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5 11:4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遇罗锦

胡杰的作品, 无论是纪录影片还是版画, 都是竭力地使人们抵抗邪恶与遗忘。 他通过艺术与影象, 要求人民肩负起对人类苦难和专制暴政的集体记忆。 他的思想与激情， 全部地融化进他的每一部心血之作里﹑熔聚在每一刀的锋刃之下。

　　胡杰——在我心里敬佩他已久。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版画艺术家。

　　生于1958年的胡杰, 早在2004年， 他就自费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此片讲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 一位拒绝撤回对共产党批评的女基督徒的故事，这部感人的影片振聋发溃地在海外放映着， 在网上流传至今。

　　而后, 2007年, 他又拍摄了纪录片《我虽死去》, 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被学生群殴致死的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

　　至今为止，胡杰拍摄了多部历史题材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我的母亲王佩英》、《粮食关纪念碑》、《国营东风农场》、《祭高华》和《塔园》等。

　　而2013年的《星火》一片, 则讲述了在1960年出版的一个地下刊物的命运，该刊试图揭露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饥馑的大跃进。

　　胡杰对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有自觉的认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在访谈中说： “我完成林昭的纪录片以后，突然发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纪录片，但是他们大部 分比较年轻，且志不在历史题材。”

　　是什么使胡杰在既无资金﹑又无人力与设备的重重困难之下， 能够拍摄出十分感人难忘的纪录片而名振中外，给人们留下精神瑰宝呢?

　　当时没有影像资料，连照片都没有。 胡杰为此参考了很多档案记录。他认为：死人不能说话， 而文字档案却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觉得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 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真实——真实性是所有作品的灵魂， 更大于艺术性。

　　胡杰在文革中还是个儿童, 但他亲眼目睹过血淋淋的事实: 武斗、打人、批斗会，杀人。北京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学校长是卞仲耘。

　　胡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经历的这段历史，这些记忆就会永远消失。”他朴素的历史观，是一心只希望把记忆留住。

　　在工作中远非一帆风顺。 他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 经常得寻找并说服有关的人来接受采访和拍摄，往往人们质疑与拒绝，他都是一而再地用温和的语言去说服他们：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 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胡杰最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命运。

　　在他眼里， 人, 是最宝贵的; 人, 就是一切。

　　他为了拍摄有关的纪录片， 曾去虚心采访当时尚未写完《大饥荒》一书的杨继绳教授, 杨老给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

　　反右和大饥荒，由于见不到有关的报道与书籍， 他一直是不太了解的。 当他渐渐长大﹑开始接触这空白的一课时, 无论是林昭的同学对他的讲述，还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其他讲述，每次他听了都震撼不已。他内心涌动着一定要把这些活生生的史实，真实地展现出来的强烈愿 望。仿佛，他如果不这样做, 就不配活在世上。

　　正是这种人生观， 促使他整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辛苦地拍摄、编辑着几部纪录片。 每当做好一部片之后，他都很虚心地在很小的范围内， 让几位有见地的朋友观看， 他们都提出了很有见地﹑对他颇有帮助的主张。

　　胡杰为了拍摄成功, 又看了很多外国著名的纪录片， 通过很多盗版的DVD，他获得了非常多的拍摄方式和编辑方法。

　　《星火》一片,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 荣获大奖。

　　然而， 普遍遗忘历史的现实, 使他有一次在大学放映了《粮食关纪念碑》之后，竟然是现场一片沉默，年轻人对国家与历史如此陌生，以及内心的政治性恐惧, 深深撞击着胡杰的心, 甚至令他感到痛苦与意外。

　　然而， 熟悉和了解胡杰的人都承认： 他并不是那种试图占据道德高地以显示自己的人，比如总觉得‘我比别人正义’，或者‘我比别人有良心’”，他根本不是。

　　他放下摄影机又拿起刻刀，想在版画里继续寻找自己的追求。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不是光有愿望就能完成， 更要看你怎么去做。他不仅是一个理想家, 更是实践家——是知彼知己﹑踏实肯干的实践家。这在几亿中国人中如凤毛麟角。

