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了个别下调。自此，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的亦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学者指出，修订刑法条款并不能全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还需要加快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以适应社会发展。

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该修正案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而在中国此前《刑法》的版本中，十二至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犯罪行为多极端，造成的影响多恶劣，均不被刑法制裁。

在刑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下午，大连十岁女孩遇害案中的受害者母亲在接受中国媒体《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将与律师沟通，依照刑法新修正案向法院重新递交材料，继续对杀害自己女儿的未成年凶手追责。

2019年10月，大连市一十三岁男孩蔡某诱骗一名十岁女孩至家中，并残忍杀害抛尸，但因蔡某不满十四周岁，仅处以收容教养三年，不予刑事处罚。

随着近些年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却逃脱法律制裁的案件频频发生，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旅美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未成年人早熟现象显著，部分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顺势而为。另外，此次刑法修正案延续了原有犯罪行为的限定范围，只对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追责，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公平保障：“这个限定还是有必要的，如果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孩子轻易地被投入监狱，被定罪判刑的话，从人权的角度，从孩子健康发展的角度都没有好处。”

预防未成年犯罪仍需完善配套社会设施

滕彪说，仅仅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对预防青少年犯罪还远远不够，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参与进来，加强普法教育，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综合预防和干预。他说，留守儿童犯罪成为最为凸显的社会问题之一，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着重关注留守儿童，加快户籍、教育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使留守儿童回归家庭，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作用：“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仅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也需要民间组织的努力。整个社会各方面，从学校到家庭到福利制度到NGO和社区等等，所有这些配套的政策和服务都没有跟上，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只能解决非常少的极端案例，对于整个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人权机构“公民力量”研究员、教育专家王德育博士告诉本台，中国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是系统化问题，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事后的惩罚和威慑，并不能根本降低青少年犯罪率：“预防犯罪比惩治犯罪更加重要。一个是犯罪之前的预防工作，在教育系统包括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当中进行法律知识普及。”

王德育同样认为，改革对中下收入群体限制过多的户籍、教育和其他相应社会体制，完善预防犯罪机制，关爱留守儿童群体，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正确路径：“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对儿童的教育不友好，很多严重犯罪是留守儿童实施的，不仅是青少年犯罪，更重要的是长大成年后的犯罪。中国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教育制度，还有福利和医保政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对于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可能更加重要。”

专门矫治教育取代“收容教养” 集中管理“问题孩子”

此外，经过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在全国人大同日通过，并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在答记者问时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完善了专门学校制度，省级人民政府应当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对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进行分级矫治教育，而此前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养”制度将被废止。

王德育对设立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建设专门学校对“问题孩子”进行矫治教育表示质疑：“专门学校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强化了未成年人不被社会接纳的感受，对矫正没有太好的作用。在美国，很多残障小孩尽量安排在正常的学校里，让他们去感受正常的教育氛围，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大家都是问题儿童。这在管理上是方便了，但对小孩回归社会，形成正常社会认知是不利的。”

记者：肖一冰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