以市场换取技术”。两年后，日本川崎公司决定退出，并保留自己的技术。该公司随后声明，中国窃取了本公司技术。

中方希望川崎公司建造时速350公里的列车，就像最新的新干线E2系电力动车组那样，但是日方只提供了时速250公里的技术。因为新干线E2在日本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

作为对策，中国铁道部和科技部设立“226工程”，召集了几十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几百名研究人员和几千名工程师，以及主要制造厂家，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和 唐山轨道客车。专家们设计了自己的整车集成、空气动力学拓扑技术、承载系统、动力传动和制动系统、列控操作系统、牵引电源、关键材料和部件。结果， 2010年中国制造的CRH380A，是和新干线E2完全一样的高速列车。

随后，日本铁路公司之一的“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名誉会长葛西敬之，承认上述转让技术计划是个错误。他说，“新干线是日本的瑰宝。向中国转让技术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人决心表明他们的新列车可以达到时速360公里，比任何人的都快。2011年，在浙江温州市发生了两列高速火车相撞事故，至少40人丧生。涉事列车之一是380A车型。事故后来归咎于信号和雷击。

另外两家与中国合作的公司，法国的阿尔斯通和德国的西门子也开始后悔涉足中国市场。中国人为了减少对这些公司供应的依赖，不惜削弱这些公司的海外市场。同 时持续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为非常相似的高铁技术申请专利，这样使日本和欧洲的制造商发现，自己竟然被排挤出了国际市场和自己的欧洲市场。面对被昔日的合作伙 伴如此暗中破坏，阿尔斯通和西门子一直在考虑合并。

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一直在努力建设高铁系统。在建设前期，规划、权衡和评估等工作往往持续几十年之久。工程涉及的征地、环保类的监管费用约占四分之一的建设成本，而在中国仅为大约3%。

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华盛顿利用关税反击。这些关税大多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商品，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机器人相关产品。有些美国人担心中国可 能在智能制造领域迅速突破，从而更有竞争力。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先进制造技术基金等项目上投入了200亿元人民币（28亿美元），为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基金投入1390亿元人民币（200亿美元）。由众多省级融资工具向国家输送资金。

相比之下，德国政府迄今为工业4.0技术的研究提供了2亿欧元的联邦资金。中国高科技公司在受惠于国家大力支持的同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却面临许多非 关税壁垒的限制----他们不仅被排除在当地补贴计划之外，甚至难以维护自己的商业机密。有人担心，随着中国自身智能制造业日趋成熟，对外国竞争者的歧视 将会升级。很多国家会发现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很快被掏空。

谁将会控制5G和集成电路（芯片）的未来，美国和中国这一争斗的关键战场聚焦在华为。前解放军军官任正非下商海后创立了华为公司。华为从无到有发展到年收 入1000亿美元。任正非曾在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从事化工自动控制工作，1983年复员后，在深圳成立了华为公司，最初的业务是代销交 换机。1990年代，中国的电话通讯业跨过座机电话网阶段，开始了移动电话业的腾飞，任正非的公司从几千家新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华尔街 日报》估计，国家给华为的补贴高达750亿美元。《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华为的崛起，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加拿大电讯设备供应商北电网路（Nortel Network）的技术。（注2）北电网络在其鼎盛期曾拥有九万员工，该公司“主导光纤数据传输系统的市场，先于苹果公司的iPhone近十年就发明了触 摸屏无线设备，并拥有数千项光纤和无线技术专利。”不幸的是，这个公司的技术被中国黑客窃取，相关软件也被盗下载。从北电网络遭窃的数据追寻到了上海附近 一处军事单位。这一单位的任务是监视美国和加拿大的电脑网络。

大约在同一时间，华为迅速跃升为行业巨头，他们从廉价地制造电话交换机，发展到制造路由器和交换机、存储数据的服务器、传输光纤电缆的组件、发送到无线设 备的无线电天线以及管理软件。很快，加拿大北电不仅成为掠夺性定价的牺牲品，于2011年破产，而且把自己的国内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华为成了世界领先 者。华为决意掌控世界上大部分电信关键基础设施，并且制定国际行业标准。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于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捕。 由于孟面临违反对伊朗禁运的刑事指控，美国要求将其引渡。

美国政府已经着手阻止华为进一步发展，并要求美国的盟友停止和华为的合同往来。美国认为华为构成巨大和长期的安全风险，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命令华为监视其客 户，甚至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华为掌握着最新技术，可以用最低价格提供。该公司2018年实现收入超过10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其业务遍及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约一半收入来自海外。华为控制着29%的市场份额，仅次之的竞争对手诺基亚（Nokia）拥有的市场份额为16%。如果不是美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禁用华为的5G基础设施，华为的市场份额会更高。具备建设5G网络能力的竞争对手只有几家：中国的中兴，瑞典的爱立信 （Ericsson）和芬兰的诺基亚。

中国同时加速大力投资，发展移动电话网络技术。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无线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超过了美国的240亿美元。中国的三家网络运营商新建 了35万座新的手机信号塔站点，而美国新建的不到三万个。中国继续投入资金，建设比其他国家更快速和更优质的5G移动网络。

从事5G等行业，展现的是精明和雄心、自信和竞争力的组合。中国在新技术领域不惜孤注一掷。中国的经济实力强有力地支持着发展其所需，掌握其未来。但是就中国在制药领域的雄心，特别是攀登生物技术高峰的雄心壮志，和新冠病毒的出现恐怕难脱干系。

Fialka, John: ‘Why China Is Dominating the Solar Industry.  Between 2008 and 2013, China’s solar-electric panel industry dropped world prices by 80 percent,’ Climate Wire, 19. Dec 2016, https://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y-china-domimating-the-solar-industry/ (11 Feb.2021).

Obiko Pearson, Natalie: ‘Did a Chinese Hack Kill Canada’s Greatest Tech Company? Nortel was once a world leader in wireless technology, Then came a hack and the rise of Huawei’, Bloomberg, 17 Jan. 2020, https://www.bnnbloomberg.ca/did-a-chinese-hack-kill-canada-s-greatest-tech-company-1.1459269 (11 Feb. 2021).

八     武汉及医药业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举世公认的医药研究发展中心。19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成为唯一的挑战。在1970年代，欧洲的大制药公司推出了149种新 药，美国人的创新是66种。当时很少有新的活性药物成份，即原料药，在美国首先获得批准。直到1990年，欧洲人对医药业的投资都远超美国人。

目前，美国的制药公司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美国加大了投入，一直跃升到占全球研究支出的57%。欧洲和日本的医药公司陆续把他们的一些研究工作转移到美国。 现在，全球排名前25家制药公司中有11家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美国仍然是发明和生产医药的的主要强国，在所有创新领域几乎都排名第一。2000年代，美 国监管机构开发和批准的新化学实体，比这这五个国家----瑞士、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合还多。截至2016年的20年间，美国总部下属的 企业引进和批准的新化学和生物实体占全球的42%，远远超出欧盟成员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贡献。在此期间，至少350种新药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批准。

美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美国的做法主要是用法规、法律和税收政策，创造一个鼓励制药业发展的环境。例如1981年，华盛顿政府通过特殊税收抵免来鼓励私营 部门的研究和开发。随后在1986年，政府又推出了另一项税收抵免政策，这项政策用于冷门药物，即鼓励制药公司开发治疗罕见病的药物，这类疾病影响到（美 国的）20万或更少的患者。然后在1992年，处方药使用费法案（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 PDUFA）允许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向药品制造商收取费用，来资助新药审批程序。这样就把FDA批准一种新药所需的时间，从平均30个月缩 短到仅10个月。其次，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为开发“生物制药”的公司提供了更长的专利保护期----12年，而化学药品为5年----同样保护了专利保护已 过期的仿制药公司。美国的药品定价政策允许公司从新一代生物医学成果中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投资下一代的研发。换言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对价格的有限控 制，促进着对该行业的投资。此外，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研究经费的拨款翻了一番。

还有从化学药品到有机化合物的转变。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开始用合成分子制造阿司匹林，这种药物过去是用柳树皮提炼制成。从此后，制药界齐心协力寻找和制造新的化学药品。

生物技术产业----生物技术----始于1976年，美国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 Inc.）在硅谷开发合成“人体”胰岛素。基因泰克是一家由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斯沃森（Robert Swanson）和生物化学家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共同创立的公司，从事重组DNA新技术商业化的经营，合成人体胰岛素由此诞生。生化学家发现了一种用重组DNA改变活细胞DNA的方法，来改 变其内部生化途径，从而产生某些有用的分子。生物技术药物一般是各种蛋白质，通过在营养培养基（一种酵母）中培养大量细胞，然后过滤出所需分子而制成。因 此，生物技术工厂看起来更像是一家高科技啤酒厂，而不像化工厂。

这类药物被称为生物医疗产品，或“生物制剂“，即从生物资源中提取或半合成的。其中包括疫苗、血液、血液成分、过敏原、体细胞、基因疗法、组织、重组治疗 蛋白和用于细胞疗法的活细胞。生物制品可以由糖分、蛋白质、核酸或这些物质的复杂组合组成，也可以是活细胞或组织。它们是从天然来源----人类、动物或 微生物中分离出来的。

当今的所有大型制药业巨头都涵盖着生物和化学两个行业领域，生物制药行业在美国尤为强大。生物制药专业知识与“生物技术行业”是共存的，因为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不同的科学手段（如发酵、基因克隆、转基因植物和动物）从微生物中提取和制造，来生产某些蛋白质或酶。美国是生物作物的最大利用者。美国人倾向购买无 损伤和抗枯萎病的改良马铃薯品种，或者购买耐干旱和抗虫害的改良甘蔗。

美国虽然在瑞士、德国和英国有强大的竞争对手，但是构成威胁的是中国。北京决定让制药行业加速发展，期望这一行业采用新技术、在各个领域里卓越超群，以显 雄心。习近平主席认为，依赖外国药品进口是重要问题。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药市场，加之人口老龄化严重。因此习主席打算建立强大的、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制药产业。中国计划到2020年，生物技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

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期望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和高铁、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或5G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样迅速。武汉被选 为生物技术产业新的国家中心，这里的研究实验室和工厂都承担着快速发展的重任。如果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能抢占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他们就会获准作冒险的实 验。

中国政府仿照美国的一些有助于发展工业的政策。对新药审批的规定作了修改，使批准过程缩短、费用降低。新的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取代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是精简和改进中国医药行业。

从2001年到2016年间，中国批准了100款新药，而同期西方国家批准的新药多达300多款。中国的审批时间比过去缩短了一半，仅用了两三年。这样做 的方法之一是认可来自海外的试验数据，而不是强迫外国公司在中国重新试验。其次是加强安全和测试要求，虽然费用上涨，但是可靠性增强了。中国于2017年 中加入国际医药法规协和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 ICH），来证明本国标准已达到国际基准。这些做法都促进了行业整顿合并，也鼓励公司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与此同时，中国还大幅度地扩大了有资格享受医 疗保险的公民范围。

一些国际制药巨头在中国投资，拥有了自己的研究中心和生产设施，但是在他们欢迎上述变化的同时，却发现中国为了迫使他们与之分享技术，正在削弱他们的专利 保护权。例如，在专利保护以外，美国和欧盟都为新药提供营销专营权（称为“监管资料保护”），和延长专利期限，来补偿批准过程中失去的专利期限。中国不这 样做，这就是说，专利期限在中国缩短40%。中国表示，会为含有新化学实体的药物提供六年的资料保护期，而美国为十二年（生物药）。然而，中国通常并没有 履行这一承诺，因为这样有利于中国公司较早成为竞争对手。

外国企业在中国提交专利申请时，中国利用更高的“授权”和非显而易见性要求的程序来使专利无效。由于专利申请者必须证明一项发明是新颖的、创造性的（非显 而易见的），并且能够被视为可授予专利权的。这在生物技术中尤其不易，因为这些技术通常采用自然产生的微生物。相比其他主要国家的专利局，中国很难为外企 专利申请提交补充资料（备案后资料补充），从而导致一些专利无效。

中国还着手通过“千人计划”名义下的各种经济激励措施，来引导出国留学人员回国从事国内的生命科学工作，并且增加了学习相关学科大学的招生名额。中国大学 现在每年培养大约150,000名生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相比美国有137,000名。中国向医学科学投入的研究资金越来越多。到2016年，中国对生物 制药的研发投入，从2000年的1.63亿美元飙升到72亿美元。中国研究人员的论文数量很快就和美国人的一样多。中国逐渐注册自己的专利，特别是在抗癌 药物和细胞治疗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小规模初创公司出现，其中不少是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或教授创办的。国家还为这些行业的海归人员提供奖励和研究基金。

在“千人计划”鼓励下，从2012到2018年，估计有25万名中国生命科学家回国。中国很多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都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世界排 名前二十名的大型制药公司几乎都在中国设有生产设施和研发中心。例如，2019年，阿斯利康制药公司（AstraZeneca plc. 由英国和瑞典合资的生物制药企业----译注）在中国拥有18,000名员工，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21%。

为了占领制药业，越来越多的生物科学园区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到2020年，科技部拨款14.5亿美元建设20个生物医学园区。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相应金 额。各地方政府为制药业提供各种扶持政策，例如，提供廉价土地和基础设施、税收优惠、免费办公用地和直接补贴。一个成功创新的例证是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在获得当地政府的资助后，建起造价1.2亿美元的生物制剂制造工厂。苏州生物医药公司和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 美国的跨国制药公司----译注），达成一项为期10年、价值1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和销售治疗肿瘤和糖尿病的药物。

还有一些生物科技园区是在100多个国家级生命科学园区和400多个省级园区以外的。例如上海的“医药谷”，是一处占地1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拥有500 多家生物技术公司。上海还有另外五处“园区”，位于市区各个角落，每处侧重一项医疗服务----新药研制、精确诊断、先进医疗设备、医药配送。全中国各地 有大约2500万人在各类高科技区域工作。

上述园区创建的灵感来自硅谷效应。硅谷（Silicon Valley, 位于美国加州的高科技事业云集之地----译注），创意企业家的创新集结地，旨在培养一种激励素质，来建立高风险且高回报的初创企业。在世界其他地方，这 类社区是自发形成的。而在中国，这些园区是自上而下的项目，建立在一个高度的社会控制和缺乏政治自由而闻名的国家。

湖北省武汉市也致力于建设科技和工业园区。这些园区坐落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称为中国的光谷。这里自称是催生中国企业的发源地，第一个“千亿产 业”工业园区。东湖高新区的网站称，在这个占地518平方公里的广大开发区里，拥有42所高等院校、56个国家级和省级研究机构、66名院士和30多万名 专业技术人员。园区由22个子园区组成，分别从事光通信、激光、集成电路、移动互联网、软件创新、金融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完善创新产业链，打造创 新产业群”。这个园区还有一个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等物流设施的港口。

园区内是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又称光谷生物城，号称中国第二大国家级生物技术产业基地。光谷生物城的七大产业园形成了以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精准诊疗、智慧医疗、生物服务为核心的产业群。其中一些公司生产用于仿制药的产品，通常向印度出口。

武汉曾是大型钢铁企业所在地，也是汽车工业中心。中国四大汽车制造厂之一的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这里。东风集团和标致--雪铁龙集团、雷诺汽车公司有合作关系，因此和法国联系密切。

整个东湖园区以醒目的现代建筑为标志，其中一栋建筑伸展着五片巨大叶片，格外引人瞩目。另一座建筑，形似含苞欲放的银色莲花，是农业科学技术博物馆。这里 的建筑大部分看起来很像是仿造迪斯尼1960年代的“未来社会试验模型（EPCOT）”----憧憬明天的社区建筑群，那里拥有无声的滑翔单轨，混凝土地 面的广场，湖泊，还有密集的住宅群和银白色的几何形公共建筑。

东湖园区内的生产设施大多规模庞大，洁净、光亮、崭新，配备着最新的制造设备。这表明中国的能量及其正在迈向知识型的经济转型。这一切也表明中国有能力调动充分的资源，迅速建造新的住宅区、道路和地铁系统，来建设明天的进步之城。

光谷生物城项目最初只有十几家小公司；在起步的七年内就吸引了近千家公司。这一行业不仅在武汉，而且在全中国迅速起飞。市政府称，到2020年，光谷生物 城已经开发出30种一类新药----即这些药物尚未在中国或海外上市----并且正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此外，还有500多种一、二类医疗器械，59种新 型兽医用药，69种国家批准的农作物新品种。

上述项目的有力支持者，当然是占地面积超过36公顷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是国家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员工千余人。武汉和周边城镇有小分 子原料药生产厂家。全省共有约42家合同制药厂。原料药厂家在湖北出产的创新医药产品，包括法国制药企业易普生公司（Ipsen）出产的安能得 （Onivyde），即盐酸伊立替康，这是在湖北浩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从一种中国树中提取生物碱的半合成衍生物，以及亚培（Abbott  Laboratories, 美国的一家跨国医药公司----译注）生产的克拉霉素，一种使用原料药的半合成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这种原料药由湖北宜都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生产。广东 的翰宇药业、台湾新竹的喜康生物和武汉生化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湖北省拥有生物原料药生产技术设施。

上述投资是涌入制药产业资金浪潮中的一部分。中国向生物技术投入了大约450亿美元，以打造仅次于信息技术的第二大投资领域。这些资金中的三分之一来自中 国的风险投资和其它私营公司。更多资金来源主要取自生物制剂的跨境交易。有几家公司通过在美国股市上市，筹集了可观的资金。中国的百济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月在纳斯达克股市首次公开募股，融资7.56亿美元。同年，和黄中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融资6.5亿美元。这两家公司为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提供 了大量方法。

从2016年到2018年底，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通过在世界各地股市首次募股，筹集到23亿美元。香港证券交易所过去禁止没有营业收入的公司上市，这适用 于正在开发产品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在2018年解除了这项限制以后，百济神州筹集了大约9亿美元，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筹集了4亿美元。

由于癌症、免疫学、神经病学和糖尿病治疗在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西方公司特别关注与当地合作伙伴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公司也利用海外资金开发新药。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在上海成立，并在光谷生物城建厂。这家公司与美国领先的癌症治疗公司朱诺（Juno Therapeutics）、阿斯利康的全资子公司生物制剂部门Medimmune和礼来公司合资经营。反之，在2015年，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7.95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因赛特（Incyte Corp）公司授权了一种临床前免疫治疗药物PD-1抗体。江苏恒瑞提供的也是最早在美国开始临床试验的中国生物技术之一。

中国还希望加快试验和新技术的审批，从而成为制药企业开展临床试验的首选地。一个关键领域是涉及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的CAR-T试验。这项技术侧重于 通过重新编程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细胞，使之针对自己的癌症，来开发专门为个体患者特定的治疗方法。虽然这种方法非常复杂且具有潜在风险，但是在多次试验 中，已经治愈了一些病人，甚至是癌症晚期患者。这种方法往往在一切治疗手段都不见效的时候使用。中国在2019年批准了300项CAR-T临床试验，远超 美国的批准数量。

还有一种高风险方法是细胞疗法。这种方法是移植人体细胞，特别是干细胞，使之替换或修复受损组织或细胞的部分。在中国，这种试验无需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即可启动。

中国同时迅速成为基因治疗的繁衍之地。基因治疗技术是替换有缺陷的基因，或添加新的基因的方法治愈疾病。这一技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例如，癌症、囊形纤维 化、心脏病、糖尿病、血友病和艾滋病。中国在2019年正在进行中的临床试验就有1000多项。截至撰写本书时，中国在这一领域产生的专利和学术论文数 量，几乎比任何国家都多。

中国以其它方式扶持这些医药行业。美国人相信，中国用政府资金资助其声称的“私人”实体，以绕过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政府补贴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处向世贸组 织提出了70个关于中国补贴的问题，包括生物技术补贴。据称，中国的有关文件中一些补贴投资条款非常简单，比人们的正常商业交易还简单。

这促使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立刻竞相收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也相继投身美国的早期科技项目。2018年的前三个月里，总部位于 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向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注入了14亿美元。这类投资从2015年的2亿美元猛增到2018年前九个月的26亿美元，已经持有300家美国生 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份，其中包括美国加州的一家早期癌症检测公司思为诺（GRAIL Inc.）。这家公司于5月在中国医疗投资集团汇桥资本牵头的C轮融资（即第三阶段）中筹集了3亿美元。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免疫肿瘤学公司TCR2 Therapeutics of Cambridge在3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B轮融资，这一轮融资由通和毓承领投，这是一家由省政府部分出资的大型中国医疗保健基金。通和毓承还投资 了从阿斯利康德生物制剂研发部门分拆出来的马里兰州的Viela Bio公司。这些投资体现的理念是，为获取新技术宁愿承担巨大风险，及时抓住新的和可能的关键技术，然后在政府支持下加快发展。

事实上，中国风险投资家在2018年为美国初创企业的投资比为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还要多。在中国国内，不论是私营还是政府对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也从 2015年的5亿美元飙升到2018年的2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是通过在股市首次公开募股实现的。这些中国投资公司同时持有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大量股 份。此外，中国正在投资美国的大学，并通常得到当地州政府的支持，例如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的“国际孵化器”得到了60万美元投资，用于吸引来自中国和各 国的高科技公司与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在“孵化器”的18家公司中，有9家来自中国，主要是生物技术企业。另有大量报道称，在很多美国大学工作的中 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通常利用美国政府的资助，把他们在实验室开发的知识产权带到中国。（注1）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外国生物制药公司发现，很难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来避免受到中国竞争对手掠夺性的侵害，包括仿制药领域的竞争对手。外国公司在针对中国 仿制药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只赢了五分之一，即使赢了，输家也只会受到很轻微的处罚。华盛顿独立智囊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2019年的报告披露：

“使外国专利无效，似乎是中国为其仿制药行业获得市场份额的关键途径(……) 如此高的无效比率已经在中国产生了‘反向专利巨魔行业’，同时外国制药企业受到威胁，除非中方获得现金支付或免费许可（通常把产业许可证出售给中国仿制药 公司），否则将挑战专利。正如一名中国私人执业律师所说，‘这是一种保护策略。’”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法律要求专利持有者在提起侵权诉讼之前，其产品必须在中国实际销售。因此，即使中国公司生产了侵权产品，并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如果外国公司尚未在中国销售该药品时，提起诉讼也将受到限制。

这一报告的作者认为，中国的核心战略是促进本国仿制药公司的发展，而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是为这一战略而刻意设计的。虽然数据排他性的新规则有利于首 先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公司不会是外国公司。同时，中国确实鼓励外国公司首先在中国为自己的新产品寻求批准，条件是最好在中国开 发药物，或者至少在中国作临床试验。

报告称，中国的法规中，还有很多有利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规定。按照美国《健康保险权益和责任法案》制定的法规，若以研究为目的收集和使用患者数据，是非 常困难的，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对医疗数据的生成和共享具有使用的优先权。其目的是，当你有很多类似数据的时候，你尽可以用电脑去搜寻，以获取有用的信息。 这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一个新的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开发中，这项技术使电脑能够掌握和创造愈加精确的生物制药计算方法。例如，中国的研究人员从一家儿童医院 得到60万份病历，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病历来“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诊断儿科疾病。人工智能终将被用于发现和研制全新的药物。

中国着手建立一个含有超过7000万人（主要是男性）的DNA储存库，使政府可以追踪大约七亿男性人口的遗传信息。这些技术将不断增强政府的监控能力，另 有诸如人脸识别系统和先进的安全摄像头网络等。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访问这些庞大的数据库，来吸引外国基因公司来华作研究，除了用于追查罪犯以外，甚至可以用 于任何人。

中国的法律条文为基因组学数据资料的离境设置极大困难（例如，在国外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至于起诉这样做的公司。此外，若要使用中国人基因数据的外国公司，则必须和中国的有关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然而，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正试图从美国制药和医疗保健公司窃取生物数据，尤其是患者的DNA数据。中国政府可能正在和DNA测序公司合作，秘密收集 大量美国人的DNA和健康信息数据集。有些中国公司已经自称为DNA测序工厂，为美国主要医疗保健公司和学术机构提供个人检测和后续分析。中国黑客也在工 作。2014年，在全美运营206家医院的社区卫生系统（Community  Health System, CHS）报告称，450万患者的数据被窃。美国另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普雷梅拉蓝十字（Premera Blue Cross, PBC）报告，黑客已经访问了1100万人的数据，包括临床信息和特定的保险索赔细则。

在2020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宣布对四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提出指控。他说，“多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对美国人个人数据的贪婪胃口，包括窃取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盗窃人事记录，入 侵万豪国际集团（Marriot）和国歌医疗保险公司（Anthem ），如今又是易速传真（Equifax）的大批量信用和其它信息。”威廉?巴尔部长说，“盗窃的规模令人震惊。”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要求军事人员不再用家庭DNA测试盒检查健康和追踪血缘，担心这些不可改变的基因数据迟早会被人利用。

中国被指控通过大学及研究资助系统窃取技术。中国黑客已经侵入了美国生物制药公司系统，包括亚培和惠氏公司（Wyeth，现为辉瑞子公司）。这些黑客以生物制药公司为目标，利用网络盗窃或在流氓员工的帮助下窃取专有技术。

有些在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已经把知识产权带回中国。2002年，一名中国公民被指控从美国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窃取生物材料。2013年，两名在美国礼来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被控盗窃和向中国制药公司提供商业机密。

2018年，在费城葛兰素史克（GlasoSmithKline, GSK, 英国制药、生物及保健公司—译注）研究机构工作的生化学家薛宇（音译）认罪，她被指控窃取公司机密，并转交给中国政府部分资助的中国任诺药业有限公司。 2019年，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T MDA, 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译注） 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都因盗窃知识产权而解雇了中国出生的科学家。

2019年，一份提交给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报告指出，一系列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文特里亚生物科学公司（ Ventrial Bioscience）、陶氏益农农业科技发展公司 （Dow Agro Sciences LLC）、嘉吉公司（Cargill Inc.）、瑞士罗氏医药研发公司（Roche Diagnostics）、安进制药公司（AMGen Inc.） 都经历过由当前的前雇员（原文如此）盗窃商业机密或生物材料，并意图出售（原文如此）给中国竞争对手。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雇主那里窃取了信息或样本。”  （注2）

在另一起案件中，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的一名前雇员被控窃取商业机密，并将关键信息交给中国竞争对手。 一家领先的医疗设备公司的前中国员工因窃取知识产权被定罪后，仍前往中国，并从中国政府获得资金，进而用窃取的知识产权开设一家竞争对手公司----尽管 中国政府明知这项技术是窃取来的。

2020年1月上旬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详述了三名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由于为中国开发生物武器被逮捕。   其中之一是哈佛大学附属癌症机构的研究员郑造松（音译），他在试图离开美国时被抓获。他携带21瓶从实验室偷的细胞样本。这些样本来自郑工作的波士顿贝丝 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BIDMC. 哈佛医学院主要的教学医院----译注）。叶燕青，是被控盗版知识产权的又一人。检察官说，叶隐瞒了她是解放军中尉的事实，在波士顿大学期间继续为中国军 官执行任务。叶女士被指控签证欺诈、作伪证、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串谋罪。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称，武汉理工大学向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 ）支付了每月5万美元的酬金，并以千人计划名义一次性支付了150万美元。而利伯教授向哈佛和美国政府隐瞒了这一事实。这位教授以寻找纳米材料的方法和开 发医学及生物学中的应用而闻名。美国检察官的进一步指控还包括，利伯教授同意在武汉开设实验室，并拨款150万美元。

中国打算培养一批制药业巨头，从生产仿制药转变成为药物创新者，这并不令人震惊或意外。中国希望利用其市场和人力资源的巨大能量来推动这一变革，就像在其 它领域所作的那样。 由政府主导的工业间谍活动的指控和证据也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然而，不同寻常甚至是令人生畏的是，中国将民用和军事实体、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动高度融合的程 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其雄心壮志。  同时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国家善意正在被利用。

马克马斯特将军（General H.R. MacMaster, 美国陆军中将，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译注）2020年出版著作《全球战场：美国如何摆脱战略自恋，面对全球七大安全挑战？》 （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作者在书中赞同“中国的网络盗窃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报告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利用一个名为APT10的黑客小队，针对美国的金融、电信、消费电子和医疗行业的公司和国家宇航局 （NASA ）及国防部的研究实验室，提取知识产权和敏感数据。例如，这些黑客获得了超过十万名美国海军人员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社会安全号。

作者写道，“   中国军方用窃取的技术来追求先进的军事能力，并将美国国防公司逐出市场。2017年，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凭借无人匹敌的低价，控制了全球70% 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的无人机系统甚至成为美国军队最常使用的商用无人机，直到出于安全原因被禁止。”

即使如此，研发新药，使之通过试验阶段，在专利保护到期之前说服世界各地的医生使用这种药物，是一项高成本和高风险的事业。在医学和制药领域，大量信息和 知识都可以用各种方式自由地交换和公开获得。从历史上看，医学从来是一项“开放”的职业。很多医学研究都是公开资助和公开评估的。瑞士医生（通常）不会为 了吸引更多患者，而对法国的医生同事保密他们的医疗技术。拯救生命的知识总是被分享。然而，国防世界恰恰相反。摧毁生命的知识不被分享。在军事世界中，绝 密武器，或者仅仅威胁地声称，拥有一些秘密武器或技术，却往往最让人趋之若鹜。在苏联从事其生物武器计划时，即使是在封闭的科学城市里工作的科学家们，也 不准许获知同一项目的其他微生物学家正在做什么研究。这正可以证明，为研究付出的巨大努力，最终却鲜有使用价值的原因。

当科学家们努力在医学上创造一种治疗成功的新方法时，任何公司从商业间谍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其实非常有限。因为毕竟大多数试验药物是失败的。这就是说，进 入临床以前试验的五千种药物中，只有五种能进入人体测试。这五种药当中也只有一种能获得批准。因此，一种新药真正上市的机会只有五千分之一。

然而，就在中国启动2025计划之际，成功的可能性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和意外的变化。顿时，减少新疗法开发中的风险、缩短研发时间和降低成本成为可能。对 生物技术追逐的极度亢奋，超过了对药物组成的执着探求。中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一场科学领域的抢地热潮。为了抢占先机，中国的公司利用本国松懈的法治环境， 去冒巨大的风险。正如下一章阐述的，这些都可能和武汉病毒相关。

Bloomberg News: ‘Chinese Investment Floods US Biotech Pharmaceutical Start-Ups are Raising Money at a Breakneck Pace’, The Gazette, 21 Apr. 2018, https://thegazette.com/subject/news/nation-and-world-/chinese-investment-floods-us-biotech-20180421; Hui Li and Jonathan Browning: ‘China Inc. Goes on a Buying Spree for Global Health Assets’, Bloomberg, 5 July, 2016, https://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7-05/china-inc-goes-on-a -buying-spree-for-global-health-care-assets (10 Feb.2021) .

‘Gryphon Scientific and Rhodium Group presented a report: China’s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US and Other Foreign Engagement,’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US-China%20BIotech%20Report.pdf (10 Feb. 2021).

九     亿明达公司及基因编辑技术

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改变历史的究竟是政府计划，还是具有智慧先知的个人和少许私营企业，那么请考虑两项改变生物技术的发明。一项发明是费用低廉操作简易 的基因测序方法。另一项发明是剪接基因的巧妙方法，即准确有效地编辑生命体内的部分基因，称为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正是这些发明开启了科 学和商业的繁荣----正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那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现在，每个微生物实验室，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都有一台机器，这机器就像家用电冰箱或者办公用复印机那么大小。这台机器用来对基因组作测序，即识 别构成任何生物体的基因----DNA和RNA。这台机器由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亿明达（Illumina）制造，但是这最初是来自1997年夏天在英国剑 桥，一位学者在酒吧喝酒时候的灵感。

二十年多前的2000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人类基因组项目（Human Genome Project, HOP）。这项计划开始对人类的所有碱基对作测序。这项为期15年的大政府和大科学项目，耗资30亿美元。在操作中实际上并没有读取一个人的真实基因组， 而是对一个复合基因组作了测序----而且这个序列充满几百个空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但主要是象征性的。然而，这激发了科学家们想出更好和更快的 基因读取方法。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山卡?巴拉苏布拉曼尼（Shankar Balasubramanian ）教授和戴维?克勒纳曼（David Klenerman）教授使用荧光标记的核苷酸（DNA的组成部分），观察酶在合成DNA分子是如何在分子水平上发挥作用。他们想到了一个新办法，即把 DNA分解成小片段，然后在小玻璃托盘上复制和放大这些片段，以便读取每个片段。最后，碎片序列可以组装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

DNA由四个化学构件，即“碱基”组成，缩写为G、A、T和C。DNA中编码的生物信息由这四个碱基的顺序决定。生存在肠道里的大肠杆菌的基因组由大约500万个碱基（也称为兆碱基）组成，果蝇的基因组约有1.23亿个碱基，而人类的基因组有近30亿个碱基。

1998年，巴拉苏布拉曼尼和克勒纳曼聘请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成立了一家名为索勒克萨（Solexa）的公司。几年后，他们从另一家公司获得一项技术，即 把单个DNA分子扩增成簇的技术。2005年，索勒克萨公司通过反向并购，收购了再凌生物医药公司（Lynx Therapeutics），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上市。新公司带来了制造和销售仪器的专业知识，一年后就推出了第一款商业产品，基因组分析仪。这台 仪器能够在一次运行中对一组千兆（Gb）碱基作测序。2006年，索勒克萨公司被亿明达----至今在这一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公司收购。到2014年，亿明 达公司已经造出新的仪器，可以在一次运行中对一组1.8万亿（Tb）的碱基作测序。这一年，亿明达公司再推出了一种新型号----HiSeq X Ten， 这款新产品能使用户在一天内对超过45个人类基因组作测序，每个基因组成本约1000美元。这台仪器单机的价格已经降到几百美元，经过年年更新，产品的售 价更加便宜，体积也更加小巧。

亿明达公司的技术并非独一无二。英国的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开发了一个系统与之竞争。这家公司于2005年成立，创立者是戈登?桑格海拉博士（Dr Gordon Sanghera）、斯柏克.威尔科克斯博士（Dr Spike Willcocks）和哈根?贝利教授（Prof. Hagan Bayley）。这三位科学家供职的牛津纳米实验室，拥有来自风险投资集团IP集团有限公司（IP Group PLC）的原始资金。他们的方法是，使DNA分子在电流通过的时候，穿过微小的孔来读取DNA分子，利用电流读数的微小差异来鉴别分子。这些由一个特殊的 芯片来解释，可供快速读取。

这一想法在1989年由一位美国教授大卫?迪莫（David Deamer）首次提出。这位教授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作研究之后，最初在美国获得专利。迪莫考虑使用一种圆环形状的蛋白质，其孔只有10亿分之一米宽- ---一个纳米孔的宽度----嵌入细胞膜中。通过穿孔，可以检测通过其内部通道的分子。当孔打开时，离子可以自由流过，产生微小的但可测量的电流。但 是，如果孔被堵塞----例如一条DNA链----电流就会崩溃。DNA的四个碱基A、C、G、T各自以独有的方式改变通过这一微孔的电流。因此，当一条 DNA链穿过孔隙时，不断升降的电流就揭示其序列。

上述所有跨国、跨学科的研究促成了2012年第一台便携式设备MinION的诞生。这款由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研制的产品三年后上市。此后，一系列新产品相 继投放市场，新问世的仪器价格越发低廉，使用也越发便捷。随着这项技术日趋成熟，意味着到2020年，包括国际空间站的任何领域都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只需 携带一个插入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的小型仪器，就能够从任何类型的DNA样本中即时读数，这类DNA样本可能来自唾液，或来自动物、植物或微生物，或者只是留 在物体表面上的微量DNA。只需花费几百美元就可以购买入门套件。这项技术擅长食品质量控制，还能识别各种损害农作物的病毒。研究工作者在非洲的农业地 区，在现场使用这项技术来测试木薯里的破坏性病毒。

在2013年非洲的埃博拉爆发期间，使用这一小型便携式仪器可以在西非地区追踪病毒的传播，而无需再将样本送回实验室作分析。因为不论是在牛奶或其它食物中取样，还是在野外采集危险的病毒或细菌，都简单易行。

上述新的基因测序技术为个性化医疗打开了大门。例如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调查个人基因组，去发现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例如镰状细胞或囊性纤维化），也可以筛 查早期癌症或预测疾病（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还可以在几小时内，而不是几天，确诊败血症或结核病。这对疾病的早期治疗和治愈都至关重要。利用这些仪器设 备对血液样本作测序，避免了昂贵、耗时且痛苦的活检方法。还可以取代为孕期妇女的羊水穿刺检查。通过检查孕妇血液循环中的胎儿DNA，可以筛查由额外染色 体引起的胎儿疾病，例如唐氏综合症。还可以用于检测额外的性染色体、染色体缺失部分导致的疾病，甚至是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

同意作个体基因测序的人越多，共享和处理的信息越多，这项技术就越有实用价值。分析越精确，其结论也越可靠。人们忽然意识到，拥有庞大的DNA数据库，就如同有了强大的工具，甚至有如战略资产，就像拥有大油田一样。

随着大量生物数据的堆积，人们开始考虑从中提取有用信息的最佳办法。这催生了生物信息学的新领域。这些都需要电脑编程，来“学习”在数据流中建立日益精准 的分析模式。这将运用如何从世界各地上传到云计算的方法。这些数据可能是血液检测样本，也可能是肺扫描等生物医学图像。最终，电脑能够比人类专家更快、更 准确地解释这些数据，并且预测人们是否患病或何时患病。电脑执行这类操作的时间越长，就越显示出电脑的卓越功能，因此拥有庞大的数据库非常重要。

研究人员通过测量DNA的变化，来追踪各种生物体的进化。2016年，在巴西东北部，一支由英国和巴西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究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引起的疾 病爆发。这组科学家携带了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制造的MinION仪器设备。经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巴西的第一个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可能在这种病被首次发现的 一年前就出现了。

乔什?奎克（Josh Quick），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微生物和传染病研究所（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用上述方法来确定武汉新冠病毒爆发的日期。“病毒在全球传播，通过基因测序就可以重建这个传播过程，还能够确定这种病毒于何时首次 在人群中出现。”他在美国的网络生物医药杂志《星闻报》（STAT news）上发表文章说。（注1）

利用采自新冠病例的病毒，运用基因突变率，所有新冠肺炎病例的最新共同祖先可追溯到2019年11月中旬。由于这种病毒的进化速度可以预测，它平均每月累 积两次突变，所以追溯的日期是可以确定的。奎克写道，“测序还可以读取这些突变，以识别病毒在进化过程中不同的亚谱系，就像树的枝干……。英国联盟新冠基 因组学（COVID-19 Genomics UK Consortium）的一项分析确定，2020年3月间，新冠病毒分别进入英国1350次。”他还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分离出和新冠病毒有近亲关 系的病毒，这有助于我们能够识别动物宿主。

这里我们要提到又一项发明，这项发明改变了生物化学的未来，也可能给出关于新冠病毒从何而来的答案。大约在2012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廉价而又简单的 基因编辑方法。2020年，这一领域的两位杰出先驱学者美国的珍妮弗?道德纳（Jennifer Doudna）和法国的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共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现在，科学家们运用一种称为基因编辑（CRISPR）的技术，即插入、修改、或替换植物或动物的活体基因 组中的相关基因。这项技术比迄今为止的其它基因操作技术，都更加简易和高效。这一操作可以由本科生在实验室里完成，花费只有几百美元，或者实际上，您可以 在自家车库里，用网购的工具包完成。

几千年来，人们只有一种选育工具，即用选择性繁殖来改变水果、蔬菜、或者鸽子、金鱼。最近，科学家们尝试了高频随机突变方法。例如，中国在为其昂贵的太空计划辩解时称，把种子送上太空，使之受到辐射，导致有益的基因突变，以此来改善农作物。

1970年代以来，基因工程技术主要在美国不断发展，这需要专业知识技能，耗费几年时间，花费大量资金，才能投入使用。而基因编辑技术的问世，这一切都将 不在话下。这是一种在细胞内找到特定DNA位点的快速方法。接下来，就可以通过剪切和拼接操作而改变DNA。也可以用来启动或关闭基因，而不改变其序列。

有关基因编辑技术的初始想法，源自试图寻找一种利用细菌的自然防御来抵抗病毒的方法。1993年，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University of Alicante）的微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莫吉卡（Francisco Mojica）注意到，一种原始单细胞微生物盐富饶菌（haloferax）的基因组中，存在特殊的重复DNA序列。然后他又发现在各种微生物中都可以找 到相似的序列。后来他提出这些序列是微生物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他把这些序列称为“规则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缩写为CRISPR。

几十亿年来，细胞和病毒一直在无休止的战斗中，不断繁衍着新的进攻和防御方法。科学家们仍在争论，在进化中，究竟是病毒，还是细胞首先出现。病毒本质上是 包裹在蛋白质外壳中的一串DNA 或者RNA。病毒通过把基因组插入一个成熟的细胞进行复制，这一细胞即把这组新的外来原始基因视为自己的原始遗传物质。病毒必须侵入细胞才能繁殖。方法之 一是病毒通过其不稳定的RNA快速随机突变，直到偶然发现一种组合，使之能解锁对特定微生物的防御。严格地说，这一过程是酶对RNA的草率复制导致了突 变。

诺贝尔奖得主研究的突破点，是了解如何使用细菌中发现的用于破坏病毒DNA的不同“Cas”蛋白。“Cas”是基因编辑相关基因的缩写。“Cas9”蛋白 是科学家广泛使用的一种蛋白质，在链球菌中发现----这种菌是用来制作瑞士奶酪的细菌。2007年，丹麦食品制造商丹尼斯克（Danisco，后被杜邦 公司DuPont收购）的科学家用两种病毒株感染了一种发酵牛奶的链球菌。这些细菌当中有许多被病毒杀死，但是有些存活了，并且继续复制下去，这表明这些 细菌的后代对病毒有抵抗力。研究人员发现，存活的细菌把病毒的DNA片断插入自身的“间隔区”序列，这使它们得以击败入侵者。

在实验室中，Cas9蛋白可以根据指示找到任何所需的靶向序列，只需引入一段“引导”RNA，来帮助它寻找并结合到相同序列。当Cas9蛋白连接到引导 RNA时，它会沿着DNA链行进。当它找到与引导RNA序列相同的20个DNA字母长的序列时，会与之结合。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因为我们的细胞有60 亿个字母的DNA，如果展开，它会延伸两米多长。接下来，Cas9蛋白使用一种酶来切割那部分DNA，剔除一个基因。当切口被修复时，你最终会得到一个新 的转基因细胞。并且可以击败病毒。

根据珍妮弗?道德纳教授的研究，我们获知，一个有机体的全部DNA，包括它包含的所有基因，都可以视为一个简单的可编辑的文本。这位教授把这一过程称为， “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分子机器，能够非常精确地切割病毒DNA。”“几乎在一夜之间，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基因工程和掌握生物学的新时代的尖端----一个 革命性的时代。”她在著作《创作中的裂纹》（A Crack in Creation, 2017.）里这样写道。

道德纳教授和沙尔庞捷教授首次展示，用不同的RNA对Cas9编程，用来切割和编辑不同的DNA。现在，定制的Cas蛋白可以通过网购获得，这种蛋白既不 会切割，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DNA，但是可以启动和关闭基因。而其它Cas蛋白，称为碱基编辑器，则可以更改DNA代码中的字母。科学家利用这项技术在 切割部位“粘贴”一段新的DNA。并且可以在一次实验中改变几个基因。这项技术可以快速地操纵细胞系、植物或动物的很多不同基因。还可以应用于任何物种。 其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周而不是几年。

2008年，丹尼斯特利用本公司发现的链球菌，来保护用于奶酪和酸奶发酵的细菌免受病毒侵害。目前，许多食品制造商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做既省时省钱，又提高质量。

很快，许多科学家变得大胆起来，从细菌和植物的研究转向在培养皿中修改人类细胞中的DNA。有人开始使用这些技术，将外源基因添加到各种生物当中，如老鼠、大鼠、斑马鱼、猪和猴子。随后，还有人开始试验人类胚胎，而且不仅仅在实验室里进行。

细胞基因组快速简便的DNA测序，允许以数字文件形式储存生命的遗传指令。你可以阅读这些数字文件并能迅速识别微小的错误。现在有一种同样快速简便的方法 来修复这些错误。你可以从其它地方获取想要的基因，然后尝试添加上去。一切皆有可能。比如用转基因猪制造人体器官。或者设计一种蚊子，让它们不再传播疟疾 或寨卡病毒。或者，用生物工程设计的微生物来吞噬塑料，或制造生物燃料和特殊材料。

甚至更复杂的生物工程形式纷纷涌现，例如合成生物学，使科学家能够在体外合成他们感兴趣的确切生物聚合物结构，例如蛋白质或核酸，而不需要剪切和粘贴。

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这两项技术的问世，同时开启了生物技术领域的淘金热。随着政府和公司争相提出要求，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都迅速筹集了数十亿美元。专 利诉讼倍增。立法者和监管者奋力追赶。很多像道德纳教授这样的顶尖科学家，都对实验室试管中释放出的这个危险的精灵感到震惊不已。

Quick, Josh: ‘Real-time gene sequencing can help control—and may someday prevent—pandemics’, 11 Sept, 2020,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9/11/real-time-gene-sequencing-can-help-control-and-may-someday-prevent-pandemics/ (10 Feb. 2021).