　　如今， 他不仅是著名的几部纪录片的优秀制作人, 而且是公众承认的著名版画艺术家。

　　在他举办过的版画展: “铭刻——胡杰版画展”中, 他的木刻创作风格，令人立即想起世界著名的已故的德国版画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移民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伊娃， 她是大饥荒逃难者的后代，写了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即将出版，很希望胡杰为其做插图。

　　这本书里生动的插图，令人看了十分难忘。 比如: 大地贫瘠而荒凉，一对夫妇似乎飘浮在空中， 他俩似乎飞了起来……

　　其实, 作者表现的, 是他们的灵魂在饥饿中升天; 那象似梦幻中的飞天, 是全国人民相信了“明天是美丽的”那个大童话。

　　在胡杰撰写的《绘画何为?——关于伊娃这本书的插图》中，他谈到创作的经历：“我走访了安徽、云南、甘肃、四川、辽宁等地。随着采访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现的不仅是文字资料，听到的不仅是被采访者的述说，还有在脑子中出现的一幅幅惨烈画面。”

　　胡杰的家属中就有农村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年，胡杰采访了吴永宽，独立拍摄了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在1958年的疯狂蛮干中, 所谓“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成为农村大饥荒的直接因素。

　　《要有光》的作品之一， 是一对赤膊赤脚的农民夫妻在地里弯腰举锄，在他们的下方是衣裳破烂的女儿，地下放着一只空碗，这只空碗在其他画幅中不断出现。

　　胡杰的刻刀下没有刻出人相食的惨绝图景，是因为他实在不忍吧。

　　这就是胡杰的构思——他的道德感, 使他必然如此。他内心的力量﹑爱与向往, 都在一笔笔的刀锋之下。

　　为什么他热爱版画艺术? 正是那有力的刀锋给予了他力量， 使他能刻出深刻的道德。

　　在大饥荒的年代， 笔者在“北京女十二中”正上初中。那是我第一次因饥饿得了浮肿病， 因父母买不起高级点心高级糖， 以及其他营养品。大家都饿，老觉得饿。 学校不得不实行“劳逸结合”的政策, 停课让学生们在家里休息。

　　后来哥哥罗克去了“北京红星人民公社”作为农业工人, 每周末带来撑死的填鸭﹑奶油等营养品, 我﹑姥姥和母亲的浮肿病才渐渐得以好转。

　　然而当时， 谁也不知道： 很多偏远的农村比城市里苦得没法提。 当我们知道全国各地饥荒遍野的实情时, 已是很久很久之后了。直到1986年我出国后，才又知道了更多的真实情况。

　　胡杰在采访时有很多人告诉他， 当时农村到处都是大标语，禁止农民逃荒， 逃荒者被冠之以“流窜犯”。这些做法和规定令农民苦上加苦﹑活得更为雪上加霜。

　　在胡杰的版画《我们》系列中， 有幅画表现的是在一条将有领导人的车驶过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个小孩抬起了头，仰起他那稚气的目光。

　　笔者认为: 胡杰所有的创作， 都饱含着希望而非失望。 那个抬起了头的小男孩，在笔者看来, 正象是胡杰自己——他好奇﹑他不懂﹑他大胆地去正视，因为他相信着光明﹑美好和希望。

　　质朴——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版画, 在胡杰的艺术作品里， 一再地闪透出这优秀的原始之光。 这, 正是他的性格与为人。

　　记者问他: “你为什么考虑用木刻版画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生活?”

　　胡杰回答：“艺术家都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就认为版画是表现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法，因此特别倡导版画木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木头上进行雕刻的过程，就是与现实直接接触的过程。”

　　他又说: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他们一下子和世界接轨了，尤其是和西方艺术也接轨了，但是与此同时却远离了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甚至与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关系了。我并非苛求这些艺术家，但他们追求的是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艺术。”

　　多么深刻﹑透彻﹑有力的话啊!

