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认为乾隆朝之后中国因为税制等压力问题，中国的帝制已经出现危机，即使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外国入侵，中国的帝制也会崩溃。

孔飞力：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

编者按：孔飞力尽管写中国的专著不多，但每本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都能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本文是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导论。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凤凰大学问(dxw.ifeng.com)整理发布。转载须联系微信okdemin授权。

孔飞力认为乾隆朝之后中国因为税制等压力问题，体制已经出现危机，即使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外国入侵，中国的帝制也会崩溃。本文着重从中国的官僚体制入手，分析了税制问题，非正式税收之外的敲诈勒索，大大增加了平民的负担，逼迫他们叛乱。和珅等贪腐集团表现出层层往下压的“进贡”规则，损害财政和行政。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希望走上功名道路，逃避被官府压榨的命运，但其实从明朝以后，他们更多以官僚的幕友的身份出现，极少以政治精英的身份直接参与国家大事，反而被怀疑"结党"打压。清朝乾隆时期，随着开荒和海外农作物的引进，人口大量增加，但正式官员的门槛并没有放开，为了统治越来越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地方政府倚重当地胥吏治理，胥吏没有政治地位，但却极其贪婪，并且不受中央的考核和控制。他们对平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勒索，掌握税收的具体事务，使得整个财政系统混乱。孔飞力认为因为官员地位和身份的排他性，知识精英游离在体制之外，胥吏这种编外人员从事着统治中国的具体工作，税收中的滥用权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无法受到监督。

以下是文章全文：

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

18世纪90年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点。然而，种种趋势的汇集却导致了大清帝国—或许也导致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整个秩序—走向灾变。这些趋势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一种长期性变化，它使得一部分文人精英人士开始认识到，危险之所在，是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这些问题后来被视为是同起源于鸦片战争时期、并在20世纪持续存在的西方侵略有关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关于这场讨论的背景，可以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来加以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危机促使文人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

1795年10月，年已八十四岁的乾隆皇帝宣布，他将于在位六十年后禅退，并指定皇十五子颙琰承继大统，年号嘉庆。在清代历任君主中，只有乾隆的祖父康熙在位的时间可以与他媲美，但却没有哪一位君主的统治比他更为辉煌。乾隆骄傲地传给嘉庆的，是一代“盛世”。其间，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北京的控制则深深地深入到了中亚腹地。然而，嘉庆从父亲那里所继承下来的其实并不是繁荣，而是一连串的麻烦。

乾隆的退位仅为名义，并非事实。这位耄耋老翁在幕后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着自己的统治，处理最重要的文件，发出各种谕旨的数量也不见减少。在中国的环境下，这种情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孝道在这片土地上本为德行之本，没有哪位君主在父亲仍然在世时便可以放手治国。于是，乾隆作为太上皇的统治（这与他在位的时间是有区别的），一直持续到他于1799年驾崩时方告结束。在此期间，所有重要事务，新皇帝都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和珅向父亲禀报。此前二十年间，和珅便一直得到老皇帝的宠信，权倾朝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奖赏扈从，惩戒政敌，并编织起了一张渗透到整个大清帝国财政系统的恩惠网络。随着太上皇龙体日衰，和珅在实际上掌握了摄政权力并控制了朝政。新皇帝不仅必须听命于父亲，也不能不受制于父亲的这位总管。

大清帝国中央领导层的这种软弱状况，出现在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1795年，处于西部崎岖边陲的动荡不安的边疆社区爆发了民众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自1789年起，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洪水便开始在中原和东部各省份泛滥。与此同时，在地处亚热带的港口城市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以不起眼的规模开了个头；在那里，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们学会了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前途无量的贸易。1799年2月，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深厚的是一个已陷入危机的大帝国。

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恰恰是在贸易蓬勃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但尤其是在18世纪80恩年代之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出超，从而使国内经济获得了充沛的银两供应，物价也出现了缓和而平稳的上升。地方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费用的那套体系却捉襟见肘。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果敢地采取行动，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苟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

开支的增加，部分的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上层，这一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挥霍铺张的基调，是由乾隆和他的近侍们所定下的。通过和珅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种做法同官员生活中已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十分匹配的。京官们向地方大官索取，总督巡抚而向知府伸手，知府又向县官勒索。到头来，支付账单的还是平民百姓。