十     中国的生物技术竞赛

中国立即调动资源利用这一新的机会。鉴于有些国家对基因编辑涉及的一些领域保持谨慎，而中国政府则鼓励本国科学家，或者至少没有阻止他们对这些相关领域采 取回避。2016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强调了发展基因工程技术，科学家们积极响应号召。在北京、武汉和更多地方的几十家或几百家研究所，都以高涨的热 情部署了基因编辑的研究计划。

中国的研究人员立刻把一连串动物列为基因工程的首要试验对象，这些动物包括狗、老鼠、大鼠、猪和兔子。到目前为止，很多动物试验只是在理论概念上证明其可行，有做实际研究的可能。因为相比美国和欧洲的同行，中国作动物研究的科技人员面临的公众监督较少。

与动物研究相关的监管制度如此松散，以至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都感到不安。关于生物伦理的风暴一次次席卷到了中国，致使政府最终放缓了一些科研活动。

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测序组织，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华大基因）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经过生物工程改造出了一种新的微型猪，只有小狗那么大，可 以作为宠物出售。华大基因的部分资金受益于当地政府的激励措施，在2010年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陕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陕北白绒山羊的四个基因，培育出一种肌肉发达，绒毛更长的新型山羊。科学家们在早期山羊胚胎中，成功地删除掉抑制绒毛和肌肉生长的基因。

同年，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用一对小猎犬作基因编辑改造，培育出两条肌肉超发达的狗。另一项实验删除了抑制绵羊肌肉生长的基因。科学家们对猪作了40多种不同的基因改造，有些是为了增加它们的脂肪，有些是为了使它们抵抗病毒，例如常见的猪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对蚕进行基因改造，使蚕能抵抗一种致命病毒----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BmNPV）----这种病毒致使 80%以上的家蚕非正常死亡。科学家把相关系统注入到蚕卵中，制造出一种在细胞里产生Cas9的新的转基因物种。新的基因就开始代代相传。在另一个基因改 造项目里，中国的科学家们把蚕丝改变得像蜘蛛网线一样牢固。

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验是把人乳基因导入300头奶牛中，让这些转基因牛生产“人奶”，众所周知，这种奶含有大量有助于增强婴儿免疫系统的关键营养素。

中国目前至少有四组基因编辑研究人员，在对猴子做试验----远超世界上其它地方。在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一直在制造带有突变基 因的猴子胚胎，当这些猴子在五个月后出生的时候，它们会异常快速地衰老。研究人员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培育一系列猴子模型，用来研究人类疾病，例如自闭 症、癌症、老年痴呆症和肌肉萎缩症。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关闭猕猴的一种基因，这种基因作用于睡—醒机制中。科学家克隆了其中一只猴子， 使其生产出五只具有相同基因的后代。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克隆基因编辑的猴子，及制造基因相同的灵长类动物种群，这可能会彻底改变生物医学研究。这家研究所的另一个团队在试验中，关闭了猴子的和 人类自闭症行为有关的基因。还有研究人员在试验中，敲除了免疫细胞蛋白CCR5的基因，这种突变使人类可以抵抗最常传播的艾滋病毒变种的感染。这种对非人 类灵长动物的研究在欧美受到严格监管，而且成本高得多。

2015年，杭州市肿瘤医院首先开始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的血液治疗癌症患者。医学研究人员从食道癌患者身上采集血液，并在实验室里删除干扰免疫系统抗癌 功能的基因。然后将这些细胞重新注入到患者体内，希望能战胜癌症。他们对至少86名患者作了基因编辑治疗，少数人幸存，大多数人去世了。这只是针对人类患 者的至少九项试验中的一项。

广州中山大学在86个人类胚胎上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精确靶向负责产生贝塔珠蛋白的基因，用以证明可以阻止一种称为贝塔地中海贫血的血液疾病。他们的研究 还包括用于修复断裂基因的合成DNA，以及编码绿色荧光蛋白的水母基因。后一种成分，水母基因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观察分析，在基因编辑完成后，继续生长和分 裂的胚胎；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寻找在黑暗中发光的细胞。这些实验没有成功，但是这导致了诺贝尔奖得主道德纳教授呼吁，暂停进一步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实验。尽管 中国禁止用超过14天的人类胚胎做试验，但是这项研究在中国是合法的，并得到了政府拨款的部分支持。

2018年11月，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贺建奎的宣布震惊了世界：一对双胞胎女婴从他和同事们编辑的胚胎中诞生。贺成为第一个修改两个人类胚胎 的人。他们对胚胎作了CCR5基因编辑，希望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被修改的基因还和增强记忆的动能有关。后来，他被指控犯有伪造文件和非法行医的罪名，被判 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人民币300万元。

这一事件导致了对类似实验室的有关禁令，有大量报道称，贺的研究工作是由政府资助的，并且可能与军方有关。目前尚不清楚贺建奎是否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甚至资 助，但是他编辑的胚胎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人类。事件在中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严重的关注和强烈反对，为加强对这类研究的监督，中国出台了新的立法。

很多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项目是在解放军医疗机构进行的，例如北京301医院。这家医院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所属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管辖。这里不仅培养医生，而 且尝试引进医学科学和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建立为军队服务的项目。军方一直在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

例如，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员在201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人类绩效增强技术评价研究》，文中称可以部署基因编辑Cas技术来增强军队的 战斗力。这是可以做到的。例如使用药物莫达非尼，这是一种可以消除疲劳，并使士兵更机智、更警觉的药物。文章称，基因编辑Cas技术作为“军事威慑技术” 具有“巨大潜力”，中国应“抓紧发展”。（注1）

中国目前开展的主要针对癌症的基因编辑技术临床试验，比其他国家都多。2011年到2015年，中国在国际生物医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 于美国。从2006年（2.4%）到2015年（10.8%），中国在全球生物医学界发表的论文数量所占份额翻了两番。2016年，中国主办的生物技术和 应用微生物学出版物几乎和美国一样多。

基因编辑技术和类似方法的最大影响，还不是对人类或动物，而是对植物。正在对人类作试验的新疗法，只是针对较少的罕见遗传病的患者。中国最大的推动力是农 业。中国为农业研究投入的公共资金接近100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千余家农业研究机构由这些资金资助。很多研究项目都是在尝试改造蔬菜、水果、小麦、玉 米、水稻和其它作物，提高这些农产品的商业生产力。例如，中国能够在不插入新的基因的情况下，使用基因编辑Cas9技术开发有“靶向突变”的抗霉小麦。仅 华中农业大学一家，就为提高农作物产量注册了24项基因敲除技术专利。

获利将是巨大的。欧洲法院认为，这类作物是需要严格监管的转基因生物，但是美国农业部已将其从含有转基因生物的法规中豁免----只要它们不是通过转移其 它物种的DNA，而是通过可能的突变来生产的自然或常规育种。因此，中国拥有60.5%的基因编辑Cas技术改变植物专利（2012--18），其次是美 国，占26%，而来自欧洲的专利仅占8%----德国有6项，荷兰有5项。日本和韩国两国只有5项专利。

2017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化工集团（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高价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的先正达（Syngenta），这家公司是全球四大农业综合 企业之一，拥有庞大的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团队。这显示着中国的雄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外国公司的最大一笔收购。这将给中国把研究成果迅速转向市场提供良 机，并与孟山都（Monsanto, 德国制药及化工集团旗下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总部在美国密苏里州—译注）等巨头成为竞争对手。

中国化工收购了一系列外国公司，其中有以色列最大的通用农药制造商马克西姆阿甘（Makhteshim Agan, 更名为ADAMA 农业溶剂），以24亿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60%的股份；另有Adssero集团，该公司制作动物饲料，处于生物酶的领先地位；Strider，一家巴西农 业科技公司；和英国花卉和蔬菜育种公司Floranova。2019年9月，中国化工还收购了农业科技公司Cropio  Group 的全部资产。

中国化工，这家中国大公司现在能够在全球农作物种子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这些领域既包括杂交种子，也包括基因工程育种，例如抗虫害和生物燃料玉米种子。2020年8月。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化工列为直接或间接在美国运营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之一。

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基因测序组织之一，成为美国亿明达公司的挑战者。 原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现总部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的设立，是为了使中国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跨国跨学科的科学探索巨型工程，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译注  ）。华大基因的部分资金来自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后于2010年获得中国国家开发银行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华大基因在早期购买了 一百多台亿明达公司产的Hi Seq测序仪器。现在华大基因称本公司拥有多项第一。这是中国第一家对非典病毒作测序的机构。华大基因对第一个大小和人类基因组相同的大熊猫基因组作了测 序，耗时仅不到八个月。到2010年，华大基因已经完成了对水稻、黄瓜、大豆和高粱的基因组的测序。还继续对蚕、蜜蜂、水蚤和蜥蜴等其它物种的基因组作测 序。到2014年，华大基因已经完成了对1000多种细菌的测序，这是对上万种微生物测序项目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一年克隆出几百头猪，来测试新药。另一研 究项目是“认知基因组学团队”，由一名18岁的年轻人牵头，这是一个研究DNA和智商之间的关系的国际团队。这是识别超级天才神童基因的研究课题。团队从 有天赋的孩子（例如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者）那里采集血液样本，来得到他们的DNA。他们希望调查2000个DNA样本，来寻找智力基因。

2012年，华大基因出资1.18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初创的一家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这家公司是亿明达公司的竞争对手。三年后，华大基因推出新产品----大型台面测序系统BGISEQ-500，次年获得国家批准的医疗 器械。据称一年后就收到了500多份订购。2016年11月，华大又推新产品----微型台面测序系统BGISEQ-50。2017年，华大再推出一种更 简单的仪器，可以在24小时内对整个基因组作测序，同时生成6万亿测序数据。

华大基因拥有中国国家基因库，其中包含1100万个人类、植物和动物的DNA样本。国家基因库于2016年9月由华大基因和中国政府开设，基因库随即从华 大基因购买了150台测序仪。华大基因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学公司之一，并且正在以更加优惠的价格（仅几百美元）提供个人基因组测序仪，来挑战 亿明达公司。这一竞争的利害攸关是全球基因疾病人群测序，以及个性化药物市场，这一市场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检测盒的需求 之前----到2030年对基因测序仪的市场需求可能会高达价值640亿美元。

澳大利亚表示，从华大基因购买的1000万个新冠病毒检测盒不会危及患者隐私，因为研究人员期望在美国竞争对手主导的生物技术市场上，开展更多的价格竞争。

Kania, Elsa B., and Wilson Vorndick:  ‘Weaponizing Biotech: How China’s Military Is Preparing for a “New Domain of Warfare’”.  Defense One website， 14 Aug. 2019.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19/08/chinas-military-pursuing-biotech/159167/(10 Feb. 2021).

十一     生物技术和功能增益辩论

基因编辑技术在世界各地被采用后不久，一组科学家一起发出了警告，他们称这是一种危险的并且尚未经过测试的技术。科学家们不太关心所谓的“功能丧失”----即当某个基因被敲除----他们更关心“功能增益”----即添加一个或更多基因。

很快，有证据表明这些科学家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们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了兔子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希望改善这类兔肉。结果在34只基因工程后代的14只兔子里，出现了舌头变大、牙齿脱臼和骨盆倾斜的怪异现象。

2012年以来，中国的科学家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项目：将成年猪的细胞逆向工程至胚胎阶段，这是克隆动物时的常见过程，然后敲除胚胎细胞里的肌肉生长抑制 素基因。再将编辑后的细胞注入卵子，在实验室作化学授精，并植入代孕者的子宫中。这些猪肉确实更瘦，但是经过基因编辑猪的五分之一后代，脊椎上长出了一块 额外的胸椎。事实证明，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也控制着骨骼形成的某些部分。至少根据实验室测试，这些猪肉吃起来并不危险，但是味道还是不如正常猪肉。

另一研究机构的中国科学家，删除了绵羊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制造出体积大、产肉多的羊，不巧的是，这种羊不能自然分娩，只能做剖腹产。新疆的研究人员运 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改变美丽诺绵羊的刺鼠肽基因，希望创造出黑色、灰色和棕色羊毛外套的新品种，而不再经过繁琐的羊毛染色工序。计划却没有实现。那些经过 基因编辑的绵羊们出现了奇怪的颜色。一只长白毛，两只多为黑色，另外三只长着熊猫一样的斑点。结果证明了刺鼠肽基因还和繁殖有关，因为只有四分之一的改良 母羊有生育能力。

那么，当你对病毒或细菌进行基因改造时，会发生什么呢？那突变的菌株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特征，比如上文中的兔子、猪和羊吗？抑或会引起疾病大流行吗？

2014年，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克?力普西奇（Marc Lipsitch）和17名科学家组成剑桥工作组（Cambridge Working Group），反对功能增益研究。工作组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国，涉及天花、炭疽和禽流感的实验室事故“一直在发生着，平均每周发生两起以上”。

科学家们在这一声明中写道，“实验室制造高度可传播的新型危险病毒株（……）会大大增加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意外感染，可能会引发难以控制甚至无法控制的疫情。从历史上看，新的流感一旦在人群中传播，就会在两年内感染世界上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

工作组的资助者包括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病毒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lm）、美国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New England Biolabs）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罗伯特（Richard Robert）、前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巴里??布鲁姆（Barry Bloom），和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活动家爱德华哈蒙德（Edward Hammond）。有200多名科学家对此表示赞同。

工作组敦促“在对风险、潜在利益和替代方案作出定量、客观和可信的评估之前，应减少这类潜在大流行毒株的试验”。专家们呼吁采用类似阿西洛玛 （Asiloma  Conference, 1975年在美国加州阿西洛玛海滩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潜在的生物危害和生物技术的监管）的方式，这是1975年的一次峰会，制定了重组DNA技术的指 南。

2011年对流感病毒“功能增益”试验的担忧，爆发在两个团队对H5N1禽流感病毒作了基因调整以后。这种流感病毒存在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农业地区和野外的 鸟类当中。2005年9月，新任命的联合国系统高级协调员大卫?纳巴罗（David Nabarro）宣布，禽流感的爆发可能导致500万到1.5亿人死亡。这种传播迅速的病毒对鸟类非常危险，会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鸟类丧生。为了遏制病毒蔓 延，当地人捕杀的鸟类达上亿只。

尽管一开始禽流感病毒不会人传人，但是在疫区里经常处理这些鸟类的农民仍被感染并死亡。一旦这种病毒发生变异，有了对人的传染性，就足以令人担心这会像西 班牙流感病毒（H1N1）一样致命。1957年爆发的亚洲流感病毒是H2N2，而到了1967年，引起香港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是H3N2。事实证明这些病毒 密切相关。如果病毒不断变异升级为最高风险，就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医药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研究新的禽流感病毒H5N1，为潜在的大流行作准备。防止潜 在爆发的方法之一，就是发现病毒的适应环境，以及病毒跨越物种的途径。

荷兰伊拉斯莫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的科学家朗?富舍（Ron Fouchier）教授着手研究，找出禽流感病毒变异成人传人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让病毒可以传播？

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是培育一种带有突变的禽流感病毒，使之能够传染给人类。然后，富舍教授使用了“动物传代”技术，即在动物之间----和动物体内传播这 种病毒，而没有使用细胞培养。这样，他就可以观察到禽流感病毒是怎样利用变异的机会。富舍教授作这个实验选择的动物是雪貂：能在雪貂之间传播的病毒，都有 可能在人类之间轻易传播。

富舍用禽流感病毒感染了一只雪貂，当雪貂染病时，用棉签取出病毒样本。他发现，随着病毒在雪貂体内生长繁殖，数量倍增时，病毒的RNA发生了轻微的变异，这已经和刚进入雪貂体内的病毒有所不同。这种流感病毒基本上是包裹在一个球形中的八段RNA。

富舍认为他应该从第一只雪貂身上取出病毒来感染第二只。接着，他从第二只身上取出变异的病毒去感染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在感染了十只雪貂以后，他 发现了一些重要现象。一只笼子里的雪貂生病了，尽管相邻笼子里的那只没有和它直接接触，也感染了病毒。这说明病毒通过空气传播。这表明这种病毒不仅可以在 雪貂中传播，而且隐含着在人类中传播的可能性。富舍的实验显示出，一种不可传播的病毒，足以转化成引发大流行病的传染性病毒。通过分析每一代病毒的基因， 富舍找出了导致H5N1禽流感病毒在雪貂之间，通过空气传播的五种确切的突变因素。

当富舍于2011年在《科学》（Science, 美国出版的学术期刊，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译注）杂志上发表他的动物传代实验结果时，顿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那种危险的病原体会从富舍实验室泄漏吗？或者会从其他实验室泄漏吗？

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取决于其保护和检查系统的复杂程度。研究中的病原体越危险，所需的安全措施就越周密。富舍教授在生物安全二级（BSL-2）的实验 室完成了他的工作，还不到安全四级，即BSL-4的实验室，这样等级的实验室必须有精心设计的保护设施，例如独立的空气循环系统、气闸等。

病毒学界的人们都知道，即使检查世界上最严密的实验室，也会发现时有事故发生。2014年，美国政府实验室发生了几起违规事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的几十名员工可能接触到了炭疽杆菌----几小瓶天花病毒被留在国家卫生院（NIH）的储藏室里----疾控中心无意中发出被H5N1污染的普 通流感病毒样本。

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颁发了暂停令，停止功能增益的进一步研究，但是在学术期刊和会议上依然争论激烈。科学家们分成两派，支持和反对功能增益（GoF）实验。

朗.富舍在《自然》（Nature,  英国出版的全世界最权威和最有名望的学术期刊之一----译注）发表论文说，“我们需要功能增益实验来证明，基因或突变与病原体的生物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功能增益方法在传染病研究中，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科学家们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功能增益突变研究来更好地了解非典病毒（SARS）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这两种病毒是新冠病毒 （COVID-19）的近亲。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功能增益研究会帮助我们了解如何避免下一场流感大流行。富舍说，我们需要了解导致流感的病毒的各 个种类。运用功能增益研究可以观察，哪种突变是病毒跨越物种，或进化成更具毒性的毒株的。因此，这类研究应该有助于我们做好准备和挽救生命。

然而，对功能增益持批评态度者抱怨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功能增益实验，特别是有关危险病毒的实验有什么实用意义，况且，这有引发疾病大流行的风险。正如一位科学家讽刺地比喻，这种研究就像用点燃的火柴去寻找煤气泄漏。

病原体的动物传代实验，始于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他对狂犬病病毒和疫苗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继续研究狒狒体内的艾滋病毒，利用老鼠作非典病毒实验，在所有这些实验过程中，都有更具毒 性的病毒类型出现。在全球三十多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利用这项动物传代实验技术来增强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能力。顶级安全实验室其实是一个密封 的水泥掩体，在负压的条件下，若有漏洞出现，空气就会流入实验室，把空气传播的病毒推回。进出实验室的空气都经过多重过滤器。研究人员穿戴特殊的防护设 备，例如呼吸器。任何进出实验室的人都必须经过去装、着装、淋浴、去污和消毒等复杂和繁琐的程序。

另一项研究技术的发展对上述实验再添担忧。这就是，有些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合成病毒。这项研究在2002年开始，科学家们使用病毒基因组从头合成 （de novo synthesis, 即从最简单的组成分子逐步合成生物大分子的方法----译注）的过程，合成了近乎灭绝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基因组。这一合成的病毒基因组，尤其是RNA病毒 的基因组，相对较短，通常长度不到10000个碱基。这样会使得用RNA 或者DNA片段（利用现时技术），来组装整个基因组变得相对容易，而不必用复杂得多的动物基因组来实现这一过程。脊髓灰质炎病毒基因组有7500个碱基， 而人类有300万个碱基。

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从中得到启发，相继尝试新技术来制造各自需要的合成病毒。有人竟敢重新制造出天花病毒，天花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由于天花这 种疾病已经被根除，世界各国于1978年就停止了天花疫苗接种，这意味着全世界大约50亿40岁以下的人从来没接种过天花疫苗。如果这种病毒一旦发生泄 漏，后果将不堪设想。还有人复活了已经绝迹的1918年流感病毒株，以及合成的非典病毒。

这些经设计的病毒可以在任何地方用花费不多的资金就可以制造。在加拿大，有研究人员甚至通过网购获得的DNA，来复活一种已经灭绝的天花病毒的近亲，称为 马痘（horsepox）。虽然国际基因合成联盟（International Gene Synthesis Consortium,  IGSC）与政府机构合作，筛选订单和买家，但是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在黑市上购买潜在危险的DNA样本。

从头合成的合成基因，由短的定制单链DNA寡核苷酸组装而成，这些寡核苷酸是由几个核苷酸组成的字符串。核苷酸是核酸的基本组成部分。RNA和DNA是由 长链核苷酸组成的聚合物。这些都表明，制作合成基因这项工作可以由熟练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或者由研究病毒的本科生在相对简单的实验室里完成。从头开始构建 一种病毒，就像搭建乐高积木一样。

2015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詹姆斯?克拉柏（James Clapper）在一份“全球威胁评估”的报告中，首次将生物工程大流行列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就是说，与核弹相提并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清单上，加 上了基因组编辑。

因此，几年后，随着这些操作变得越来越便宜和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家车库里建立生物实验室，只需使用测序仪、DNA样本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剪切、粘贴工 具，就可以制造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西方文学中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中的人造人，称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译注）一样的微生物。

1999年，当脊髓灰质炎病毒合成项目启动时，商业化的基因合成尚未问世。因为这太难、也太贵了。然而到2010年，购买足够的寡核苷酸来组装合成病毒的 价格已经降到几百美元。现有的病毒，例如流感病毒，很容易在实验室里调整成为避免免疫反应和抗药性。这无异于可以创造出具有自然界不存在的特性的病毒。也 许就像新冠病毒那样？当然，功能增益研究在美国暂停，导致了科研人员利用更宽松的法规，把研究工作转移到中国。

2014年，为了评估改变病原体的毒性和传播风险，美国政府开始审查功能增益研究。令人普遍担心的是，经修改的病毒可能会从实验室泄漏，或被盗，或者只是拿来当成威胁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的工具。

美国政府暂停了对新的功能增益项目的资助，因为这些项目“可以合理地预期，会具备流感、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或非典病毒的属性，从而使这种病毒通 过呼吸道，去增加哺乳动物的致病性和/或传染性”。政府要求，在风险评估完成之前，已经开展功能增益项目的研究人员“自愿”推迟研究工作。

在为期两天的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Sciences, NAS）会议上，人们就禁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北卡罗来纳大学微生物学家拉尔夫?巴里克教授（Ralph Baric）公开反对这一禁令。巴里克教授和他的团队已经开始研究非典病毒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后一种是从骆驼传染给人类的致命病毒。巴里克教 授领导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学院的研究团队，一直专注对冠状病毒（包括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研究，尽管这项研究有些过时。对冠状病毒的研究于 1960年代初开始。巴里克教授是公认的世界领先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对于暂停自己的工作感到惊讶，他抗议说，没必要禁止这类资金。和商业初创公司和大型医 药公司不同，他在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完全依赖公共资金。

鉴于缺乏针对这些冠状病毒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如果病毒变异成对人类具有高度传染性，就将无法对抗疫情爆发。富舍曾用雪貂作禽流感的“动物传代”实验，但是没有像雪貂那样的小动物适合做这种实验，所以巴里克教授面临的挑战是设法解决这些难题。

于是，巴里克团队从2001年以来，致力于制造一种适合感染小鼠的嵌合病毒，使小鼠感染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和后来出现的非典病毒。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小鼠作动物传代类型的研究，而不需要细胞培养物。

嵌合版本需要经过修改的刺突蛋白，刺突蛋白是非典冠状病毒的一部分，充当解锁进入人体细胞的钥匙。其正式名称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这是一 种附着在肺、动脉、心脏、肾脏和肠道的细胞表面的膜蛋白。是冠状病毒进入细胞的入口----病毒在这里打开门，进入细胞后繁殖。

ACE-2这把钥匙对老鼠或其它动物（如果子狸）的作用，和对人类的作用完全不同。修改的目的不是让任何病毒更容易传播----巴里克教授说，在任何情况 下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相反，他指出，一种使老鼠生病的冠状病毒正可以降低对人类的传染性。所以他选择用较安全的病毒样本做实验。因此巴里克的功能增益研究 和富舍的研究不同。流感病毒的细胞受体----例如富舍研究的H5N1禽流感----对于不同的物种，包括人类，或者从鸟类到人类，是相似的，相对容易。 相比之下，冠状病毒的ACE-2受体界面因物种而异，原因是不同物种的进化宿主不同。

巴里克教授上诉成功。他的研究工作获准继续进行，因为人们认为这项工作的风险还不足以受到暂停令的约束。在随后的2015年，巴里克和他的和作者们取得了 突破性的成功。他的论文引起了轰动，并且再次引发了争议。巴里克团队制造了一种嵌合的类非典病毒，这种病毒在适应小鼠的SARS-CoV骨架中，显示蝙蝠 冠状病毒的刺突（附着蛋白）。换言之，他的团队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嵌合的非典病毒，这种病毒可以进入老鼠的肺部引发重症，但不会致命。

2015年12月在《自然--医学》杂志（Nature Medicine, ）上的刊登了文章“一种类似非典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出人类出现的潜力”。这篇文章解释了一个研究团队如何制造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的版本是武汉病毒 研究所从云南的马蹄蝠生活的山洞里，提取的拭子中获得。这一研究项目是评估来自蝙蝠的非典冠状病毒的传播风险。

这个团队的科学家们对一种名为SHC014的病毒株作研究，提取了这种毒株的表面蛋白以及非典病毒的一种骨架，这种非典病毒已经适应在小鼠体内生长，并产生出杂交体。这证明SCH014的表面蛋白具有和人的呼吸道细胞中的关键受体结合，并使之感染的必要结构。

这非常令人震惊，因为过去几乎所有从蝙蝠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都无法和关键的人类受体结合。然而在2013年，从同一蝙蝠种群中分离出的不同冠状病毒株当中，科研人员已经报道了这种病毒与人类受体结合的能力。

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总结道，“原有的研究结果令人怀疑，能够直接感染人类（而不是首先需要在中间动物宿主中进化）的蝙蝠冠状病毒，可能比以前认为的更常见”。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团队报告说，他们的混合型类非典病毒，确实可以结合人类受体，并在人类呼吸道细胞中有效复制，至少在体外是这样。事实上，在人类细胞中，嵌合病毒的复制和SARS-CoV流行株的复制一样。

《自然》杂志上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有些病毒学家质疑从实验室中得到的信息是否真的有用，能否证明释放危险病毒的风险是合理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院 （Pasteur Institute）的病毒学教授西蒙?魏恩?贺伯森（Simon Wain-Hobson）说，由于研究人员制造了一种在人体细胞中“生长得非常好”的新型病毒，就意味着“如果病毒逃逸，没有人能预测其轨迹”。

魏恩?贺伯森还认为，上述研究并不太有用，因为没有揭示出蝙蝠体内的野生SHC014病毒对人类造成的风险。巴里克和他的团队从这一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中重 建了野生病毒，发现这种病毒在人类细胞培养物中生长不良，并且在小鼠中没有引起严重的疾病。因此，从实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像这种野生蝙蝠中的病毒，必须 经过相当多的进化才能对人类构成威胁。每一种病毒都已经进化为针对特定的物种而存在，因此病毒能够跳跃到另一个不同物种的情况非常罕见。

魏恩?贺伯森得到了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教授的支持。埃布赖特教授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学家，也是功能增益研究的一位长期批评者。他说，“这项工作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的风险”。哈 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克?力普西奇说，这项工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风险，即实验室事故可能引发流行病，导致几百万人死亡”。

这项工作是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进行的。2014年以后，武毒所继续进行自己的蝙蝠病毒研究，收集了更多样本，并研究北卡罗来纳大学实验室制造的嵌合病 毒。中国的研究得到了几个美国机构的资助----其中有些情况特别重要，因为巴里克实验室的工作在审查期间被暂停。但是，为什么美国人对蝙蝠病毒如此感兴 趣？

十二     寻找病毒的人们

和不断变异的流感病毒作斗争，是各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大型医药公司的首要任务。人们随后才把注意力投向了蝙蝠和其它野生动物。世界各地努力 收集和整理年度冬季流感的数据，并把这些数据及时提供给大型医药公司，以便他们为下一个冬天准备流感疫苗。这些大公司需要大约半年时间来准备和生产。这些 疫苗有时候对多达一半的接种者有效，有时候仅对25%的接种者有效。这构成价值数十亿美元庞大产业的一部分。

和冠状病毒不同的是，科学家们并不怀疑流感病毒很容易人传人，也不怀疑这种病毒在猪和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中传播。病毒在这些物种之间跨跃没有问题。这些 动物是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这就是流感病毒不断变异的原因。不同的毒株在一个宿主中相遇，随即产生出快速传播的混合体。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可以通过粪便、 接触或者空气传播。

自从1933年英国伦敦北部的一个实验室首次发现流感病毒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各种类型的流感病毒。至今仍然有大量关于病毒的知识有待钻研，但是目前 有观点认为，流感病毒起源于中国南方或东南亚，因为这些地区是鸡鸭等家禽最早被驯化的地方，远至一万年前。这些地区几千年来，千千万万个家庭和成群的家禽 或几只猪紧密相邻地生活着。每家农户都有院子，用来养猪和鸡鸭。很多疾病，例如，牛痘或马痘，甚至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病毒，都是通过与家养动物的密切接触而 传播的。

东南亚地区是人类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地方。水稻种植的历史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能追溯到一万年前。大约五千年前，这一种植技术开始在东南亚地区 传播。种植水稻需要筑坝蓄水来修建稻田。这是劳动密集型的，养活高密度人口的种植业，与之不同的游牧文化则需要大片草场来饲养牛羊和马群。

在河流的三角洲地区修建稻田非常方便，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湖泊和沼泽----还吸引着大批的候鸟，湿地里繁衍的鱼类、蜗牛、昆虫、蠕虫和其它 生物是充足的鸟食。来自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北方的大批鸟类飞往南方过冬，然后在春天飞回北方（有些往西）繁殖。稻农们熟知，他们养殖的家禽，尤 其是鸭子，非常擅长吃掉稻田里的害虫，而且鸭肉美味。野鸭的驯化可能在三千年前。鸡的驯化在东南亚可能更早。鸟类的粪便坠落在水里，因此很容易把禽流感病 毒传播给人类和其它动物。在大多数农场里，鸡、鸭、鹅是一起养殖的。

因此，在中国有大量互相接触的家养禽类和野生鸟类。稻农们管理家禽，也同时养猪。在大约八千年前，猪首次被驯化，猪肉直到最近才成为中国人的主食肉类。这 一人畜关系如此紧密，故而汉字“家”，就是“猪”的古称“豕”字上加屋顶形的宝盖。近几十年来，中国开始工厂化养鸡，鸡肉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食物。但是， 存在于野鸭内脏的流感病毒，会进入猪的呼吸道，发生一点变异后，又可能感染人类。

可以想象，这些情况都能使新种病毒在鸡、鸭、猪和人的大熔炉里变异和重新组合，然后再交叉感染。虽然家养的动物可以接种疫苗，但是它们仍然会接触带有病毒的野生鸟类而再次感染。不过，非常危险的病毒很少出现，例如，造成大量感染者丧生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

然而，要确定新的病毒究竟出现在哪儿，以及如何出现，则是难上加难。1889年爆发的一次疫情似乎起源于哈萨克斯坦的马匹。1900年出现的病毒好像是由 先前的两种毒株在人际传播时混合而成。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可能起源于猪，有人说出现在美国，也有人说出现在中国。1977年流感H1N1亚型大流 行毒株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现在有些病毒学家认为，这种病毒突然重新出现，是因为一个实验室在准备研制疫苗，取出1949—50年首次出现的病毒冷冻样本 时，不慎泄漏。这种病毒传播迅速，主要威胁20岁以下的人群，因为大多数成年人已经有了免疫力。确实，有些病毒出现后消失几十年，然后又出人意料地重新出 现。有专家认为，这样的病毒可以在结冰的湖泊中存活，然后由迁徙的候鸟携带传播。

人类基因组由很大一部分旧病毒和对旧病毒的防御组成，就像一个装满废弃旧物品的阁楼。有人说我们基因组的50%是由这些历史遗产组成的，也有人说这个数字 要低得多。可以想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可能成为新的流感病毒毒株的温床，而且，当地的水稻种植人口或许对病毒具有遗传的天然抵抗力。

例如我们知道，由于干扰素反应基因的变异，我们当中有些人更容易患上流感。大约每400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人具有称为IFITM3基因的非功能版本，这种基 因的变异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中较为常见。这种干扰素刺激的基因触发细胞阻止入侵病毒， 例如，猪流感病毒、正粘病毒、黄病毒、丝状病毒和冠状病毒等。所以任何缺乏IFITM3基因的人若被病毒感染，都更有可能需要住院治疗。这就是一项研究表 明的，为什么不同的人群对不同的流感毒株和其它病毒的反应不同。

长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医药业的重量级人物都在流感防疫战线上致力。西方各国政府制定了如何战胜疫情的计划，斥资几十亿美元用于紧急储备药物，例如，达 菲（Tamiflu）、疫苗和其它设备。然而，1980年代艾滋病的流行，开辟了一条新的防疫战线。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艾滋病毒，这种病毒可以伪装起 来，长期隐藏在体内。同样，人们难以找到这一病毒的来源，最终追溯到生活在非洲西部的猴子和猩猩。

人类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即艾滋病，是由两种慢病毒HIV-1和HIV-2引起的。这两种病毒是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s）多种跨物种传播的 结果，这种病毒自然会感染非洲灵长类动物，而且不会对这些动物造成很大伤害。这些病毒在动物之间传播，大多情况下，对人类的作用有限。但是，来自喀麦隆东 南部黑猩猩的SIVcpz病毒传播，造成了HIV-1病毒组M----艾滋病大流行的主要原因（HIV-2主要在西非）。