　　中国广漠的土地上，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这大实话来?

　　文革1966年爆发时，胡杰才8岁。

　　最初学校先是停课，复课之后也什么都没学。在学校里， 几乎每天要参加批判会、游行、斗争会和斗争老师，他家里的成分不太好，母亲在单位不仅经常做自我批评，平时还得好好表现自己。 作为医生的母亲， 经常要到工厂给工人看病，很晚才能回家，她没有时间去管孩子们。

　　他父亲是军人，常不在家。作为老大的胡杰，家里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去做，还得照顾两个妹妹。 正因“苦难家庭的孩子早当家”的基础锻炼， 才养成了胡杰的独立自主之性格， 以及对生活的更为深透的理解。

　　他又说:“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我父亲是军医，我母亲也曾是军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非常正统的。我当过十五年兵，军队给我们灌输 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就是社会大众。我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就是为社会为人民去服务。当我看到人民没有被尊重，他们的权力被践踏，为 他们呼吁的知识分子被判刑整死，我总觉得有责任去纪录。”

　　这才是一个真正军人的话!

　　在他所制作的每一部纪录片中, 他认为： “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作者，应该不仅仅依赖于镜头视觉上的东西，还要把一种历史的、真实的、那种思想性揉和在里头。”

　　他确实做到了。 观众们所以热爱他的作品，是因为他能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想表现的。

　　有一次，记者问他：“我们很想知道你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胡杰回答道: “这种表达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中，那些先驱者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坚守的; 第二，是我们怎样面对他(她)们的思想和牺牲。”

　　林昭﹑遇罗克﹑王佩英……仅仅因为独立思考，并想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就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这些代价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

　　胡杰的回答与反问， 时常令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感到惊讶和语塞。

　　但胡杰接着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中，那些异端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坚守的?第二，今天的人们如何面对这些思想遗产?第三，思想与思想表达既要付出代价，那就要追问这些代价的真正意义。”

　　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 是那几十年的人们的生活， 人们是否应该遗忘?

　　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在那个最艰苦、最暴力、最恐怖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人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是不怕杀头的。但是他们被秘密地处死了，我们后 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地慷慨赴死。所以这里有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他们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不去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悲剧。”

　　胡杰的话, 应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者们敲起警钟： 学者们是否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已有研究者这样描述他： “胡杰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道义感，这使他在创作纪录片时成为独特的个体。 他作为个体， 对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揭示能力。他是一个没有被扭曲的人，但当他以此去靠近和衡量现实时，其间的意外与沟壑常令他愕然， 胡杰在现实面前，道德感受挫不止一次。”

　　归根结底，最大的障碍来自胡杰作品的政治性。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披荆斩棘者， 在孤独中艰难地前行……

　　在《铭刻——胡杰版画展》上， 作者所给予观众的， 是“思想与铭刻”合成的无形力量。

　　《要有光》(黑白木刻，共19幅， 2014年在天津首次展出),是一组关于中国50年代末大饥荒的木刻版画。

　　胡杰的作品, 无论是纪录影片还是版画, 都是竭力地使人们抵抗邪恶与遗忘。 他通过艺术与影象, 要求人民肩负起对人类苦难和专制暴政的集体记忆。 他的思想与激情， 全部地融化进他的每一部心血之作里﹑熔聚在每一刀的锋刃之下。

　　笔者以为， 他的木刻版画给人的感受, 胜过世界著名版画家苛勒惠支。 因为在胡杰的每一幅作品里, 不仅是多姿多彩多变的构图与画面; 也不仅是游刃有余, 灵活丰富的刀法; 而最感人的, 恰是那每一幅版画的内容, 所透出的强烈道德感﹑人文的关怀与力量的呼吁。 作品中所展示的博爱﹑灵性与悲悯，更能让中国人的内心, 完全地接受与融合，并立即能让观众的灵魂与他的作品，一起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