乾隆在漫长的帝王生涯中，一直对于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然而，到了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那几年，乾隆垂垂老矣，不再是年轻时那个机敏果敢的君主了，位君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和珅把持着大清帝国的政策和资源，为所欲为。在主子的纵容下，和珅发明了一系列“处罚”手段，从各省官员那里榨取钱财，由自己和乾隆分享。事实上，老迈的太上皇和他的宠臣一起，为他们共同的福祉而推出了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整个18世纪90年代，乾隆对于和珅的宠信一直坚定不移，甚至压倒了他对于朋党派系活动的敌意。我们或许可以将和珅一党称之为一种“超级派系”，因为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毫不动摇的庇护。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员们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势力却靠着乾隆这道护身符，得以在官僚机构中大肆扩张。少数敢于对此提出挑战的官员，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于1799年驾崩之后，和珅及其一党才被推翻。

在下层，钱财是要从各个县份搜刮上来的，地方政府的腐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798年，素来直言不讳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便不指名地提到，在和珅风头正健的年代里，“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他还指责州县官们，一旦有事，“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借以榨取钱财，逼得农民们走投无路，只能起来造反。

本来，中国社会便已经感受到了人多地少的沉重压力，和珅“第二税收系统”的贪得无厌有使得社会承受的压力变得更为沉重。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一亿四千三百万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以上（也就是说，年均人口增长达到了三百二十万），这是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主要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毫无疑问，这同自17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是分不开的。同时，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既增加了粮食供应，也促成了人口的增长。自欧洲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东亚和东南亚之后，他们便建立起了一张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日本和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纱）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们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低和山坡地。在此背景下，18世纪成为中国人口内部迁徙的黄金时代，少地的农民不仅从平原移住山区，也移往各省交界处的人口稀少地区。然而，尽管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到了乾隆统治的后期，人均土地占有率仍然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

人口增长过快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水，在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了周围的地面。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之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整个18世纪80年代和90恩年代，严重的洪灾持续不断。从1780到1799年的二十年里，有十二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年至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由于这些现象与和珅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人们因而相信，腐败的河务官员将本来应当用于修筑堤坝和疏通河道的经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土地短缺地区农民向西部边疆区域的迁徙，构成了这一时期苦难的又一根源，即民族之间的冲突。由外来农民和商人所带来的压力，触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例如，苗民便于195年发动了反对汉族官员和高利贷者的暴动。一年后，在湖北、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的崎岖边区，贪婪而残暴的地方官员在新近才开始有人定居的社区点燃了反抗的火焰—1796年，在民间佛教分支白莲教一批虔诚信徒的领导下，当地爆发了起义，并顶住了清军的镇压，持续达八年之久。在上述两桩事件中，官员们及其部下嗜钱如命，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将人多和地少给人们带来的穷困和不幸混合了起来。而压在所有这一切上面的，还有身在北京的和珅一党所施加的无情的财政压力。

帝制晚期的三道难题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便将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描绘为，这是对大清王朝昔日辉煌和奢靡的报应，也是对官员们的腐败行径和大肆挥霍的生活方式的惩罚。这样的恶性和君主的老迈以及臣下的贪婪结合在一起，一定会让更多试图找出事件背后原因的人们感到一种浅尝辄止的满足，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类似的先例了。然而，也有人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更具有深意的威胁：这里所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也许，只有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多方面的危机，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深藏于特定事件背后的种种问题。一些过去看来似乎具有偶然性的现象（例如，某一官员的腐败，或某一水坝未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或某位君主变得年迈昏庸，等等），此时在人们的眼里都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一些过去看来只是属于地方性的现象（例如，某个县份的吏治不良，或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或被视为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病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通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帝制晚期的这些两难问题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以至于即便没有来自外国的侵略，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必定会发生的。

对抗权力的滥用

由于必须生活于一个征服者政权之下，清代中国的文人阶层早就学会了谨慎行事。他们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是从儒家经典中得到的；而他们所获得的政治训练，却来自于生活在满足统治之下的现实。毫无疑问，异族统治—尤其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的乾隆的统治—使汉族文人们变得心存恐惧、小心翼翼。