SIVs病毒从猴子到猩猩，从猩猩到人，主要是通过猎人捕杀或吃掉这些动物传播的。然后人类通过性接触、共用不干净的注射针头，或直接接触被感染的体液 （血液、精液），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类慢病毒在牛、马、羊、猫科动物和灵长类动物等各种哺乳动物中，引起慢性持续感染，这一感染的历史已达几百万年。艾 滋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病毒，患者感染初期表现为暂短的流感似的症状，经过较长的潜伏期后再出现症状。病毒本身并不致命，但是疾病会使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自行 对抗本身。身体由此导致反应过度，并关闭了对各种其它疾病的防御----因此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目前还没有针对艾滋病毒的疫苗，但是有抗病毒的药物，可 以控制身体对外部入侵的过度反应。

上述这些发现让科学家和管理者们开始担心，在野生动物中会不会出现其它种类的致命病毒。艾滋病毒还不是唯一引发恐惧的紧急因素，还有致命的埃博拉病毒的爆 发，也出现在西非的森林里。1976年，这种病毒首次出现在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河附近，到2014年严重爆发。人们过去认为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 天然宿主，但是现在发现人类从黑猩猩、大猩猩、猴子、森林羚羊和豪猪身上感染病毒。人们要么在热带雨林中发现这些动物生病或死亡，要么出去猎杀它们。病毒 通过接触这种“丛林肉（野味）”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体液传播。当有人感染患病时，病毒会通过和照顾者的密切接触，或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的亲属传 播。

艾滋和埃博拉这两种病毒的出现，激发了一群寻找病毒者付出更多精力去研究野生动物，他们主要在非洲，试图遏止已知或未知病毒的爆发，防止从热带森林的宿主 中忽然出现。这些寻找病毒的人估计，大约有60万种，甚至可能更多种未知病毒，具有从动物传播给人的能力。他们提出了“溢出”理论。这就是说，当这些病毒 的宿主或宿主的习性受到气候变化、森林砍伐、采矿、筑路、频繁的迁徙和旅行，或者其它人类活动的威胁时，它们就会忽然出现。另外，对森林的破坏和对野生动 物的侵犯，特别是狩猎野生动物，并在湿货市场出售活体动物，迫使人类和动物如此接近，对双方都不利。这不仅对于易受伤害和频临灭绝的物种有害，而且增加人 类感染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

“溢出”理论的解释是，就像是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一样，当病毒的宿主受到威胁或处于“压力山大”时，病毒就会散发出更大“载量”来做出反应，在寻找新宿主时跨越物种。病毒“散发”是指病毒复制后将其后代送出宿主细胞，通常是通过皮肤或空气，或者其它途径。

这些寻找新病毒者的主要赞助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承担对外援助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译注），这一机构在2009年启动了一项为期五年的新型流行病威胁计划（于2014年更新）。这 项计划最初是针对2005年在东南亚和中非地区流行的禽流感。美国疾控中心和国防部也投入了大量资金，每年投入的数额在五亿美元上下。如果出现新的危机， 例如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或寨卡病毒危机，支出就会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每年有大约一亿美元的巨额预算，很多国家政府和大学也参与出资。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新型流行病威胁计划建立了四个倍受瞩目的项目----“预测”、“响应”、“鉴别”和“预防”。“响应”是关于在困境中建立相关机构----帮助当地大学、公共卫生工作者、兽医、护士和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合作。这个项目被称为一种健康通道。

“预防”项目的重点是改变那些感染风险最高的人们的一些活动，例如制止野生动物和野味交易。

“鉴别”项目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成立于1924年，总部在法国巴黎----译注）建立联系，准备在有疫情出现的地区建立起实验室网络，来鉴别疫情或新的风险，期望成为一种早期预警系统。

创造了嵌合非典病毒的拉尔夫?巴里克博士领导的团队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是国际开发署拨款的主要受益者。2014年，北卡大学获得了本校历史上第二大笔 款项，即五年拨款1.8亿美元，用于衡量和评估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项目，同时用于继续在疟疾和艾滋病等，威胁全球健康疾病的研究。对非典病毒的研究资助主 要来自美国国家卫生院（NIH），同时也由前述的四大项目之一“预测”拨款。

“预测”是四个项目中最令人振奋的，这一项目确实为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找新病毒提供资助。这一举措常被戏剧化地称为，和时间赛跑，即在某疾病毁灭人类文明之 前， 找到某病毒。人们通常认为，有四分之三或者更多新的威胁会来自人畜共患疾病----从蝙蝠或老鼠等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于是这些寻找病毒者们开始了艰难 的、甚至是危险的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冒险（Indiana Jones, 美国影片《印第安纳琼斯》，又译《夺宝奇兵》，一个虚构的考古学教授的冒险故事----译注）从生活在远方的野生动物、牲畜和人类身上收集样本。随着便携 式基因测序仪（例如“牛津纳米孔”公司制造的设备）的出现，这种设备显出了空前优越的实用性。不再需要将拭子送到遥远的实验室，并等待几周才查看结果。很 多工作可以在现场即时完成。

发现新病毒也不像听起来那么困难。数量难以置信的大量病毒栖息在世界上，新毒株不断出现。一滴海水里就有几十亿种病毒。我们的皮肤和内脏就是如此多的病 毒、类病毒、噬菌体和细菌的宿主，以至于被赋予名称----人类微生物组----其中大部分仍然未知。我们的身体有37.2万亿个细胞和十倍于此的微生物 组成。几乎所有这些都是无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对我们的福祉用处不大，还是必不可少，它们都是良性的。

病毒和类病毒等微生物在地球上存在了数十亿年，繁多的种类几乎无限。有些病毒甚至感染其它病毒。有些像细胞一样大而复杂。很可能还有99%的病毒尚未被发 现。明智的是找到危险的病毒。这类病毒其实非常罕见。流感病毒直到1933年才被分离出来，寨卡病毒于1947年被分离出来，基孔肯雅热病毒（一种通过蚊 虫叮咬传播的病毒）于1952年被分离出来，汉塔病毒（由啮齿类动物携带）于1953年被分离出来，马尔堡病毒（来自非洲绿猴）于1957年被识别出来， 还有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其中有1976年的埃博拉病毒、1999年的尼帕病毒、1983年的艾滋病毒、2003年的非典病毒、2012年的中东呼吸道综合 症病毒等等。

尽管只有极少数新发现的病毒导致疾病传播，导致大流行病的甚至更少，但是鉴于世界人口从10亿增加到超过70亿，国际旅行日益普遍，预防疾病大流行就越凸 现重要。人们可以想象如果更多流行病，例如西班牙流感的肆虐。另一方面，好比买了风险保险单一样，上策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另一场毁灭性的、像1918年流感 大流行那样的灾难。随着历史学家研究这段的时间越久，那场大流行的死亡率往往就越向上修正。现在认为当时全球死亡人数为一亿。

利用为期十年两亿美元的预算，寻找病毒者们从各种动物身上收集到14万多个生物样本，其中包括从一万只蝙蝠和二千多种其它哺乳动物身上采集来的诸多样本。 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引起了不同的反响。“预测”项目发现了几百种新的冠状病毒物种和几百种潜在的人畜共患疾病，但是要评估其中任何一种构成什么样的风险却 并不容易。这个项目只发现了一种真正危险的病毒，即下刚果热病毒，一个偏远村庄的两名居民因此患上了致命的出血热。

科研人员把研究方向转向蝙蝠体内的病毒。众所周知，蝙蝠体内的狂犬病毒是最危险的，至少科学家们也这样认为。狂犬病每年在全世界造成五万多人死亡。科学家 们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蝙蝠，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私人慈善机构----译注）和几个政府机构，资助科研人员寻找脑炎和热带病的病毒。野外科学实验室（Field Science and Laboratories,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实验室----译注）在很多热带国家得到资助，最终分离出几种新病毒，其中有以蝙蝠为宿主的裂谷热病毒和日本脑炎病毒。

总的来说，人类和蝙蝠共存的历史悠久，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过结。蝙蝠病毒也不容易传染给人类。自从1906年在巴西南部发现狂犬病和蝙蝠之间的关系以来， 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给牲畜，再从牛传播给人类，人们已经捕杀了很多蝙蝠。还有的地方为食用猎杀蝙蝠。大约有167种蝙蝠是人们的猎捕对象，经常被捕获和食用 的大多是体型较大、以水果为食的种类，因为只有这种蝙蝠有足够的肉，才值得捕捉。以蝙蝠肉为食的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蝙蝠更 多被视为害鸟，因为它们经常危害有价值的果园。最近，这些地区已经把果蝠列为濒危物种，可见它们并不常见。

1990年代，人们发现在澳大利亚的马匹被亨德拉病毒感染，由此再次提高了对蝙蝠的注意力。亨德拉病毒在两次不同的爆发中，造成两人和15匹马死亡，最后 寻踪到病毒的宿主果蝠。这种果蝠属于飞狐属，因其头部像狐狸而得名。这种蝙蝠的翼展可达四英尺，在夜间成群飞行50英里，它们更偏爱花朵和花粉，而不是果 实。

下一个出现的是致命的尼帕病毒（以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命名），从1998年开始，这种病毒在马来西亚的许多猪场传播，一百多人染病丧生。后来发现宿主是同 一种果蝠。研究证明，人和猪感染病毒的途径，可能是留在棕榈树上的蝙蝠唾液，或者来自部分食用的水果，或者落入猪圈饲养栏里蝙蝠的排泄物。为了控制疫情， 当地屠宰了一百万头猪。

“预测”项目特别热衷于在世界各地采集蝙蝠样本，这是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首要任务。生态联盟是“预测”项目的主要资助者。生态健康联盟的原名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信托基金会（Wildlife Preservation Trust International），由英国作家、自然学家杰拉尔德?达雷尔（Gerald Durrell, 1925—95）于1971年创立。达雷尔在希腊科孚岛（Corfu）度过童年，他对这段生活的回忆录《我的家人和其它动物》（My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成为畅销书。国际野生动物保护信托基金会于1999年更名为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后来并入保护医学联合会（Consortium for Conservation Medicine）。这家联合会是成立于“应对新出现大流行威胁项目”（Emerging Pandemic Threats Program,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项目----译注）之后，这一联合会为其资助者献策，可以一石二鸟解决两个当务之急----流行病和环保主义。

生态健康联盟自我介绍说：

“本联盟建立在40多年的开创性科学基础之上，是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人类健康，免受疾病侵袭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本联盟开发这一技术，使之对抗受损 的生态系统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健康造成的影响。利用过去60年的环境和健康数据，本联盟的科学家们首次绘制了全球疾病热点地图，确定了高危区域，以便有助于 预测和预防今后的大流行危机。这项工作是本联盟以科学为基础的严谨方法，专注于环境、健康和能力建设的交叉点。本联盟在美国和全球20多个国家工作，实力 建立在研究、培训、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和政策倡议的创新之上。”

这一联盟的主管人是英国科学家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 ），他成功地从美国政府申请到了一亿美元的各项拨款，为此他的年薪涨到了40多万美元。其中一些款项来自美国国防部，另有将近一半款项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 资助的“应对新出现大流行威胁项目”。达萨克一行研究了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在蝙蝠分泌物中发现了两种新病毒，刁曼病毒（Tioman）和普劳 （Pulau）病毒。他们还调查了孟加拉国尼帕病毒的爆发情况。

达萨克博士认为，果蝠及其寄生的病毒构成了严重的危险，因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一些地方的森林砍伐，正在驱使蝙蝠和人类的接触更加密切，因为城镇和村 庄附近已经成为蝙蝠群的栖息地。事实上，尼帕地区的疫情也可能是人们在猪圈附近种植大批芒果等果树造成的。是这些树吸引了蝙蝠。其它地区并没有发生类似情 况。自从1999年以来，马来西亚没有报告新的爆发情况。

在马来西亚的这一地区----马来西亚半岛上----人们热衷猎杀大型飞狐。当地在2002到2006年间颁发了约1750个狩猎许可证，每年捕获的飞狐 大约22.000只。人们为保护果园捕杀蝙蝠----杀死每只蝙蝠可得相当于两美元的赏金----尽管这种果蝠也是很多重要树种（如榴莲树）的主要传粉 者。

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广大穆斯林人口来说，蝙蝠是不允许食用的（猪肉也不允许食用），但是当地的华裔人口却认为蝙蝠肉是异国风味的美食。不过，一般 来说，中国文化称颂蝙蝠，因为蝙蝠的“蝠”和“幸福”的“福”同音，意思是幸运或“有福气”。所以，人们把蝙蝠画在各种装饰图案里，例如，在家具上。

尽管亨德拉病毒和尼帕病毒的爆发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对较少，但是达萨克认为，蝙蝠等动物中有一些尚未发现的病毒，可能是下一个艾滋，会引发可怕的流行病。达萨克努力宣传蝙蝠是特别重要的病毒宿主的观点。对蝙蝠的了解越多越早就越好。

尼帕病毒是致命的，目前还没有治疗方法。这成了2011年上演的美国惊悚片《传染病》（Contagion, 又译《全境扩散》）的灵感来源。影片中马特?达蒙（Matt Damon）饰演一位商人，他夫人从香港旅行归来，带来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是猪和蝙蝠病毒的基因重组。然后科学家们赶在人们濒死之前寻找疫苗。在现实世 界里，研制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是在堪萨斯州的美国国家生物和农业防御设施（National Bio and Agro-Defense Facility）新建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进行的。

对新的流行病的担忧，促使生态健康联盟从美国国防部申请到了160万美元的经费拨款，用于“马来西亚半岛农业和狩猎人畜界面亨尼帕病毒和丝状病毒溢出的血 清学生物监测”。在2012到2014年，达萨克还从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 National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隶属美国内政部的联邦政府机构----译注）获得了569,700美元的拨款，用于“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开发一个大猩猩保健处”。

当2002年新的非典病毒猝不及防地突然出现在中国的时候，达萨克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成为研究应对东南亚蝙蝠病毒威胁的专家。非典病毒的出现也完美地匹 配了生态健康联盟的使命----汇集了他们所有的担忧：潜伏在蝙蝠体内的未知病毒，对濒危动物的狩猎、贸易和消费，森林砍伐促使动物和人类接触，跨境合作 建立预警系统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相比非洲或东南亚国家政府，中国不那么愿意允许外国科研人员在本国领土上工作。如果外国科研人员想要获得访问权，他们必须和中国组织建立密切的 合作关系。2002年非典病毒的疫情打开了大门，加速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建设。这个实验室由法国资助在武汉建造。达萨克利用260万美元的 经费拨款（2008--2012年），来调查来自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的报告《蝙蝠出现病毒的奉献》，籍此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这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比如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巴里克博士共事过的石正丽（被称为中国 的蝙蝠女侠），能够走出去寻找可能是非典和其它病毒来源的蝙蝠。随后，他们这一研究工作获得了来自“预测”项目37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了解蝙蝠冠状病 毒出现的风险》。

因此，生态健康联盟资助巴里克博士关于非典病毒功能增益的研究，是由于巴里克博士所在的北卡大学在冠状病毒研究和在云南蝙蝠样本收集方面，是公认的领先 者。达萨克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蝙蝠冠状病毒检测项目的负责人。此后，功能增益研究从北卡大学迁到了武汉，达萨克也能够用370万美元的资金，来支持武 汉的蝙蝠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

达萨克稍后还获得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15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了解东南亚新兴传染病热点地区人畜共患病毒出现的风险》。这笔款项拨给东南亚研 究合作中心（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Collaboration Hub），这一中心“将来自美国、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个主要行政区的新型疾病研究人员一起，建立起预警系统，来防范大流行病的威胁。该团队将从东南 亚地区的野生动物中识别新型病毒，并鉴定这些病毒的感染和引发人类疾病的能力……”。

达萨克博士和同事们的共同信念是，疾病爆发是可控制的，因此也是可预防的。人类和动物的疾病因生态变化而受到日益密切的关注。达萨克团队制作了首幅全球新 型疾病“热点”地图，来确认世界上具有大流行可能性的病毒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并制定策略来确定目前存在着多少这类病毒。

达萨克在科学界也有他的批评者。批评者们认为，从蝙蝠身上溢出的病毒极为罕见，正在对蝙蝠病毒所作的功能增益研究极其危险，尤其是考虑到实验室事故的风险 ----特别是在安全标准尚低的中国。这个国家已经以无所顾忌地鼓励、或者至少容忍其它国家不允许的各种实验而出名。当生物技术投资热潮日盛，中国研究人 员似乎冒着更大风险，在对动物甚至人类进行功能增益实验。此外，众所周知，功能增益技术具有双重用途。制造一种敌方未知的嵌合病毒，使之无从制造疫苗，这 正是苏联在他们庞大秘密的生物武器研究中所做的。

在科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评论中，美国乔治城大学新型传染病专家科林?卡尔森（Colin Carlson）认为，由“预测”项目资助的工作，帮助病毒学家在新冠病毒出现时，迅速对其分离和分类。他写道：

“我们可以更快速地了解人类新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的地点、方式和原因。（……）尽管如此，鉴于问责制和辩辞的紧张关系，表明对野生动物新型病毒的学术研究，应能更好地定位在更广泛的整体影响之上。”（注1）

辩论的另一方是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理查德?埃布赖特教授。他告诉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说，“‘预测’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绝对没有结果----在用于预防或战胜疾病爆发的方法上。这一项目没有提供出任何信息以任何方式、形式来帮助解决手头的疫情。既没有提供对开发抗病毒 药物的有用信息，也没有提供对开发疫苗的有用信息”。（注2）

一些人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流感。在中国南方地区数以亿计的猪、鸡、鸭群之间，出现新的致命病毒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高，远高于蝙蝠病毒的传播。这些数量 庞大的家养动物生活在大约五亿人的密集人口中。相比之下，生活在遥远洞穴或森林里的稀有蝙蝠，把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可能性总是很低。然而，达萨克总会反驳 说，猴免疫缺陷病毒（SIV）和艾滋病大流行----造成3000万病例和无数苦难----就是来自稀有的黑猩猩的病毒。还有非典病毒爆发的案例，但是， 正如下一章所揭示的，有关非典的一些谜团尚未揭开。

Carlson, Colin J.: ‘From PREDICT to prevention, one pandemic later’, the Lancet, Vil. 1, Issue 1, E6-E7, 1 May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16/S2666-5247(20)30002-1.

Source: Newsweek, Fred Guterl, Naveed Jamarli, Tom O’Connor The Controversial experiments and the Wuhan Lab Suspected of Star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pril 27, 2020.

十三        2002到2003年间神秘的非典病毒大爆发

2002年底，一种奇怪的类似肺炎的疾病在广东出现。这种病似乎凭空出现，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很多事情至今仍然不能确定。即使只有极少数人染病，死亡病例 更少，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疾病。官方媒体报告病例数只有8422例，但是死亡率为11%。这种病被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或非典型性肺 炎，即非典，由病毒引起。患者出现咳嗽、呼吸困难和肺炎症状。然而到了2004年底之后，再无一例非典报告。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至少774人死亡的非典流行 毒株，从2003年6月以来，再也没在实验室以外出现过。

人们确定非典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并在广东湿货市场出售的果子狸身上发现了基因相似的病毒。

有人认为，第一个病例出现在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大城市佛山。这里有几千家工厂和农民工的宿舍。这些工厂主要生产建筑业、陶瓷和家具行业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 地。城市和周边地区有700多万人口。这里雨水充足，夏季闷热潮湿。佛山市有一个崭新的高铁站----重要的铁路枢纽----连接省会广州和香港。这里还 有本市的地铁系统，连接高速公路网。

非典病例于2002年11月16日出现，次年2月达到高峰。最早正式报告这例非典型肺炎的是省内另一城市河源的医院。患者是一名35岁的厨师，他在毗邻香 港的工业城市深圳的一家餐馆工作。这家餐馆的菜单上，有用蛇等珍奇动物做的菜肴。这名患者先去了深圳的医院，后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求诊，他又被转到广州军区 总医院。第一个超级传播者是在海鲜店工作的周作芬，1月31日，周在中山医院感染了30余名医护人员。另一名早期患者是广州一家餐馆的女服务员，这家餐馆 供应果子狸菜肴，接下来被感染的是这里的顾客。这家餐馆靠近人行道的入口处，堆放着四摞八个动物笼子。2003年12月31日，一名40岁的医生来餐馆就 餐，在离笼子几米远处落座。他在2004年1月7日出现症状。

发生上述情况似乎都是在市场或餐馆工作的、或接触动物的人，随即出现了群聚感染。然而并非所有的果子狸都是野生的，有些来自养殖场。随着感染者来到医院， 医务人员也相继染病并迅速传播。有人过界到了香港后出现症状。2003年2月，治疗过多名非典病人的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刘剑伦医生，来到香港参加家庭 婚礼。刘住进了位于九龙的京华酒店九楼的911房间。尽管感觉不适，刘仍然见了各位亲戚。几天后，他症状加重，于是他到就近的广华医院就诊，并请求医护人 员把他送到隔离病房。刘于3月4日在重症监护室去世。

接着，入住京华酒店的23名客人出现非典症状，其中7名是九楼住客。刘的妹夫3月1日住进广华医院，3月19日不治身亡。香港大约80%的非典病例都可以追溯到刘。

美籍华裔陈乔尼是上海人，他也入住过京华酒店，和刘剑伦的房间对门。陈飞往越南河内后的2月26日，住进了河内的法国医院，他在这家医院感染了至少38名工作人员。他被送回香港，于3月13日去世。

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是对陈乔尼作过检查的医生之一。看到其他医务人员相继病倒，乌尔巴尼医生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新型危险疾病。3月11日，他前往泰国曼谷 去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在飞行途中病倒。乌尔巴尼告诉在曼古等候的朋友不要接触他，而是叫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被隔离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于3月29日病 逝。

2月23日，京华酒店的另一名住客关水珠飞回加拿大多伦多。关水珠感染了她的儿子谢志贵以后，3月5日在家中去世。谢志贵在多伦多的斯卡伯勒格雷丝医院感染多人后，于3月13日也去世了。

由于未知的原因，京华酒店感染链在世界各地传播了大量病例。香港出现了195个病例，新加坡71例，越南58例，加拿大29例，美国1例。在另一宗个案中，香港九龙淘大花园的一座公寓楼里有321名居民感染了非典。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布警报：在越南和香港出现了一种来源不明的新型传染病。三天后，在新加坡和加拿大又有新病例确诊后，世卫组织再次发布关 于神秘肺炎的全球健康警报，并警告国际旅行者、医疗保健工作者和卫生部门。美国疾控中心也发出旅游警告，告诫人们避免去疫情地区。

美国疾控中心首次对非典作了调查，有14例疑似病例在接受调查。4月1日， 华盛顿召回香港和广州领事馆的非必要人员，并警告本国公民不要前往这些地区。世卫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建议旅行者避免去香港和广东等地。当时，香港和新加 坡的大中小学全部关闭，并对一些访客和居民实行大规模隔离。

在世卫组织和美国官方宣布消息后的第二天，中国开始报告疫情。这时广东省报告了351例新增感染和9例死亡，比2月底前的总数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旅行者已经把病毒带到了北京和上海。

4月初，中国政府改变策略，开始全面防控疫情。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撤换，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封锁和卫生运动相继展 开。严厉的措施终于奏效，到7月初，北京政府宣布胜利。世卫组织取消了旅行警告。8月16日，北京的最后两名非典患者从日坛医院出院，暂时不再有非典。

根据从未修改过的官方统计数字，这场非典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共有8500病例，死亡916人，死亡率接近11%，有些地方接近20%。这种疾病对65岁以上的人威胁更大，这一年龄组患者的死亡率是50%。25岁以下年轻患者的死亡率只有7%。

非典大流行揭示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事实。中国政府不值得信任，他们并不情愿与世卫组织合作，即使愿意，也很牵强。其次，大流行的爆发表明，很多国家对于超 级传染病没有充分的应对措施。由于医务工作者缺乏足够的防护服和隔离病房，使他们很难用充分的人力物力去执行适当的操作，因而香港的病例中，医务人员就占 了五分之一，多伦多的病例中有40%的医务人员。另外，对非典病毒做研究的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的安全暴露出问题。例如，在台湾和新加坡有关实验室的工作人 员也被病毒感染。

从2003年3月中开始，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开始研究非典。这时候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在广东出现，这种病毒对鸡鸭这类家禽是致命的。非典病毒导致人 们出现类似症状，但也有所不同。一般有五天潜伏期，直到出现发烧和干咳以后才有传染性。大约十天左右达到高峰，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而对流感来说，有人可能 会在症状出现前一两天就被感染并在传播病毒。在流感流行的时候，人们可能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感染了流感病毒。流感病毒的传播速度比非典病毒快得多。 所以非典相对容易控制，因为感染者一经确定，就可以隔离以防传染他人。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典比流感爆发容易控制。

下一个问题是，非典病毒是从哪里来的？香港的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香港的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鼠疫耶尔森菌的发现。由斯里兰卡教授裴伟士 （Malik Peiris）领导的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的一个团队，曾对1997年的禽流感爆发作过研究。2003年初，裴伟士教授的实验室率先分离出非典病毒，并 研制出一种快速诊断测试方法。

裴伟士教授的研究，是他的香港大学教授同事管轶团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管轶教授曾到深圳，在野生动物市场的各种动物笼里----从六只果子狸、一只貉和一 只鼬獾身上采集样本。他们发现其中四只果子狸的非典检测呈阳性，但是无法确定它们是主要宿主还是易感物种。尽管果子狸在湿货市场出售，有人想在餐馆品尝， 但是，裴伟士教授说，只要果子狸的肉经过适当烹调，就不会被病毒感染。

果子狸是一种孤独的夜间活动的小型哺乳动物，体型和家猫差不多。果子狸有深色的皮毛，眼睛上方有几道白毛，样子有点像卡通里的蒙面强盗。果子狸吃果实和棕 榈花的汁液----因此得名蒙面棕榈果子狸。棕榈汁经发酵可以制成一种名为“托迪”的饮料，在东南亚地区很常见。有些中国人认为，果子狸肉可以增强对流感 的免疫力。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用果子狸吃过和排出的咖啡豆制作咖啡，因为咖啡豆在果子狸的肠道里发酵后，会改变味道。人们捕捉很多果子狸，关在笼里养着，就 是为了制作这种咖啡。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有几十个果子狸养殖场。

然而，从那以后，追寻冠状病毒起源的热度就变冷了。果子狸有可能是和会飞的果蝠接触时感染的病毒，因为它们都喜欢棕榈树和水果。但是没有研究表明，果子狸 在这些地区或其它地方传播非典及其它疾病。或许，深圳湿货市场的果子狸从附近笼里的其它动物身上感染了病毒。这家市场还出售多种动物，例如，驴、牛犊、山 羊、绵羊、仔猪、美国水貂、貉、养殖狐狸、猪獾、豪猪、海狸鼠、豚鼠、兔子和鸟类。这些动物确实都在一个个堆放在一起的铁丝笼里，这有助于传播病毒，可是 它们在那里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很快就被售出或食用。再者，和中国及周边国家饲养和销售的几十亿只鸡相比，这些动物的交易量其实微不足道。

出售活体动物的湿货市场在亚洲和中国相当普遍。之所以称为“湿货”，是为了和经营谷物、香料、豆类、干海鲜等干货市场区分开。湿货市场通常有一排排海鲜摊 位，这些海鲜存放在水箱或水桶里，市场为顾客提供干净和健康的活宰海鲜或家禽。这正是在电冰箱和超市普及之前，人们用过的老办法。另外，随着人们收入的增 长，带动了对家庭宠物的需求，市场上也常出售热带鱼、猫狗、笼中鸣禽、蟋蟀和各种珍稀动物。

虽然湿货市场并非那样不卫生，但是西方人看到一些不属于西方饮食的动物，如蛇、老鼠或蝎子，总会感到震惊。广东人无所不吃的习俗甚至在中国人当中都是出了 名的。在中国南方一些地方，一个餐馆菜单上的野生动物菜肴可以有十来种。例如，深圳一家餐馆提供油炸乳鸽和红烧果子狸等。

中国的野生动物市场最有害的部分是对犀角、虎骨、麝香、熊胆、海马等制作药品的需求，据说这些药品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尽管有科学研究表明这些治疗方法帮助不大，对治愈疾病并无益处，但是国家宣传信仰传统中医，仍然推动着濒危动物的贸易活动。

在中国，关闭湿货市场（这里售价合理，也是不少人的生计来源）或餐馆，从来都不会真正付诸实施；但是在2003年5月，政府发出“绿剑行动”，禁止销售所 有野生动物。他们在各处果子狸养殖场，下令捕杀这种动物。官方媒体报道称，警方在全国近1000个市场没收了30335只野生动物。他们搜查了近7000 家旅馆和餐馆，追查了野生动物生意的卡车和货车。上海奉贤区在对野生动物的镇压期间，屠宰了100万只鹧鸪、野鸭和野鸡。

成千上万农民、动物经销商、摊主、饲养员和餐馆工人失去了工作，一些人举行了公开抗议。随着黑市兴起，有人继续进行。抗议者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他们鼓励农民从种植低价农作物转向有利可图的经营，例如饲养野生动物。

广东省人大召开了罕见的电视讨论会。这给环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呼吁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经营者和农民抗议说，这会断了他们的生路，这个禁令根本无法执行。省人大通过了一项并非禁令的法规，建议人们不再食用野生动物。

事实上，经营者是对的。野味很快再次公开上市，商贩们行贿以确保不再有“意外”检查。到了下半年，中央政府取消了对54种物种的禁令，其中包括果子狸。政 府宣布可以在有执照的农场饲养，但是必须经过卫生检查。中国当局不仅取消了野生动物交易禁令，还开始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动物产品行业提供出口税收优惠。财 政部提高了近1500种中国产品的增值税退税率，其中包括对食用蛇和食用龟、灵长类动物肉、海狸、麝香和犀角等动物产品的出口，实行9%的退税。政府一直 在推广使用中药治疗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建议危重症患者食用含有熊胆、羊角等成分的中药。

假设上述贸易曾经停止过，那么野生动物（以及养殖果子狸）等贸易令人惊讶的恢复，并没有导致任何新的非典疫情爆发。政府宣布疫情危机结束后，人们普遍不再担心。然而，非典爆发的恐慌给中国以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据一家咨询公司计算，这一损失达400亿美元。

非典危机导致中国政府花费了20亿元人民币（2.5亿美元）用于疾病防控。这些资金用于升级县级医院、治疗农民和城镇贫困人口中的非典患者，以及在中西部地区购置医疗设施。地方政府花费70亿元人民币（8.75亿美元）为非典患者提供免费治疗。

政府为公共卫生投入了更多资金。除了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非典防控以外，政府还斥资68亿人民币（8.5亿美元）建立起疾病预防和控制的三重网络。全国各地开设了非典培训项目，政府启用疾病通报互联网系统，以便地方医院直接向国家疾控中心和卫生部报告疑似病例。

随着上述一系列加强措施的实行，也促使科学家们着力研究非典这种疾病究竟从何而来，非典病毒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非典病毒属于一种常见的病毒家族，这类病 毒导致轻度或中度上呼吸道疾病，即普通感冒。冠状病毒有几百种，大部分在猪、骆驼、蝙蝠和猫等动物中传播。自1960年代以来，我们认识到10%到30% 的日常感冒要归咎于两种特别的病毒----CoV-OC43和CoV-229E。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株有超过200种，其中鼻病毒最常见。目前还没人知 道，为什么感冒在初冬和初春季节之间激增，各年龄段的人口都可能感染。奇怪的是，我们可能一次又一次感染，却没有疫苗来防止普通感冒。

借助新的基因测序技术，我们可以探寻上述两种常见的感冒病毒的历史。2005年，比利时的研究人员发现，从牛传给人类的Cov-OC43病毒的祖先，和传 染性牛胸膜肺炎有关。牛传人的现象发生在20年前，始于一种仅限于牛的感染。很多国家随即大批捕杀牛群来根除病毒，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但是这种病毒仍然 在非洲蔓延。这种病由细菌引起，就象通常的肺炎，由一种牛冠状病毒（BCoV）感染引发。（例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患者感染的是病毒性流感，但 是死亡病例大多是由于并发的细菌性肺炎。）现在认为和病牛有关的人很可能感染了这种牛冠状病毒，因为这和HCoV-OC43（人类冠状病毒OC43）高度 相似。这令人联想到亚洲流感或俄罗斯流感的发生，这次流感在1890年左右突然席卷全球，通常认为是H2N2病毒导致。这次瘟疫造成一百多万人死亡，包括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维克托王子（Prince Albert Victor）也染疫身亡。在过去的130年里，这种病毒变得似乎不那么危险了，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免疫力。

德国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导致普通感冒的另一冠状病毒CoV-229E，来自驯养动物----骆驼。波恩大学医院的这组研究人员研究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 毒，他们从一千只骆驼身上采集样本，发现这种病原体与CoV-229E相似。他们发现这些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受体和普通感冒病毒HCov-229E进入人 体的受体相同。然而，人类的免疫功能保护我们免受骆驼病毒的侵害，就像抵御普通感冒一样。大多数人对骆驼病毒具有免疫力，就像对普通感冒病毒HCoV- 229E有免疫力一样。（注1）

研究人员面临的任务是调查神秘的非典病毒，找到缺失的环节----例如，牛或骆驼这样的驯养动物是如何成为病毒的起源和传播感染的。非典的爆发显然不是由 于果子狸，但如果不是，那么会是什么？这里正是彼得?达萨克进入画面的地方，达萨克博士痴迷地研究生活在野生丛林中的蝙蝠以及未知而又危险的病毒。 2004年，他组建了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团队，共同承担一项任务，追讨蝙蝠的责任。

Vijgen, Leen, Els Keyaerts, Eilen Moes, Inge Thoelen, Elke Wollants, Philippr Lamey, Anne-Mieke Vandamme, Marc Van Ranst: ’Complete Genomic Sequence of Human Coronavirus OC43: Molecular Clock Analysis Suggests a Relatively Recent Zoonotic Coronavirus Transmission Event’, Journal of Virology, DOI: 10.1128/JVI.79.3.1595-1604.2005; German Center for Infection Research: ‘Common Cold viruses originated in camels, just like MERS’, its summary states: ‘there are four globally endemic human coronaviruse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better known rhinoviruses, are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common colds.  Usually, infections with these viruses are harmless to humans.  Researchers have now found the source of’HCoV-229E, one of the four common cold coronaviruses, to have originated in camels, just like the dreaded MERS virus’, Science Daily, 18 Aug. 2016,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8/160818093438.htm(10 Feb. 2021); Victor M. Corman, Isabella Eckerle, et al. :’Ubiquitous human coronavirus to dromedary came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0 Aug. 2016; 201604472 DOI: 10.1073/pnas. 1604472113.

