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爱是恒久忍耐——苏晓康《寂寞的德拉瓦湾》

0

他一定要有野草的精神。不管他面前的墙有多厚，有多难穿透，他一定要在它下面、甚至在它上面成长，就像不屈不挠的小草，最终将顶开岩石。这就是惠特曼颂扬的美国精神，对不对？没错，肯定是。他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写诗。
——哈金《自由生活》

此前十年多次到美国访问，常常听圈内的朋友谈到苏晓康一家的情况，一次车祸之后，刚刚团聚的家庭再次破碎，苏晓康十多年如一日地照顾瘫痪的妻子傅莉，可以想象有多么不容易。听说他们住在偏远的德拉瓦州的一个小镇上，交通不便，我也未能前去探访。苏晓康任“民主中国”网站主编的时候，我是作者之一，时不时有简短的电邮往来。不过，在国内，我的电邮并不安全，不能畅所欲言。而且，既然苏晓康不曾向我谈起他个人的生活状况，作为后辈我也不便主动询问。直到二零一二年，我们全家逃离中国，踏上同样一条“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流亡路，这才有从容的时间，驱车从弗吉尼亚前往德拉瓦探望苏晓康和傅莉。在他们的屋子外，有一棵苏晓康亲自栽种的柳树，数年之后，杨柳依依，足慰乡愁。而傅莉也在康复之中，可以操持简单的家务，思维比常人还要敏捷。他们已经熬过了生命的最低谷。

这么多年，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呢？那样的遭遇，若放在我身上，简直不敢想象。最近几年，苏晓康重新拿起笔写作，篇篇都是力透纸背的佳作。我盼望着读到他的心路历程，在二零一三年的台北国际书展上，终于与他的新作《寂寞的德拉瓦湾》相遇。刚刚去国一年的我，花了几个晚上读完这本漂泊者自我心灵救赎之书，作者的刚强与软弱、决断与彷徨、企盼与沮丧、苦涩与甘甜……一一扑面而来，仿佛是对作为后来者的我的鼓励与告诫。台湾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陈芳明评论说：“捧读苏晓康第二册回忆录《寂寞的德拉瓦湾》，依旧在体内的甚麽地方发出颤栗。他离开中国已经二十四年，权力在握者仍然囚禁他于故土之外。思故乡之日远，思年华之早衰。站在新大陆的遥远东岸，任谁都要觉得极度绝望。但是，他决心坚强活下去。不仅要活下去，还要继续写下去。只因为他必须陪伴近乎植物人的妻子，他要记录生命中的挚爱，是如何一点一滴隔离了他。他的文字，其实就是证明妻子仍然留在他身边的轨迹。蜿蜒的笔，纠结的心，写的可能是日益悲伤的岁月，更是突显中国统治者的残忍。”我想，中共当局的残忍与邪恶只是本书遥远的背景，本书的主旨乃在于对生命和爱的追寻、坚守和礼赞。苦难固然是一种负面的价值，除了自虐狂外，没有人会主动招惹苦难；但是，与苦难的对遇、僵持乃至胜过苦难，则是一种可以传递与分享的正面价值，超越苦难之后，就能享受莫大的平安。

流亡路，自由心与忧郁症

流亡，亦即无权者被掌权者所放逐。加尔文被法国放逐，拜伦被英国放逐，索尔仁尼琴被苏俄放逐，他们是庞大的帝国的对立面。他们走上流亡道路，最终因真理得自由；反之，放逐他们的掌权者，表面上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实际上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古代的中国，人们没有流亡的观念，因为中国被认为是整个的天下。对于士大夫来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之间的转换一夜之间就可完成。天下太大，个体太小，桃花源不过是个梦想，哪里有流亡的天地？直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与现实定格之后，流亡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项之一。从戊戌变法到“八九”民运，一百年来，中国的流亡者之多，流亡者的作品之多，足以写成一部流亡的文化史和文学史。

枪响之后，再宏伟的理想亦灰飞烟灭。谁能与开花弹和坦克车抗衡呢？管你是青年导师，还是文学大师，纷纷夺路狂奔。苏晓康受惠于“黄雀行动”，汽车、火车与快船并用，从北京到香港，从香港到巴黎，一路上除了驱赶恐惧感，再也无力思考其他问题。抵达巴黎的当夜，“白日逃亡后麻木的知觉，竟复苏在第一次沐浴时，热水从赤裸的肉体上冲刷出某种终身难忘的味蕾，可以在日后的每一次热水浴中被重新提取出来。那其实是一个忧郁的诞生。人在走出恐惧之后，却踏进所有兴趣都蒸发掉了的一个软绵绵的沼泽地，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像幽灵一样活在世上，人性只剩下本能。”人虽然到了自由世界，魂却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谁能为他叫魂呢？生存是一种幸运，生存何尝又不是一种更大的痛苦呢？

