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光：紧急援助！通向自由的六四“黃雀行動”

    
    公元1989年，干支紀年為己已年，按傳統的陰陽學說，己已年不是“破年”，不算壞年份，但中國的另一個傳說認為凡是逢九的年份，中國終要出現“天災人禍”，總算應驗了後者。當六月四日凌晨雜亂的槍聲劃破北京城的夜空時，一場“人禍”應驗了。
    
    美國及歐洲各國議會紛紛通過了議案：給予中國流亡到海外的學生“政治庇護”。
    面對戶籍管制，海陸空的全面封鎖，莘莘學子和學運人士如何才能得到“異國的庇護”呢？今天略談本人所知的一、二。
    
    這是一個工程，一個龐大的工程，即使今天回憶起來，用這樣的形容詞也恰如其分。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卻永遠值得我們敬佩，永遠值得我們緬懷。一個工程的啟動從他們開始：鄧光榮、梅艷芳、岑建勳等幾個演藝界巨人發起了義演大籌款，梅艷芳私人也捐出了一大筆款子。以司徒華為首的支聯會也發起了募捐。
    
    香港市民總共向這個工程捐了2500萬港幣，有了這筆錢，猶如戰場上有了子彈一樣。工程的第二部分開始了，就是被今天香港人稱謂的“黃雀行動”。香港的“黃雀行動”並不是一個人之力，也不是個人的功勞，是一群人的。在這個行動中，陳達鉦和陳錫禎主導了將國內的學運人士、工運人士、知名人士紛紛偷渡接應來港，當然還有許多個人和團體默默地做了這項工作，比如陳仕強、中國之春、爭鳴等雜誌也幫助了偷渡工作，另外就是許多珠三角的會講粵語的學運人士自己偷渡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後，除了比較出名的人士，絕大多數人士須住進一個叫做“星湖嶺”的羈留所進行甄別審查，審查時間約一個月，審查合格後由支聯會“領養”。支聯會當時租了三處房屋，屯門一處，跑馬地一處，筲箕灣一處，除了供他們吃住以外，頭三個月每個月給三千港元作為零用錢。三個月以後就讓他們自己找工作，但還是提供吃住。
    
    這段時間，很多好心的老闆給他們工作，比如田園書店就收留了幾名民運人士打工，包括有李衛國、楊匡；“開放”雜誌接受了張少軍、李少軍工作，也有些工頭讓一大批人到地盤去工作。
    
    

    
    而最艱巨的工作是這個工程的第三部分——輸出。“黃雀行動”總共偷渡到香港的有400餘人，歐美國家口頭上承諾“政治庇護”，只不過是接納那些名望較高的人，比如嚴家祺、陳一諮、李祿、呂京花等“名人”，西方國家即時接納了，而那些次一等或者比較默默無名的“小人物”，西方國家遲遲不予接納，為此而奔波的幾個人，我們以及那些已被接納的“偷渡客”更不應該忘卻他們。
    
    好像鐘上的時針看不到它在移動，而它確在不停地移動一樣。三個人：陳錫禎、朱耀明、羅賓（英國人），他們幾乎不停地奔走西方各領事館，商洽接納他們的政治庇護。從1989年的第一個轉移出去的庇護者到1997年6月30日以前最後一個出走的庇護者，和這三個人的默默無聞地奔走，有著密切的關聯，三十年祭不應忘卻他們。
    
    “黃雀行動”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龐大工程，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它涵蓋著捐款、偷渡、供養和輸送四個行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