十四       中国的蝙蝠

这支团队由保护医学联合会执行董事乔纳森?爱泼斯坦（Jonathan H. Epstein）领队。这个联合会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两个先行者之一。团队成员有彼得?达萨克、中国著名的“蝙蝠女侠”石正丽、和澳大利亚昆士兰新型传染病 中心的休姆?菲尔德（Hume Field）。菲尔德博士曾研究亨德拉病毒和狂犬病毒，这两种病毒都被归咎于飞狐----果蝠。

团队在中国各地探险，希望找到可能成为非典病毒天然宿主的野生蝙蝠。2020年，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美国的科普杂志----译注）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蝙蝠女侠如何追猎从非典病毒到新冠病毒》，描述如下：

“对石来说，她第一次发现病毒的探险就像是在度假。2004年一个微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春日，她加入了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广西首府南宁附近的洞穴里采集 蝙蝠样本。她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洞穴在这里很典型：巨大的富含石灰岩柱，而且----就像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很容易步入。‘令人着迷’，她回 忆说。乳白色的钟乳石像冰柱一样从洞顶垂下，发着光、湿漉漉的。”

中国南方岩溶地貌的山区确实有很多蝙蝠种类，但是像吃水果的飞狐这样的巨型蝙蝠很少。上述团队找到的大部分蝙蝠属马蹄蝠种类，以昆虫为食的小型蝙蝠（中华 马蹄蝠，又称中华菊头蝠----译注）。这类小型蝙蝠在黑暗中通过回声定位猎物，用鼻子发出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皱起的鼻叶----这一特征使它们的脸 形像弯曲的马蹄铁。各种蝙蝠当中有些种类性情孤独，有些则栖息在大群落中，它们的体型很小，不易被发现，身长只有一到五英寸。

探险队员们知道，南亚地区有大量这类蝙蝠，他们仍然尽力寻踪。团队成员不停地跋涉在在陡峭的山路上，向当地村民探路问情，他们走过狭窄的路径，探寻蝙蝠的 栖息地。团队在一周内探索了三十多个洞穴，可是只遇到了十来只蝙蝠。当他们找到蝙蝠洞的时候，就在洞口张开网，希望在黄昏时分，蝙蝠飞出去捉虫子时落网。 抓到蝙蝠后，他们采集血液或唾液样本，或者收集蝙蝠的尿液粪便。

团队也在湖北各地寻找蝙蝠。然而，当他们回来后，在所有样本里都没发现任何冠状病毒的踪迹。石正丽对《科学美国人》杂志说，“八个月的努力工作好像打了水漂，我们认为蝙蝠也许和非典无关。”

正当团队打算放弃寻找蝙蝠的工作时，香港大学有了新发现，他们采集了59份蝙蝠肛拭子样本，通过不同的测试仪器----聚合酶链反应（PCR）作检测时， 发现有40%的样本显示出和果子狸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相似。PCR 检测是一种分子复印，因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小样本DNA。这项技术用于检测抗原的存在，抗原促使宿主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这首次表明，蝙蝠SARS-CoV 病毒和在人类和果子狸身上发现的SARS-CoV密切相关。这虽然表明两种病毒的共同祖先，但是在关键领域也存在明显差异。（注1）

来自三种马蹄蝠的样本中，含有针对非典病毒的抗体。“这是我们研究的转折点”，石正丽说。10月，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合著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蝙蝠是非典样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文章说：

“我们在此报告，蝙蝠物种是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和非典爆发的原因密切相关。”

这一团队在湖北和广西地区不同的蝙蝠当中发现了这些冠状病毒，这些病毒和人类非典病毒确实有所差异----尽管相似度高达94%。智人和大猩猩之间的遗传 差异是各自基因组的1.6%。上述论文提出，在有些湿货市场，果蝠以某种溢出方式把相关病毒传播给了果子狸，这一说法有点令人迷惑，因为这两个物种是如此 不同。然而，现在人们都认同蝙蝠是病毒之祸首的说法。

寻猎者继续收集更多蝙蝠样本，以便充分了解蝙蝠冠状病毒。石正丽团队考察了几个省份后，确认了一个特定的蝙蝠洞穴深入研究。这处石洞距省会昆明约60公 里，在彝族（也称为倮倮族）聚居地区的湖泊以南。在此后的五年里，这个团队每年在不同季节里持续采集样本，并鉴定出几百种病毒，其中大部分是无害的，只有 少数和非典冠状病毒相似。从当时的照片来看，团队成员们没有采用保护措施来防止感染，看来他们确定被感染的风险很低。

在此期间，团队来到云南墨江，在距离缅甸边境不远的地方调查了一处废弃的铜矿。2012年6月，这个铜矿的六名矿工患病，其中三名矿工曾清除矿渣，后死于 肺炎。“矿洞里臭得要命，洞里到处是蝙蝠粪，长满了霉菌。”石正丽说。这次团队决定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他们认为原来是霉菌感染了矿工，而不是蝙蝠病毒。

在一处又一处洞穴中，团队发现了六种蝙蝠：中华菊头蝠、中菊头蝠、小蹄蝠、长翼蝠、亚洲长翼蝠和东南亚长指蝠。其中有些蝙蝠种类在密集的大群落中栖息，因 在地面有大量蝙蝠粪便堆积。团队成员从这些粪便中采集了很多样本，分析鉴定出多种病毒株。其中一种贝塔冠状病毒特别有趣。这种病毒的名称是RaTG13， 和新冠病毒COVID-19有96%的相似性。RaTG13基因组长近30000个碱基，是唯一可能的新冠病毒COVID-19的直系祖先。关于这种病毒 存在的唯一报道，是石正丽和她的合作者在2020年1月和《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近30名作者的文章《与最近在人类爆发的肺炎及潜在的蝙蝠起源有关的新 型冠状病毒之发现》。这种新发现的病毒非常重要，因为作者们证实了，这种病毒具有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ACE2（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即允许冠状病毒进 入人体细胞，这一关键点。（注2）

然而，宣布七年前发现新病毒的时机，不免引起极大的怀疑。人们自然想知道，为什么直到2020年1月中，中国政府意识到新冠大流行以后，才宣布七年前的上 述发现。另一疑问是，揭示这一发现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支持新冠病毒来自动物，而不是实验室制造的说法。毕竟按常理，人们都希望科学家的新发现能尽快博得声 望。

石正丽团队继续从洞穴中的蝙蝠身上采集样本，同时研究发现的病毒。团队的工作得到了彼得?达萨克和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和合作。石正丽于2010年发表论 文，阐述如何利用活病毒和艾滋假病毒，研究不同类型的蝙蝠ACRE2对人类SAR-CoV刺突蛋白的敏感性。假病毒是指人为制造的病毒，一旦进入细胞，只 能复制一次。野生病毒可以复制多次。假病毒不像亲本病毒那样具有毒性，即不会引起感染。由于危险性不高，这类假病毒可以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里操作。（注 3）

2013年10月30日，《自然》杂志发表论文，题为《使用ACE2受体的蝙蝠非典样冠状病毒的分离和特征》。论文称，有一种使用ACE2受体的蝙蝠 SARS-CoV病毒，可能感染人类。此外，从洞穴里的马蹄蝠身上采集的11种不同的SARS-CoV病毒株中鉴定出SARS-CoV组成部分。论文阐述 道：

“我们的发现（……）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证据，表明SARS-CoV起源于蝙蝠（……）然而，SL-CoV-WIVI使用人类ACE2的能力（……）表明蝙蝠直接感染人类是某些蝙蝠SL-COV的一种可能情况。”（注4）

问题在于，如果大量蝙蝠真的可以把病毒直接传播给人类，而无需像果子狸、穿山甲或者确是蝙蝠这样的中间宿主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在某个地方被蝙蝠非典病毒感染。马蹄蝠毕竟已经存在了上千万年，数量众多，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

2014年，石正丽从美国国家卫生院（NIH）获得了66.5万美元的经费拨款，资助“蝙蝠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和未来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的研究，还有美国 国际开发署（USAID）55.95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另一项研究“新型流行病的威胁”，这是“预测”项目对中国的部分拨款。

这项研究的下一个证据是2015年的发现。这年10月，在晋宁县（现为昆明市晋宁区），石正丽团队从四个村庄200多名居民采集了血液样本，这几个村庄位 于昆明附近的滇池，离蝙蝠洞穴大约一英里。团队发现，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症状，除了看见蝙蝠飞来飞去，从来也没有接触过蝙蝠，但是有六人携带来自蝙蝠的非典 样冠状病毒抗体。（注5）

有些人认为这个证据缺乏说服力。极少数人产生抗体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蝙蝠病毒可以感染人。2020年6月17日，加拿大生物技术企业家尤里?德金 （Yuri  Deigin）在GM Watch期刊发表文章说，“抗体的产生并不足以证明病毒进入了某人的细胞，只是进入了他们的身体。”“抗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种病毒可以感染细胞。你也 可能对香蕉有抗体。”德金还指出，上述检测到的抗体水平“相当低”。

彼得?达萨克和石正丽等在2019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称，他们在2015到2017年期间对三个省份1600名居民采集了血液样本。这项研究是针对经常接 触蝙蝠和其它野生动物的人群，例如，去过蝙蝠洞或在附近工作的人，在动物交易市场工作、饲养动物或从事贸易、运输野生动物的人。他们发现只有六个人的蝙蝠 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们由此推论说，“研究提供了在中国南方农村地区，蝙蝠冠状病毒波及程度的血清学证据。本研究观察到的低血清阳性率，表明蝙蝠冠状病 毒外溢是罕见的。”（注6）

对达萨克等人来说，蝙蝠病毒外溢确实存在可能的风险，这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他的批评者认为，同样的研究证明恰恰相反：如此罕见的可能性意味着风险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在云南旧铜矿的蝙蝠身上发现的新病毒（RaTG13）感染了当地居民，尽管据说这种病毒已经适应了进入人体细胞。

然而，达萨克在很多场合仍然辩称说，几百万生活在东南亚的地区村庄的人群，确实有从蝙蝠身上感染致命冠状病毒的风险，然后会传播到世界各地。2020年6 月，达萨克在英国《卫报》发表专栏文章，标题是《无视阴谋论：科学家们知道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制造的》，文章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计，每年会有一百万 到七百万人感染蝙蝠冠状病毒。”

达萨克等人的这一理论中的瑕疵在于，他们没有注重到，蝙蝠病毒主要在蝙蝠中传播，而不是人类。相比人类，蝙蝠是非常不同的生物，具有其独特的新陈代谢系 统。当蝙蝠体温下降的时候，它们处于冬眠状态，当蝙蝠飞翔的时候，它们的新陈代谢功能会促使其体温升到高于人类的体温。此外，和鸡或猪等家养动物不同的 是，我们和蝙蝠的接触并不多。那么，蝙蝠病毒究竟是怎么进化成对人类具有传染性的呢？这正是本书前面描述的美国北卡大学拉尔夫?巴里克团队所研究的课题。 巴里克团队开始在实验室研究非典病毒，试图更好地探索这一进化过程。于是他们开始和石正丽、彼得?达萨克及其团队合作。

2015年11月9日，石正丽、拉尔夫?巴里克等人在《自然医学》杂志联合发表前文提到的重要论文《一个非典样的循环蝙蝠冠状病毒簇显示人类的潜力》。文 中描述了他们致力的研究工作（由生态健康联盟资助），即利用中国马蹄蝠制造一种嵌合病毒，这种病毒能够适当进入蛋白（ACE2），这种蛋白能打开阻止病毒 进入人体呼吸道的细胞门。接着，他们用一只活老鼠做实验，看看这种人造病毒能不能进入和感染老鼠的肺部。实验成功了。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这种来自蝙蝠的非 典病毒可以感染人类，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适应。2020年，在他们的实验室里，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被感染了病毒的老鼠咬了手指，所幸这名工作人员无恙。

作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应对将来可能爆发的疫情和进一步研发疫苗。上述论文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做类似研究，制造人造嵌合病毒和使用基于艾滋病毒的假病 毒。使用假病毒是实验室研制候选疫苗时的常用技术，这样可以降低危险性。艾滋病毒的某些部分在新冠病毒中的发现，加剧了人们对于这种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担 忧，这担忧正是来自上述实验。现在需要更仔细地观察，2015年创建的新的武汉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

Lau, Susanna K. P., Patrick C. Y. Woo, Kenneth S. M. Li, Yi Huang, Hoi-Wah Tsoi, Beatrice H. L. Wong, Samson S.Y. Wong, Suet-Yi Leung, Kwok-Hung Chan, Kwok-Yung Yue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like virus in Chinese horseshoe ba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6 Sept. 2005, DOI: doi.org/10.1073/pnas.0506735102.

Zhou, P., et al: Discovery of a novel coronaviru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pneumonia outbreak in humans and its potential bat origin’, Nature, 3 Feb. 2020, DOI: 10.1038/s41586-020-2012-7.

Hou, Y., Peng, C., Yu, M. et al.: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 proteins of different bat species confer variable susceptibility to SARS-CoV entry’, Archives of Virology 155, 1563-1569, 22 June 2010, https://doi.org/10.1007/s00705-010-0729-6.

Ge, X. Y., Li, J. L. Yang, X. L. et al.: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Nature, 30 Oct. 2013, doi.org/10.1038/nature 12711.

Ning Wang et al: ‘Serological Evidence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Humans, China’, Virologica Sin., Feb. 2018, DOI: 10.1007/s12250-018-0012-7.

Hongying Li et al.: ‘Human-animal interaction and bat coronavirus spillover potential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Southern China’, Biosafety and Health, Vol. 1 Issue 2, pp.84-90, Sept. 2019, DOI: org/10.1016/j.bsheal.2019. 10.004

十五       法国和武汉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怪事

在非典流行之后，原隶属于武汉大学本不太出名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忽然成了全国和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情报部门持续对武毒所的真实性质深表怀疑，另有人则质疑其安全程度。

2003年以后，武毒所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专门研究新发传染病，负责人是石正丽。除了研究蝙蝠病毒，他们对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传染病都显出了极大兴 趣，包括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病毒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这些疾病很少对中国构成威胁。

为了应对非洲西部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中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派出几百名专家前去援助，阻止疾病蔓延。中国专家们在那里建立了医院和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开展测试和医疗，并分送医用物品。 其中有的中国专家来自武汉。

随着武毒所日益发展，这家研究机构被选为中国第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所在地，在非典爆发后，由法国帮助承建。但是，这项工作直到2014年以后才真正开 始，到完成的时候，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所有合作都停止的地步。随后，武毒所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同行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

2019年7月，加拿大媒体爆出一条重大新闻。两名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加拿大多项科研经费的获得者，邱香果和她丈夫成克定，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据报道，他们把埃博拉和亨尼帕病毒样本偷运回中国。仅在2017--18学年期间，邱至少五次前往武汉。

令人费解的是，把病毒样本偷运到中国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因为中国在往西非派出专家后，已经有了埃博拉病毒的样本。加拿大拥有多项治疗埃博拉病毒的专利权，而邱香果本人也开发了一种治疗方法。况且有关治疗的信息或是公开的，或是付出少量资金即可获得。

研究中国生物战项目的以色列专家丹尼?肖汉姆（Danny Shoham）称，武毒所是军民两用机构，他甚至暗示非典病毒就是中国生物战项目的产物。根据这一思路，中国对外来病原体显出兴趣，可能是用功能增益技术 改造这些病原体，去制造致命生物武器。中国加强对外合作，利用这些机会。

武毒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系。武大是中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有景色优美的校园。武大由一些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创 立，例如，高尚荫教授，他希望建立中国第一个微生物研究单位。高教授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怀着爱国热情回到中国。他和这一群体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一系列历 史事件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大学全校临时搬迁到四川一个小镇。1945年以后，学校搬回武汉，高教授决定回到美国做研究。又一次爱国 主义热潮促使高教授再次回到中国。他刚刚开始研究工作之际，共产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内战。新政权不喜欢知识分子，对和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深怀戒心。一切都要 遵循苏联模式，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则遭受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冲击。（注1）

1956年，武大生物系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里的研究专注于防治烟草等植物、以及蚕等昆虫的病毒----这些有利于当地农民的工作，他们最终成功地研制出生物杀虫剂。在所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昆虫病毒库之一。

尚不清楚文革开始后，研究所的工作是否继续，像高教授这样的人会被送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当然，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具有类似背景的科学家继续致力于关键的军事项目，例如制造中国的核弹。可以想象，高教授可能受聘承担军事研究任务，也可能不会，没有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是可能的。我们知道苏联的生物武器项目，名为“生物物质制备”，用防范流感作掩护的事实。例如奥穆特宁斯克（Omutninsk）化工厂，在地 面建筑里生产大量流感疫苗和农作物生产菌，在隐藏于地下的戒备森严的设施中，研究鼠疫和兔热病。奥穆特宁斯克具有大规模生产病毒和细菌的能力，每件生物武 器的年产能力达100吨。（注2）

苏联军方周密地向外界隐瞒他们的所为，制造出一种似乎合理的掩护。因此可以想象，中国也可以利用像武毒所这样的机构，作为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的前沿阵地。确实，派往西非的专家团团长是解放军少将陈薇，她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可能是生物战部门的负责人。

陈薇开发了一种预防非典的鼻喷雾剂。新冠肺炎危机一开始，陈薇率领一批军人前往武汉负责抗疫。满载着医护人员的三架军用运输机抵达武汉，他们接管了武毒 所，并着手开发疫苗。在中国人看来，每当发生洪水或地震等重大灾害时，解放军来大力支援是正常的，但是西方情报部门则有不同看法。

毛主席去世后，到了1978年，武毒所逐渐恢复了研究工作，但是直到非典爆发以后，武毒所的命运才真正回升。这时候，新一代留学海外的研究人才逐渐回国。2005年，武毒所被列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同时获得了更多资源来扩展研究领域。

一个研究新型传染病的新部门建立起来了。所里还建立起了一个拥有1500种病毒和117,000种分离株的病原微生物物种的生物库。这个生物库里有人类、 人畜共患、动物、昆虫和植物病毒，还有噬菌体、环境微生物、病毒敏感细胞库和病毒遗传数据库。武毒所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和世界各地类似实 验室互通联系：正如一名官员所说，武毒所是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的一个关键点。武毒所获得了搬迁机会，他们离开武大校园，迁入城外工业园区一处新的专用 建筑。

禽流感和非典爆发后，中国决心研究其它国家的防疫措施，例如，如何监测流感、检测和报告结果、研制和为民众接种疫苗。政府决定，基本上效仿美国疾病控制中 心的运行系统。于是一个生物信息系统建立起来了，不仅加强数据分析，而且每周以中、英两种语言在线发布流感监测报告。这一监测系统每年收集二十万到四十万 份样本，并检测到两万多种流感病毒。在一些国家帮助下，培训了2500名员工，虽然有员工抱怨薪水低，这一系统在努力发展。

从一开始，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遇到不少困难，例如，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资金不足，加之在地方和中央政府资助下，协调实验室和医院的合作等问题。对 于兽医、农业部门和医疗部门在禽流感和猪流感流行时的合作协调，整个系统的工作也不顺利。2015年，在禽流感爆发期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打算把一年内的 预算提高到1.575亿美元，可是到了2019年，预算却降至4000万美元。中国疾控中心的人力资源也远不如美国----2016年只有2120名全职 员工，而美国同期超过11,000人。

资金也是中国疾控中心及地方分支的一个问题，因为从2005年开始，人们接种流感疫苗就不需付费。地方疾控中心的收入因此受到重创。同样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口不到2%，而美国则为45%。

尽管人力财力不足，中国仍然宣布了一项大型建设计划，提出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的设想。希望到2025年，在全国拥有五到七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还希望在23个省中每个省都有一个P3研究实验室和一个P2实验室。

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一部分的北京一家病毒学研究所，发生了非典病毒泄漏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这几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合格人员的不足和相对较差的 安全标准引起了公众注意。一名26岁的医学院女生和一名31岁的男博士后相继被感染，显然是发生在在两起不同的事件当中。出事故的实验室被关闭，所里 200名工作人员在一家旅馆隔离。这名26岁的感染者曾两次乘火车从北京到安徽，生病时由她当医生的母亲照顾，这位母亲也染病后去世了。感染者所在医院的 护士又感染了五个第三代病例，没有造成死亡。

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家安托尼?丹钦（Antoine Danchin）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可能是实验室事故造成的。“通常，即使在安全等级二级情况下，如果遵守安全规则，使用适当的头罩等等，也不会污染到 人。”非典病毒的工作环境需要安全等级三级。丹钦教授说，“这表明有些事情处理不当。”

“实验室可能有所有正确的规则，但是有人不遵守！例如，笔记本不应该被带出实验室，可是很多人带了，类似的事情很多。病毒可不会跳到人身上！”丹钦继续说。（注4）

随后的一份报告称，一批据称灭活的非典病毒，被从一个高度封闭的设施带到一个研究腹泻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安全等级较低，被感染的两人正在那里工作。显 然，灭活过程----在病毒中添加洗涤剂混合物----的做法无效。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李立明和几名基层官员，因此引咎辞职。

当然，中国不是唯一出现这类事件的国家。2008年8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病毒学研究生染病。虽然这名研究生没有直接研究非典病毒，但是他工作的实验室 里有这种病毒。他后来康复了，没有继发病例。2003年12月在台湾又发生了一起泄漏事件，一名研究非典的科学家在新加坡参加医学会议后，在返程的航班上 发病。这名科学家曾在没有手套、面罩和防护服的情况下处理泄漏的危害性生物废物。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为应对非典病毒制定新的、更严 谨的实验室安全法规。中国政府也发布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24号）。

在这一阶段，很多国家相继对中国提供支持，因为中国正在提高监测和应对传染病的能力，防止可能导致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这显然和每个人的利益攸关。法国希 望为此尽力。同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签署了关于预防和抗击新型传染病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法国表示支持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提 供设备和培训。在此后的四年里，双方举行了更多高层政治会议和交流，但是在建设方面进展甚微。

问题在于，很多国家对中国要求建设生物安全四级的实验室感到不安。这是生物领域的两用技术，中国从来没有澄清过其生物战项目。直到1999年，法国才在里 昂建立了本国第一个最先进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法国人何以确定，如果他们在中国建造类似实验室，这项技术难道不会为军方制造生物武器所利用么？美国反对 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当然，美国有不少自己的军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2004年，法国同意出售给中国四个生物安全三级的移动实验室，但是此后从来没人 听说过这几个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这几个实验室被移交给中国军方了吗？

此外，中国表示计划建设五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其中两个为军用。中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四级实验室？在所有欧盟国家，这样的实验室只有七个。中国随后要求 几十套生物安全四级防护服----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多？他们不是在中国西北某地有自己的工厂生产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中国人要求法国提供埃博拉等最致命的 病毒样本？

法国安全部门和军方强烈反对这一项目。巴黎拒绝提供埃博拉病毒或任何其它致命病原体的样本。后来到2014年，西非出现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不同寻常的援助，获得了埃博拉病毒样本。那么，中国决定在这场人道主义援助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另一方面，很多法国人都热衷于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创立了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公司的梅里埃家族成员，制药业亿万富翁阿兰?梅里埃（Alain Merieux）推出了一个合作项目。阿兰?梅里埃的祖父曾是路易?巴斯德的学生，他成功地创立了疫苗制造企业。赛诺菲巴斯德声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 商，在全球拥有13,000名员工，并在中国发展了广大的市场。例如在2017年，赛诺非投资9400万美元，在深圳建立了一个流感疫苗生产设施。每年向 中国提供500多万剂流感疫苗。公司还和中国国药集团和武汉东湖高科技开发区达成协议，在武汉光谷生物城共建生产基地。

2004年，赛诺菲集团和另一制药巨头安万特（Anvenits）合并成为塞诺非-安万特集团。集团总部在里昂，那里也是建于1999年的法国生物安全四 级实验室----让?梅里埃实验室（Jean Merieux）所在地。正是这家实验室首先确认了导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株。梅里埃基金会网站宣布，为建立起一个“采自非洲的样本紧急运送到里昂的生 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程序，感到自豪。这使得没有相应资源的地方当局能够进行筛查，并确定传染热点地区，这是预防高度传染疾病的病原体传播的关键步骤。” 2005年，梅里埃基金会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在北京建立了克里斯多夫?梅里埃实验室（Christophe Meireux Laboratory），研究急性呼吸道感染，鉴别新病毒。

法国人这时面临着一个熟悉的困境。中国希望获得法国的这些先进技术，试图在潜在的世界最大市场上分享份额。每个国家在和中国建立联系之时都面对压力，以防 其他竞争对手获得优势。法国已经在建造核电站、高速铁路、民航客机和汽车领域和中国合作。法国即使不自愿提供这些技术，那么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会窃取到。

然而法国人也清楚，中国的策略是先获得技术，随即尽快复制，再逐出外国合作伙伴，控制国内市场，然后开始向海外出口，通常在价格上压低到低于原合作伙伴。 这时候外国公司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市场主导地位，就像加拿大北电（Nortel）一样。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又认为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市场经 济体，必将实现民主而成为真正的朋友。

法国在中国投资的集中点在武汉。法国和湖北省的关系可以追述到1996年。全省有一百多家法国公司，以汽车业巨头东风标致雪铁龙集团为首，还有一系列法国 公司例如：佛吉亚公司（Faurecia，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法雷奥（Valeo，汽车零件制造商）、全耐塑料（Plastic Omnium，塑胶生产商）、EDF（Electricite de France，法国电力公司）、欧莱雅（L'Oreal，化妆品公司）、保乐力加集团（Pernod Ricard，葡萄酒和烈酒生产商）、阿尔斯通（Alstom，轨道交通、电力设备企业）、道达尔公司（Total，法国石油公司）。法航每周有六趟直飞 武汉的航班。石正丽于2000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French University of Montpelier）获得博士学位。她毕业后在里昂的梅里埃实验室培训过几个月。

里昂的一家建筑公司RTV被选中承建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这一建设项目，中国方面选派了工程巨头中元工程有限公司合作施工。法国人提供了施工图纸，决定在武 汉江夏区郑店街道一带选址，距离武大校园约30公里。工作终于在2011年开始，但是又出现了延误和争议。因为中国人一旦有了施工蓝图，中国供应商就会进 入其中，以此削弱法国供应商。法国德西尼布（Technip）工程公司本应负责监督施工及质量，因此退出，并且宣布本公司对中国人所做的工作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原因是中国人可能会提供不符合标准的部件和材料。此后，尽管法国运来了一些关键设备，例如实验室的气闸门，但是法国专家和中国承包商之间仍然争执 不断。

2014年3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法国，特地来到里昂参观了梅里埃实验室。习宣称，“武汉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建设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意义重大，是中法公共卫生合作的良好标志。”

2015年1月31日，实验室竣工，举行了小型落成典礼。整个建筑耗资4400万美元。原计划至少50名法国科学家蒞临，在实验室共同从事研究。但是由于 和法国的关系持续恶化，个中原因尚不完全清楚。阿兰?梅里埃直到2015年才担任这一建设项目的联合监督委员会联席主席，他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承认， “2016年以后，法中传染病委员会不再举行会议”。

梅里埃继续说道，“我放弃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项目联席主席的职位，因为这个实验室是中国的工具。尽管这一项目是在法国援助下开展的，但是这属于他们。”

尽管合作停止了，伪装还在继续。2017年2月，法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到武汉为合作剪彩。到此为止，法国人已经全部出局。上述50名法国科学家中没有一人到过武汉，承诺分配给他们的资金也从未动用。最 终，只有一位法国科学家亲临已建成的实验室，雷尼?库尔科尔（Renee Courcol），来自法国里尔大学医院的微生物学家，于2018年5月到武汉评估建设工作和安全质量，以确保符合国际标准。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1月 15日的情况说明书声明中称，“至少从2017年起，武毒所就代表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所以时间表明，中国人在解放军开始使用实验室以 前，就已经摆脱了法国人。

随着和法国的关系逐渐疏远，武毒所和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Galveston National Laboratory）、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位于吉隆的动物健康实验室（Animal Health Laboratory），以及最重要的是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加深了联系。北卡大学专门从事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冠状病毒研究，还包括功能增益实验，当这些 研究在美国暂停的时候，北卡大学鼓励研究人员到没有这类限制的武汉，去继续工作。

听起来法国人好像不便公开承认，实验室是由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承包商建造的，只能在中国国内获得认证，大肆宣传整个合作项目对法国来说是个灾难。雷尼? 库尔科尔没有接受采访，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他发现了什么。在新冠病毒制造了一场大流行后，法国人更加急于挽回面子，回避当初建造实验室的指责。

经过了18个月的“试运行”以后，武汉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于2019年初投入全面运行。实验室仅获准研究三种病毒----埃博拉病毒、刚果--克里米亚出 血热和尼帕病毒。所以实验室没有注册对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研究----尽管这两种病毒可以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处理。

这些情况已经足以让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2018年1月到3月期间多次造访这个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使馆的两份电报（报告），内容敏感，但是并非保密。 2018年1月19日的第一份电报写道，“由于缺乏安全操作（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所需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方 针缺乏明确性，目前的工作效率受到限制。”2018年3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环境、科技和健康处参赞瑞克?斯维瑟（Rick Switzer），由美国驻武汉总领事詹米森?福斯（Jamison Fouss）陪同，参观了武汉这个实验室。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的第二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实验室的工作。报告指出，实验室所作的研究“有力地表明来自 蝙蝠的非典样冠状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导致非典样疾病”。

这份报告指出，“最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还表明，各种非典样冠状病毒可以和ACE2相互作用，ACE2是一种被鉴定为非典冠状病毒的人类受体。这一发现有力 地表明，来自蝙蝠的非典样冠状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导致非典样疾病。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对蝙蝠的非典样冠状病毒的持续检测，以及对动物—人类方面未来新 出现的冠状病毒爆发的研究、预测和预防，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还指出，武毒所的英文手册的内容突出了国家安全作用，称“如果可能发生生物战或恐怖袭击，这是提高中国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有效措施”。

这个造价昂贵的实验室是为容纳250名研究人员建造的，但是显然没有达到利用率。武毒所仅列出38名研究人员----34名博士，两名硕士和两名学士。几 乎所有人在国外学习过----15人在美国，其余人在法国、丹麦、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荷兰和英国。有六人来自荷兰瓦赫宁恩大学 （Wageningen University）。

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构造极其精密复杂，有点像核潜艇。任何未经处理的物品都不允许离开实验室，进出的程序也非常复杂。室内的空气必须经过过滤和加压。

实验室的整个建筑是悬空的，分为四层，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被装在一个不锈钢激光焊接的盒子里。人员进入时，要通过动态密封技术的双门高压灭菌设备，以确保不同区域之间的压差水平。

实验室里面，工作人员必须穿着整身正压防护服，防护服由高效滤网保护的生命维持系统通风。高效滤网技术是在1950年代开发的。滤网由玻璃纤维“纸”制 成，褶皱可以最大化过滤器的表面积。这种过滤器可以去除空气中99.97%的小到0.3微米的颗粒，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地去除最小的病毒。过滤器迫使空气 中的颗粒循环足够长的时间，使这些颗粒通过微小的微纤维粘附在过滤器上。从实验室散发出去的空气都必须通过两个这样的过滤器。

实际上，新冠病毒的病毒粒子直径为0.125微米----小于0.3微米----但是由于“布朗运动”（布朗运动是指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做的永不 停息的无规则运动----译注），这些微小的颗粒会以不稳定的锯齿形运动摇晃，这些病毒最终会被纤维吸附。很多人不相信戴口罩的作用。一种特制的医用 N95口罩才会更有效，因为这种口罩使用恰当类型的纤维制作（前提是一次性使用），和每天使用的布或纸质口罩不同。另一方面，病毒可以附着在较大的物体 上，例如灰尘或水滴，这些物体可以被口罩阻挡。不计其数的病毒总在到处传播，会随着看不见的灰尘或水滴进入住宅，去感染人们。布的和纸质口罩本身就是灰尘 颗粒的藏匿之处，假定有人携带病毒，也会以这种方式传播。

在各地报纸刊登的照片上，石正丽身穿白色防护服，头戴高档头盔和透明面罩，整个套装由一根灵活的蓝色管线，连接着生命维持系统。就像宇航员一样，她用的是紧急储气罐和由警报系统触发的呼吸空气压缩机。

重要的是，这件防护服内的气压要保持在高于实验室（负）压的水平。为保持实验室内的恰当气压，工作人员要通过带有磁力计或压力检测设备的入口进入，以确保 室内空气流动的正确方向。如果压力下降，警报就会响。当工作人员离开实验室时，他们必须经过一个化学淋浴器来清洗防护服表面。

门锁装置无论是安装还是功能必须完美无缺，除非过滤器工作正常，否则门不会关闭。通常，过滤器需要更换和测试，测试设备中的机构配备透明塑料袋和设备中的长管手套，以防止在操作时没有任何泄漏。

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里有实验动物，例如，饲养室的通风笼架中的小型啮齿动物。这类笼架的设计在于最大程度地防止空气中的直接污染。这里也需要特殊的排气系统、调节温度和湿度的系统。实验室有两处动物区和一个解剖室。

化学淋浴产生的废水和实验室工作产生的有毒废水经集中收集，通过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站。同在一楼的还有生命维持系统和配电保护设备。传染性固体废物首先在两叶高压灭菌锅中消毒，然后焚烧。

美国人并不是唯一关心实验室安全的人。武毒所生物安全负责人袁志明教授在《生物安全和生物保卫杂志》发表文章，坦承对中国从事高度传染疾病研究的实验室安 全的担忧。袁教授说，不仅维护成本“一般被忽略”，而且他们的几项顶级研究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于“常规的但是重要的流程”。他承认，所谓“兼职研究员”做的 是需要技能的工作，“这给识别和减轻潜在的安全隐患带来困难”。在和四名同事合著的第二篇文章中，他写道，他们的生物安全系统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在一个已知的案例中，2019年12月，兰州兽医研究所发生一起事故，导致65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了布鲁氏菌病。2020年1月，著名科学家李宁因向当地市场出售实验动物，而被判处12年徒刑。

此外，在武汉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里，中国制造的设备质量显然不足以达到法国标准。这可能包括中国制造商提供的钢箱。来自法国的（未经证实的）报告称，工作人员在去污染淋浴中使用了漂白剂，结果有些不锈钢材料受到腐蚀，并且导致气闸泄漏，下水道堵塞。

目前尚不清楚，截至2019年11月的三年里，武毒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实际完成了多少工作。为了研究非典等和蝙蝠相关的病毒，石正丽和她的同事们本可 以在同一建筑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在不那么繁琐的安全程序条件下工作。三级是用于测试功能增益研究的实验动物所在的地方。大多数工作----包括所有 已发表论文的使用活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但是不包括非典或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研究----都是在生物安全二级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美 国疾控中心的建议。

生物安全二级对实验室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的防感染保护，这些保护措施对于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几乎过于宽松。因此所有这类工作应该在生物安全三级条件下进行。 和非典相关的蝙蝠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功能增益研究应该在生物安全三级或四级设施进行。武毒所的这个实验室到2018年才获得生物安全四级认证，因此对于不涉 及人类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研究，都可以在生物安全二级条件下进行。任何对蝙蝠、老鼠、穿山甲或其它动物及其非典样或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都不需要生 物安全三级，这就是为什么石正丽使用蝙蝠病毒株SL-CoV-WIVI作为制造新病毒的基础。石正丽发表的多项研究证实，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研究了嵌合 和传染性突变体，她自己证实，本实验室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生物安全二级完成的，直到新冠病毒出现。

已知的唯一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里作的，是关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的研究。这种疾病于1944年在克里米亚首次报道，于1969年波及到刚果。这是 一种致命疾病，由生活在牲畜中的布尼亚病毒科的蜱角病毒（内罗病毒）传播。每年有1万到1.5万人被感染，其中半数人死亡。病例多发于欧洲、中亚和中东的 牧民，在中国仅限于新疆的牧民。

如果非典或新冠病毒从中国的实验室逃逸，那么更有可能是从生物安全二级或三级实验室逃逸。在2020年，中国有近90所这样的实验室在运行。武汉的生物安 全四级实验室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尽管受到批评，但是通常这样的国家重点项目，比远离公众视野的其它实验室更容易获得人才和资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武汉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运营的实验室，正如我们所知，和中国所有疾控中心一样，武汉疾控中心也面临资金与合格员工的短缺。这所实验室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约三百米 远，毗邻武汉协和医院，在新冠大流行初期，正是这家医院出现了首批被感染的医务人员。

2019年12月16日，华南海鲜市场的一名57岁的魏姓鲜虾女摊主，来到协和医院就诊，她是新冠肺炎的首批患者。魏是首批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27名患 者之一，也是和海鲜市场直接相关的24名病例之一。协和医院在最初阶段有至少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从1月到3月期间，协和医院收治了5200多名住院患 者和两万多门诊的发烧病人。通过线上问诊服务和两家方舱医院，协和医院诊治了八万名患者，成为抗疫中心。

我们知道，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是在武汉疾控中心和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的，只需要最低限度的保护。华南理工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两名学者肖波涛和肖雷 （音译）的一篇文章名为《2019-CoV冠状病毒的可能起源》称，武汉疾控中心在实验室里养了疾病缠身的动物，包括605只蝙蝠。文章提到蝙蝠曾经袭击 了一名研究人员，并且“蝙蝠的血留在他皮肤上”。武汉疾控中心的一段视频显示，工作人员“在（个人防护设备）不足和操作不安全的情况下收集蝙蝠病毒”。 2017和2019年的两篇中文文章描述了武汉疾控中心研究人员田俊华的工作，显示他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洞里捕捉蝙蝠，“蝙蝠的尿液像雨点一样从 他头顶滴落”。田俊华说，蝙蝠的血液溅到他的皮肤上以后，他主动隔离了两周。蝙蝠尿液滴在他身上后，他也自我隔离过。研究人员还对笼养的动物作手术，收集 组织样本，提取和测序DNA和RNA。动物器官组织样本和被病毒污染的废物是病原体的来源。2020年2月，肖波涛告诉华尔街日报，他撤回了他的论文，因 为“没有直接证据的支持”。

田俊华的研究工作包括在湖北省捕获155只蝙蝠，在浙江省捕获450只蝙蝠。他提到在蝙蝠身上发现了一只蜱。这种寄生虫很擅长通过宿主动物的血液传播感 染。在《研究之门》（ResearchGate）网站上，田俊华的名字出现在武汉疾控中心研究人员撰写的39篇论文中，其中包括一些有关蜱的论文。因此， 很有可能武汉疾控中心在海鲜湿货市场和协和医院附近不慎处理实验室废物或材料，或者受感染的蜱虫就此逃脱，这可能解释了第一批感染的起源。

武汉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华南海鲜市场从没卖过蝙蝠。市场上除了鱼和贝类，还出售刺猬、獾、蛇和鸟类（斑鸠）以及野味肉类。（注5）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假设，武汉在此期间只有疾控中心实验室和武毒所有蝙蝠。我们也知道，曾经有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市场上出售实验动物。我们还知道，全国实验室的整体安全程序水准并不高。

一份报告《中国快速建立的SARS-CoV-2检测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威胁》调查了中国实验室的安全，特别是在四川省的89家实验室，这份报告描述出令人担忧的情景：（注6）

“最严重的风险是主入口或核心操作区（89个中的28个；31.5%）缺乏自动门，尤其是在疾控中心（17/43；39.5%）和医院（11/36， 30.6%）。这种风险，再加上核心操作区压力未能保持在25±5Pa（11/70；15.7%），尤其是在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实验室（3/8； 37.5%），来自实验室活动的生物制剂可能会导致暴露事故。

另一严重的风险是SARS-CoV-2废物的标准标签不明，这通常发生在非医院实验室，例如第三方检测机构和疾控中心（12/43；27.9%），缺乏对 灭菌效果的常规检测的风险次之（17/89；19.1%），但是这仍然增加实验室废物管理的潜在风险，尤其在疾控中心（10/43；23.3%）。

样本转运、验收和管理中的严重风险是：待转运外包装不符合UN2814（生物安全运输箱）要求（15/89；16.9%），样本缺乏双人双锁柜管理（表3）。其它问题虽然总体尚可，但是某个环节的风险犹存。”

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报告指出：

“根据美国政府关于实验室生物安全数据，在2008至2012年期间，使用专用制剂的实验室每年可能释放100到275种病原体，导致事故频发（例如泄漏、记录保存错误），但是很少有实验室工作人员被感染。”

上述报告中提及的实验室都在地方政府管辖下，不受国家疾控中心监管。和美国的疾控中心不同，中国疾控中心只向国家卫健委提供建议，而无权宣布疫情或采取法 律手段控制疫情。从2018年4月开始，地方政府及同级机构，向负责管理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国家机构----应急管理部报告。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处理 “公共安全事件”。

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并不是武汉地区唯一从事危险工作的实验室。武汉大学及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都在对小鼠和人类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乙型肝炎、艾滋病毒和败血症等疾病。这里的研究人员使用嵌合RNA来修改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组。

武汉大学有一个模式动物研究所，是创造转基因动物的中心。这家研究所是动物生物安全三级设施。“至今，这里已经产生了小鼠、大鼠、兔和猴子等1000多只 转基因动物，并且每年新增大约200多个新品系。模式动物研究所配备了现代化先进的小型动物基因工程和管理设施，还建立了饲养和实验猴子的标准环境，以促 进科学研究的临床转化”，《欧洲心脏病学杂志》（European Heart Journal）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注7）

文章还指出，“中国蓬勃发展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对动物疾病模型的需求巨大，但是专项投入相对不足。武汉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模式动物技术平 台之一，具有完善的专业体系。（……）在过去十年里，这家研究所向500多家实验室，600多位科学家提供了模式动物相关服务。”

因此，除了武毒所之外，在武汉地区还有不少机构一直在对蝙蝠和其它动物作研究。这类研究很容易制造或促进了新冠病毒。和动物打交道，就像武汉疾控中心的实 验室和模式动物研究所的工作那样，伴随着独特的安全挑战。毕竟，猴子可以跑来跑去，又咬又抓，这和保存在顶级安全实验室试管里的病原体不同。还有一个事实 是，这座城市还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生产抗病毒疫苗的中心，并且拥有很多其他生物技术公司—他们可能在做着我们不知道的危险工作。

然而，石正丽在武毒所的工作是创造了一种突变的嵌合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然后在实验室动物身上测试，这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病毒，是她的团队 利用培养皿中的细胞做功能增益研究制造的，还是利用实验室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再从功能增益研究中出现的？从实验室启用到新冠病毒出现的三年里，石正丽团 队究竟在做什么？下一章将详述我们所知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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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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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smagazine.com/articles/04287-biosafety-ventilation-systems.

http://www.indiandefencerreview.com/spotlights.covid-19-the-chinese-military-and-maj-gen-chen-wei/.

http://Issf.cas.c./en/facilities-view.jsp?id=ff8080814ff56599014ff59e677e0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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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用点燃的火柴寻找煤气泄漏

在武毒所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从启用到新冠病毒突然出现的三年里，石正丽继续研究他们收集的蝙蝠病毒。我们知道，北卡罗来纳大学暂停的功能增益研究，由石正 丽团队继续进行，并有资金支持。然而，现有证据很难确定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否创造了SARS-COVID-19，即非典-新冠病毒。

出乎意料的是，石正丽决定不透露她的实验室记录和笔记。因为通过改变基因组或通过实验室动物的传代实验，就可以揭示病毒是来自自然还是人为制造。2020 年1月3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中国所有生物实验室不仅要销毁从感染者身上分离出的SARS-CoV-2病毒样本，而且还要销毁这种病毒RNA 链的基因测序。这些做法进一步搅浑了水。

面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国应该做的是，提供在实验室和实地工作期间操作程序的标准，其中包括单个实验的风险评估、实验日志和实地工作笔记、培训记录、 废物管理日志、事故和感染记录、设施维护和自动化系统记录、访问日志、安全摄像镜头和通信日志。2020年5月初，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 （Gauden Galea）抱怨说，世卫组织提出查看武毒所或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实验日志的请求，遭到中国拒绝。

石正丽团队的资助者，生态健康联盟也同样不愿向美国政府提供信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向生态健康联盟发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华尔街日报》引用的信函称，“国家卫生院（NIH）已收到的报告称，武毒所（……）在中国的研究，会造成严重的生物安全问题”，这一信函由国家卫生院副院长，负责研究项目的迈克尔?劳尔（Michael Lauer）签署。

《华尔街日报》继续引用这一信函，“我们担忧武毒所未达到拨款要求的安全标准，并且生态健康联盟也未履行监督其合作伙伴，以确保他们遵守有关资金使用规定的义务”，美国政府研究经费的接受者，必须定期监督经费的使用者，以确保合同研究项目按预期使用。

这封信函要求生态健康联盟提供已测序的冠状病毒样本，作为2018年给美国国务院电报中描述的武毒所安全问题的回应，并组织一个外部团队检查武毒所，查看实验室和有关记录，“特别注意该所工作人员是否在2019年12月以前就已经有了SARS-CoV-2”。

