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疫情，如果西方输了怎么办？

邓聿文

2020年4月14日

3月，北京一家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在播放中央电视台对习近平主席视察武汉的报道。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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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新冠疫情，中国社交媒体上曾有一个形象说法，说它好比一场球赛，中国打上半场，欧美打下半场，但从目前表现看，欧美似乎不如中国打得好。

鉴于疫情尚在进一步扩散，随着武汉解封以及中国复工的推进，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而最近，不少人对中国新冠病毒的感染数提出质疑，包括美国中情局(CIA)。因此，最后谁的表现好，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不过，很多人也都在思考这个假设性命题——如果西方在这次抗疫中输给中共，怎么办？

应对此类全球性流行病，原来很多人相信，强调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天然强于系统性瞒报的威权体制，在这次疫情暴发初期，的确如此。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当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大范围传播后，他们的政府也一团糟，乃至3月前还是疫情重灾区的中国，反倒成了安全岛，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国家求助于中国的帮助——不仅是医疗物资，还有抗疫经验——中共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抗疫的模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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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无法否认疫情最先暴发于中国的事实，但也不要美化中国政府的抗疫举措。但现在中西疫情的反转至少让很多人审视乃至怀疑，面对新冠病毒，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能否交出合格答卷，如何使它不输给中共的专制体制？

我初步答案是，这很难。

这里所指的西方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有人以韩国、台湾、香港的案例来反驳。其实，韩国的做法除了透明性外，也没有采取严厉封城，但是韩国和中国一样，追踪每个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全力排查所有新天地教徒，以阻截病毒扩散；台湾、香港等同样是早发现早隔离，政府重视。另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同属东亚文化圈，多少带有一点东亚文化元素，如偏好大政府（香港例外），集体主义观念，能够平衡自由和秩序以及公民服从，在这些方面，它们和中国相似，而与西方有差异。

西方重自由甚于秩序，政府的号令在民众中权威性不足。比如欧美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出现在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国家，至少到最近，部分酒吧、公园、商场、大街、健身场所、广场、海滩、旅游景点等还是人群聚集；再如戴口罩，很多欧美国家既不提倡，民众更不主动，直到最近几天，迫于疫情形势严峻，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开始要求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了。

3月，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堡的大学生。 Saul Martin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所致。在中国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虽然很快对中国采取了断航等旅行限制措施，本来为应对疫情在美国的传播赢得了时间，然而，特朗普个人出于选举考量低估疫情，置情报机构和疾控中心的再三警告于不顾，未能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包括准备疫情一旦暴发所需的医疗资源，也导致公众掉以轻心、不当回事。

因此，有人会说，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轻率态度不是民主体制的错，不能把账算在自由民主体制上。但这需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特朗普当选本身及其执政三年来的表现，已让许多美国人忧虑美国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几年美国党派政治的极化、特朗普对反对党和媒体的肆意攻击等，都表明美式民主在运转中出了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漠视并不使人觉得奇怪。

另外，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了美国疾控开支，政府削减了CDC（疾控中心），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抗击全球疾病方面的预算，授权时任国安顾问博尔顿取消了NSC的全球健康安全部门，并降级了其中的流行病专家。因为计划的资金开始耗尽，CDC被迫将其预防全球疾病暴发的工作能力削减了8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缩减了工作规模。

再看中国政府，尽管前期存在习惯性瞒报，然一旦发现疫情已严峻，且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冲击中共统治时，它悍然采取封城这种人类抗疫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举措，全面动员，全面防控，将疫情当作一场“人民战争”来打，从而在两个多月里，将疫情控制住。

西方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某些做法，比如早发现早隔离，建方仓医院收治轻症患者，甚至戴口罩等，但中国抗疫的“人民战争”注定无法运用于西方，原因即在于中西国情和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威权/专制体制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实行同样举措，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两者制度的差异在这次抗疫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拥有强大资源，它只能在法律授予的权力之下做事，而且受到三权分立结构的制约。因此，即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它依旧做不到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国家的掌控程度，可动用和调配的政府资源也远不如后者多。中国政府随时可以命令国企转产防疫物资，美国政府必须援引战争时代的法律，才能强制企业按照政府要求去做。中国政府的多层级结构使它平时显得臃肿不堪、效率低下，但在疫情下，这些平时多余的冗员特别是基层干部可以派上用场，维持社会秩序。另外，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小区物业，在中国以封闭式小区为居住和管理单元的国情下，社区和物业对维持处于疫情下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作用至关重要。而这些是美国政府不具备的。