乾隆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满足同胞们面临着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融合并失去自己身为出类拔萃的战士的特殊活力，他因而竭力试图通过向他们发出谆谆告诫，并通过唤起他们文化上的自我意识，试图振奋起他们的“满人习性”。乾隆还有着暴戾凶残的另一面，这表现为他对于文人臣子们在种族问题上任何冒犯行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们很快便发现，文字—尤其是被认为含沙射影的文字—可以带来杀身之祸。即便是对于满足统治蛛丝马迹般的不敬暗示，也会给文字的作者带来身首异处的下场。乾隆本人则身体力行，亲自抓了几桩据称是以隐讳曲折的言辞对清朝合法性提出非难的样板案例。此类“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如果对于某一段文字的解读来自于皇上本人，则不管这种解读多么牵强附会，人们也无法提出争辩。对于从中所引出的教导，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一位朝鲜使者在1780年发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

“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飞旦汉人如是，满人尤甚”。

然而，若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谨小慎微的品质已经溶入到文人们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当中去了。如果说，要抵制对于权力的滥用，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从根本上承认人们有权在政治团体中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精英阶层在面对和珅之流时何以会显得束手无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对于种族上冒犯言行的恐惧还不足以让批评者三缄其口的话，那么，还有被指控为“结党”的恐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人若是反对皇上宠臣的“结党”行为，他们自己就会被扣上“结党”的帽子。究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成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清代精英层的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看法：17世纪上半夜，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了满族征服的实现。“朋党”本身便是恶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这为所有执政者阻止部属们拉帮结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在政府的各个层次，拉帮结派的活动却仍在暗中进行。

18世纪官场中的结党行为，一般来说并不以关于政策的共同看法为前提，而是建立在宗教、乡谊和师生同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关系中的最后一类是最伤脑筋的，是因为科举考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产朋党的作坊。一方面，考官和考生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了恩师与门生的网络；另一方面，身居高位的考官们可以利用职权来操纵或“设定”考试结果，这又转变为朋党活动的催化剂。在官场之外，结党活动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土壤中自发地蔓延开来。宗教、同乡和师生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结党的温床。当朋党势力强大到足以制约皇家的权威和资源时，它便成为令统治者们极为头痛的问题。然而，要铲除朋党活动却是是不可能办到的。给朋党活动贴上“谋求私利”的标签，并不能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可是，从权势者的角度来看，这却不失为没有办法时的一种办法—到18世纪90年代，任何人若试图对上层的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有限了。只要同“谋叛”稍稍沾边，人们便再不敢从事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了。朋党活动依然存在，但要在从政时明目张胆地结党，却是有着很大风险的。

满族历代君主都对朋党活动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态度，而乾隆的父亲雍正在这方面尤为突出。18世纪初年，雍正自己是经历了凶残狠毒的派系斗争才获得权力的，他因而理解朋党活动对于皇权所构成的威胁。雍正宣布，人们之所以从事朋党活动，是出于妒忌或个人野心，因而不能“与君同好恶”。而当臣子“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之时，又如何能做到“惟知有君”并服务于社稷天下呢？处于这种自我保护理念核心的，是天下只存在着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只能来自于那位既没有感情用事的亲疏之分、又有着高远视野的君主本人。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很难产生于意见全然对立的情况下，更不可能产生于个人利益之间（应读作“自私自利）的竞争。乾隆一生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他在位初年，必须对付父皇留下来的两位老臣和他们的亲信随从。到了晚年，尽管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铲除了所有的旧朋党，并通过恫吓手段使得无人胆敢建立新朋党，但实际上，当时他的锐气已远不复当年，而和珅之流所从事的朋党活动又乘机卷土重来，这对他的伤害极大。

毫无疑问，高官们应该就朝廷政策向皇上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之所在。清统治者并不缺乏来自官员们的意见，也远远没有达到孤家寡人的地步。清代的通讯体系，是通过君主和每一位大臣之间的个人联系而运作的。官员们上达天听的路径不仅狭窄，还受到了一大堆规矩的牢牢控制。在18世纪，每当协同一致或持续性的支持性意见在某一政策路线或某项任命上出现时，便会被认为有着朋党活动的高度嫌疑。