信函还希望生态健康联盟解释一名科学家的明显失踪，黄艳玲，原在武毒所实验室工作，一些社交媒体上传言，她是新冠大流行的“零号病人”。（武毒所说，黄是 一名研究生，她获得硕士学位后去了其它地方工作。）此外，信函询问了对武毒所的限制，包括“2019年10月间手机流量减少，以及2019年10月14到 19日武毒所周围可能设置路障的证据”。

生态健康联盟必须遵从这些要求，否则他们的研究经费将被撤回。彼得?达萨克回应说，这些条件超出了拨款要求的范围，他的团队无法访问这类信息。他为自己团队的活动辩护说，“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是保护美国公民免受新冠肺炎等疾病感染。放弃这项研究实在是太短视了”。

达萨克继而组织了抗议信活动，抵制政府的要求。抗议信的一名签署人，前国家卫生院院长哈罗德?瓦慕斯（Harold E. Varmus）表示，国家卫生院列出的条件清单“离谱，特别是当一项拨款已经通过同行评审，并解决了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病毒如何从动物溢 出到人类身上。”

达萨克对《自然》杂志说：“释放阴谋论和出于政治动机的组织，已就我们的款项和我们给国家卫生院的所有信件和电子邮件，按照《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美国1967年颁发的关于联邦政府信息公开化的行政法规----译注）提出了要求。（……）我们不想把这些交给阴谋论者，让他们发表、诋毁和嘲 弄。”（注1）

在没有任何实验室记录等其它可用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利用石正丽已发表的科学论文，并以此和病毒的基因组信息联系起来观察。这样就成为专家们最能理解的 侦探作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隐藏）。必须解释的关键问题是，蝙蝠病毒是怎样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至于感染到了人类细胞。彼得?达萨克和他的支持者大 力提倡的理论争辩说，既然是一种天然病毒，就肯定有一种中间动物，这种病毒被认识到只是时间问题。这在过去需要几年时间。

达萨克说：“我们估计，在中国或东南亚每天都有人感染新的蝙蝠冠状病毒。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走动，他们若出现咳嗽，可能就是下一次新冠流行的最初迹象。我们全力希望能够成为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组织。这是我们的使命。”

分析实验室的解释，可以看到新冠病毒基因组中有两个部分至关重要。基因组中的这两个关键部分要么是自然出现的，要么是人为添加的。SARS-CoV-2病 毒强行进入宿主细胞并取得控制。这些细胞被重组并被迫产生病毒遗传物质和病毒蛋白----更多的病毒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病毒用来解锁细胞膜中的 ACE2受体的刺突蛋白来完成的，这样病毒就可以进入细胞----这就像是个组合密码。第二部分称为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病毒一旦完成“破门而入”，就可 以复制并传播到其它细胞。这两个关键点使新冠病毒对人类的侵袭能力比非典病毒高20倍。

新冠病毒中的弗林多碱基裂解位点突显了非同寻常的特性，因为在任何蝙蝠病毒中都没有发现它，甚至在云南墨江中菊头蝠粪便样本中发现的RaTG13冠状病毒里也没有。仅武毒所就收集了780种蝙蝠病毒。就连最初的非典病毒也不包含这种多碱基切割位点。

这是脯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或称“PRRA”的氨基酸序列。编码它的基因组核苷酸组合，重复的胞嘧啶-鸟嘌呤-鸟嘌呤或CGG-CGG，也极为罕见。这个氨基酸序列PRRA，位于精氨酸-丝氨酸切割点R-S之前。

PRRA序列的来源尚不清楚，因为这并不存在于任何已确定为新冠病毒近亲的蝙蝠冠状病毒中。当然，这些氨基酸也有可能自行产生自然变异，但几率是百万分之一甚至是千万分之一。

这些弗林蛋白酶多碱基切割位点会增强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因为它们是与人类细胞相互作用以“切割”或“劈开”病毒结构部分的氨基酸序列。这一关键步骤使病毒准备就绪进入下一个细胞，继续感染。

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亲和力，同样不同寻常地引人注目。它发生的很大变化是，被配置为与人类细胞结合，甚至并不轻易与蝙蝠细胞结合。

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教授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说，“新冠病毒非常适合感染人类。就像是被设计用来感染人类一样。”“这种病毒在人类细胞上结合蛋白质的能力比在蝙蝠体内结合相同蛋 白质的能力要强，这正表明了，蝙蝠不是这种人类病毒的来源。”

彼得罗夫斯基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福林德斯大学利用电脑建模，结果表明SARS-CoV-2病毒还 与穿山甲的细胞紧密结合。穿山甲是非法进口到中国的食蚁兽。（注2）

所以看起来石正丽团队采用了一种基本的蝙蝠病毒，然后从其它地方----例如穿山甲非典病毒----移植到ACE2受体刺突蛋白上，穿山甲非典病毒是已知 的能够结合人体细胞的一种病毒。接下来，他们会嫁接来自另一种病毒（如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MERS）的弗林蛋白酶切割氨基酸序列，使病毒更具致病性。现在 他们就会有一种新的病毒，这种新病毒由自然界存在的不同病毒的片段组合而成。这类技术已近存在了至少15年，到2019年已属常规技术。

我们从生态健康联盟授予武毒所的条款中得知，这正是石正丽团队必须从事的研究：

目标一是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并“对受体结合域（刺突蛋白）进行测序，以识别具有溢出可能性最高的病毒，我们将在实验研究中包括这些病毒。”

目标三关注“蝙蝠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关键活动状态（……）我们将使用S蛋白序列数据、感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以及对受体结合的分析，来检验S蛋白序列中的分歧阈值预测溢出潜力的假设”。

这意味着将用从头合成技术构建一系列新型嵌合病毒。石正丽团队将使用来自蝙蝠冠状病毒基因组中，一系列天然冠状病毒中每一种不同的刺突蛋白，混合重组杂交体。

然后，他们将测试这样产生出的新病毒去感染培养中的人类细胞，以及感染实验室动物的能力。他们希望找到这两者的刺突蛋白，以及感染培养中的人类细胞和感染 实验室动物的能力之间的直接关联。一种编码具有最高受体结合亲和力的刺突蛋白的新型病毒，应该具备感染培养中的人类细胞和实验室动物的最大能力。

这项功能增益研究的重点是战胜自然。预测自然界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便研制疫苗，或在新的疾病爆发前就有所准备。虽然至今还没有制造出疫苗，但是这项研究可以用来预警潜在的病毒爆发。

从2004年起，武毒所从他们的收藏中已经发表了几十种冠状病毒的部分或全基因组序列。达萨克和石正丽发表了781种中国蝙蝠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其 中三分之一以上从未发表过。武毒所还用蝙蝠冠状病毒，即活病毒，而不仅是RNA片段，去感染实验室动物。石正丽小组早在2007年就开始学习如何创造新的 病毒----嵌合结构，他们从与之合作的北卡大学拉尔夫?巴里克团队那里获益良多。巴里克团队长期从事这类传染性克隆技术研究。

2013年，石正丽博士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新发现：两种和非典病毒非常相似的蝙蝠病毒，其中之一（WIVI）能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生长，并能结合我们人类 的ACE2受体。由于第二种病毒（SCH014）的能力不太清楚，为了了解这种病毒的刺突是否具备感染人类的能力，研究人员向拉尔夫?巴里克请教。为了找 出答案，石正丽和巴里克构建了一个嵌合体：蝙蝠病毒的刺突附着在小鼠身上的非典病毒（称为MA1病毒）上，这种小鼠病毒是巴里克团队几年前获得的。在对人 体细胞的测试中，嵌合体显示出和非典病毒相似，因此表明这种病毒的刺突也可能攻击人类。这种病毒不必适应人类受体，它只需要适当的基因组环境，这一环境已 经由适应小鼠的MA1病毒提供。

2017年的一篇论文试图证明，理论上，自然界可能存在着某种蝙蝠病毒重组，因为实际上他们在实验室里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篇论文中，石正丽和她的同事们得出结论说，在观察了五年多来收集的所有蝙蝠病毒后，没有一个病毒具有可以感染人类的特征。

这篇论文的结论是，“目前已知的蝙蝠SARSr-CoVs当中，没有一个被认定是SARS-CoV的直系祖先”。论文宣布：

“尽管从蝙蝠中出现SARS-CoV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迄今所描述的所有蝙蝠SARSr-CoVs在S基因和/或一种多种辅助基因（例如ORF3和 ORF8）中明显不同于SARS-CoV，这表明它们可能不是SARS-CoV的直系祖先。因此，我们对SARS-CoV病毒如何以及从哪里起源于蝙蝠， 仍然存在着认识差距。“（注3）

为了使他们的理论起作用，就必须有一种产生溢出的中间物种，但是这种物种尚未找到：“我们对SARS-CoV病毒如何以及从哪里起源于蝙蝠，仍然存在着认识差距。”作者写道。

武毒所团队认为最初的非典病毒并非直接来自蝙蝠，但是他们不知道或无法解释中间物种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仍然怀疑非典病毒也可能是在实验室里制造的。

问题在于，病毒的这个部分----刺入人体细胞的S蛋白----和蝙蝠病毒太不同了。S蛋白（刺突或冠状）在功能上分为两个亚基，表示为S1和S2，负责受体结合和细胞膜融合。为了解释这部分病毒本质上的转变，研究团队对不同的S蛋白做“病毒传染性实验”。

然后，石博士在武汉做了更多研究：

“我们构建了一组感染性人工染色体（BAC）克隆，这些克隆具有来自八种不同蝙蝠SARSr-CoVs的WIVI基因和S基因的变异体。为了评估这三种新 型SARSr-CoVs能否使用人类ACE2作为细胞进入受体，我们用海拉（HeLa）细胞作了是或否表达人类ACE2的病毒感染性研究。所有病毒都在人 类ACE2的细胞中有效复制。通过实时RT-PCR对病毒RNA定量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结果。”

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他们在实验室里剪切和粘贴了一些病毒，再添加人类ACE2受体蛋白，制造了八种嵌合病毒，然后用人类海拉细胞进行试验。海拉是实验 室里常用于细胞培养物的人体细胞名称。WIVI指的是一种人造病毒，以武毒所的名称命名，这种病毒于2013年通过在VeroE6猴细胞中分离出活的马蹄 蝠病毒而制造，具有来自人类、果子狸和马蹄蝠的ACE2受体。石正丽团队在新的实验中使用WIVI作为主干，取得了成功。这些合成病毒可以解锁进入人体细 胞，然后复制。这些病毒对八种嵌合病毒中的两种有效，说明这两种毒株肯定具有和人类ACE2受体结合的能力。（注4）

在新冠病毒基因组被解码并发表后，许多病毒学家在《自然》、《柳叶刀》和其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他们认为基因组没有显示出被操纵的迹象，其次，即使被操 纵，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实验室泄漏的。因此，新冠病毒一定是在自然变异或重组的未知宿主物种当中产生的。此外，如果找不到剪切和粘贴手工的痕迹，那么就可 以“证明”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

然而，有些专家对此不认同，他们否认仅仅对新冠病毒测序，就可以检测到剪切和粘贴活动的事实。相反，基因工程技术的进步使得剪切和粘贴病毒片段操作简单快 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你从一种病毒（例如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中取出受体结合域，将其替换为另一种非常相似的病毒中的受体结合域，那么RNA基因组 中碱基的改变将无法检测到。到2019年，这种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已经成为实验室常规技术，可以由研究生来操作完成。我们知道，在实验室里构建一个完整的 人工版本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并不困难。

像武毒所这样的实验室，还有另外两种方法可以把蝙蝠病毒转化为感染人类的病毒，而无需剪切和粘贴。这项技术是使用培养皿中的活细胞（体外），或是活体动物 之间的“传代”（体内）的传代过程。这两者都是关于人为地加速自然发生或可能自然发生的突变过程。由于这样的突变是通过选择随机获得的，因此不会显示出任 何人为干预的迹象。

你可以拿一种对人类没有传染性的蝙蝠冠状病毒，然后用表达人类ACE2受体的细胞去“培养”它。基因“表达”是生物学技术用语，描述基因编码信息指导蛋白 质分子（如ACE刺突蛋白）组装的过程。多年前制造的一类细胞，用于培养非典冠状病毒。你可以用上述方式“帮助”蝙蝠病毒通过其刺突蛋白的突变来适应感染 人类细胞。这样会增强病毒和人类ACE2结合的能力，并相应地降低和蝙蝠ACE2结合的强度。这些刺突蛋白是冠状病毒的冠形上伸出的小块，因此得名。根据 2017年的论文，这就是石正丽团队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他们可能不小心做了更多。因此，如果你在病毒感染的培养物中培养了人类细胞，并且在培养皿里偶然 发现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病毒，这两种病毒会交换遗传信息，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意外地或者刻意地创建出整个第三种新型病毒。

这可以很快完成。非典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体外实验表明，在经传代的几代后，就可以观察到显著的突变。例如，一篇论文报道说，在传代600次后，原始毒株和后代之间的刺突蛋白基因组序列，就已经出现了2.1%的差异。

这样做比利用实验室动物传代要快得多。体外突变速度（即每单位时间）很快，细胞传代速度远比实验室动物传代速度快得多。第二种动物传播途径是，使病毒适应 足以感染的中间动物，如老鼠，然后在不同代的老鼠之间传播，并观察病毒能否或何时变异成为可以感染人类。这是荷兰病毒学家罗恩?富希耶（Ron Fouchier）和巴里克做过的实验。这样的实验模仿自然过程，但是加速了。

你希望展示病毒是如何通过空气传播的----气溶胶传播。或者，你会这样假设，即在某地存在着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蝙蝠病毒，前提是这些小蝙蝠当中有一只咬 了人（就像狂犬病一样），或许，如果有人长期暴露在一堆病毒当中，例如，在偏远的洞穴里一堆蝙蝠粪便那样的地方。这种事当然会很少见，但是并非不可能。

我们不知道武毒所究竟在做什么样的动物传代实验。武毒所和北卡大学拉尔夫?巴里克实验室之间有某些专业竞争，巴里克团队已经用老鼠和非典病毒做了动物传代 实验。可以想象，他们试图超越美国人，正如我们在其它生物技术领域看到的那样，中国科学家倾向于突飞猛进而忽视安全保障措施。

如果是这样的活，那么武毒所团队会设法阻止人们有这样的猜测：新冠病毒是他们在2017年揭示的嵌合病毒实验中出现的。他们希望人们认为新冠病毒一定是来 自大自然。于是，他们不但没有公布武毒所实验室记录，尽管这可以澄清大量关于嵌合病毒的猜测，而是采取一些仓促行动，试图消除痕迹并尽力制造混乱。

当局迅速下令销毁所有实验室病毒样本。病毒的故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蝙蝠。然后，在2020年1月23日，就在中国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两周后，石正丽 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种新病毒----RaTG13----的存在，这种病毒据说是七年前在云南墨江通关镇附近废弃的铜矿里发现的。然后武毒所透露了在 2019年捕获的生病穿山甲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所作的研究。石正丽称这种病毒为RaTG13，Ra，是中型马蹄蝠，即中菊头蝠拉丁名的前两个字母，13代 表2013年，她发现这种病毒的那一年。这是在2013年7月从一只中菊头蝠身上收集到的。石正丽于2020年1月27日向美国国家卫生院的国家生物技术 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注册了她的新病毒，这一中心是注册有关信息的常规存储库。

这个RaTG13病毒和新冠病毒惊人地相似，它比所有其它蝙蝠病毒都更接近于新冠病毒。当新冠病毒基因组被测序并于2020年1月10日公开发布时，还是 一个谜，因为它和已知病毒都不相似。现在，新冠病毒是一种蝙蝠病毒，因为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整个序列中和蝙蝠病毒有96%的相似性。

如果RaTG13是一种天然病毒，那么很容易相信武汉冠状病毒一定来自自然界，并且肯定和RaTG13共有最近的祖先。通过向世界展示这种新的蝙蝠病毒，石正丽就能够把这种以小蝙蝠为宿主的天然病毒理论置于人们注视中心。

然而，有关矿工在废弃的铜矿工作后死亡的整个叙事，和这一新病毒的发现，听起来有点奇怪。石正丽最初的报道说，三名矿工在矿井里清除矿渣后死于肺炎，他们 是被蝙蝠粪便上的霉菌感染的。虽然报道说这几名矿工确实有非典抗体，但是在非常有限的医疗记录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被感染过，或者有RaTG13抗体。 随后对云南农村人口的调查，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确凿证据表明这里有蝙蝠病毒感染了当地居民。

在石正丽团队为揭开非典之谜而努力寻找证据的同时，显然发现了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蝙蝠病毒----但是，团队七年来一直对此置若罔闻。石随后改口说，新病 毒其实是在2018年测序的。其实，新病毒的名称是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发现的另一种病毒更改的，但是没有被引用。这种新病毒于2016年部分测序，并 在基因银行（GeneBank，由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主管的开放获取的序列数据库----译注）中以登录号KP876546注册。

这很不寻常，似乎是为了掩盖新病毒和死亡矿工之间的关系。作为对投诉的回应，石正丽写了一份“附录”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篇附录证实新病毒和矿工有关，石和同事们还从同一矿井里收集到另外八种蝙蝠传播的非典病毒。

奇怪的是，最初的文章没有透露病毒和死亡矿工的联系，说他们死于霉菌感染。如果石正丽认为他们发现了一种可能会致命的新病毒的话，他们对此做了什么？其它八个样本的基因序列又发生了什么？这些中的任何一个被用来作创建新冠病毒的主干吗？（注5）（注6）

对石正丽的故事持怀疑态度的人作了大量发掘，找到一篇关于这种疾病的硕士论文：《未知病毒引起重症肺炎六例分析》，作者李旭，导师钱传云，2014年发 表。还有一篇博士论文《蝙蝠宿主中的新病毒发现及蝙蝠冠状病毒受体HKU9的探索》，作者黄灿平，导师高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2018年发表。这两篇 论文准确地描述了这六名患者和他们的症状，这些症状和新冠肺炎的症状相似。所以看起来石正丽和高福都不坦诚，因为显然有很多关于这种神秘病毒的研究正在进 行。

石正丽和同事们还从网上删除了其它蝙蝠病毒的数据库：“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病原体数据库”，其中包含多年来收集的大约两万个样本的序列，其中一些尚未发表过。这个数据库已从网上删除；只剩下一页了，可以通过互联网存档回程机访问。

另一个问题是石正丽团队实际上并没有生产出真正的病毒样本。他们显然只收集了一个RaTG13样本。没有其他人可以独立地验证这种病毒的存在。没有其他实 验室有这种病毒的样本，也没有其他人对其进行过测序。石所做的就是上传到数据库。这由四个核苷酸A、U、G和C之间交替出现的一串字母组成。一种冠状病毒 含有不到三万个不同的核苷酸。

如果石博士想发明RaTG13，那么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她只需要对和ACE2受体刺突蛋白酶位点所在的受体结合域相关的一小部分数据作些更改。刺突蛋白只 有大约1300个氨基酸长。弗林蛋白酶多碱基切割位点也是一个较短的氨基酸序列。所需要的只是花几个小时输入基因序列，一串字母在四个核苷酸A，U，G和 C之间交替，并在这里和那里做些改变，改变一些核苷酸，所以它们看起来就像自然界中发生的那种随机突变。

她这样做是不是犯了一些错误，从而暴露了欺骗？随着病毒的进化，它们会发生变异，四种核苷酸中的一种会随机替换为另一种。大多数这些随机突变不会导致构成 蛋白质的氨基酸发生变化，这些突变被称为“同义”，因为三个核苷酸的“密码子”----信使RNA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了变化，仍然编码相同的氨基 酸。所以什么都没有改变。

有的突变（非同义）确实会改变产生的氨基酸，从而改变产生的蛋白质。在自然界中，同义突变和非同义突变的比例约为5：1，石博士可能在开始时键入了太多的 非同义更改，然后再序列的三分之一处，做了太少的非同义更改，看起来很自然。在整个基因组中，比例为5：1，在某些地方为2：1，但是在其它地方是44： 1。

另一方面，如果RaTG13不是伪造的，那么中间物种在哪里？武毒所团队和达萨克想证明的是，一种动物宿主同时感染了两种冠状病毒，并创造了一种可以并且确实感染人类的新病毒。这就能解释非典和现在的新冠病毒的“自然”进化。

非典的中间宿主是果子狸，但是这一解释最终被证明是靠不住的。事实上，武毒所团队自己对这个理论都不屑一顾。这一次，随着新冠病毒大爆发，描述从穿山甲中 发现冠状病毒的科学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等其它刊物。这些于2月开始发表的论文揭示了一种病毒，虽然这种病毒和新冠病毒90%相同，但是两者几乎相同的 受体结合域----ACE2----只有一个氨基酸的差异。这些病毒是2019年广东海关官员从几只患病的穿山甲样本中发现的。因此，蝙蝠病毒和穿山甲病 毒可能在某时相遇并发生突变，从而产生了带有这种ACE2刺突蛋白的新病毒，带有这种新病毒的蝙蝠感染了云南农民，然后这名被感染者前往武汉，并开始了大 爆发。或许，像石博士这样的人可能刻意从穿山甲毒株中切出这一段，来替换RaTG13中的受体结合域，因为它们高度相似。（注7）

上述描述和患病穿山甲之间的联系最终被忽视了。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的彼得罗夫斯基教授认为，“虽然一些中国科学家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是穿山甲传给人类的， 但是目前可以得到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同样，从野外捕获的果子狸的非典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显示它们不是天然携带者。北卡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教授 也得出了同样结论，他在3月中旬的一次采访中说，还没有人确定新冠病毒的宿主物种，但确定不是穿山甲：

“他们还没有确定实际的病毒储存物种。报告显示穿山甲可能是中间宿主，但是穿山甲病毒和SARS-CoV-2病毒有88--98%相同。相比之下，果子狸 和貉的非典冠状病毒株和2003年SARS-CoV病毒有99.8%的相同性。换言之，我们谈论的是2003年果子狸毒株、貉毒株和人类毒株之间的少数突 变。穿山甲（CoV2毒株）有超过3000个核苷酸变化，这表明它们不是储存病毒的物种，肯定不是。”（注8）

第二个挑战问题是如何解释新的弗林位点来自哪里。新冠病毒中这种由四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而特殊的片段，可能是插入的，也可能来自蝙蝠或中间物种。插入这部分 而不留下痕迹有多容易呢？这可以用人工“无缝”连接方法来完成，这意味着创建具有新限制位点的片段，这些片段在互补末端连接后消失。巴里克团队在2002 年用这种方法创建了鼠冠状病毒的合成克隆，鼠冠状病毒是一种感染小鼠的病毒。2003年，巴里克团队又做了一次非典病毒的合成克隆：“为了快速组装一致性 克隆，我们使用了IIS类限制性内切酶，这些内切酶在不对称位点切割并留下不对称末端。这些酶产生特定于链的独特突出物，允许两个互补DNA无缝连接，同 时限制性位点消失。”（注9）

从此，这一技术就成为常规方法，很多商业公司在网上做广告销售“无缝组装套件”，例如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译注）。半小时内即可完成工作，正如公司宣传材料所解释的：

“基因艺术（GeneArt）品牌的无缝和组装酶混合物、无缝克隆和组装试剂盒以及无缝克隆和组装试剂盒，能够将DNA片段克隆到任何线性化载体中，无需 额外序列，也无需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和连接。专有的酶混合物可识别并精确组装DNA片段，这些片段至少有15个碱基对（bp）末端同源性，这是通过PCR扩 增在简单的30分钟室温反应中产生的。DNA指导用户完成实验设计。DNA寡核苷酸设计通过实验指导用户。”

可以完成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已经完成。很多冠状病毒天然具有弗林蛋白酶位点，这些位点非常多样化，并且来自随即突变。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侵入人类时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石博士可以仅在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的弗林蛋白酶位点做些剪切和粘贴，就可以制造新冠病毒。

2020年5月，中国科学家在《细胞生物学》（Cell Biology）期刊发表论文称，他们在云南采集的蝙蝠样本中发现了一种名为RmYN02的新型非典样冠状病毒株：“自从发现SARS-CoV-2以来， 出现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关于这种病毒源于实验室的说法”，论文的第一作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史卫峰写道，“特别是有人提出S1/S2插入很 常见，可能表明实验室操作。我们的论文非常清楚地阐明，这些事件在野生动物中自然发生。这为反驳SARS-CoV-2是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蝙蝠样本于2019年5月采集，但是拭子中的RNA与2020年1月初送去测序。“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最初看起来很不寻常的插入事件，实际上 可以在动物贝塔冠状病毒中自然发生”。史卫峰说。（注10）

另一种观点认为，整个RaTG13病毒是炮制出来的，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除了这种病毒以外，还有一种和新冠病毒最相似的蝙蝠病毒，由上海以东约一百英 里处舟山岛上的军事研究人员发现。在2015到2017年期间，从334只小菊头蝠采集的样本中鉴定了ZX21和ZC45两种新病毒。这些病毒感染了乳 猪。科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蝙蝠是非典病毒的天然宿主。（注11）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解放军南京军区医学院对收集蝙蝠如此感兴趣，这项研究原是武毒所的专长。发表论文的科学家是在研究生物战吗？上述病毒中的一种是否被用作新冠病毒的主干而成为军事项目的一部分？这是阎丽梦博士在几篇论文中提出的理论。（注12）

中国出生的阎丽梦博士曾在裴伟士（Malik Peiris）创办的著名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职，当中国大陆警告香港科学家对所知信息要保持沉默后，阎到美国寻求庇护。但是阎博士的指控遭到美国病毒 学家的批评和嘲笑。她的报告并没有真正让任何人相信这些来自舟山岛的蝙蝠病毒，ZC45或是ZX21，在了解新冠病毒起源中的特别重要性。

所以，在新冠病毒首次出现在武汉的12个月以后，还没有人找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这一证据，究竟是哪种动物可以成为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也没有人给出这一解 释，蝙蝠病毒如何自然突变成为不仅可以感染人类，而且还能如此轻易地人传人。总体而言，关于病毒还有大量未知的因素，而且和野生动物有关的病毒，例如蝙蝠 病毒等，还有大量病毒有待识别，这意味着即使还需要一段时间，研究人员也终究会破解这些未知数。然而，就连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也没有真正解释出一种蝙蝠 病毒是怎么传给骆驼，又怎么感染了人类。同样，也正像非典病毒是如何传播的，也没有真正的解释，因为非典病毒并非存在于野外的果子狸。

很多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能在实验室里制造，而后泄漏，但是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然而，看起来石博士和其他人确实竭力而又笨拙地在隐藏一些东西。她的 解释自相矛盾。她给《自然》杂志一套叙事版本，把另一套矿工死因归咎于霉菌的版本，给了《科学美国人》和《科学》杂志。（注13）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早就知 道病毒的真正来源，故意销毁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新冠病毒是人造的）证据，就不等于没有证据。以下的几章观察事态的进程，以了解政府为何如此行事。

Subbaraman, Nidhi: ‘”Heinous!”: Coronavirus researcher shut down for Unhan-lab link slams new funding restrictions’, Nature 21 Aug. 202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856-020-02473-4(11 Feb. 2021).

Piplani, Sakshi, et al.: ‘In silico comparison of spike protein-ACE2 binding affinities across species; significance for the possible origin of the SARS-CoV-2 virus’, 21 Nov. 2020, https://arxiv.org/abs/2005.06199(11 Feb. 2021).

Hu B., Zeng L. P., Yang X L., et al.: ‘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 PLoS Patbog, 2017;13(11): e1006698,30 Nov. 2017, doi:10.1317/journal ppat.1006698.

Ibid.

‘Using the reverse genetics technique we previously developed for WIVI(23), we constructed a group of infectious 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 (BAC) clones with backbone of WIVI and variants of S genes from 8 different bat SARSr-CoVs.  Only the infectious clones for Rs4231 and Rs7327 led to cytopathic efforts in Vero E6 cells after transfection (S7 Fig).  The other six strains with deletion in the RBD region, Rf4075,Rs4081,Rs4085, Rs4235, As6526 and Rp3 (S1 Fig)failed to be rescued, as no cytopathic effects was observed and viral replication cannot b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n Vero E6 cells (S7 Fig).  In contrast, when Vero E6 cells were respectively infected with the two successfully rescued chimeric SARSr-CoVs, efficient virus replication was detected in all infections (Fig 7).’

Addendum to: Nature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012-7 published online 03 February 2020.

Liu P., Jiang J.-Z., Wan X.-F., Hua Y., Li L., Zhou J. et al.: ‘Are pangolins the intermediate host of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2020, PLoS Pathbog 16(5): e10084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pat.1008421.

‘This week in virology’ no.591, 15 March 2020, https://www.microbe.tv/twiv/twiv-591/.

Yount, Boyd, et al.: ‘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PNAS, 28 Oct, 2020, doi.org/10/1073/pnas.1735582100.

Hong Zhou et al.: ‘A close relative of SARS-CoV-2 found in bats offers more evidence it evolved naturally’, Cell Press, 11 May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16/j.cub.2020.05.023.

Hu D., Zhu C., Ai L. et al.: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infectivity of a novel SARS-like coronavirus in Chinese bats’,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Vol. 7 (1): 154,pp.1-10,12 Sept. 2018,doi: 10.1038/s41426-018-0155-5; Yan, Li-Meng, Kang, Shu; Guan, JIe; Hu, Shanchang: ‘Unusual Features of the SARS-CoV-2 Genome Suggesting Sophisticated Laboratory Modification Rather Than Natural Evolution and Delineation of Its Probable Synthetic Route’, 14 Sept. 2020, DOI: 10.5281/zenodo.4028830; Hu, Dan et al: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infectivity of a novel SARS-like coronavirus in Chinese bats’,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2018) 7:154,DOI 10.1038/s41426-018-0155-5 www.nature.som/emi.

Yan Li-Meng, Kang, Shu; Guan, Jie; Hu, Shanchang: unusual Features of the SARS-CoV-2 Genome Suggesting Sophisticated Laboratory Modification Rather Than Natural Evolution and Delineation of Its Probable Synthetic Route’, 14 Sept. 2020, DOI: 10.5281/zenodo.4028830.

Qiu, Jane: ‘How China’s Bat Woman’ Hunted Down Virus from SARS to the New Coronavirus’, Scientific American, 1 June 2020,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chinas-bat-woman-huted-down-viruses-from-sars-to-the-new-coronavirus1/?fbclid=IwAR0ZFPmkgMfZEQPd3RPYTlaeAuQadQTTF8qbtvHXW1 ogrtPJMa 1gAqYijEk (11 Feb. 2021).

十七       保密阻止了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

在武汉封城前的几个月里，中国政府本可以控制住疫情。我们知道，到2019年11月，新冠病毒在武汉的传播范围已经足够广泛，足以感染了把病毒带到海外的 人群。这表明，实际感染的人数远比武汉各医院12月记录的少数病例要多得多。12月下旬在医院正式记录的患者是44名，2019年全年病例是200例。但 已经确定的是，2019年12月，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患者血液检测表明，他们已经具有影响病毒附着和进入的抗体。而且，这些海外患者大多数并没 有去过武汉。如此推理，这无疑表明，在武汉医院记录12月初的病例之前，病毒就开始传播了。

一旦确认了第一例新出现的病毒病例，中国政府通常只是反向工作，即追踪每个病毒携带者的曾经所在和他们接触过的人。2015年，曾有一名中东呼吸综合症病 毒感染者抵达中国，当局仅用了24小时就锁定了100名和他接触过的人。所以，在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追踪到前200名患者的所有接触者。因为这里不仅有强 有力的监控设备，还有在缺乏隐私保护的条件下监控公民活动的人力。这种寻迹和追踪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做得都好。

事实的确如此。因此，中国政府必须确认传播链中第一人的身份。如果这样做，政府不会分享这些信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进行寻迹和跟踪操作，政府也没有义务解释为什么不去做这项重要的日常工作。

想象一下，如果政府这样做，将病毒的起源追溯到武汉的一个实验室：那么所有相关人员都将承担刑事责任。那些赞助这项研究的人也难逃指责。与此相关的每个 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生态健康联盟，也要分担责任。影响将是巨大的，将波及整个生物技术行业。这将引发一场政治地震，甚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因此，很多 人出于既得利益，会制止任何有关这种可能性的调查。

中国政府最初采用的叙事，是把疫情和武汉海鲜市场出售野生动物有关的人联系起来。这是2003年用来解释非典的做法，并且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中国宣布吸取 了非典的教训，禁止出售濒危物种，并通过全国疾控中心建立了预警系统。即便如此，新疾病的爆发仍然是中国的过错。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后，没有发现或处罚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商。中国应该承认疾控中心运行的预警系统的失败。这也没有发生。相反，舆论不再将新冠病毒和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相联系，也许是为了避免任何责 任。

仿照美国的疾控运作系统，中国疾控中心于非典流行以后成立，受国家卫健委领导，正司局级。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一位富于才干、思想开放的科学家，他最初学 习兽医，后由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 英国最大的生物医药研究赞助者之一----译注）资助在英国牛津大学（1991年）学习，在美国哈佛大学（1999年）作研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他被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等高位和巨额奖金所吸引，回到中国。《中国日报》报导过一则精彩消息，2013年，当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造成威胁时，高福团队只 用了几周时间就发现了这种病毒如何侵入细胞，从而为开发疫苗和有效药物的治疗方法提供了宝贵见解。同年，《中国日报》报道称，当H7N9型禽流感在中国出 现时，高福团队发现家禽养殖场是A型（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

高福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爽朗，在国际场合沟通非常容易。2014年9月，高福率领63人的中国移动实验室测试团队，前往塞拉利昂提供援助，抗击埃博拉 疫情。《中国日报》报道说，“高福团队发现了埃博拉病毒如何进入细胞并感染人类，在与病毒的斗争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这项研究成果在科学杂志《细胞》 上发表，为防控埃博拉病毒提供理论依据，为开发药物提供新的方向。”

这篇报道引用高福的话说，“我们这些研究传染病的人，总要站在自然灾害的最前线，因为瘟疫往往在灾害之后发生，我们的责任就是预防。”高福于2017年出 任疾控中心的工作，这项宝贵人才的任用，有助于中国政府利用疾控中心的工作来提升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疾控中心位于北京郊区一处新 的办公楼群。

2011年曾为高福的博士研究生，现为高福团队成员的宋浩说，高福关注世界上所有有关病毒的新闻，并且非常注重细节。

宋浩说，“这就是为什么病毒一开始传播我们就能做出迅速反应，因为我们从病毒出现的那一刻就开始研究它。”高福和病毒免疫学家刘欢成功地合著了一部专著《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阐述流感病毒的历史及传播。

到2019年冬天，疾控中心已经完成了几百名员工的疫情应对技术培训，建立了全国传染病即时报告系统。这一系统于2004年启动，2008年在世界卫生组 织的帮助下，增强了系统功能。一旦发现任何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医生必须立即登录上网做记录。随后，系统将向地方和国家疾控中心官员自动发送警报。到 2013年，系统所需的报告时间已从五天减少到四天。

在2015年9月，在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的研讨会上，高福作了长篇发言，他表彰中国体制现在的效率，在党和副总理直接领导下协调事务的有效性，以及广泛的地方疾控中心网络报告的可靠性。（注1）

高福提到，一名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携带者进入中国后，仅在短短48小时内，就有100多名接触者被追踪到。此后几年里，高福多次发表演讲，强调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时，最好是让公众参与，保持开放，鼓励公众自愿参与。这样人们既可以为自己做好预防，也不致因各种传言而感到恐慌。

然而，这个系统在武汉却失灵了。医务工作者并没有把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的详细信息输入数据系统，原因是医生和护士要接受医院领导的指示，而医院领导要等待 当地党委的批准。非典流行之后，政府制定了关于传染病传播信息的严格规定，武汉的党政领导都必须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各医院领导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注 2）

也可以这样想象，武汉的党政领导层知道一场严重的冬季流感正在蔓延，患者已经挤满了各个医院。如果他们公开宣布有一种新的神秘病毒出现，所有患者就会蜂拥涌向医院。局势很快就会失控。所以最好不让消息传播出去。

疾控中心的系统应该保存这些病例：患者有发烧、疲劳、咳嗽和四肢酸痛，但是流感检测为阴性。武汉有些医院的医生对患者做了肺部扫描检查，发现严重的肺部损伤后，他们把样本送到了私营公司的实验室。到2019年12月20日，已经出现了至少60名患者。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武汉江汉区疾控中心基层官员王文勇，在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新华医院）关于不明肺炎患者的报告后，就开始行动起来。他 去了另外几家医院，发现了更多病例，然后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已知最早的测试是由广州的微远基因公司于12月24日所做，他们对一名12月18日发病的患者 采集了样本。12月27日，微远基因和武汉有关领导及中国科学院分享了基因组。据有些报道称，这些样本被要求销毁，因为这揭示着疫情何时开始。

如果系统一直在运行中，那么在北京的高福应该获悉这些令人警醒的未知肺炎病例的信息，然后他会通知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将进一步报告国务院，进而与其他 部委协调行动。第一步是成立一个应急小组，然后向武汉地方政府下达指令。相反，武汉医院的医生把他们对疫情的关注通知了医院领导及上级，武汉市政府随后于 12月30日发布了两份内部通知，就神秘肺炎病例发出警告。

一则通知要求武汉中心医院和协和医院寻找和海鲜市场有关的不明肺炎病例。当局显然已经从这些医院得知，在过去的四周里有大约25个病例，其中20例和海鲜 市场有关。当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武汉市卫健委公布了27例肺炎病例和海鲜市场相关，并称经他们调查，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上述两家医院都地处海鲜市场和 武汉疾控中心附近。另一则通知要求立即清理海鲜市场。据报道，市场西侧是大多数动物笼子堆放的地方，特别难闻，“满地垃圾，地面潮湿，通风不良”。当局下 令对这里清洁和消毒。一家本地的武汉江卫消毒公司立即前来消毒。

与此同时，一个大约100人的医务工作者微信群，被当局迅速关闭。眼科医生李文亮等向同事们警告新的非典样病毒的危险。这些医生没有联系媒体或疾控中心。 相反，前述两则行政命令的副本泄露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高福就此得知疫情爆发。12月30日晚，他在就寝之前查看了手机上的警报。次日上午11点左 右，在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也以同样方式获知了疫情。

根据石正丽的说法，疾控中心于12月30日晚7点给她发送了七名患者的样本，并要求她立即作紧急分析。石正在上海，她立刻乘火车回到武汉开始工作。这似乎 是高福在北京听说的疫情爆发之前。也许是省政府给她发送的样本。石正丽团队着手作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测试，并把样本送到另外两家研究所去获得完整序 列，而没有使用他们自己的测序仪器。

高福随即联系了武汉疾控中心，让他们立即去海鲜市场取样。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及时到达并从笼中动物身上采集样本，据江卫消毒公司的一名官员表示，他看到 武汉疾控中心的人对动物取样和处理动物尸体。市场上没有穿山甲、果子狸或蝙蝠。前来的工作人员从动物尸体（主要是狗和兔子）的皮毛和粪便上采集了大约70 到80个样本。

2020年1月1日，国家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带队从北京抵达武汉时，整个海鲜市场已经消毒后关闭了。这就是说，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只能从摊位、下 水道、物体表面、用具及周边采集样本，而不是从哪种动物身上采集。但是后来，疾控中心声称他们确实采集了样本，是从向这些市场供应“野生”动物的农场那里 采集的。

三周后，高福表示，海鲜市场在他的团队开始研究之前已经关闭。1月22日，一则新闻报道称，科学家在海鲜市场上采集的十五个样本中发现了冠状病毒，但是还 不确定病毒的携带者是人还是动物。如果是动物，那么是哪种动物？高福博士曾一度认为感染源是竹鼠，一种在当地农场饲养并在市场上出售的食用动物。