3月，手持消毒器的工作人员准备对武汉火车站进行消毒。湖北武汉是今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的中心。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第二，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管控媒体和舆论，事实上，即便中国政府也无法完全垄断舆论。一般来看，管控舆论会出现瞒报，反而不利抗疫，这不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也要承认，在特定时期，管控媒体和舆论，有利于传达政府的意图、引导民众，让民众“自觉”配合政府。但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也做不到的。

第三，西方国家对社会的强制程度同样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而西方民众对秩序的服从也不可能如中国民众。西方国家在涉及大众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上，政府一般以劝导和建议为主，不构成一种非做不可的强制性。像武汉封城，足不出户，这在西方是无法做到的，而西方的封城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儿戏。

最后，西方国家对大数据的运用不如中国。中国政府严厉的抗疫措施，每个环节如果没有互联网和大数据从技术上进行协助，很难做到，或者成本要大得多，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恐怕比中国落后。这里需要区分技术和政治。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要把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用于社会管理，虽然目的之一是为监控民众，防止出现反政府的事情，但在国家处于大的公共疫情时，客观上确实也有助于政府控制疫情。西方尽管也重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开发和运用，但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把它广泛地用在社会管理上，这同样涉及自由和权利问题。

虽然西方有比中国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志愿者团体，而且在纽约的灾情中已经显示出志愿者力量，然而，总的来说，鉴于此次病毒的传染性极强，需要有专业的技能以及足够的防护设备，因此，这次西方民间社会的自救和志愿者的力量还发挥得不很明显，不足以弥补政府力量的欠缺。

故中国官方不无得意地宣称中国抗疫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民众也不乏带着看笑话的心情看西方。此即中共一向夸耀的举国体制优势，能在短期内在消除灾害上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相比之下，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短”处，似乎也不能不承认。

4月，纽约一辆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一名穿着防护服的乘客。 Jonah Markowi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假如威权/专制体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更强，是否能够反证民主的失败？不能。因为类似新冠病毒的公共疫情灾难，毕竟罕有，而社会更多的处于常态。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一般大的公共灾难中，自由民主也比威权/专制更能胜任救灾，至少两者难分伯仲。社会进步依靠的是自由和自由下的创新，这两项在威权/专制体制下很难做到。专制体制也许能给人民带来物质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绝不可能带给人民自由和人权。

所以，即便这次抗疫中国政府做的好一点，也不能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输了。它可能对中共在全球传播和推销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价值观有帮助，让一些国家特别是还处于半民主状态或专制的国家对中国模式产生兴趣，又或使西方国家也开始反思和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钟爱大政府。但若中共要藉是次疫情把自己的价值观打造成普适版本，把中国塑造成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乃至和美国争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则无疑会遇到西方国家的强力狙击。

此次新冠疫情，其地缘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和西方之前的隐形对立将会在疫情结束后显著强化。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并使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中国显然受惠于这次地缘政治结果，但好运可能不会第二次降临，首先因为中国是疫情首发国，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后投入不少精力帮助国际社会，但从美国政府鹰派坚持“甩锅”给中国看。如果中国赢得了抗疫，很可能会激起西方国家的更大不满，出于对中国的恐惧，从而加大对中国的打击。

此外，与2008年不同，此次疫情造成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此波全球化的可能加速终结。在这个终结过程中，美中、欧中的地缘政治矛盾会显著上升，美欧很可能联手共抗中国，以中国目前的国力、科技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软肋，要应付西方的联手将力不从心。

所以，谁笑到最后很难讲，中国如若在疫情后强化已有体制，而不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走向普世价值，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