自由的滋味，并不像没有自由的时候想象的那么甜美。真的获得自由之后，反倒产生一种失重感，犹如后脑勺被外力猛然击打，被打成了严重的脑震荡。普通人耻于披露自身的脆弱，苏晓康却在第一页就原封不动地援引自己的体检报告——这是一个患过忧郁症的亚裔男子的体检报告。他真切地描述了忧郁症猝不及防地袭来时的情形：“我有过两次临近崩溃、瓦解的经验，或者说一种昏厥，都把它们初始的复原滋味鲜活地留给了我，也许我从来没有从那种昏厥中走出来过。我可以感知的是，从临近状态中返回的过程，就是一个忧郁期。”最为可怕的是，这位八十年代才华横溢、思如泉涌、名望如日中天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自流亡以来，就陷入‘文字休克’状态，无法写任何流畅的东西。文字若是一种‘生命’的话，由于失去一种向内领悟的能力，我大概就把它丢掉了。”战士失去了枪，作家失去了笔，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呢？

生命虽然破碎，却永不放弃希望

紧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个本该在异国他乡重聚之后慢慢步入正轨的家庭，如一套美丽的青花瓷器，碎裂成再也无法修复的碎片。妻子傅莉躺在床上无知无觉，八岁的孩子在没有母爱中成长，最难的还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苏晓康，用他的话来说，“一个精神瘫痪的人照顾一个身体瘫痪的人”，他一边照顾卧床的妻子，一边抚养提前成熟的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多年以后，他回忆说：“这条路只有我自己去走，黑灯瞎火也好，万丈深渊也好，我唯有孤零零地走下去。好在是陪着傅莉一道走，她的命魂是一点灯光，只能照亮前面几寸远，这也够了。”有人说，写作是一种疗伤，但这对于苏晓康而言，也过于奢侈了，他哪有地方摆下一张可供心平气和地写作的书桌？他哪有时间坐下来细细地谋篇布局然后以生花之妙笔来撰文？如此创痛，仅靠写作哪能治愈？

不过，我并不同意苏晓康辗转反侧的过度自责，这个逻辑推演是不成立的：若非当年参与“六四”民运，怎会如落叶般流亡海外？若非自己一个人先流亡海外，又怎么会在几年后将妻儿接到海外团聚？若非一家人在海外团聚，又怎么会摊上这场惨绝人寰的车祸？如果这一切假设都不存在，这家人继续生活在国内，苏晓康仍然是受人尊重的作家，傅莉是同样受人尊重的医生，至少，总能拥有健康吧？然而，大时代里个人的命运，常常是身不由己的，而且不能回头，一回头就变成了一根盐柱。车祸是偶然，不是必然。而那些留下的人，那些继续在谎言与暴力中苟活的人，那些甚至转身参与谎言和暴力的制造的人，又有多大的幸福与喜乐呢？

苏晓康没有放弃，傅莉也没有放弃。终于，傅莉奇迹般地醒来，一步步地走向康复，苏晓康帮她重建了那段消逝的记忆。也许正是一部分身体功能的残缺，使得傅莉另一部分的功能更为敏锐，就好像瞎眼的人比正常人的听觉更灵敏一样。我还记得，我和妻子第一次与傅莉见面时，傅莉就把我妻子叫到一边，向她传授如何适应在异国他乡的新环境的经验。一件又一件事情，一个又一个人物，她娓娓道来，如老吏断狱，如庖丁解牛，细腻、绵密而精准。

傅莉经历身体残疾的大难之后，对光与黑暗的准确判断超乎常人。二零零三年，苏晓康的父亲重病，中国驻美使馆偏偏等到人已过世之后，才给苏晓康夫妻发放签证，“特许”两人回国奔丧。追悼会之后，苏晓康带着傅莉奔走在北京的几个医院之间，抱着一线希望寻求美国缺少的另类治疗方法。他们寻觅到一位名医，医生提出可以制订一个持续数月的治疗方案。但是，中共当局的卑劣与下流在此时此刻暴露无遗：他们允许傅莉留下继续治疗，但苏晓康“一个月后必须离开中国，没得商量”。傅莉拒绝一个人留下，对于妻子的这一决定，苏晓康分析说：“也许傅莉的记忆阻塞，仍将她滞留在‘六四’后的恐怖经验中，北京和郑州都成畏途；也许她反而是极端清醒，绝不愿让国内的亲友目睹她的身残行毁。她之抵死不肯回头，百倍于我之抛弃乡愿，已无法用亲情来化约，却成了添加给她的苦难。”记忆堵塞的残障人士，反倒将生命定格在“六四”的血泊之中，不像那些健忘的同胞，早已忘记拿过用别人的鲜血换来的“六四绿卡”，然后以美籍华人的光荣身份争先恐后地回国升官发财去了。