高福在1月份两次声称这种病毒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在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解释说，病毒的来源可能是野生动物和它们污染的环境。然后，病毒开始变异，并能够人传人。他很确定地说，“病毒的来源就是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另一则消息来源称，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从海鲜市场各处采集的585个环境样本中，有33个病毒检测呈阳性。阳性样本来自遍布市场的摊位、和动物有关的物 体表面、墙壁和用具等。对于动物和向市场供应动物的养殖场做了评估后，所有139个样本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虽然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追查市场上野生肉类 的供应商，但是没有公布这些供应商和他们饲养动物的信息。由于没有野生动物感染源的证据，这个说法就结束了。

到了3月，高福改变了他的观点。他告诉《科学》（Science）杂志，病毒可能并非源自市场。他说，市场也许是病毒“放大”的地方，这就是说，病毒始于 某地，但是在市场迅速扩散。他告诉当地一家电视台说，市场上的动物样本不含病毒。野生动物交易和新病毒之间不再存在真正的联系。市场会吸引大量病毒，但是 即便从市场表面采集的样本中发现病毒，也无助于确认其来源。病例可能都是由一个超级传播者引起的。

据报道，疾控中心官员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他们将绘制出一个流行病地图，显示哪些动物在哪里，以及哪些患者曾经到过市场的哪些角落等详细信息，但是这样的地图没有发布。

首批41例确诊病例中只有27例“暴露”于市场，而12月前两周的四例初始病例中只有一例。也就是说，首批病例中的80%与市场无关。

另一个理论----病毒来自武毒所实验室----必须被推翻。石正丽尽力这样做。她说，她查看了病毒的序列，并和自己的蝙蝠病毒数据作了比较，没有发现任 何线索。正如她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科学美国人》杂志所说，没有一个序列和她的团队从蝙蝠洞穴中采样的病毒序列相匹配。“这真让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已经好几 天睡不好觉”，她说。她还“反复地翻阅自己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查核实验材料，尤其是在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有没有处理不当”，她得出结论说，事故不可能 从这里发生。

我们应该相信她的话。但是到2月，石正丽又把这件事搅浑了，她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以前没有报道过的蝙蝠病毒RaTG13，这种病毒和新冠病毒非常接近。这使得动物理论保持了活力，但是没有把任何责任分派给实验室。

这年上半年，官方的说法发生了变化，表明很多早期病例实际上是与海鲜市场无关的人。这些早期患者既没有在那里工作，也不是市场附近的人。于是这样的概念便 浮现了：云南一处偏远洞穴里的蝙蝠，或者是直接以未知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某种未知的中间哺乳动物感染了一个无名氏。然后这个无名氏感染者直接去了武汉，在 途中没有感染任何其他人，但随后在武汉感染了又一个无名氏，这人就开始了流行病。

显然，中国的科学家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这么多的未知数，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推出在任何方面都不负责任的概念。没有人责怪谁，也许除了这个或那个地方党政官员，因为他一开始就行动太慢而无法阻止流行病。

《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记者的深入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在本可以阻止病毒传播的关键时期，主要是由武汉当地党政领导采取了行动。（注3）

武汉地方的决定显然没有征求湖北省委领导的意见，更不用说北京的高层了。他们试图遏制日益严重的危机，以挽回面子，并确保他们的政治会议不受这场新出现危 机的干扰，但是没有成功。地方领导刚刚举办了世界军人运动会，他们希望自己的城市能够尽快拥有和北京、上海一样的新地位，这将有助于武汉市委书记获得政治 局席位。武汉市还在筹备年度会议，来自全省的几百名高级官员齐聚一堂，商讨下一年的目标。人们还认为，这些不计后果的独立行动的影响，因不同部委之间的官 僚混乱和互相竞争的权力范围，会进一步加剧。

美国记者倾向于通过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棱镜来看待中国的事情。美国是由独立州组成的联邦体系，因此不论是联邦和州官员之间的权限战，还是华盛顿政府各个部门的名称，都成了好莱坞电影的主要情节。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字面上看起来相似，其实不然。

中国所有党的官员都是这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内纪律严明的成员。党有自己高度机密的联络系统。中国官员也有西方民主国家常见的头衔，如市长、省长、部长或国家 主席。这些头衔没有多大意义，官衔的存在只是外表，是对世界其它地方规范的一种认可。没有市长或省长回答选民的问题，官员们不受任何独立司法机构的监督， 也不受任何地方立法机构的审查。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三权分立。官员的忠诚就是对党的完全忠诚。

中国的安全系统也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任何重要人物的行为都可能受到告密者网络的监视。中国的克格勃不像苏联那样有个名称，但运作方式是 一样的。在中国，任何官员都不会主动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担心----这是对的----他们受到监视。然而，很多西方人认为，那些违反规定的党的官员害 怕被整肃，要么被枪杀，要么被劳改，就像1930年代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一样。这全是错觉。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知道，如果发生了灾难而官员处理不当，只要他们证明自己按中国的说法一直“遵守党纪”，他们就是安全的。这样的体制会保护他们。 2008年四川发生地震，因劣质建造的学校建筑倒塌，造成数以万计的学童丧生，事后只有一名基层官员被判刑入狱。或者当成千上万农民因献血而感染艾滋病毒 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被追究责任。

在中国帝制时代，通讯缓慢且不确定，各省官员在寻求和获得皇上的圣旨之前，可能被迫先行行动。然而，就在使用手机即时通讯的今天，很难相信武汉市委书记的 行动是出于主动。这当然有可能，但是，极不可能。如果这次爆发始于11月，直到12月下旬才传到武汉党政高层领导耳朵里，难道他们会合谋对北京的上级瞒报 近一个月？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武毒所在10月间发生实验室泄漏，那么武汉官员就是从10月到1月中旬----三个半月的时间一直保密。

1月27日，武汉市委副书记周先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做了一个对不起但不真诚的道歉。周说，纪律束缚了他的手脚，因为需要北京批准才能发布敏感信息，对疫情的早期管理和披露信息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周先旺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我们把这个门关了，有可能把疾病阻断了，但是在历史上我 们都会留下骂名。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我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 好我们都愿意”。

2月中旬，北京更换了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这是一次政治改组，而不是惩罚。他们既没有被指控违反党纪，也没有因单方面采取或推迟行动 以防止病毒在全世界传播而受指责。相反，当武汉封城结束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胜利战胜了病毒，归功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党中央的强大领导下，中国 有效地防止了病毒传播，“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说，“决策、医疗、科研和社会治理都遵循科学规律”。

即使高福发现了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也无法说服当地医院开始使用网上报告系统。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党内指示，下令封锁消息。各医院被明确告知不要使用 疾控系统。凡是作过检测的实验室都奉命销毁样本或将样本上交政府。任何人都不得发表关于新冠病毒的独立研究信息。规定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向外界公 开有关疾病的医学信息”。从1月4日起，任何人都不允许再报告新病例，在此后的两周内，中国境内外都没有报告新病例。中国不再有人传人。

据报道，在北京的高福博士对此非常恼怒，在和美国同行的通话中，他几乎掉下眼泪。高博士走遍世界，他炫耀中国的疾病监测系统有多先进，比落后的非洲国家要 好多少，这对高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对于任何一位熟悉和中国打交道的人来看，任用高博士似乎是向外国人展示中国的开放和合作姿态。看起来高博士只被赋予了 一些象征性的权力，而中共一直为本身保留真实的信息，把他排除在真正的决策之外。

中国政府管理信息流的努力并不成功，反而一再被事态的发展所逼迫。武汉市中心医院把一名海鲜市场41岁男性商贩的样本送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这里有一所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上海的这组研究人员立刻着手对基因组进行测序，当时他们对疫情还没有太多了解。1月5日凌晨，他们发现了一种和非典病毒非常相似的病 毒，这种病毒带有一种能和人类呼吸道结合的刺突蛋白。

团队负责人张永振教授立即向国家卫健委报告，并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把基因组信息上传到了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几天后，《华尔街日报》爆料称，中国正在应对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这迫使中国政府在1月9日首次公开确认。

两天后，张教授的同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同事爱德华?福尔摩斯（Edward Holmes）打电话给他，要求允许在网上发表文章。当福尔摩斯在Virological.com网站发布时，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次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正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了基因组。

福尔摩斯博士说，他知道1月3日的关于禁止公开发布的通知。他说，“我们决定继续进行，因为这是事关全球的重要问题，必须要做。”结果，上海的这所实验室于1月12日被关闭进行“整改”，三周后才重新开放。

一旦有了基因组的信息，众多专家很快就认识到，这种病毒像感冒或流感一样感染呼吸道，因此必须假设这种病毒具有快速人传人的高风险。

张永振教授说，他打电话给武汉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赵苏，要求提供患者样本的临床数据。然后，张教授动身前往武汉，1月8日，他和武汉的高层公 共卫生官员在晚餐时交谈。张教授说，“我有两个判断：一、这是非典样病毒；二、这种病毒通过呼吸道传播。所以我有两个建议：首先是采取紧急的公共措施来预 防疾病；其次是开发抗病毒临床治疗方法。”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冠病毒基因组信息----不是从上海医学院或疾控中心得到的基因组信息，而是从武毒所获得的。通常，只有随着基因组公布，才 能开始设计检测试剂盒。石正丽团队于1月12日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上传了基因组----恰在爱德华?福尔摩斯在澳大利亚公布之后。

对病毒基因组测序，并和其它病毒作比较，不会超过一天时间。实际上，石正丽告诉一些记者说，她在几天内就完成了基因组测序。2019年12月，这一测序工 作已经由广州的一家私人公司完成。国家疾控中心在1月3日完成测序，武汉大学于1月7日完成。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于1月5日完成，香港科学家也于1月上旬 完成。

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除了守住信息以外，党显然在两周内什么也没做。这种不作为可能不是武汉官员的错。与此同时，感染链正在呈指数级增长。

12月31日，台湾的专家发现来自武汉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立即采取行动，开始对武汉到台湾班机上的乘客做机上健康检查。同一天，台湾成为第一个向世界卫生 组织提出人传人问题的国家。向世卫组织的报告中，提到“至少七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并指出患者正在“被隔离治疗”。这清楚地表明了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 性，否则没有必要这样做。

来自中国的疾病总是首先在香港出现，早在1月2日，香港就出现了来自武汉的首例确诊病例。截至1月6日，香港已经有21名隔离患者，其中无一人去过武汉那 家海鲜市场。香港随即把应急级别提升到严重等级。同样令人吃惊的是，香港并没有2019年的病例记录，这表明新冠病毒在此之前确实没有在武汉以外传播。

香港大学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在1月4日就警告说，这种疾病极有可能人传人。据中国病毒学家阎丽梦说，香港的科学家们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要求他们保持 沉默。阎丽梦说，她在港大的导师潘烈文博士要求她调查一组奇怪的病例。她说裴伟士教授也知道这种疾病具有危险的传染性，但是不愿说出来。

1月8日，从武汉飞往泰国的班机上，一名女乘客出现流鼻涕、嗓子痛和发高烧的症状，泰国机场工作人员立即把她隔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Chulalongkor Universiy）苏帕蓬?瓦查拉普雷萨迪教授（Supaporn Wachrapluesadee）团队发现这名妇女感染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瓦查拉普雷萨迪教授向泰国政府报告了此事，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寻找匹配的序 列。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布任何序列，她没有找到任何与之匹配的序列。

1月9日，在武汉有一名61岁的男性患者去世，这是已知的第一例死亡病例。直到1月11日才公开披露。

1月12日，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袁国勇教授向中国卫生部门的官员警告说，这种疾病疑似人传人。1月13日，泰国公布了首例新冠病毒病例，一名来自武汉的51岁妇女，她在武汉时曾去了一家蔬菜肉类市场，但是没去过那家海鲜市场。

1月13至15日，台港澳专家组抵达武汉实地考察。十天没有新增病例，看样子疫情结束了。然而，台湾疾控中心莊银清说，北京一名官员承认“不排除有限的人 传人的可能”，但是坚称在中国没有社区爆发。莊认为武汉官员是在“试图隐瞒什么”，因为当他们反复问及这种疾病的传染性时，回答总是含混不清。后来，一名 官员承认，有两个家庭的群聚感染病例，其中一家是一名丈夫和他的瘫痪妻子。莊银清说，“这位妻子去海鲜市场的可能性为零，我们可以肯定是丈夫传染给了妻 子。”

1月18日，另一支队伍抵达武汉，其中有来自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的高福博士和钟南山院士。钟南山院士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学习，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率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去救治第一批非典患者而闻名。专家到达后，当地官员显得既诡秘又焦虑。专家组巡视了医 院，询问了工作人员，听说有十四名医务人员被一名患者感染。这就是人传人的证据，令人警醒的证据。

然而，从1月5日到18日，武汉当局没有报告任何新病例。直到1月20日，中国媒体才首次报道了一种新病毒具有人际传播的可能性，但是直到1月22日才得到官方证实。

前往武汉的专家团队看来打破了平衡，他们说服北京党的领导层宣布大流行。“我们有一些群聚感染的疑似病例，但是后来这些病例都确诊了（……）因此我认为，毫无疑问（病毒可以人传人）”。4月，面向海外观众的国家广播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采访高福博士时，他解释了他们的想法：

“当然，我们讨论了人传人，我们也谈到这是传染性非常强的人传人，还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我们知道这种人传人的问题的严重性，它有多严重。因此，作为 特别高级顾问组成员，我们看到了这个严重性。所以我们一到武汉，就和很多人交谈。我们有一些群聚感染的疑似病例，但是后来这些病例都确诊了。

因此我认为，毫无疑问。所以我们在1月19日晚上举行了这次新闻发布会。钟南山院士和大家都说，我们五个人在那里。我在发布会上说这个病毒，因为大家都以 为病毒的来源是动物，它完成了‘跳跃’。我把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称为‘跳跃’，并且完成了有限的人际传播阶段。到1月20日，我们说病毒完成了三个步骤， 变成传染性更强的人传人。”

从此武汉封城，持续了76天。显然，中国人本可以更早采取行动，就像台湾人那样反应迅速。他们难道不能宣布武汉进入紧急状态，并在12月底就封锁吗？这样 就可以避免全球大流行。如果数字可信的话，武汉在12月份的新冠病例还只有几百例，但是到1月12日，已经超过15,000例。武汉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每 周有几百万人经过这里。

至今仍然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月的延迟（如果不是更长的话）。可能只会是这样，就像美国电影《大白鲨》（Jaws，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恐怖片----译 注）里虚构的小市镇艾米蒂，当地市长不想在7月4日独立节假期关闭海滨，这样对生意不利，于是顺从领导的法医就把第一个鲨鱼受害者的死因归咎于划船事故。

也许，他们在等待更多关于病毒致病性的证据出现？这有点道理。医生、病毒学家或官员可能非常谨慎，他们经常发出类似狼来了的喊叫，一再警告这种或那种，猪流感、禽流感已经感染了人类，或者新的西班牙大流行即将开始----其实在少数病例出现后威胁就消退了。

即便对于11月和12月发生的事情只能推测，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保密，是部分原因。中国官员很可能一直在隐瞒实验室事故或 秘密武器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保密是正当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这样做。无论真正的病毒起源是什么，他们都会尽可能长时间对疫情保密，因为中 共认为保密比公共卫生和其它任何事都重要。在非典爆发之后，为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出台的严格的保密法，和中国各方面信息的保密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确 实，如果地方官员把事情办坏了，保密制度可以帮助他们逃避审查，但真正的目的是确保党可以继续声称自己的功绩，避免当前的失败和过去的罪责而受到追讨。这 个保密制度不是秘密。这是公开宣布的政治纲领中的一部分，旨在继续实行一党专制，挫败开放社会的出现。

病毒学和医学科学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发展得最为兴旺，因为知识在这里可以立即共享和汇集。如果非典或新冠等疑似新病毒的消息一经出现，世界各地就会联合起来，迅速敲响病毒人传人的警钟。人们会自己行动起来，避开武汉。外国会停止从武汉起飞的航班。

另一方面，注意到一个悖论也很重要。中国的保密制度也鼓励了很多个人和组织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热情地支持中国。这些人认为，支持和赞美中国是他们获得最低限 度合作的唯一途径，为此他们不惜攻击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批评和施压中国的声音。他们认为，如果你冒犯了中国，事情会更糟。这也意味着你如果不相信中国所说的 任何话，或者你相信了未经证实的阴谋论，你都会受到指责。下面几章介绍这些是如何运作的。

Session 5 Part 2: Gao, 28 Aug. 2015, https://www.youtube.co./watch?v=INrz0Eri5Ow.

Pages, Jeremy, Lingling Wei: ‘China’s CDC Stumbled When it Mattered Most’, Wall Street Journal, 17 Aug.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cdc-built-to-stop-pandemics-sutmbled-when-it-mattered-most-11597675108(11 Feb. 2011).

Kang, Dake:’ China Testing Blunders stemmed from secret deals with firms’, Associated Press, 3 Dec.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virus-testing-secret-deals-firms-312f4a953e0264a3645219a08c62a0ad(11 Feb. 2021).

十八       “都是假的”

武汉的欺瞒和蒙骗

2020年1月，在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发表安抚话语之时，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武汉的医院里挤满病人、死在过道里的人、尸袋装满救护车的画面。一种新的致命病毒正在失控地传播着。

现实略有不同。整个1月份，武汉各医院确实有几千人在等候，排队长达八小时之久，但是他们是在等待检测，而不是接受治疗。可是，检测盒短缺。如果没有检测 阳性，就得不到治疗。人们说，得到检测阳性的结果很难，简直就像中彩票一样。如果患者检测结果不是阳性的话，就不会被医院收治。而检测常会出错，显示假阴 性。未经检测或检测假阴性者，只好回家，再去感染别人。

有报告显示，有些人即使明显感染了病毒，检测结果也会出现阴性多达六次之多。这就是李文亮医生的遭遇，这位眼科医生向人们发出了疫情警报，却受到中国当局 的训斥。文亮在治疗一名患者时，不知道这名患者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随后他自己出现了咳嗽和发烧的症状。他做了五次检测，最终得到阳性结果。只有这样，他 才能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得到治疗。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1月30日李医生发帖：“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可是已经为时太晚。 李医生于2月7日病逝。

当局决定，只有核酸检测显示病毒呈阳性者，才能视为确诊病例。由于医院病床有限，只能优先考虑阳性患者。广泛应用的方法是核酸检测----使用棉签收集鼻或咽喉粘液，由护士或其他医务工作人员操作。

不仅测试盒严重短缺，而且现有测试盒的测试效果欠佳，致使国家疾控中心从疫情开始就难以采取果断措施。现有的检测方式既不能监测病情，加之有缺陷的检测系 统，也不能让科学家和官员们认清病毒的传播速度。根据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估计，由于测试盒的缺陷和不足，截至1月31日，每十九名感染者中只有一人接 受检测并且结果呈阳性。从发病到确诊的平均时间长达23天。所以中国官方的数据比现实状况要落后三周。

石正丽在1月3日前提出可以作检测，但是疾控中心不准许她得到更多样本。根据美联社对40位消息人士采访的详细报道说，中国不期望建立一个开放的合作机制 来承担新的检测工作。相反，他们在1月10日对检测方式作了秘密评估。1月12日以后，国家卫健委要求全国医务人员只限使用这三家上海小公司生产的测试 盒：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伯杰医疗科技公司。两天后，中国最高卫生官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召开内部电话会议，下令为大流行秘密 作准备。此后，国家疾控中心开始分发本中心批准的测试盒，并放宽了确诊的范围。伯杰公司立即通过微信接受全国各省疾控中心的订货。

被选中的三家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公司都和疾控中心有私人关系----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走后门”。这就是说，辉睿、捷诺和伯杰公司向疾控中心购买了相关 数据和销售权。据美联社报道，这三家公司各自支付了100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禁止其他科研人员和机构使用自行研发的测试盒。原本负责培训的 疾控中心官员谭文杰，受命负责开发检测试剂盒。谭表示他确保这三家公司很快能收到病毒样本，并开始测序。（注1）

谭文杰随后提出了检测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在秘密选择过程中仅限提供给上述三家上海公司。其他公司也希望获得样本，以便创建本公司的检测试剂配方，但是疾控中心对这些公司所作的努力表示谢绝。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获悉，他们不必自行检测和报告病例，而要把患者样本送到北京一处指定的实验室做全面测序，这样既复杂又耗时。否则病例数将不会被计入全国新冠病例总数。一名疾控中心实验室技术员说，“这根本不正常。他们就是想让我们尽量少报和不报确诊病例。”

武汉的各医院也必须把病毒样本送到这些中心实验室。这些做法使确认新冠病例的检测更加复杂。医院只能使用获准的上海三家公司生产的测试盒。但是，在医院收 到测试盒后，发现其中很多不能正常使用，常出现不确定的检测结果或假阴性。此后，疾控中心仍然阻止医务人员使用其他公司生产的质量较高的产品，哪怕是检测 结果更准确。

捷诺公司当时的员工不足百人，而竞争对手都有几千人。这家公司是制药业巨头国药集团的子公司，国药集团曾用进口测试盒和外国技术来扩大业务，尚未开发自己的产品。

2019年10月，国家疾控中心负责培训的谭文杰，在捷诺公司组织了新发呼吸道疾病的内部培训项目。2019年11月，捷诺公司得到了向疾控中心销售测试盒的合同。12月，他们又获得了向谭文杰研究所销售测试盒的合同。

2017年，伯杰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赵百慧辞去上海疾控中心微生物实验室副主任技师的工作。其实她还在疾控中心负责采购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伯杰公 司。五年多以来，赵百慧通过中介把测试盒套件出售给疾控中心。随后和她丈夫的工作单位上海海关签订了销售合同，又和上海疾控中心办公室签订了另一份销售合 同。

第三家公司辉睿，创始人李辉是疾控中心负责测试盒的官员谭文杰的长期合伙人。两人在2013年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冠状病毒检测的论文，还和上海疾控中心“共同开发”了一种用于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检测试剂盒。

1月16日，第一批测试盒运抵武汉各医院后，用户发现捷诺公司的产品一直不能显示准确结果，最终停止使用。辉睿的产品也同样。只有伯杰公司生产的测试盒作 用正常。这家公司的产品之所以可靠，因为伯杰公司使用的是从美国英杰生命技术有限公司（Invitrogen Life Technologies）进口的化学原料，英杰公司是美国生物技术巨头之一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 Sceintific Inc.）科技公司的子公司。捷诺和辉睿两家公司用的是他们自行配制的化学原料。与此同时，中国医药业巨头华大基因和太龙药业等大公司也开发了本公司的测 试盒，效果很好，但是没有得到国家疾控中心的认可。湖北省其他城市迟至1月22日才收到测试盒。

到1月底，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包括伯杰和捷诺公司在内的七家公司生产的测试盒，辉睿公司的产品未获批准。武汉封城后，往这里发货运输非常困难。1月26日，地方政府开辟了快速通道，但是到2月初，武汉地区的供应仍然难以满足需求。

这时，很多发烧患者，即使有明显的病毒感染症状，也只能在家由亲人照顾，自行康复，别无选择。有些人只是在以后持续的检测中出现了阳性结果。在检测时，即 使操作正确，咽拭子也不十分准确，因为这只能检测到上呼吸道的感染，而病毒有可能已经感染到患者的胸肺部。这需要难度较高的专业操作，即通过内窥镜（摄像 头）插入肺部检查。另一种检查是肺部扫描，但是这项检查并不能确认是否感染了冠状病毒。目前还不清楚病毒是不是持续感染到肺部的下部，就像非典病毒和其它 常见病毒那样。

实验室测试分析是从唾液或鼻腔粘液中提取的核酸，即RNA，查看是否和新冠病毒株匹配。RNA转化为DNA，然后用带有新冠病毒特异性引物进行聚合酶链式 反应扩增。如果患者感染了病毒，那么RNA物质就会出现。计算机断层扫描筛查方法（CT扫描）可以显示有无液体进入肺部，但是不能证明这是新冠病毒感染所 致。例如，有可能是病毒性肺炎或细菌性肺炎。而且也不是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都有CT扫描异常。

2019年的最后两三个月，湖北省流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冬季流感。宜昌和咸宁两市报告的流感病例数是往年数字的20倍。武汉是第三个感染最严重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大批流感病例诊断皆为“原因不明”。其中有多少可能是新冠病毒病例？无从知道。

确诊困难且耗时，排队等候检测和等候结果的人潮使医院不堪重负。很多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往返医院。他们在家的时候又感染了家人。

医院和实验室缺乏训练良好的合格人才，而专业能力强的医务人员很快就超负荷工作。只有少数患者可以住院治疗，针对隔离病房的病人，医护人员的诊治方法也有 限。医院既没有足够的床位，医生也没有足够的防护服，所以医院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病例过多。再者，很多家庭付不起住院费用，这些费用往往是提前交付的押 金。如果得不到检测阳性结果，那么几天的住院治疗就会花费上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低收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只有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才能获得政府补贴。

因此，很难理解中国报告的统计数字。在没有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医生就把患者记录为“疑似”或“临床诊断”。直到2月中旬，中国才开始把“临床诊断”计入病 例总数。2月12日，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增确诊病例1.5万，是一天前病例数的五倍多。中国的《财新》杂志报道称，这是由于政府修订了确诊标准。新标 准允许湖北的医生用临床CT扫描检查来确诊，不必等待实验室结果。

如果患者去世，确定死因的唯一方法是尸检，这既昂贵又耗时，还得采用最大限度的防护措施。如果不经过尸检，就完全由医院自行决定，哪些患者可以记录为死于 新冠病毒。这样的事有先例，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医生也奉命不许记录因饥饿造成的死亡。在中国的官场和商场上，官员和商人 都有两本账，一本为公开使用，一本供内部掌握。

武汉封城结束后，中国的官方数字显示，全国近14亿人口中仅有5117新冠病例和4641例死亡。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中国官方报告的病例数尤其低，这 影响了其他国家政府对疫情的认识，人们误以为这种疾病的传染性不会很强，大概不会很快传播到本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都在加强这一概念。

根据美国新闻媒体CNN（Cable News Network）从湖北疾控中心的消息来源获得的内部文件披露，中国政府刻意隐瞒事态。官方宣布2019年的新冠病例只有44例，但是实际记录200例。 官方宣布2月10日的新增2478例新增病例，但是泄露的数字显示，当日湖北累计新增病例是5918例。另一份报告记录，截至2月10日，六名医护人员病 逝，这些数字从未公布过。2月17日，湖北省报告死亡93人，而实际死亡人数是196人。随后的3月7日，湖北报告累计死亡人数为2986人----但文 件显示，实际死亡人数为3456人。（注2）

1月23日，正逢春节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对整个武汉市实行隔离。按照十二生肖，鼠年即将开始。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一般从除夕1月24日开始，持续15天， 到元宵节结束。在农村，正值农闲。人们大多在家休闲，探亲访友，聚餐吃饺子。过去，人们在这时候赶庙会或者去看戏。现在，亿万农民离开家乡到工厂或建筑工 地工作，他们通常挤住在十人一间的宿舍里。很多工厂决定春节期间放一个月的假，这对员工返乡探亲真是难能可贵。有些夫妻二人的工作地点相距甚远，这经常是 一年中全家团聚的唯一时机。他们的父母留在村里务农和照看孙辈。

春节前夕，人们忙着往家赶，挤在商店里买礼物，准备年饭好过节。几百万人离开武汉市区和郊区的工业园区，回到湖北各处的村镇和家人团聚。武汉地处华中交通 枢纽地带，大量客流在这里换乘火车、公共汽车或驾车经过，前往各地。武汉封城几天后，市长对记者说，估计已经有500万人在此前离开了。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的数据显示，在武汉封城前的两周里，近70%的出行都在湖北省境内。据美联社报道，另有14%的旅行是前往邻省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大约2%向南到广东，其余的散布全国各地。湖北以外的旅行目的地城市集中在重庆、北京和上海。（注3）

百度根据其地图应用程序和其它使用百度定位服务的应用程序每天超过1200亿次的定位请求，收集旅行数据。只有来自同意分享其位置的用户的数据才会被记 录，公司表示数据被屏蔽以保护隐私。百度的公开数据显示了按比例的旅行，而不是记录的绝对旅行次数，不包括不使用手机或依赖百度定位服务的应用程序的人 们。

1月23日凌晨2点，政府有关部门向武汉市民发布通知，从即日上午10点起，公共汽车、铁路、飞机航班和轮渡在内的所有公共交通暂停服务。1月23日上 午，最后一列火车驶离武汉，据报道，在上午10点封城以前，大约30万人乘火车已经离开武汉。百度数据显示，封城截断了三天前开始激增的出行高峰。武汉周 边城市也争相实施出行限制。百度数据还显示，从1月23日到26日，来自武汉旅客的70%进入了十五个城市，这些城市都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旅行限制。其他国 家也迅速跟进，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和菲律宾，都严格限制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还有些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印度尼西亚，也禁止了中国来的航班。

近年来，一些富有的中国人在春节期间飞往国外，到海滨胜地或是旅游城市度假。遍布全球的十大旅游热点是泰国、日本、香港、台湾、韩国、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澳大利亚。据估计，在封城之前，有大约50万人乘飞机离开武汉。

一个异常现象值得注意，浙江省通常不是武汉人首选的旅行热点，却记录了很高的新冠病例数。浙江省有大约20万人从外省回乡过年，第一例官方报告的病例是1 月21日。浙江和意大利的感染病例之间可能密切相关。浙江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温州，也宣布特别封锁。温州以经营制鞋、小百货、服装和配饰的小型私营公司而闻 名。意大利的32万华人中，大部分来自温州，他们大多居住在米兰地区和普拉托周边地区（估计有5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华人的生意是从中国进口 廉价面料，制成高级时装或手提包，然后以“意大利制造”的标签出售。他们在工作场所工作和生活，每天工作15小时。由于这些人大多是非法移民，他们即使持 有适当证件，也不想被计入死亡和埋葬的数字中。

由于和米兰的联系紧密，温州、米兰两地有了直飞航班。人们认为，很可能是来自温州的超级传播者把病毒带到了米兰和附近的贝加莫市，这一地区很快成为意大利 乃至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伦巴第大区人满为患的医院里，濒危的病患和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令世界震惊。军用卡车被派来运送尸体去 火化。

意大利阿特兰大足球赛的成功很可能加速了病毒传播。虽然阿特兰大是个12万人的小城市，但是球队在第一次和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冠军联赛淘汰赛中，出乎意料地 取胜。由于阿特兰大的比赛主场正在翻修，44,000名球迷专程前往米兰助兴，在米兰著名的圣西罗球场为比赛加油喝彩。在阿特兰大队以4比1击败瓦伦西亚 队以后，人们在欢欣鼓舞地庆祝这场大大出乎意料的巨大胜利时，却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一系列的快速感染链。瓦伦西亚的球迷们即刻把病毒带到了西班牙。

在武汉封城后的十天里，病毒已经传播到了二十多个国家；和武汉有直飞航班的十个国家当中，有九个国家确诊病例攀升，主要发生在曾经去过中国的旅客群体中。因此，不难理解在1月13日，年度旅游热点的泰国就报告了中国以外的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

另外，恰逢春节假期，对疫情的管控也相对容易实行。政府只需宣布延长假期，让人们尽可能待在家里，不再乘坐公交工具或是到工作场所去接触更多的人。武汉封 城持续了76天，宣布解封后，高速公路和收费公路重新开放，航班和火车再次驶离这座城市。居民们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病毒携带者，就可以出行。刚开始封城的 时候，人们还准许外出购买食物，到2月中旬，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本住宅区。

2月1日，武汉封城十天后，卫生部门开始实施更严格的检测和隔离措施。政府要求检测阳性者必须进入临时野战医院，称“方舱医院”，这些是利用体育场和会议 中心搭建的。这样可以让医护人员对患者分别诊治。根据病情，有的患者需要进一步检测，有的则立即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检测阳性并出现症状的患者被送到特定的 旅馆，确诊或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则到旅馆或大学宿舍隔离。

2020年2月5日，全市开设了三家方舱医院，新增床位4000张。在此后的几周里，武汉又相继开设了13家方舱医院，提供9000张床位。其中第一家方 舱医院于2020年3月1日关闭，到3月10日，所有方舱医院都已经暂停。在高峰期，方舱医院收治了大约12000名患者。

据媒体报道，前来武汉增援的四万名医务工作者中，大部分是军医。两家新医院建成，火神山医院紧邻武汉工人疗养院，雷神山医院毗邻军运会的运动村----这 两家医院通过全天候轮班施工，仅用两周建成。这两项工程仿照北京郊区的小汤山医院，这是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用七天时间建成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医院各 自可以容纳1000名病人，配备军队医务人员。中国还建立了16家临时医院，主要利用体育场和会议中心改建。

戴口罩成为强制性规定，国家下令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制造企业增加口罩生产能力。口罩产量立刻翻了两番，达到日产上亿。在这次大流行以前，中国是最大的个人防 护设备出口国，产量几乎占全球口罩、防护服、手套和护目镜的一半。1、2 两月，政府限制这类产品出口，出口量下降了15%。

2020年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申请一项专利，涉及使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这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制药公司吉利德（Gilead Sciences）生产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实验性抗病毒药物，曾作为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吉利德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专利局提交了专利申请。武毒所要 求对未经证实的药物使用享有专利的做法受到了强烈批评。2020年2月上旬，武毒所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的第一项体外研究表明，瑞德西韦和抗疟疾药氯 喹（chloroquine）都可以有效地抑制新冠病毒。位于苏州的博瑞医药公司，未经专利持有人的许可，合成了瑞德西韦的活性成分。博瑞公司表示有兴趣 即将和吉利德公司建立自愿许可协议，声称没有侵犯吉利德的专利权，因为最终产品并未上市销售。

政府继续加强严密的监视系统。根据自动报告的健康数据和个人旅行史，阿里巴巴的应用程序支付宝建立了一个能闪烁红、黄或绿色的健康码。人们在进入商店或乘 坐公交工具前，手机的应用程序必须显示绿码。很多建筑物都配备了摄像头，在入口处扫描每个人的红外信号。手机显示的地图程序可以显示就近的诊治新冠病患的 医院。手机短信还能提示人们去检测或待在家里。随后，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在有限范围内离开住宅小区，持有绿色“健康码”和雇主证明者可以返回工作岗位。另外 还可以输入身份证号码来检查持证者的健康码颜色。商场和餐馆要求顾客扫二维码，以便记录人们的一切行踪。政府通过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告知公民，根据中国刑 法，违反病毒防控措施者可判三年徒刑，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判七年徒刑。

中央政府出台政策，鼓励订购食物等送货上门的服务。很多人六个星期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住所。快递员把食品等包裹送到小区入口处。网购送餐的应用程序之一美团 点评，在送餐袋上还注明厨师和快递员的体温信息。政府媒体报道说，为稳定价格，国家已经从战略猪肉储备中调出30万吨猪肉供应市场。政府还征用了运输电子 产品的卡车，以确保有足够的交通工具向居民运送蔬菜。

湖北和全国多地发布命令，除了医疗原因和在商店或药店的工作者以外，允许每户一人每两天外出一次。街道控制系统再次焕发活力。各处住宅区外都有警卫把守， 利用电子监控和用纸笔记录人们的活动。有的地方检查小区出入证。大多数住宅区和村庄，只开放一个出入口，限制每户进出次数。多地实行宵禁。不论何时，人们 进出都必须戴口罩和测体温。由于人人戴口罩，遍布各处的人脸识别监控摄像系统的效果就随之降低。中国有大约3.5亿个监控摄像头在运行。武汉一家公司汉王 科技及时宣布，本公司开发出了新软件，哪怕口罩遮面，仍然可以在95%的情况下识别人脸。

北京和其它城市持续隔离了两个月。所有进入北京的人都要自我隔离14天，由住宅小区的保安人员强制执行。居委会在外地返京者住家门上贴上标签，鼓励邻居们 检查他们外出与否。3月中旬以后，所有从国外飞到北京的人都要到指定旅店隔离，食宿自费。随后，中国暂停了几乎所有外国人入境，这一限制直到年底最后几周 才松动。

3月10日，习主席造访武汉时，武汉接近宣布胜利。同日，武汉关闭16处临时医院。3月下旬，湖北省允许检测阴性的武汉居民出城。3月10日当天，中国报告了仅有20例新增病例，其中湖北17例，另外三例在北京、广东和香港。

习说，“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式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他提醒 人们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候，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厌战，不松劲，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中国领导人说，武汉及周边湖北省的新冠病毒已经得到 “基本控制”，并宣布中国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

他称武汉为“英雄的城市”，他走进住宅区，向从窗户张望的人们挥手致意。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在习到达以前，两名警察进入这座公寓楼，向人们下令不许闹事。在此前一周，副总理孙春兰来到一处住宅区视察送货情况，这里的居民在阳台上纷纷高喊：“假的！全是假的！”

习参观了火神山医院，这是为了应对疫情火速建造的医院之一。习戴着N95口罩出现在一个大房间的电视屏幕上，他旁边有一些军队和党的官员。习站在离大屏幕 几尺远的地方，通过视频和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交谈。习握紧拳头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武汉必胜！湖北必胜！全国必 胜！”他还通过屏幕对医务人员说：“你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是最美的天使”。习说，一线医务人员肩负着最艰巨的任务，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理 应荣获最高嘉奖。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武汉经商者，住在离习近平视察不远的小区，他对《洛杉矶时报》说，“我们心里的愤怒无法形容”。他说，他无法知道那个住宅区发生了什么，因为和武汉大多数居民一样，他已经有四十多天不许离开住所了。（注4）

他告诉《洛杉矶时报》说：“我周围有很多亲戚朋友都感染了。很多老人，我的朋友、叔叔阿姨都死了。好多家庭一家人都死绝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有医生说出真话以后遭到噤声和惩罚，然后让病毒传播到全世界。我们武汉人受害最深。”

这一消息来源抱怨说，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尽管政府表示全国各地支援武汉，但是食品价格飙升。有些武汉居民说他们设法帮助邻居的时候，还受到警察的威胁。同 一消息来源说，他曾经组织邻省湖南的志愿者，但是接到国家安全部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不许再说话。“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先照顾独居的人、穷人、老人， 他们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这名消息人士把习近平到武汉视察贬称为“表演”，他说：“他生活的世界和老百姓是完全隔绝的。”

武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8至16日期间病例数字达到高峰的4000例。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武汉市1100万人口中，仅5.8万人病愈出院，2579人死亡。到4月中旬，死亡人数上升到3869人。

从3月中旬开始，武汉的新增病例数一直保持在每天十几名以下。官方数据还显示，像其它地方一样，武汉50岁以下的死亡病例很少。一名在隔离设施工作的当地 医生告诉日本媒体共同社（Kyodo News）说，在习近平来的时候，武汉新冠病例数是及时修订的。当局对很多仍有症状的患者忽然解除了隔离，同时停止了一些检测，这样就可以表明习的政策正 在奏效，疫情控制得到成功。卫健委要求患者在出院前提供两次检测阴性结果和肺部CT扫描。但是病人在检查是否可以出院以前，医生得知病人已经在疫情防控部 门“专家”的同意下获准了出院。据这家日本通讯社报道，当局放宽规定后，开始“大批释放”感染者。为了让更多患者出院，对疑似病例的检测也作了更改。（注 5）

官方的数字令人费解，因为当局至少三次修改死亡病例数字的定义。这一数字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每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是64,000。发表在《柳叶刀》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全中国年平均有88,000死亡人数和流感有关，这个数字高出呼吸道疾病的年均死亡数。每年死于和吸烟有关的人数上百万。死于呼吸系统 癌症的患者每年达三百万。（注6）

美国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观察火葬场的活动来推测现实数字。他们发现，到2月的第二周，武汉平均每天焚烧尸体约800到2000之间，当时官方公布的全国死 亡人数仅为7000左右。他们观察到武汉86处焚化炉24小时全天工作，每天死亡人数超过100的数字令人怀疑。根据每处殡仪馆购买的几千骨灰盒估计，到 3月中旬，武汉的死亡人数大约是36,000人。当时官方数字是全国死亡人数2524。这些数据来自华盛顿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美国通信公司 AT&T的研究。这项研究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毒和免疫学家何迈博士领导，数字基于媒体报道而不是科学数据。发表于MedRXiv（美国医学、临 床等领域的开放获取的网络资料库）。

这项研究计算了他们发现的武汉七处火葬场，86处焚化炉，往常每天运行四小时，焚烧136具遗体。但是在2月份，火葬场的营业时间延长到每天24小时，外 地殡葬工作者前来支援。工作量的增加----加之火化时间减半到人均一小时----意味着每天多焚烧680到2000具遗体。研究人员计算截至3月23 日，武汉火化的死亡人数大约是36720。这个数字和武汉各殡仪馆购买骨灰盒的数字吻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3月下旬的一篇报道 称，仅一个火葬场就比往常多订购了5000个骨灰盒。这一数字就是武汉所有新冠肺炎死亡人数2524的两倍，也比当日报道的全中国所有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3277要高得多。这一点可以推断武汉全市----若用一个火葬场额外订购5000骨灰盒，来推算七个火葬场不断增加的需要量----表明死亡人数明显高 于公布的数字。研究人员估计死亡人数在35000到36000之间，而且还没有考虑到疫情期间武汉调派来40台移动焚化炉的情况。报道说，这些移动焚化炉 每天销毁高达五吨的“医疗垃圾”，由此可以推论，“公布的数字可能严重低估了”。

有两项关于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的独立研究表明，在1100万人口的城市武汉，超过3%的人口曾经感染过病毒，可能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症状。3月到4月10 日，为了评估新冠肺炎的流行程度，一组中国科学家团队在武汉等城市对17,368人作了检测。抗体测试检查血液中的免疫系统标志物，这些标志物表明一个人 感染了病毒，并已将其击退。具有抗体者的比例远高于确诊患者的比例，这表明这些地方的很多人不知不觉被感染过，出现过轻症或没有症状，现在已经具备了免疫 力。

不利的一面是，这些具有抗体者的比例仍然远低于群体免疫----通常要50%以上才能抑制病毒。这里很可能有几千名未知的无症状病例。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的资深医生表示，本院2.4%的员工，和2—3%的近期患者、其他访客及复工前接受检测者，已经具有抗体。这项检测检查了包括保安、清洁工和医护人员在内 的3600名健康员工。他们还另外检测了5000人，包括获准复工者和即将离开武汉的人。发现仅有两名医院工作人员正感染着病毒，两人都没有症状。上述检 查结果显示，两组人员都有2%以上的人有抗体，这表明病毒的传播程度比中国官方数据要高得多：市政府的统计数字是，武汉确诊病例数为50,008，占人口 的0.45%。

武汉的医生报告了几起这样的病例，感染病毒者康后复检为阴性者，后来检测又呈阳性。虽然有人怀疑这或许是检测结果欠准确，但是人们仍然担心这是再次感染的 可能性。市政府称，在3月29日到4月10日期间，复工前接受检测的143,056人当中，有113人携带病毒，仅占0.08%。这些人几乎都没有症状。

然而，正如下一章所阐述的，公众对武汉死亡人数的看法和实际数字大相径庭。

同十七章注3。

Nick Paton Walsh: ‘The Wuhan Files: Leaked Documents reveal China’s mishandling of the early stages of COVID-19’, CNN.