那么，文人们自己是否对公共利益是单一的和排他的这一点存在怀疑呢？从文人们反抗朝廷暴政的一桩命案—17世纪20年代的东林党运动—来看，并非如此。东林党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员们拉帮结派，下决心要通过控制科举考试来操纵对于官员的任命并安插私人，从而控制北京的朝政。东林党人群起呐喊，对太监“阉党”在朝廷的邪恶专权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东林党人对于“专权”的不屈不饶的抵制的话，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会忽略，他们采取行动的前提其实是自己所反对事物的一种翻版。当东林党人转而掌权时，他们反过来对处于自己对立面的官员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无论是权力的分享或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考虑，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公共利益只能有一种，其界定，则是通过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公正言辞而实现的，为了捍卫公共利益而献身成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东林党运动及其命运所描绘的，是一幅派系斗争中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图景。在这样的党政中，能够使差异得到缓和或调节的机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到了清代，东林党事件成为使党争视为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种前车之鉴。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要维护这种地位，稳定对于文人们和君主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就其对精英阶层的士气和政权在公众心中合法性的影响而言，和珅事件造成了政权的巨大的不稳定。如何才能使得这种对于权力的滥用受到抵制？若是要求人们既结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非派系活动的方式来反对这种权力滥用，这从逻辑上来说似乎便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当和珅于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了希望之光。一种做法是，摆脱假惺惺的道德说教的羁绊，通过加强政府管理中务实的方法和手段，来扩展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天地。这种做法鼓励瘟神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既保持内在的忠君态度，又不为朋党活动所累。志同道合的文人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披上高雅文化活动的外衣，例如，通过组织诗社或纪念祭奠先哲的“祀会”来达成，而这样的活动有时是带有派系色彩的。最后，还有让文化精英阶层中更广大的成员来参与政治，但这是一种并不一定行得通的做法。到了19世纪末，这种做法得到了人们的热切追求；但在和珅死后，当时的那一代人却只对之给予了匆匆一瞥。

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

若将中国帝制晚期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没有比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和狭小的官僚精英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更为重要的问题了。所谓“文化精英”，我指的是艾尔曼（Bnejamin  Elman）所说的“通晓经典的文人”（classically  literate）。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阅读、理解、甚至背诵将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经典文本；不管最终是否得以登科、及第，他们终生以所学为本赋诗撰文。所谓“官僚精英”，我指的是文化精英中那部分人数很少、经过京考殿试而获授官职的文人。

文人们为通晓经典、准备繁苛的科举考试而度过了经年累月的苦读生活，这就将他们同芸芸众生区分了开来。他们的总人数，当然包括所有通过了各级考试的文人，但也应该包括数日要多得多的那些虽一再尝试，但始终名落孙山的文人。由于考生人数和功名定额之间的巨大落差，很难说登科或落榜的结果一定反映出了考生们在能力上的差异。艾尔曼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点之一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多少人通过了考试并不是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财富分布的扩散和教育的扩展造就了人数越来越多的通晓经典者，但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却一直保持稳定。于是，在大批进入官场的机率近乎于零的人们当中，充满了因仕途受挫而产生的沮丧。以下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对于大多数通过了县级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人来说，要想进入仕途实际上是办不到的；而对那些地位甚至还在生员之下的文人们来说，虽然饱读经书，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注定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从县里到省里，就绝大多数通晓经典的文人们的处境而言，不管他们多么才华初中或雄心勃勃，他们进入官场并获得政治精英地位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因而只能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

毫无疑问，大多数文人之所以追求功名，其价值主要在于功名是官方对于特殊社会地位的认证。即便在生员这个级别，仍然有着许多特权，包括较低的税负，免受体罚，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致受到当地官差的敲诈勒索，等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资助儿子们获得共鸣也是保证该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维护和改善的最可行的办法。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族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通道—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

尽管如此，同样很清楚的是，一些文人利用自己的功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从广义上来看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的活动，而这两者都是不合法的—在某些情况下，在官方看来这些活动甚至还起到了破坏地方秩序的作用。但是，文人们还有很多合法的选择。用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话来说，不在官场的地方文人造就了一批“准政治性”的精英人物。在地方上，他们在官方体制之外从事着为官方所批准支持的活动。对于那些被关闭在全国性政治大门之外的文人们来说，各种形式的地方活动很自然地便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管理社区事务、编纂地方志、促进和维护地方文化及历史，等等，对于中国帝制晚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成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唾手可得的机会。

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精英阶层的三百多万名成员除了参与地方性活动以外，都曾有过读诵诗书的经历，受到了文人学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科举考试又通过以国家大事为题（虽然一般来说不会涉及当朝事务），除文之外还包括“策论”（“策论”一般不会涉及当前政策，但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它会涉及到历朝历代统治的历史经验），而使得文人们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议程背后，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时代的危机是否能够在政治参与上为他们打开新的路径？