每一个家族，都有一部写不完的《奥德赛》

《寂寞的德拉瓦湾》一书，真正写跟德拉瓦湾有关的篇章并不多，德拉瓦湾的生活刚开始没有几年，未来还可以写一本续集。德拉瓦湾只是一个支点，它让苏晓康在作为第二故乡的美国东岸的土地上，书写已然失魂落魄的故国，怀念一生为共产党政权服务却又受尽逼迫与羞辱的父亲和母亲，追溯在二十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中伤痕累累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

苏晓康的母亲在儿子逃离中国之后，终日对着孙子以泪洗面。一九五二年，参加过同盟会的苏晓康的外公被新政权枪杀，热情参加革命事业的母亲立即沉沦、沉默，堕入苦海，从此长期失眠，天天吃安眠药，脾气也怪癖、暴躁了。致命的打击是“六四”屠杀和儿子出走，母亲再也坚持不住了，有一天跌坐在西单的巷口，再也没有站起来。在母亲去世之后，父亲才在一封信中告诉儿子：“《光明日报》有个副总编辑，指责她养出了一个反革命儿子；又说她父亲是反革命，儿子也是反革命。这些话对她刺激很大。”

而苏晓康的父亲苏沛，当过中共理论权威邓力群的助手，是中共文宣系统出色的笔杆子之一，年轻时是武汉大学的才子，抱着单纯的理想追随共产党干革命。直到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才在跟儿子的通信中隐约透露一点浩茫的心事。苏晓康坦诚地写道：“父亲憎愤‘文革’，却不能因此而幡然醒悟，没能看透这个党和它的制度，是中共大多数党员的宿命。对于‘文革’和‘六四’、毛与邓，他也看不到其间的一条草蛇灰线。九十年代后中国开始糜烂，贫富崩裂，爸爸却受党内委任去筹建一个‘党的建设研究所’，专门研究如何整顿党纪党风，并在那里做到退休。整个党的沉沦，使爸爸无从定位自己的一生，但对于否定他年轻时选择的理想依然不甘。”苏晓康没有美化父亲，父亲在那自己参与修建的巨大迷宫中怎么也走不出去，父子之间那道深深的代沟始终未能填平。

晚年的李慎之以哪咤“剔骨削肉”的典故来比喻自己与党的决裂，决裂之后，才能重新去点燃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对此，王怡分析说：“‘剔骨削肉’这一自况最准确、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因为‘剔骨削肉’不但显示了最坚定而惨烈的一种绝裂姿态，更显示出绝裂者与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渊源。”不过，像李慎之这样不惜全盘否定共产党并同时全盘否定自己大半生的人寥若晨星，苏晓康的父亲苏沛就没有这样的勇气。苏晓康没有见过爷爷，爷爷在“文革”初期就在成都忠烈祠街的苏家老宅被批斗致死。苏沛告诉儿子：“我父亲是在叫着我的名字声中断气的。”却又叫他不要对从来没有去过的成都老家抱迷幻的“温情想象”。这位从来遇事不动声色的老人，唯有在给孙儿写信时才动情地写道：“你是流亡者的儿子，母亲又是重残。你们的流亡道路仍然迷茫坎坷。你要爱护你的母亲，真正像一个流亡者的后代。”这算是对儿子选择的与党誓不两立的流亡生涯的肯定与祝福，也算是将“剔骨削肉”的使命寄托在作为反叛者的儿子身上。

《寂寞的德拉瓦湾》始于苏晓康讲述自己的忧郁症和傅莉身体的残疾，终于二零一零年奥斯陆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那首哀婉欲绝的《苏尔维琪之歌》。去留肝胆两昆仑，走了的人有走了的重担，留下的人有留下的重担，没有人的担子是轻省的，也没有人的担子是他背负不起的。正如在海外流亡十五年后才回家的陈芳明所论：“苏晓康与刘晓波，是中国民运的双璧。一个关在国内，一个囚在海外，却辉映出中国的良心不死。……这可能是泣鬼神的世纪散文，字字句句都在自责，也是对时代对政权的最大控诉。这本回忆录的最後，他只能勇敢面对残破的生命。但他还是愿意与读者分享两句话：一是生命极为短促易碎，一是无论如何都不要轻易放弃。他的灵魂底层，仍然跃动着颠扑不破的意志。”最动人的文字，无不是蘸着血泪写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寂寞的德拉瓦湾》与王国维所赞赏的李后主的词是一样的。惟愿德拉瓦湾的这家人不再寂寞，那一树的樱花，虽然短暂，却能安慰伤痕累累的心。

苏晓康《寂寞的德拉瓦湾》，台湾印刻出版，2013年。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