Kinetz, Erika: ‘Five million were able to flee Wuhan before it was put under quarantine’, Associated Press, 9 Feb. 2020, https://apnews.com/artoc;e/c42eabe1b1e1ba9fcb2ce201cd3abb72 (11 Feb. 2020).

Su, Alice: ‘Xi Jinping visits Wuhan As China declares success in battle against coronavirus’. Los Angeles Times, 10 March 2020,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3-10/xi-jinping-visits-wuhan-china=declares-success-fight-agianst-coronavirus (11 Feb. 2021).

‘Wuhan virus patient numbers manipulated for XI visit: Local doctor’, Kyodo News, 19 March 2020,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0/03/b09b868ec468-breaking-news-wuhan-doctor-blows-whistle-on-manipulation-of-virus-patient-numbers.html (11 Feb. 2021).

Li, Li et al.: ‘Influenza-associated excess respiratory mortality in China, 2010-15: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Vol. 4, Issue 9, e473-c481,doi.org/10.1016/S2468-2667 (19) 30163-X.

十九       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2019年12月31日，世卫组织首次从电子邮件警报中得知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电子邮件的应用软件在互联网上搜索和标记有关疾病爆发的动向。次日， 世卫组织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更多有关信息。按照世卫组织的规定，成员有义务在24到48小时内回应。中国在两天后确实给予了回应，报告说武汉出现了44例与 不明肺炎有关的病例，没有死亡病例。

又过了一个月，到2020年1月30日，世卫组织才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时候病毒已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传播。病例数陡增了100倍，甚至可能200 倍。世卫组织专家迟迟没有认同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观点，并纵容国际旅行照常。同时，世卫组织赞扬中国的迅速反应和对透明度的承诺。

而在幕后，世卫组织驻日内瓦和区域办事处的官员们却十分沮丧。他们很快意识到中国并不透明，病毒的威胁极为严重，很多中国科学家都希望更加开放。然而，中国隐瞒着正在发生的疫情，只在自行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完全控制，也许是力图争取时间以推卸责任和避免指责。

世卫组织本可以公开指责中国，但是由于对北京的过多迁就，世卫组织的名誉已经受损。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这种状况不断升级。世卫组织并没有执法权，因而不能 独立调查任何特定国家的流行病，他们依靠的只是各成员国的诚意和善意。世卫组织考虑到，只有继续向中国表示默许，至少能得到中国的合作，还或许能让中国发 挥一定作用。由于很多动物疾病发源于中国，世卫组织决不想被中国拒之门外。

美联社援引华盛顿大学健康与评估研究所教授阿里?莫克达德（Ali Mokdad）的话说，世卫组织假如对中国做出稍微对抗的姿态的话，那么情况会更糟，会得不到任何信息。（注1）

另一位专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全球健康教授亚当?卡姆拉德斯--科特（Adam  Kamradt- Scott）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如果世卫组织对中国步步紧逼，就甚至可能被逐出中国”。

事实证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遵循了这一模式：这样的模式只有对中国长期深入了解的人才熟悉。模式是这样运行的：将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和联合机构或跨国公司等 组织的负责人之间的峰会开始。会上将有合作、友谊和相互发展的承诺。外国政要被尊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派驻执行人员抵达中国，开始实施项目协议， 并按照世界各地遵循的正常程序努力完成工作。

接着，如果哪位外国高管对中国吹毛求疵，他会被撤换掉。他的外国上司会怀疑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一定是这个执行官的错，因为他自己曾受到中国方面热情非凡的 款待。而大多数外国高管认为这不过是个临时职位，都会选择沉稳退位，并接受中国的要求。派驻北京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外企高管们常会讥讽地称，这好像是宠物 接受主人“家训”。

有时候事态确实到了危机点。在有些事件中，中国违反国际法或国际准则的作为会招致公开指责。这类事件通常和世界银行的大型项目、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违 反劳工标准或政治镇压有关，国际方面显然需要做得更多。届时，中国可能会勉强同意接受外国记者，或者外国的外交官参观，甚至可能同意由国际专家组前往调 查。然后中国将仔细审查，并确保控制参与者，确定谁可以接受采访，允许何种范围的旅行，等等。自从1950年代以来，中共驾轻就熟地导演着这类事务。这些 手法大多是从苏联借用来的。1930年代，斯大林邀请了三万名外国知识界人士到苏联考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外宾们应邀到示范农场、工厂或者监狱去参 观，他们见到装扮成囚犯或者农民的官员，正是这些官员们糊弄这群不愿冒犯主人的宾客，宾客们也总会把满腹狐疑置之度外。

中国摆脱自我封闭以后，经历过一段包容的时期，这时中国寻求从多边机构和全球公司获得国际资本，同时向外部世界学习。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关系如此举足轻重， 以至于成为世行最大、最宝贵的客户。因此，世界银行给了中国例外的待遇，允许北京无视法规，例如，对大型基础设施进行公众咨询、公开采购规则或少数群体待 遇等。世行不仅支持中国可疑的统计数据，甚至还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数据。这样使中国那些被操纵的数据具有了可信度，否则这些数据不值得使用。世行对中国赞不 绝口，但还是设法完成了很多工作，因为中国也经常听从世行的建议。

然而近年来，北京和多边组织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中国利用人口众多而获得的领导席位及专业人士的数量，来驾驭联合国机构，使之顺从中国的意愿。北京把自己的 官员或合作者，推到联合国机构的决策职位上，这类职位为航空旅行、电信和农业制定全球标准。在联合国施展影响力，有助于中国抵制国际上对其国内外所作所为 的审查。3月，北京获得了一席五人小组的位置，这一小组选出联合国侵犯人权问题的报告员，小组曾关注100多万维吾尔人在新疆被关押的事实。联合国的十五 个专门机构中，中国代表占有四个领导席位，只有在美国及盟友一致斡旋的情况下，才挫败了中国争夺第五个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领导权的努力。

只有中国，而没有其他国家的公民运行着一个以上的联合国机构。这使北京在制定国际规范准则时处于有力地位。例如，国际电信联盟的中国秘书长支持华为，在和 美国的斗争中，中方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协议，西方各国政府称这一协议将允许更多的监视和调查。中国还力主联合国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内在联系”。联合国的所有十五个机构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签署了与 之合作的文件。

由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显现出的重商主义政策、践踏知识产权、复杂的补贴制度、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正在 有损全球贸易体系，因而导致了一系列批评声音。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完全可以自力更生地建立起一个竞争体系。这正是中国在建立强大的防火墙的同时，为 了对抗互联网而开发自己的社交媒体和手机平台所做的。可以想象，中国也可以摆脱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有效地分裂世界，创造出自己的以人民币为基础 的有影响力的领域。

随着新冠疫情的危机加剧，世界卫生组织很快成为两巨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争夺全球影响力的重大战场之一。欧洲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不常在国际舞台上大声喧哗。世卫组织面对着是冒犯中国，还是满足最大捐助者的纠结时，陷入两难。

为了确保获得更多信息，世卫组织选择用最好的辞汇来描绘中国。世卫组织一再感谢中国政府“及时”分享了病毒基因组，称赞中国的防疫工作和对信息透明方面做出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难以言喻”。然而，在世卫组织内，却持有不同观点。

世卫组织于2020年1月2日确定新冠病毒基因组。推迟几天发布基因组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在等待期间，就如何既不触怒中国政府，又迫使 中国交出更多信息和病毒患者详细的数据资料，展开了辩论。但是1月8日，《华尔街日报》先于世卫组织报道，科学家从武汉肺炎患者身上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 毒，这让中国官员和世卫组织官员感到尴尬。美联社援引世卫组织应急事件管理团队负责人汤姆?格雷（Tom Grein）博士的话说，世卫组织的内部报道听起来“加倍的和难以置信的愚蠢”。美国流行病学家玛丽亚?范克尔霍夫（Maria van Kerkhove）称，世卫组织行动为时过晚，她告诉同事们，最要紧的是催促中国。

据美联社看到的文件称，1月的第二个星期，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恩（Michael Ryan）对同事说，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了，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他担心非典大流行重演：“这的确是同样的情况，我们没完没了地争取从中国那里得到 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考虑到非典期间中国南方地区透明度不够，世卫组织到现在还没有摆脱这种局面。”

瑞恩抱怨说，“事实上，我们进入突发事件已经两三周了。可是我们没有实验室诊断，没有年龄、性别和地理分布，也没有流行曲线图”。他指的是科学家描述流行病爆发和传染途径常用的标准图形。

瑞恩说，“保护中国”又免受其它国家影响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世卫组织拿到中国政府的数据做独立分析，以确定病毒是否人传人。而中国根本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提供同样的合作。

“刚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刚果和其它国家都不会”，瑞恩说，他指的是2018年刚果发生的埃博拉疫情。“我们需要看到数据（……）在这个时刻是绝对重要的”。

玛丽亚?范克尔霍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坦承，“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显然，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做出恰当的筹划”。他们急切地需要了解病毒怎样在人际间传播。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不错，他们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15分钟前才给我们的”，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博士说。“我们一直在非正式和正式地要求更多流行病学信息，可是在问及详情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注2）

世卫组织官员听到了很多最坏情况的报告。据报道，北京的官员们非常震惊，他们考虑到对首都封城。

瑞恩抱怨说，由于中国按照国际法的要求提供了最少的信息，世卫组织也无能为力。瑞恩提到去年9月，坦桑尼亚没有提供足够的有关埃博拉病毒爆发的信息，世卫 组织对坦桑尼亚发出不同寻常的谴责。瑞恩说，“我们必须保持一致”。“现在的危险是，尽管我们的愿望是好的（……），尤其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人们还是会指 责世卫组织”。

瑞恩指出，中国应该及时分享病毒遗传信息为世界作出“贡献”，否则“其它国家就得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

世卫组织需要尽快和成员国分享信息和警报。然而，中国坚持首先要征得中国同意，才能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和他国分享。获得病毒的活体样本很困难，并且材料转让 协议（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MTA, 双方交换生物材料的合同----译注）牵涉到制度层面的步骤也延迟了转移。最令人失望的是对基因组测序之后。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主席、传染病专家约翰?麦 肯齐（John Mackenzie）教授，称赞基因组测序工作很快完成，但是一旦中国政府介入，详细数据就停止了。

麦肯齐说，“这确实是一段空白期”。“一定有人际间的传播。你知道，正传播着的病毒就在你眼前（……）我原以为他们在那段期间会更开放。”

2020年4月，美联社根据内部文件报道称，中国最高层早在警告公众以前，于1月13日就已经确定他们正面临新冠病毒大流行。尽管武汉的病例数成倍增长到 3000，国家卫健委仍在扣压数据。1月14日，中国高层下令为大流行作准备，称这次疫情是“2003年非典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国家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开 始对患者筛查、隔离和检测，这时全国各地已经出现几百病例。中国政府在内部宣布了最高级别的紧急情况一级，但是对外，中国官员继续表示，人传人的风险较 低。（注3）

世卫组织的官员在公众场合无言以对。范克尔霍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很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但是稍后的1月14日，世卫组织似乎退缩了，在推特上发文称，“中国当局的初步调查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明显证据”。

世卫组织亚洲办事处高级官员刘云国（音译）博士曾在武汉医学院学习，他飞往北京和中国官员进行了直接和非正式的接触。刘的一名医学院同学在武汉工作，这位 同学告诉他，肺炎患者正涌入武汉各医院。刘力争让更多专家来武汉考察，他们最终准许了高力博士率领的一个小队，前往武汉两天。这组专家没有获准去那家海鲜 市场，但是可以去最大的一家传染病医院，他们在医院了解到十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然而，他们没有得到标示病例相关联的“传输树”信息。没人来解释这 种疾病的传播范围有多大，哪一群体的感染风险最大。高力说，中国人一直在谈论人传人的问题，对于是否能持续传播存在争议。他向马尼拉和日内瓦的同事报告 说，中国向世卫组织提出的关键要求是“在不引起恐慌的情况下公之于众”。

直到1月19日，中国卫生部才公开确认人传人。次日，从武汉归来的专家组组长、著名病毒学家钟南山，首次公开宣称新冠病毒正在人际传播。1月22日，世卫 组织召集了一个独立委员会，决定是否宣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在两次没有结果的会议上，专家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他们决定不宣布----恰在同时，中国官员 下令武汉封城，这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中国向这个独立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数据，并称局势可控。

在日内瓦，中国驻世卫组织代表游说委员会拒绝宣布紧急卫生状态的协议，并警告说，中国将把协议视为不友好行为和不信任投票。结果有半数委员会的投票反对宣 布紧急状态。据德国的一份情报报告称，习近平主席曾亲自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隐瞒人传人的信息，并推迟发布大流行警告。第二天，谭德塞称新冠病毒的传播“有限”。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赞扬习近平和中国的 肺炎检测系统说，“正是这个系统捕捉到了这一事件”。

2017年，世卫组织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处理失当后，谭德塞博士出任世卫总干事。谭博士是一位敬业的人，他称领导人和外交官为“我的兄弟”。谭学习过微生物 学，先后出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他最初是德尔格（Dergue）的成员，该党是1974--87年统治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主义军政府。尽管这 一党派和苏联结盟，但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崇拜者。近年来，中国向埃塞俄比亚输送了几十亿美元。华盛顿转而反对谭德塞，指称他被中国收买，他的工作归功于中 国的大力游说。

谭德塞对中国的态度和他的前任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隐瞒非典疫情几个月，无视世卫组织要求提供信息后，布伦特兰终于批评中国并且力促中国予以合作。谭德塞不断地 奉承和赞美习近平，来换取中国领导人更加合作的姿态。谭德塞曾一度表示，中国已经同意分享采自武汉海鲜市场和患者的早期样本，但是后来却不见结果。

1月28日，谭德塞和瑞恩等高级专家在一次特殊的北京之行中，见到了习近平主席。这一举动不同寻常。照片上显示这一行人在人民大会堂里一幅巨大壁画前的沙 发上落座，彼此相隔一段距离。第二天回到日内瓦后，谭德塞赞赏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并表示，“主席对疫情详细的掌握让我很受鼓舞和印象深刻”。这位世卫组织 负责人补充说，中国“完全致力于实现对内和对外的透明度”。

谭德塞说：“实际上，我们应该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尊重和感谢。中国已经做了难以置信的事情来限制病毒向其它国家传播”。稍后他说，北京制定了“应对疫情的新标准”。

他说：“我将再次赞扬中国，因为它的行动实际上有助于减少冠状病毒向其它国家传播（……）我们应该说实话”。

谭德塞的一行工作人员拟出一份信息请求清单，虽然习近平并不真正欢迎对中国的建议，但是他同意让世卫组织代表团“客观公正、冷静理性地评估疫情（……）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

1月30日，世卫组织终于宣布进入国际卫生紧急状态。谭德塞再次对中国赞不绝口，对中国最初的不合作只字不提。除了中国代表以外，几乎所有世卫组织委员会 的成员都对宣布紧急状态投了赞成票。世卫组织的决议要求本代表团“审查和支持调查动物来源”的说法。一周后，两名世卫组织专家抵达北京打算磋商这一决议， 结果发现可以确保访问武汉，更不用说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了。这两名专家把寻找动物宿主作为首要任务之一。此行也会避免调查中国对危机的早期反应。

一到中国，代表团设法说服中国人让他们去武汉。尽管武汉这时正在封城，但他们还是和三名中国科学家一起登上了专列。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天，参观了两家医院，没有去那家海鲜市场。

代表团的下一项任务是提交有关此行的报告。此行涉及到25人，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来斟字酌句。中方成员想删去任何批评中国的字眼，他们坚持认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了防控工作。

美联社报道，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Lawrence Gostin）说，“这绝对是粉饰”。上述报告要求，中国政府的要务是对病毒进行了“严谨的调查”。（注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打算采取和谭德塞同样的策略，用称赞中国领导人来促使其更加开放。特朗普总统在他1月24日的推特上写道：“中国一直在非常努力地控制 冠状病毒。美国大为赞赏他们的努力与透明。问题会解决的。我特别要代表美国人民感谢习主席。”然而，随着中国继续力阻对疫情溯源的真正调查，并一再推卸责 任，特朗普的态度转变了。他确信，世卫组织一开始就避免和中国对抗是个错误。尽管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大约15%的经费，但是世卫组织似乎把中国的利益置于 其它成员国之上。

特朗普对记者说：“他们看来以中国为中心。这算是一种很好的说法”。美国国家卫生院撤回了对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他们对这个联盟不肯分享和武毒所合作的信息而深感失望。

2月4日，在世卫组织的简报会上，在特朗普总统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旅行禁令两天后，谭德塞继续反对旅行禁令。他说：“我们重申，所有国家对国际旅行和贸易不要施加不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会增加恐慌，而对公共健康几乎没有益处。”

整个2月期间，北京一方面停止国内旅行，一方面却要求美国、意大利、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邻国不要对中国实施旅行限制。

中国政府也阻挠对大流行的追查，同时连续发表声明，声称病毒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比如美国。3月，高福告诉美国《科学》期刊（Science），他认为病毒可能并非起源于海鲜市场，这时候中国人甚至不再提这一说法。

到了5月，美国政府再也无法容忍世卫组织的作为，宣布退出并撤回资助。特朗普总统说：“今天，我们将终止和世卫组织的关系，并将这些资金重新分配给世界其它地区，并满足全球紧急公共卫生需求。世界需要中国给出有关病毒的答案。”

特朗普继续说：“由于中国政府的渎职，世界现在正在遭受苦难。中国对武汉病毒的掩盖使疾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引发了全球大流行，导致10万美国人丧生和全球100万人丧生。”

中国政府对此否认。国家卫健委国际司官员李明柱在5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探讨剥夺中国“主权豁免”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向中国索赔，或者取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虽然特朗普政府最终没有找到一个惩罚中国或是 追究中国责任的简单易行的办法，但是此举确实说服了世卫组织赞同对疫情的处理和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世卫组织表示同意后，立即任命了新西兰前总理海伦? 克拉克（Helen Clark）和利比亚前总统艾伦?约翰逊?瑟里夫（Ellen Johnson Sirleaf），这位具有应对埃博拉疫情经验的领导人出任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的共同主席。

华盛顿提出另外的要求。美国呼吁谭德塞要求中国提供病毒活体样本，并停止审查中国的医生和记者。美国希望谭德塞表示，在大流行期间各国有权考虑旅行限制， 以及研究和重新讨论旅行指南。美国也要求世卫组织派出一个小组到台湾，去学习应对大流行的成功经验。特朗普政府还要求，谭德塞应确保像美国这样为世卫组织 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在该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具有成比例的代表人数。

上述要求即使有可能，做起来也会很难。例如，中国坚持把台湾排斥在世卫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之外，世卫官员对此无能为力，这取决于其它成员国。然而，世卫组 织却允许中国来设定对病毒起源的调查条件，这正是被中国控制的迹象。北京虽然同意了溯源调查，但是从未向美国人展示过调查项目文件。世卫组织还允许中国审 查参与调查的科学家。白宫希望的是由自己的专家领导调查。世卫组织发言人却说，经东道国同意来部署在本国的调查是“惯例”。

调查组的十名成员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苏丹、丹麦、荷兰、德国、日本、越南和英国。其中包括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彼得?达萨克，他为《柳叶刀》 杂志起草了一份声明，还说服其他26名著名科学家签署声明，谴责“新冠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柳叶刀》组成了一个调查病毒起源的工作组，由达萨克 领导。这个工作组的12名专家中的6名也签署了上述声明。通过信息自由请求发布的有关电子邮件表明，从2月到3月期间，彼得?达萨克和美国北卡大学的拉尔 夫?巴里克曾竭力阻挠美国政府派出的科学家，去调查他们二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

世卫组织十名成员调查组的计划于11月5日公布，内容包括采访武汉早期病例；分析华南海鲜市场上的动物货摊分布；检查医院早期记录；评估病毒爆发前几个月 的肺炎和流感的症状趋势；检测2019年12月前的污水和血液样本。诸如查阅中国同行提供的检测结果和文件等，世卫组织团队将以远程方式完成这类大部分工 作，并计划在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这一计划文件中没有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关于SARS-CoV-2病毒起源的受权调查范围，没有与成员国以透明的方式谈判。成员国仅在几天前收到受权调查范围文件。这 看来和世界卫生大会为成员国提供的授权不符”。这是指世卫组织每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批准决议，授权病毒溯源调查。

有些人认为，这项调查更像是一种粉饰。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教授（Nikolai Petrovsky）抱怨说，“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还没有证据表明对新冠病毒起源作了有效的独立调查”。

达萨克的批评者，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说，由于他和武汉实验室的关系，他的独立调查资格应该被取消，如果他仍然加入，只能表明这些调查都是“粗糙的粉饰”。

加州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戴维?雷尔曼（David Relman），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期刊上撰文，谴责世卫组织和《柳叶刀》的调查“隐藏秘密”。他要求必须“解决”利益冲突，才能确保调查的可信度。

雷尔曼写道：“必须使用现有的、最佳的和基于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情况作系统和客观的分析，而不应诉诸直觉和指责。‘起源之说’遗漏了很多关键细节，包括合理 的、适当的和详细的病毒近期进化史，病毒最近祖先的确认及起源，和令人惊讶的第一个被感染者的地点、时间和感染机制。”（注5）

调查团队在2021年初的一些延误以后，继续工作。至撰写本书时，调查报告尚未公布，也没有披露新的揭示病毒起源的信息。

’China delayed releasing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frustrating WHO’, Associated Press, 2 June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 (11 Feb. 2021).

同上。

‘China didn’t warn public of likely pandemic for 6key days’, Associated Press, 15 Apr.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68a9e1b91de4ffc166acd6012d82c2f9 (11 Feb. 2021).

‘China delayed releasing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frustrating WHO’, Assocaited Press, 2 June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 (11 Feb. 2021).

Relman, David A.: ‘Opinion: To stop the next pandemic, we need to unravel the origins of COVID-19’,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4 Nov. 2020, 117(47) 29246—29248, DOI:10.1073/pnas.2021133117.

二十      武汉的恐慌和异议

1月25日，武汉一名护士戴着口罩、身穿防护服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她要“说出全部真相”，她说已经有九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医疗系统无法应对。她说，“医疗设施跟不上（……）我们处在万分危急中。如果病毒发生第二次突变，可怕的事真会发生。不要出门，不要出去吃饭。”

有几位像律师陈秋实这样的“公民记者”在油管（Youtube）上播放视频，显示武汉医院的混乱场景，走廊里满是病人，有的排队，有的喊叫，有的无助地躺 着。黄色的尸袋被陆续运出。另一视频显示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倒卧在街上，显然已经去世。有视频显示，官员们把没戴口罩的人推倒在地，或殴打一名在街上卖菜 的男子，或强行闯入人们家里。有些视频显示人们在街上被拽着手脚拖走，或者被抬出住所。还有视频显示居民住宅的门被焊接封闭。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生前最后一段视频播出，他在病床上戴着口罩的画面，显示着人人都面临危险。哪怕是顶级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此刻也无法挽救一个健康年轻的生命。

这些出现在武汉的情景和政府的报道完全矛盾。当局宣称不必担心，转而开始了最严厉的全面封城。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武汉空旷的街道、高速公路、桥梁，笼罩在 灰色河雾中的机场和铁路等，这些令人揪心的场面。好像生命都不存在了，人们都消失了。只剩一个由神秘疾病制造出来的空壳鬼城。

显而易见，难以想象的灾难正在发生，惶恐失措的政府正在尽一切手段去审查和掩藏真相。外国记者想进入武汉难上加难。西方政府全力帮助本国公民撤离武汉，避开这里的灭顶之灾。

中国政府越是努力审查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官方信息就越不可信。尽管政府公布的数字低得难以置信，党还在极力营造这样的形象，它不但在强悍地应对着疫 情，而且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一个拥有九千万党员的政党，可以利用几十万人的努力，往社交媒体上灌输支持性评论和强化本政党的内容。有传言称，一些大学已经 招募了学生和教师来帮助媒体工作。党员在中国顶级互联网公司担任要职。

当局尽力堵截来自外界的信息和舆论，防传递给中国公民，并且阻止不明身份的护士等其他公民的信息传到外界。当局从12月31日开始审查搜索引擎中有关新冠 病毒的新闻，删除“非典变异”、“武汉海鲜市场”和“武汉不明肺炎”等字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的跨学科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 the 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一项调查报告称，截至到2020年3月，中国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已经成功地屏蔽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以及其它国 家疫情的信息。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特别屏蔽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批评言论。官方的一项指令说，必须避免造成“抗疫依赖外国捐赠的假象”，新闻媒体 要淡化有关外国捐赠和购买外国医疗用品的报道。（注1）

这是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党必须提升自身的警觉和恐惧，动员民众为其极端措施辩护。另一方面，党又绝不能显露挫败感和歇斯底里，以防成为那些反对共产 党，并要求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者的聚焦点。有些勇敢的评论家，例如，陈秋实、37岁的律师张展、商人方斌和记者李泽华，他们播放了视频，揭示官方的说法和 现实之间的差距，随后被带离他们的住所，几个月都没有再出现。有些人后来被释放，但是还有人，例如，张展被判刑入狱。张展在狱中绝食，遭强行灌食。她的律 师张科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狱方在张展的鼻子和嘴上安插了喂食管，还把她的双手捆绑起来，防止她把管子拔掉。造成她经常头痛、胃痛和喉咙痛。张展以“寻衅 滋事”罪名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时，她短暂出庭。

武汉新上任的市委书记王忠林号召开展“感恩教育运动”，让武汉市民感谢习近平和党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张展走在街上，问路人他们是否觉得感激。她在视频里说：“感恩这件事情是可以教育的吗？如果可以，那一定是假的。”

全国范围的强烈抗议的声浪使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震惊，网上“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在几个小时内转发了200多万次。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前一天，律师陈秋实 失踪了----他录制的视频显示了新冠患者躺在医院走廊上的混乱场景，这些视频被超过40万油管和25万推特的关注者分享。陈秋实的家人第二天被告知，他 被隔离在一个不能披露的地点。陈先生在失踪前，已经意识到警察在跟踪他，他预感不祥地告诉朋友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说出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我连死都 不怕，我还怕你共产党吗？”几天后，他就失踪了。

三周后，25岁的李泽华----报道了武汉死亡人数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便衣警察到达他的住所时，直播了自己的被捕。李先生特意对着镜头说，他在被 带走之前身体健康。当天早些时候，李先生录制了一系列视频，展示了武汉疫情最严重的社区食物短缺的绝望场面，他对着镜头说，在他造访了武毒所后，被警察跟 踪。

69岁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指责习近平对疫情爆发处理不当，称习为小丑，于3月失踪。在任先生被捕几周后，北京的官员宣布他“严重违反”党纪国法。

北京的法学教授许章润遭到软禁。许教授激烈批评了习近平处理疫情危机的方式，他的互联网被切断，其中有他的预测：“这可能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艾芬医生在接受《人物》杂志的采访中提到，她用手机短信向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等同事发出疫情警告，这些短信很快被屏蔽。这位急诊科主任医生批评她工作的这家武汉市中心医院无视新冠疫情预警。3月10日，《人物》在网上发表了对艾芬医生的访谈，立刻被删除。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中国有至少5100人因分享信息而被捕。当局称这些异议者患上疾病，因此对他们实施隔离。几百名普通民众只因在网上发布有关医院排队、口罩短缺和亲属病逝的无害言论，也遭到拘留和罚款。

微信于1月1日开始屏蔽和冠状病毒有关的内容，随着疫情不断发展，审查范围也逐渐扩大。直到1月7日，中国当局才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病毒。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引发了人们悲痛的宣泄，是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李医生临终对一家杂志说道。中国版的推特微博，泄露 了政府控制新闻的有关规定。成千上万的人在李医生的微博上发表评论。当局暂时允许表达悲痛，几天后，网上悼念李医生的内容就开始遭到删除。到2月底，这波 情绪逐渐消退，被令人放心的信息所取代。官方授予李医生英雄和烈士的称号。

在中国开始审查信息时，当局试图淡化这次疫情和2003年非典爆发的相似之处。随后，国家新闻媒体奉命重点报导武汉医务工作者的英雄事迹和共产党员的成就。在疫情高峰期，上级指示媒体避免使用“不治之症”、“致命”和“封锁”这类词语。

中国人虽然熟知政府如何对待异见者和扰乱者，也知道政府如何操纵信息作宣传，灌输虚假信息，但是，他们无法确知真实情况。所以，即使他们不相信政府，他们也仍然心怀恐惧地服从政府的紧急命令，大多不会显露怀疑。

为了使人们意识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政府发出了无人机在行人上方盘旋，命令戴口罩的镜头。中国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因违反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而受到惩罚的 事例：有人在城镇被游街示众，有人被绑在杆子上，有人被打倒在地。即使在中国最好的时期，持有异见、聚众集会和发动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空间也极为有限。

64岁的武汉居民作家汪芳，发出了唯一批评的声音。她署名为方方的一系列在线日记广受关注，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座大都市封城状态下的生活。她写道，“亲爱的网络审查员，你们应该让武汉人说话。”

《方方日记》每天从博客上传到社交媒体，她的几百万热心读者们不得不赶在凌晨被当局删除以前熬夜阅读。

方方坦承，在武汉封城以前，当有些朋友提到新冠病毒传闻的时候，她认为“政府决不敢试图隐瞒这么大的事情”。在发生大流行这样的“重大事件”时，方方认为 政府会在透明度和常识方面犯一些错。后来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她认为，官方宣称的新冠病毒“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加之早期官僚主义的不作 为，把武汉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随着封城的继续进行，方方的话更加犀利：“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为计的武汉人民感恩”。她写道：“这次疫情……暴露了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也暴露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肆虐的疾病。”

一天晚上，方方发帖说：“武汉市中心医院去世了四位医生，医院的主要领导即院长和书记应该怎么解释？”“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和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

从海外的角度看，中国官方媒体1月份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政府隐瞒了很多病毒起源和传播范围的信息。从1月下旬到2月，从中国传出的油管视频也强化了这一 印象。人们都相信，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大流行的开始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当时莫斯科对这场灾难也是尽力隐瞒并对外 散布谎言。

然而，有些国家的政府，例如，英国在1月到2月期间没有回应。他们信任世界卫生组织。英国政府从本国的专家那里得到保证，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但是，英 国准备的是应对经常来自中国的流感病毒。人们假设在非典冠状病毒传播到国外之前可以得到控制，因为可以及早发现这种病毒的病例，并且迅速隔离。然而新冠病 毒则不同，当人们被感染，在出现症状的前两周可以出国旅行，即在生病之前就能传染给众多他人。

当人们看到来自意大利医院的报道，特别是贝加莫疫情的消息时，淡定的情绪才变成了惊恐。电视记者们来到贝加莫、克雷莫纳（Cremona）和1.5万居民 的科多戈小镇（Codogno），拍摄到医生们在尽力诊治患者，寻找足够的病床、设备和医药等情景。显然，这种未知的瘟疫给人们带来了极度恐慌。

首先确诊的是一对中国夫妇，他们在罗马等地旅游时发病，后来到米兰。一周后，一名从武汉返回的意大利男子成为第三个病例。1月31日，意大利停止了往返中 国的航班。到3月初，伦巴第大区以至意大利全国开始封锁。2月19日的足球赛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在三周的时间里，伦巴第出现了1135个重症病例，但是这 一地区只有800张重症监护床位。比起其它国家，意大利的重症监护病床相对不足，很多患者只能在家里接受当地医生的治疗。他们本可以被送到意大利其它地区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但是，意大利人决定不这样做，他们选择把病人送到私立医院或者在家治疗。

意大利小医院的上述惨痛场景使人们不得不联想到，鉴于武汉医院人满为患，意大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那么英国的国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也将面临严重压力。由于对疫情知之甚少，人们开始意识到，没有人具有免疫力，所有年龄性别的人都面临着同样风险。

3月10日习近平主席宣布，武汉严厉的封城既成功地结束了武汉医疗危机，又阻止了病毒在中国的传播，人们因而认为封城是防控新冠疫情的最佳措施。这可能是 受到2003年控制非典疫情的启发，当时中国实施了类似的封错措施，此后非典显然永远消失了。其实，戴口罩和封锁，都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在东北爆发鼠疫时 采取的措施。

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在此之前并没有征询世卫组织专家的意见，根据近70年的疾病防疫史，世卫组织也从未建议过封城。2019年10月，世卫组织发布的一 份文件总结了这一领域的集体智慧，这份文件题为《降低流行性流感和大流行性流感风险的非药物公共卫生措施》。文中提到，在所有情况下都应明确排除以下做 法：追踪接触者；对接触者的隔离；出入境筛查；关闭边境。文中称：“只有在严重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小岛国家关闭边境的可能性，但必须权衡 潜在的重大经济后果。”并警告说，旅游限制“只可能在短时间内延迟感染”。

这份文件还指出：“在所有流感流行和大流行的情况下，为减少传播，建议患者在家中自我隔离。这一点应作为特别的优先选项。在更为严重的流行病疫情中，学 校、工作地点和公共场所增加社交距离措施，将进一步减少传播。”文件虽然建议勤洗手和在社区环境中戴口罩，但是也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这两项措施对防止流感 有效。

世卫组织既没有拒绝中国的做法，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面对直接询问时，世卫组织专家以外交语言回复：

“我再说一遍。我们世卫组织不主张把封锁作为控制这种病毒的主要手段”。面对英国记者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的提问，伦敦帝国学院科学家大卫?纳巴罗（Imperial College, Dr David Nabarro）博士回答说。“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封锁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争取时间来重组和重新平衡资源，和保护不堪重负的医务工作者。总的来说，我们 宁愿不这样做。”（注2）

纳巴罗博士说：“这次真是一场可怕而又怪异的全球灾难。因此，我们确实向各国领导人呼吁：停止使用封锁来作为你们主要的防控方法。开发更好的组织系统来有效防疫。”

他接着说，“封锁只会带来一个后果，你绝不应该，也永远不要忽视的是，让穷人变得更贫穷（……）看看贫困水平发生了什么变化吧。看来到明年，我们世界的贫困人口会翻一番。我们很可能有至少两倍的儿童营养不良。”

玛丽亚?范克霍夫博士也表示反对封锁，她把这样的做法描述为“钝器，纯粹的力量工具”，这使各国争取了时间，来建立应对新冠病毒所需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她补充说，封锁所付出的经济、健康和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范克霍夫博士说：“世卫组织虽然不建议封锁，可是因为疫情扩散太快，有些国家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希望各国不再需要实施封锁。”

范克霍夫博士敦促各国利用可用的资源采取“量身定制的、具体可行的、本土化的”措施来控制新的感染群体。（注3）

中国政府强制要求戴口罩，这也不是世卫组织的政策。世卫组织建议，患者本人、外出者和医护人员戴口罩。2020年6月，世卫组织推荐在医疗机构的临床工作人员佩戴外科口罩。世卫组织称：

“在有社区传播的地区，世卫组织建议60岁以上和有潜在疾病者，在无法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应佩戴医用口罩：在传播广泛和难以保持距离时，例如在公共交通工 具上、商店或其它封闭或拥挤的环境中，公众应佩戴非医用口罩。此外，世卫组织还发布了关于布口罩的新指南，建议这种口罩至少应由三层不同材料制成：内层是 吸收性材料，如棉，中层是无纺材料，如聚丙烯（用于过滤），外层是非吸收性材料，如聚脂或聚酯混合物。”

简言之，世卫组织从未真正认可习近平在武汉的任何举措，无论是封城还是强令戴口罩。武汉的防疫是未经证实的实验，其结果得到了党的宣传的肯定。但是仍然有 一些国家争先恐后地效仿武汉的做法，他们确信这样作很成功，也显出政府的效率和控制力。有些政客羡慕中国政府统治下的强制和服从，羡慕政府权力可以部署资 源，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效仿这些，那么成功和认可肯定会随之而来。

然而，到了5月，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对本州三分之二的住院患者来自居家隔离，表示惊讶。

库默州长说：“出乎意料：绝大多数人都在家。我们以为他们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对公共交通设施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可是其实不然，因为这些人都在 家。”这表明病毒可能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甚至可能随风吹走，说不定过于强调戴口罩和洗手了。但是没有对此说的后续研究，所以封锁和戴口罩仍然是最佳 办法。（注4）

中国在武汉取得的明显成功没有得到任何独立核实信息的支持，而且可获得的信息也不容易解释。我们不知道疫情是否会像每年的冬季流感一样自然消失。武汉的医 院在诊治病人和挽救生命方面的表现也并不明显。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封城期间因得不到医治而死亡，又有多少人在武汉封城的76天里陷入贫困交加的境地。

最重要的是，一直不清楚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究竟哪些人是易感群体。有关这种病毒最重要的一项事实，即60岁以上的易受感染的群体，既没有从 中国公布的数据中显现出来，也没有从世卫组织的数据中体现。这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政府想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即他们已经和病毒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然后就该 继续向前看了。《大国战“疫”》一书迅速出版，旨在宣传习近平的“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该书出版后，面对广泛的讥讽舆论，很快被撤回了。（注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20年12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武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占1100万人口的4.4%，即48万，而不是官方数字的5万。这是 4月对全国多于3.4万人所做的调查结果。如果在50万新冠肺炎病例中有3000左右的死亡人数是真实的，那么封城似乎是过度的，特别是据报告说，死亡人 数集中在老年人群体。这表明有大量轻症病例，这在2月和3月的报道中并不明显。

上述研究报告还说，湖北省中部武汉以外地区只有0.44%的人口出现病毒抗体，这表明封城阻止了疾病的传播。令人惊讶的是，病毒并没有真正传播到中国其它 地区，正如1月27日前大批离开或路过武汉的人所预料的那样。正如我们从其它国家了解的那样，只需少数人就可以引发快速的感染链。然而，虽然这发生在美国 和欧洲及其它地方，却显然没发生在中国。这可能要归功于严格的封锁措施，但是奇怪的是可能还有另外的解释。

现有的中国数据和各个其它国家的病例数据，都显示类似模式，即急剧上升持续十到二十天的病例猛增，然后迅速消退。武汉的病例数在2月第一周的周末达到顶 峰。这些患者肯定是在两周前被感染的----大约在1月25到27日，正值封城开始。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封城是否改变甚至影响了疾病的发展轨迹，至少是在 武汉。随着封城开始，新增病例数在持续下降。然而，这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因为所有人都被限制在室内，其中有些人可能已经被感染，这样更会加速病毒的传 播，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但是病例数正在下降。也许，大型方舱医院的建成，大规模检测和隔离患者，可以解释。但是方舱医院是过了两个星期后才开始投入使用。 而病毒的感染趋势似乎在遵循本身特有的神秘模式。到2月11日以后新增病例迅速下降，尽管这些数据不会出现在在此后两周的数据当中。

英国的疫情模式有类似之处。感染人数在4月中的12天里激增，3月的最后一周也开始实施封锁措施。封锁前五天的3月18日，感染达到高峰。死亡病例的高峰 期是4月8日，这些病例发生得过早，封锁没有影响到这一情况。所以封锁的实行晚了两周，并不足以影响疾病的传播。无论政府是否实施严格的封锁，世界各地的 模式大致类似。例如，没有实施封锁的巴西和全国实施严格封锁的智利，两国的疫情发展相似。又如瑞典，没有实施封锁，感染率和死亡率和英国相似。

是不是这种疫情的模式可能和政府行为无关，而是像流感那样更容易解释为季节性疾病呢？流感病毒在秋末季节开始传播，4月消退，然后于11月以另一变种出 现。例如，在意大利，军用卡车载着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遗体的景象，象征着疫情肆虐中的贝加莫市，而进入夏季后，病毒感染的速度随之趋缓了。

台湾、韩国、日本、越南、香港和泰国等邻国防疫的成功，加强了中国的成功对舆论的影响。这些邻国的人们早就习惯戴口罩。这些政府也依靠遵纪守法的公民。此外，事实证明这些政府在追踪病例方面的效率也很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除泰国以外，都没有采取全国封锁的措施。

我们以台湾为例。在非典流行以后成立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于1月20日开始行动。中心使用一个实时警报系统，把个人健康记录和旅行数据及手机数据联系起 来。政府可以访问患者的旅行史、居住和接触史，并在集会中识别特定群体。这样做可以快速检测小部分相关群体，而不需要尝试大规模检测。政府能够定位隔离者 和接触者所在，并实时跟踪长达一个月。人们可以免费检测，隔离者每天得到35美元的报酬，并得到一个护理包，内有十四个医用口罩，详细的隔离指南，免费上 网访问锻炼视频和电影。来台湾的旅客需要隔离两周。台湾没有实行全面封锁，从3月中开始的几周后，病例通常会激增。全台湾总共记录了800病例和7例死 亡。

越南也做得很好，没有宣布全国封锁。越南于1月下旬关闭了和中国的边界，利用有针对性地封锁和隔离来应对疫情的威胁。但是相比台湾，越南比较贫穷，人口是台湾的五倍。越南没有像台湾那样的实时数据和监测系统，但是没有死亡病例的记录。

一些专家正在研究为什么亚洲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较低的原因。即使考虑到不同的检测政策和统计方法，以及对披露病例数据的质疑，世界各地的明显差异仍然令 人费解。人们的遗传和免疫反应、不同的病毒株、肥胖程度和健康状况在不同地区，都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原因。我们知道，1918年流感大流行对中国的影响不 大。这里存在遗传差异，例如，中国人对乳制品的耐受性较低的遗传差异。

有些研究表明，可能是由于病毒在离开东亚地区后发生了变异，最初的毒株或许以某种方式适应了这里的人群，需要产生变种来克服其它地区的抵抗力。美国洛斯阿 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一组科学家认为，一种更具传染性的病毒株已经在欧洲出现并在美国传播。（注6）

日本医学科学家和免疫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说，亚洲和欧洲血统的人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单倍体方面存在巨大差异，HLA是控制免疫系统对病毒反应的基因。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亚洲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较低。

另一位日本科学家，东京大学兒玉龍彦教授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说，日本人的免疫系统倾向于对新型冠状病毒作出反应，就好像他们过去曾经接触过病毒一样。这位教授指出，冠状病毒的历史从东亚出现至今已经有几 百年历史。兒玉龍彦教授说：“东亚地区死亡率较低的谜团可以用免疫力的存在来解释。”日本的新冠肺炎病例很少，也从未实施过封锁。

抗结核菌疫苗（BCG），即卡介苗，也许是另一种可能性，因为这种疫苗可以增强免疫系统。东亚地区国家的人口普遍接种卡介苗，但是在欧洲和美国并不常见。 日本藤田医科大学宫川剛教授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的假设是卡介苗，加上感染或暴露于结核病的历史，这些会具有保护作用。”

区分东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微生物组的差异，即存在于人的肠道中并在免疫系统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数万亿细菌。不同国家的人，食物结构不同，他们的微生物组可能会或好或差地对病毒的威胁作出反应。

还有一些表面上的明显不同。东亚地区人口当中，体重超重者要少得多。日本只有4%的人肥胖，韩国人的这一比例只略高一点。超重者和糖尿病患者更容易感染新 冠病毒。在西欧，五分之一的人肥胖，而美国人的这一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日本人口中超重比例低，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日本的老年人口更健康，他们的免疫系统 会更好地应对病毒。在欧洲，新冠病例死亡人数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体重超重和糖尿病患者。

牛津大学医学教授约翰?贝尔（John Bell）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说，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在没有完全封锁的情况下，避免了大量病例，原因是越南人并不像最初假设的那样免疫力不足。这可能意味着其它类似 非典样病毒的定期出现，使人们对这些病原体产生了自然抵抗力。在胡志明市从事防疫工作的牛津大学临床研究部主任盖伊?思韦茨（Guy Thwaites）教授，把越南的成功归功于政府。思韦茨教授对《每日电讯报》说，“越南的反应非常迅速，他们能够追踪到第一批入境的病毒携带者，（…… 他们）都被隔离了，接触者也都被隔离了。即使在越南的病例数相对较少，他们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还是隔离了二十多万人。”（注8）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奥?贝托雷提教授（Antonio Bertoletti, Duke-NUS Medical School）告诉《每日电讯报》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更高水平的、预先存在的免疫力的可能性。”贝托雷提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新冠 肺炎和非典的康复者都存在着病毒的特异性T细胞，但是在一些从未感染过这两种病毒的人也存在。T细胞和抗体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主要工具。它们追寻和杀死被感 染的细胞来对抗病毒。有过冠状病毒接触史的人会具有这种T细胞，这在17年前非典的康复者身上发现了，而在那些没有感染过非典和新冠病毒的群体中一半的人 数当中，也发现了。这表明很多人已经对新冠病毒具备了免疫力。

贝托雷提教授说：“这种预先存在的免疫力水平，可能是大多数感染者在没有严重症状的情况下控制病毒的原因之一。”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具有良好的T细胞免疫水平。

武汉和中国各地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冠肺炎没有如同想象的那样轻易地传播到武汉以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阻止最初的非典爆发。这不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公开谈论的话题，也许这会减损党的成就。相反，中国政府似乎更有兴趣促进病毒来自国外的研究。

2020年6月，中国政府关闭了北京一家海鲜市场，将疫情归咎于进口冷冻食品，并在当地实施了封锁。新冠病毒似乎是通过湿货市场摊位上的冷冻鱼包装进入大 陆的。中国开始抵制从挪威进口三文鱼。接下来，北方港口城市天津的冷链设施被关闭，原因是一名38岁的冷冻食品工人检测出病毒呈阳性，和一批28.1吨的 冷冻德国猪肘有关。中国当局报告说，青岛的两名码头工人也从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感染了病毒。

中国官方媒体引用了科学论文，论文称进口冷冻食品包装上存在新冠病毒，说明这种病毒在欧洲传播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更早，以此作为证据表明中国不是病毒的原产地。一切有关病毒的研究都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下。

《人民日报》在脸书上发帖说：“新冠病毒不是从中国中部的武汉开始的，而可能是通过进口冷链食品和包装（进入中国）”。中国因此加强了检查，并接二连三地 宣布在冷冻食品包装上发现病毒。“病毒是在何时何地开始传播的？追踪病毒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很有可能在武汉发现病毒之前，就在多个地方共存过。”《人民 日报》引用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的话报道。曾光说，武汉首先发现了病毒，显示中国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强大。

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王毅国务委员说，目前还不清楚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外交部表示，起源是科学问题，还谴责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质疑中国为源头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简报会上说：“尽管中国是第一个报告病例的国家，但是不一定表明病毒起源于中国。溯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 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官方媒体和曾光引用了意大利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称2019年10月在意大利癌症患者的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抗体。2020年初意大利 发表的另一篇论文称，在2019年3月采集的样本中，发现巴塞罗那的污水系统里有SARS-Cov-2的痕迹。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家弗朗索瓦?巴洛克斯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Francois Balloux）教授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在没有必要的审查和考虑更广泛的现有证据的情况下，由薄弱证据支持的有力主张会被广泛报道。”他说，即使病毒 9月份出现在意大利，也不足以说明它的起源。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病毒学家乔纳森?斯托耶教授（Francis Crick Institute in London, Jonathan Stoye）对英国媒体《观察家报》（Observer）说，根据癌症患者样本，称2019年秋季在意大利流传新冠病毒的报告，看起来证据“不足”。他 说，“血清学数据（来自意大利）很可能用其它冠状病毒的交叉反应抗体来解释。”换言之，在意大利的病例中发现的抗体，是在感染了不同冠状病毒的个体身上触 发的，而不是对新冠病毒的反应。（注9）

在进口牛肉、猪肉和海鲜中检测到少量阳性样本后，中国加强对进口食品的限制，要求“全面”检测和消毒，并且暂停了从20个国家的99家供应商的进口。中国 以外的科学家们说，冷冻食品感染的机会很低。检测冷链食品和包装大概只能发现病毒的死亡片段。2020年8月，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 恩说：“人们不必担心食品及其包装和运送。没有证据表明食物链参与了这种病毒的传播。”

中国至少有十个城市宣称，他们在进口冷冻食品的包装上发现了新冠病毒的痕迹，而这样的发现通常会促使该市大幅封锁。这似乎是为了支持一个理论，即武汉海鲜 市场最初的爆发也是进口的。与此同时，每年进口约110亿美元农产品的台湾，已经连续200多天没有一例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据报道，中国科学家向《柳叶刀》杂志提交了一篇论文，称“武汉不是首次发生SARS-Cov-2人传人的地方”，并提出第一个病例可能出现在印度次大陆。

中国政府授予科学家毕玉海150万人民币，用于研究病毒起源。毕玉海此前与人合著了一篇论文，认为北京海鲜市场的疫情来自冷冻三文鱼。

根据美联社看到的内部文件，中国已经把所有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置于严密监督之下。习主席命令，任何关于冠状病毒研究的出版物都必须得到国家科技部高层的批准。其结果是，很少有公开发表的这类信息，有关研究被窒息，和国际合作的研究项目也不例外。

“他们只选择他们信任的、可以控制的那些人”。一名经常和国家疾控中心合作的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对美联社说，由于担心报复而拒绝透露姓名。他说：“军队等部门正在加紧工作，有关的研究论文能否出版，完全取决于结论。”（注10）

美联社报道说，研究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南方的、隶属于军方的科学家，得到了政府下拨的几十万美元的经费。有些中国科学家说，因为没有重要发现，所以研究结论很少有人分享。“我们一直在寻找，但是没有找到”。著名的病毒学家张永振教授告诉美联社说。

内部文件显示，政府有关机构拨款给一项研究，探讨有关东南亚穿山甲，受到传统中医推崇的有鳞食蚁兽，能否作为病毒的动物宿主。在2月的三天里，中国科学家 连发了四篇论文，都和广东海关查获马来西亚穿山甲携带新冠病毒有关。原指望检测血液样本可以证明这种稀有哺乳动物存在新冠病毒，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世界卫 生组织透露，正在研究500多种其它动物，包括猫、雪貂和仓鼠，是否成为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中国政府也在控制对流感样本的重新检测，这应该有助于识别最初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这项工作在美国进行，由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检查了流感监测系统收集的1月 1日以后的大约11000个早期样本。意大利的研究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发现了在2019年11月发病的一名男孩，后来检测冠状病毒呈阳性。在中 国，科学家们只公布了两家武汉流感监测医院的回顾性检测数据，而湖北在这个系统中至少有18家医院，全国有500家。这就是说，一年收集的33万个样本中 只有520个样本得到了检测。

中国在隐藏着这些信息。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数据显示，截至2月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在武汉东南的黄冈检测了100多个样本。结果尚未公开。流出的少量信息表 明，2019年，新冠病毒在武汉以外的地区已经传播甚广----这一发现对中国官员早期处理疫情将会提出令之尴尬的疑问。中国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1月 2日发现，远离武汉100公里外的一名儿童感染了新冠病毒，这表明病毒在12月已经广泛传播。但是，据一名了解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说，早期的样本没有经过检 测。他说：“在什么时候研究是处心积虑的安排，因为太早了就会过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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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C: ‘Cuomo says it’s shocking that most new coronavirus hospitalizations are people who have been staying at home’, 6 May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5/06/ny-gov-cuomo-says-its-shocking-most-new-coronavirus-hospitalizations-are-people-staying-home.html (11 Feb. 2021).

Nakazawa, Katsuji: ‘Campaign to Thank Xi Jinping flatly rejected by Wuhan Citizens’, Nikkei Asia, 12 March 2020,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China-up-close/Campaign-to-thank-Xi-Jinping-flatly-rejucted-by-Wuhan-citizens (11 Feb. 2021).

Denyer Simon, and Joel Achenbach: ‘Researchers ponder why COVID-19 appears deadlier in the US and Europe than in Asia’, Washington Post, 28 May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researchers-ponder-why-covid-appears-more-deadly-in-the-us-and-europe-than-in-asia/2020/05/26/81889d06-8a9f-11ea-9759-6d20ba0f2c0e-story.html (11 f=Feb. 20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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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Harrison, Emma, and Robin Mckie: ‘A year after Wuhan Alarm, China seeks to change COVID origin story’, The Observer, 29 Nov. 2020, theguardian.com/world/2020/nov/29/a-year-after-wuhan-alarm-china-seeks-to-change-covid-origin-story (11 Feb.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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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结语

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零号病人及实验室泄漏的证据，也不会发现石博士和同事们在武汉所做实验的确切性质。有可能，经过多年研究，中国科学家会说，没有找到可以解释病毒起源的动物中间宿主。因为在一步步探寻的谜雾当中，有很多知情者存在着强烈的利益冲突和个人相关利益。

中国政府不再坚持最初病毒是海鲜市场动物传播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要承担责任。相反，中国官方正在寻找病毒来自国外的证据。

对病毒溯源和对世卫组织的调查，可能会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世界上有多少领导人真正决心要追究中国的责任？中国太强大了。另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超越外交的问题，这就是科学。

有关于病毒，特别是引起流行病的病毒，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西班牙流感究竟来自何方，不知道这种流感为什么首先 感染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东亚地区的人比其它地区的人不易受到感染。对流感的研究尽管已经长达50多年，我们还在探讨如何治疗， 仍在探寻为什么在热带地区以外，流感总是出现为季节性的冬季疾病。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疾病似乎消失了，几十年后又重现？

另一方面，全世界唯一一家专门研究和试验非典病毒的实验室附近，出现了一种和非典病毒非常接近、又特别容易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难道真是纯粹的巧合吗？这很难认为是的。

世卫组织专家的集体判断也被曝出强差人意。由于对猪流感和上一次埃博拉疫情处理不当，世卫组织受到了批评。现在世卫组织对新冠大流行的处理，又导致一些国 家的政府质疑这个组织的作用。美国特朗普政府甚至想放弃世卫组织而另立其它。中国则把世卫组织视为一种轻度刺激，几乎无视其建议。北京宁愿走自己的路来开 发疫苗和扩大接种人口。

世卫组织对新冠大流行建议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质疑，这些国家也选择了关闭边境和长达几个月对人口流动的封锁。但是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些政策确实改变 了感染趋势。新冠病毒可能会变成一种季节性感染，就像另一种冠状病毒或普通感冒一样。感染者戴口罩的作用也值得商榷。病毒不是一种能在任何宿主体外长期存 在的活物。它非常微小，所以很难阻断或者用消毒剂去摧毁它。它会以飞沫的形式通过空气传播，也会随风而散，可能扩散得比我们想象的更远。还有一些未能解决 的疑问是，哪些人会是超级传播者，他们在何时更容易传染他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为什么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如此致命，而对年幼者却伤害较轻----这和西班牙流感完全相反。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人具有成功战胜病毒的免疫系统，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尽管如此，新冠病毒大流行还是为医药行业的灰姑娘----疫苗，带来了新的突破。mRNA疫苗是一种新型疫苗，开发速度快，并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这种疫 苗的作用原理是指导细胞如何制造触发免疫反应的蛋白质，而不必把弱化或灭活的病毒注入我们体内。很多公司建立起了平台，只需为某种疾病插入正确的mRNA 序列，就可以创建预防任何传染病的疫苗。这种mRNA疫苗正在测试其它传染性病原体，例如，埃博拉、寨卡和流感病毒。mRNA疫苗也可以对癌细胞产生的蛋 白质作靶向治疗：最近已经报道了黑色素瘤治疗的进展。理论上，mRNA技术还可以产生某些疾病中缺失的蛋白质，例如，囊性纤维化。

无需花费十年或十五年时间去开发一种新疫苗，只需一周时间即可完成。美国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和英国、瑞典合资的阿斯利康公司的mRNA疫苗，已经证明可 以引发抗体和T细胞反应。抗体是一种蛋白质，它和来自身体外部的入侵者结合，并激发免疫系统的反应。T细胞是一种白细胞，它可以在体内搜寻受感染的细胞并 杀死它们。

中国目前至少有四家生产商制造的五种新冠疫苗，这些疫苗都是由常规方法开发生产。这些生产商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合作单位、位于天 津的康希诺生物公司；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其中三家公司使用全灭活病毒，这一方法可以追溯到1930年 代首次成功的流感疫苗。武汉封城后的两个月，由康希诺公司开发的第一剂疫苗就出现了。军队病毒学家陈薇少将站在一面中国共产党旗帜前接受注射。由于中国的 病例不够多，而且很多人不信任国产疫苗，所以疫苗生产商只好向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国家寻求协助和进行试验。

如果mRNA疫苗取得成功，就很可能取代传统的疫苗制造商。阿斯利康疫苗比中国造疫苗的价格更优惠。新型疫苗更适于大批量生产，成本更低，而且一针就可以为几种疾病提供免疫力。

这对中国来说又是一个挫折，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利用疫苗试验和提供免费或低价疫苗来提升国际形象。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将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中国出售给国外的很多检测试剂盒和医疗设备的效用很差，有损中国的形象。

另一主要障碍是，对于病毒为什么起源于武汉，没有及时给出解释。一个未澄清的问题是，中国军方为生物战而参与开发新病毒。这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古怪的右翼阴谋论。

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公开军事预算年增长持续两位数。为建立一支能和美国匹敌的现代化军队付出巨大努力，其中包括大量窃取军事技术和大规模投资制造业。这些 技术范围从高性能计算到高超音速导弹、新型核导弹、卫星、轨道炮、隐形战斗机、隐形无人机、无人驾驶车辆、导弹防御系统等等。中国间谍苏斌，因窃取洛克希 德?马丁（Lockheed Martin, 美国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商----译注）的猛禽F-22战斗机的设计，被判处有期徒刑46个月。据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露的信息，中国利用这项技术来制造歼20隐形战斗机。以中国海军为例，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430多艘主要水面战舰和近100艘潜 艇。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的海军装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二战以后其他国家海军的建设。中国正在建设多个航母攻击群、可靠的潜射弹道导弹能力和 蓝海攻击能力。中国2019年度官方的国防预算为1780亿美元，如果使用购买力平价，据估计更接近455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的军费预算。

如此规模的资金投入，加之为获取和仿制军事技术付出的努力，如果中国没有投入少量资金去建造现代生物武器系统的话，那才是令人意外的。与制造隐形战斗机相 比，发展生物武器成本较低，而且更容易隐藏。这类技术完全具有双重用途，可以在传统的工厂或实验室里运用。这不需要像詹姆斯?邦德电影里那样，在火山上挖 空洞穴，周围还有几千守卫。资助收集危险病毒的研究，探索如何使其更具致命性或毒性，并不比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所作的基因编辑牲畜和植物的研究，更昂贵或更 复杂。

事实上，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研究----寻找新的危险病毒----得到了五角大楼的大量资助。从2013到2020年，大约39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提供 给国防部的合同、拨款和分包合同。另外6470万美元来自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中国没有理由不去花同样的钱做同样的事。针对生物战的威胁，从事防 御性的研究是合法的，并且是《生物武器公约》允许的。中国没有义务把这类研究的细节向世界披露。因此，没有理由排除中国军方大力鼓励石博士研究的可能性， 并且很可能在外界不知道的实验室里一直从事着这类实验。这并不是说新冠病毒被刻意设计成为一种军事武器，但是如何找到未知且危险的蝙蝠病毒，然后使其更具 毒性和致命性，正是期望中的军事项目所关注的。

同时我们了解到，这类军事研究曾经发生过事故，出现过实验室泄漏和导致多人死亡的事件。有文献记载，苏联科学家在埋葬受害者的旧冰库中，发现了1918年 大流行的H1N1病毒株，他们利用这种病毒作研究，试图造出抗辐射的和雾化的流感病毒。例如，1979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曾发生炭疽孢子泄漏。

一家也许在中国或苏联的病毒学实验室，在研究1950年流感病毒的时候发生事故，可能导致了1977、78年苏联H1N1流感的流行。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几天，研究人员指出，这种病毒再次出现之前，在自然界中“会处于冻结状态”。

2008年，有人提出这种流感的流行“或许”是流感疫苗试验的结果。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朱既明在当时对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微生物学家彼 得?帕雷斯（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in New York, Peter Palese）说，这是“（作为）远东地区疫苗试验的结果，这次试验中有几千名新兵感染了H1N1活病毒”。这可能是一种无效的减毒疫苗或是实验室培养的 毒株。（注1）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倾其资源投入到主导生物技术的领域上，这一巨大的商业潜力使整个行业改观，涉及健康、农业和渔业，也许还有能源和废物处理。出于超越竞 争对手的热望，中国向个人和公司施压，迫使他们窃取技术并愚蠢地承担风险。在安全和标准方面，中国都有很差的记录。鉴于这种情况，可以想象研究人员在怂恿 之下，构建一种新的嵌合病毒，这就是从武汉或附近的实验室逃逸出来的这种病毒。

像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都不会主动承担制造新病毒、让病毒逃逸引发全球大流行的责任。否则他们将付出巨额赔偿。对中国人来说，曾经有过在义和团运 动以后被迫支付赔款的前车之鉴。1900年，慈禧太后坐视任由义和团攻击和残杀洋人，围攻北京使馆区。八国随后派兵解除了对使馆区五十天的围困。根据《辛 丑条约》，清朝廷处决了鼓励义和团的大臣，允许外国军队进驻北京，并向八国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2018年的白银价格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100亿美 元，由于超出了清政府的年度税收收入，故分39年付清，通过允许外国人监督海关服务来偿还。外国军队到达北京前夕，西太后乔装成农妇坐着牛车逃离紫禁城。

民族耻辱可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70年统治的终结。这将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从中国开始，但是会蔓延到世界各地。随着档案的开放，各种隐藏的秘密都会真相大 白，人民开始享有言论自由。这将颠覆世界秩序。1989年在中国天安门大屠杀结束了几近推翻共产党统治的全国性民主抗议活动后，很多西方政府，包括美国布 什总统政府，似乎都极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让这种情况发生。他们担心结果会是“动乱”。

澳大利亚是确实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真正调查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提出了一项改革世卫组织的计划，要求赋予世卫组织调查人员拥有武器检查员相同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在有必要调查疾病爆发时强行进入一个国 家。即使在没有所在国家政府明确同意的情况下，世卫组织调查人员也将具有不受限制地查阅数据和医疗信息的权力。莫里森总理还呼吁对野生动物市场进行国际审 查，他认为这对人类健康和粮食生产构成巨大风险。澳大利亚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蒂（The 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ndrew Hastie）说，在中国掩盖事实和散布虚假信息之后，世界需要透明度和查询。

莫里森在9月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说：“世界各国必须尽全力去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这种病毒给我们全世界和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去了解这是怎样发生的，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别无它择。”

莫里森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提出了这一倡议。联合国1948年宪章规定，国际官员必须得到东道国 的邀请才能进入该国调查，194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有权否决对这一宪章规则的改革。鉴于改革世卫组织的障碍，澳大利亚建议新的世界卫生监督机构可能是 正确选择。虽然联合国可以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但是中国可以轻易地使用否决权来阻止这样的提议。19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苏联当局对此掩盖以 后，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通过了两项条约。一项条约规定，一旦发生具有跨越国界影响的核事故，事故所在国必须通知其他国家，另一条约规定其他国家协助应 对事故的能力。《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五个月后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月后生效。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援助公约》促进了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的紧急情况下的迅速援助和支持。条约要求签署国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供援助用的专家、设备和材料。

上述条约并没有寻求分担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责任，只是为了较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核事故。

莫里森的提议显然没有成功。特朗普总统离开世卫组织的决定，正在被他的继任者乔?拜登总统推翻。与此同时，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宣布大幅增加对世卫组织的赠款。其赠款总额提高到5.31亿美元，占世卫组织预算的12%。基金会还向世卫组织的主要捐助者“疫苗 联盟”（The Vaccines Alliance, GAVI）额外拨款16亿美元。比尔?盖茨说，“捐助者没兴趣仅仅填补他人撤资留下的空白，我一定会鼓励美国继续作为世卫组织成员并提供支持。”他补充 说，美国对世卫组织提供的资金中有三分之一专门用于根除脊髓灰质炎，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重点之一。盖茨说，假若没有世卫组织的支持，何以能够根除脊髓灰质 炎这种疾病？

马克龙总统告诉莫里森，现在是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进行国际调查的时候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出是谁之过，然后采取一致行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承诺向世卫组 织提供更多资金。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英国将在四年内增加30%的资金，四年内分摊3.4亿英镑，使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盖茨基金会的第三大资助者。政府 官员表示，这笔钱有包括改革等附带条件。英国首相还将提出一项五点计划，以改善对未来大流行病的国际反应，其中有建立全球研究中心网络、提高疫苗生产能力 和在新冠大流行开始时降低出口关税的协议。约翰逊首相承诺向“2019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COVAX, 由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发起的让全球公平获得新冠病毒疫苗的倡议----译注）的合作伙伴关系先提供7100万英镑，以确保2700万剂疫苗的购买权，并向 另一COVAX计划提供5亿英镑，用于帮助贫穷国家获得疫苗。

2020年4月，欧盟“欧洲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欧盟外交及军事统筹机构----译注）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最初含有中国正在进行“全球虚假信息”运动的阐述。EEAS的这些文件表明，中国一直在积 极、广泛地“向欧盟和许多邻国的公众传播阴谋叙事和虚假信息”。文件说，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通过机器人和假账户，开展“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协同影响力运 动”，来散布亲中国的信息。但是，迫于中国的压力，有关中国开展“全球虚假信息”运动，和中国批评法国对大流行的反应，终被删除。

中国还说服欧盟在一篇社论中删除中国作为病毒起源的字句，这是发表在中国的庆祝欧盟和中国建交45周年的社论里。欧盟对外行动署随后发表声明说，对这一社论专栏未能以原稿发表感到遗憾。

同年晚些时候，欧盟起草了一份关于联合国机构改革的文件，文件概述为增强世卫组织的权力、扩展其资源所需的一系列全面变革，促使这一组织能够更快地应对健康危机，各成员国应能在紧急情况下分享到足够的信息。

澳大利亚领导人对中国大胆地批评，并呼吁获得更多权力来强行调查未来在中国发生的疫情紧急情况，北京的回应则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恶意恐吓。中国通过对澳大利 亚进口产品征收8.5%的关税，有效地阻止了3.08亿美元的大麦贸易，暂停了一部分澳洲进口牛肉。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发起反倾销调查，然后对澳进 口葡萄酒征收212%的关税。中国停止在沿海港口卸载澳大利亚煤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报告中称，澳大利亚军队犯下战争罪，并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澳大 利亚士兵威胁要杀死一名阿富汗儿童的模拟图像。中国当局拘留了两名在华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然后强迫他们离境。北京还警告学生和游客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理 由是在新冠疫情下发生了种族主义事件。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在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ASIO）发出警告，指出中国试图增强对堪培拉决策的影响后，两国关系在2017年开始恶化。中国商人向澳大利亚当地政界人士捐款的事件曝光，澳大利亚随 即宣布了遏制外国干涉的法律，北京方面则以冻结外交访问作为回应。2018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国家安全为由，公开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本国5G 网络的国家。

对澳大利亚的恐吓也警告着其他国家，不许将病毒归咎于中国，否则将面临一连串的威胁和贸易制裁。这个策略果然有效。国际社会一直不愿意和中国对抗或是挑战 中国的说辞。这使得世卫组织对病毒起源的调查不可能给人予启迪，因为这一调查排除了对武汉各个实验室所作研究的任何查询。从事病毒学工作的一些西方科学家 早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和中国的观点一致，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和新冠病毒全然无关。试图发表有关武毒所功能增益研究和新冠病毒文章的人都发现，几 乎不可能在任何知名的科学出版物上发表。关于功能增益研究的益处和风险的争论是在不知名的推特提要中出现的。只有少数人还在继续发掘证据，来挑战人云亦云 的说法，例如加拿大生物技术学家尤里?德金、分子生物学家艾琳娜?陈（Alina Chan）、生物学家莫雷诺?克拉科瓦（Moreno Colaiacovo）和微生物学家罗珊娜?塞格里托（Rossana Segreto）。

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早些时候曾指责中国政府，并表示要追究责任，因此对实验室泄漏理论持反对意见的部分原因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反感。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人隐 瞒病毒起源的真相、误导世界，有人却认为恰恰相反。是赞同特朗普政府，还是相信中国共产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大多数科学家都站在中国人一边。他们 可以声称特朗普政府在撒谎，而是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有效而又负责任的行动来阻止疫情。结果是中国迅速恢复了正常，还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据称，相比之 下在美国，特朗普无视科学建议，对违纪处理不当，让病毒失控。正是美国发生了反政府骚乱，允许推特和脸书审查有关新冠病毒的不科学的“阴谋论”，并导致领 导人被投票罢免。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公开反对中共的抗议活动。尽管中共公然做出令人震惊的举动，例如关押维吾尔族人、镇压香港民主活 动人士，但是，主要的科学期刊从未对此表态，相反，《柳叶刀》、《自然》和《科学》杂志仍然发表社论严辞指责特朗普。这个问题变成了左右之争，双方都在利 用各自追随者的忠诚。

还有一种观点是，新冠大流行是预言中的、带来灾难的“某疾病”。预言者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暗自欣慰。在2015年度的TED大会上（TED Conference, 美国私有非营利机构，每年召集科学、娱乐和设计领域的杰出人物与会，分享最新探索----译注），比尔?盖茨作了讲演，名为“下一次大爆发？我们还没准备 好”。他说，尽管在他成长过程中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核战争，但是现在看来最大威胁是病毒。他说：“如果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有什么东西能使至少一千万人丧生， 那很可能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他解释说，我们在应对核威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却在“阻止流行病的体系上投入很少”。盖茨在讲演结束时 说，我们需要像为战争做准备一样，通过投资全球卫生系统来应对可能的流行病爆发。因为我们知道，准备工作的花费不仅可以挽救生命，而且可以拯救大流行所需 的数万亿美元。他说，这样做才能使世界“更加公正，也更加安全”。2020年2月28日，盖茨在他的博客里写道：“新冠病毒的肆虐很像我们一直担心的那种 百年一遇的病原体”。他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他写道：“显然，投入数十亿美元抗击疫情，是一笔巨款，但这就是解决问题所需的投资规模。考虑到大流行对经 济造成的冲击----只要看看新冠病毒正在破坏供应链和股市的程度，更不用说人们的生活了----这笔钱还是划算的。”

比尔?盖茨长期以来一直用个人财富来改善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尤其关注传染病方面。每当出现新的病原体时，例如2009年的猪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 毒、中东呼吸综合症和非典病毒，盖茨都更加确信，世界对疾病的应对准备不足。他赞同强制封锁、戴口罩和接种疫苗，他说，这些措施在澳大利亚和韩国已经奏 效。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证明了生态健康联盟的信念。因为多年来，这个联盟一直在宣传，一种未知的病毒可能在某时从某处偏远的丛林中出现，并带来严重危害。必须先 找到这样的病毒，然后去探索这病毒如何演变，来防止下一次大流行。若是中国人拿着美国钱，由于不小心或不负责造成危机的说法，都是不能容忍的。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寻求做一些切实可行、相对简单的事务，那么承诺更多的资金用于全球疫情监测和疫苗接种计划，要比陷入泥潭和中国展开令人生厌的 争斗容易。或许最好好是一边闭门不出声地和中国打交道，一边说服中国在未来采取不同的行动。由于中国过去曾经是一些疾病暴发的源头，因此保持和中国的合作 至关重要。如果对中国施压过甚，可能会导致中国拒绝和世卫组织合作，正如有人担心这会在2020年1月发生。

此外，即使西方各国领导人确实强力表达他们的意愿，中国也具有无限的能力去挫败任何调查。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黄艳玲为例，她可能是第一个感染新冠 病毒并且死于该病毒的人。政府所做的，只是删除了她和另外两名学生的所有记录。尽管官方媒体说黄艳玲已于2015年离开了武毒所，但是她仍然出现在武毒所 网站发布的2018年新年照片中。她只是消失了。那么，你将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真相呢？你会在哪里参加一场你不会赢的战斗？

因此，尽管新冠大流行以来暴露了世卫组织的不足之处，但是世卫组织仍是其中一大受益者。世卫组织不太可能因为对中国的迁就而受到惩罚，也不会因调查疫情不 当而影响其重要性，因为英国等国家已经承诺向世卫组织提供更多资助。世卫组织希望在他们预算的5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追加180亿美元，用以资助20亿剂疫 苗。所以，这将是未来的“经验教训”。

生态健康联盟也从中获益。这一联盟赢得了31个科学学会的支持，涵盖着几十万科学家，他们在拨款被取消后签署了一封联合抗议信，包括77名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国家卫生院在8月份恢复拨款，要求提供在武汉完成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美国国家卫生院还继续一个“新型传染病研究中心”的项目，五年内斥资8200万 美元。这笔款项将资助11个研究项目，主要在美国大学，将和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生态健康联盟将获得750万美元来运行其中一项研究， 重点关注东南亚和冠状病毒、丝状病毒（包括埃博拉病毒的家族）和副粘病毒（包括麻疹和腮腺炎病毒家族）。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发现自己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正如当地一家报纸的标题所说：“北卡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是长期以来病毒研究的领先者。现 在，全世界都在倾听。”巴里克实验室从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夫和妻子普里希拉?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译注）获得了43.33万美元的赠款，用于购置“液体处理器”，一种可以比人类更快、 更准确地吸管液体的机械臂和配套仪器，其中有一个检测样本中的活性病毒颗粒的机器人，以及对RNA测序的仪器。 总之，这套仪器设备可以把化合物的测试速度提高二十倍。

在新冠大流行开始时参与制造第一批测试盒的人看来也做得很好。2020年9月，负责开发测试盒的国家疾控中心官员谭文杰被任命为国家新冠病毒中心主任。在 向全国电视转播的表彰大会上，测试盒制造商之一的母公司捷诺，由于在抗击新冠病毒和开发测试盒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受到了习主席的嘉奖。另一家质量不佳 的测试盒制造商辉睿，则通过销售测试盒扩大了生产，但是不在中国，而是在拉丁美洲。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满怀胜利地回顾了这一年。他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书写 了抗疫史诗。在共克时艰的日子里，有逆行出征的豪迈，有顽强不屈的坚守，有患难与共的担当，有英勇无畏的牺牲，有守望相助的感动。”“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 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新台阶。”“疫情防控任重道远。世界各国人民要携起手来，风雨同舟，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努力 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这一年的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完全恢复正常，经济复苏出口强劲。中国展示了武汉在除夕夜狂欢的景象，而纽约和伦敦等城市却空空荡荡。一代人以来第一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可能回到过去政策的总统。

然而，新冠危机也可能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开启一个新阶段。曾认为随着中国走向更加富裕，它将会更加开放、宽容和多元化的这一想法，已经受到严重的挫 败。围绕华为的争论已经动摇了人们对中国善意的信心。目前应对大流行的沉重代价，将导致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中国将受到更多的怀疑，在某些方面甚至 是完全的敌意。因为许多国家的公众对中国失去信任，并且亲身承受了中国行为的后果，可能会发生缓慢的巨变。有些公众会指责本国领导人和中国走得太近，也会 主张不要再把中国视为朋友。

至于未来对大流行的治疗，将会出现的重大积极因素是采用mRNA的新疫苗技术，以及新的低成本检测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消除人类最小但是最致命的敌人的可能性。可能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大流行，这意味着开发生物武器的竞赛结束。

注1  Rozo, M., Gronvall, G. K.: ‘The Reemergent 1977 H1N1 Strain and the Gain-of-Function Debate,’ mBio, 6(4):e01013-15, 18 Aug 2005, doi:10.1128/mBio.01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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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

贾斯柏?贝克曾任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他中文流利，为《卫报》、《经济学人》和《旁观者》撰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他有十部专著，包括广受好评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封底）

贾斯柏?贝克关于中国的阐述率直清晰。

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作者

贝克用自己在中国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揭示着一个迫在眉睫的谜团。新冠病毒出现在世界上唯一专门研究非典病毒的实验室附近，这仅仅是巧合吗？

James Kynge，《金融时报》，环球中国编辑

贝克对中国历史和汉语的渊博知识形成了他的独特见解，也使读者能够就新冠大流行的原因得出自己的结论。书中对政府应对措施的分析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控制舆论，而不只是在大流行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过于简单的威权主义形象。

林坤景，剑桥大学地缘政治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