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描述19世纪的英国人民时，称他们“富有睿智并具有政治头脑”，他的意思是，尽管只有少数人能够投身于公共事务，但英国人仍然保持了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我们是否能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呢？在中国文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中，当然存在着使得他们用白哲特的话来说“具有政治头脑”的倾向。在这方面，将他们联为一体的因素超过了使得他们分开的因素。不论地位高低，文人们都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而渗透在诗书文本的字里行间的，则是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因此，对那些不在官场的文人来说，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同为官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机会的不同，而我们对此也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那么，是否有某一个群体能够以一种带有全国性的视野和覆盖面，来应对全国范围出现的各种挑战？构成这个群体的人们的共同信念是，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这种认识又促使他们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政治。虽然说，一直要到19世纪30年代抵抗西方的背景下，这一群体的全国性影响力才会为人们所察觉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某种潜在的形式其实早就存在于不远之处了。尤其是文人中的一部分，亦即通过了乡试并获得了举人身份的人，其实早就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全国性精英阶层。他们的人数大约在一万人左右，其中八千人会每三年一次前往北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会试。在赴京赶考的过程中，来自各省的举人们在北京同来自其他省份的同僚们建立起了社会及文学上的联系，接触到了监考官员，并浸入到京城这所谣言流传的大染坊中去，他们因而对于全国性事件是敏感的。在这一意义上，尽管举人功名来自于省里的乡试，但严格来说，举人们却不再是属于“省里的”了，而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阶层。他们了解全国性的问题，并且还同其他对于全国性问题有着同样关切的人们彼此来往。在魏源的眼里，这一属于“文人中流”的群体，不仅对于全国性事件颇为敏感，并认为自己有资格参与这些事件（参见本书第一章的相关讨论）。

获得功名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功名者所能获授的政府职位却数量很少，这种差异是清朝从先前的明朝那里继承而来的。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的条件给这种差别带来了政治上的意义。18世纪90年代的多方面危机及其后果，对全国各地处于官场之中的精英人物研讨国事起到了鼓励作用。19世纪初期出现的外来危机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权势者的忠诚和廉正提出质疑。也许，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处于自己的需求，为举人们通过担任幕友的方式积极卷入政府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清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本来是不能够获得为官资格的，然而，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却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实践机会。举人们可以以一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身份，进入省级官员身边的圈子，在重要事务中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魏源和包世臣（1775-1855）这两位19世纪初叶最富声望的制度改革提倡者，便是在以举人身份担任省级大员幕僚时建立起自己的名望的，并在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机制性问题上出谋划策。在19世纪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高官们的幕下需要吸收更多本无定所的行政干才，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危机。像魏源和包世臣这样的举人们，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到19世纪末，某一总督幕下往往会聚集着数十位杰出人才—他们虽然胸怀大志，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途径进入到官僚精英阶层中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事实存在着的经营阶层的“全国性”特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18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危机，也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历史性危机的暴露。和珅集团的榨取能力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削弱了官僚行政机构的效率，也削弱了大清帝国最为偏远的地方社区的稳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民众起义，是由地方官员得不到满足的金钱欲望所触发的，而这种欲望本身，又受到了以帝国首都为中心的和珅关系网络的种种所求的强力影响。但即便没有和珅，地方政府的财政混乱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正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会看到的，这种滚乱所达到的程度早已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到19世纪20年代，注入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全国性和地区性机构的运转失序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并激发起了他们寻求在全国范围内解放问题的兴趣。第二，由洋人现身于广州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以及后来由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危机，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精英人物当中—不管他们是否在官—都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早在和珅死后那几年里便对国内危机的全国性方面极为关切的一些文人，随着国内危机在整个19世纪的不断恶化，又深深地卷入到了同全国性危机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去。

由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

到了18世纪，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把那个试图统治它的政治体制远远地抛在后面。对于生活于帝制晚期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涉及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家族的生存，极而言之，这还威胁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并因而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清代的满人政权为皇位带来了权威，为官僚行政机构带来了纪律，也为帝国的通讯系统带来了效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满人政权所获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使历朝历代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然而，这个强大并富有理性的行政系统的内在矛盾却在于，它的效率在上层要比下层高得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精密的设计，但它对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

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地方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税赋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例。到18世纪中叶，中国停滞的政策框架几乎再也难以包容不断扩展并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不仅县的数目没有变化，县级官僚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因应政府不断扩大的职能之需而得到增加。作为大清帝国层级最低的朝廷命官，县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不受中央政府考核和控制的当地胥吏。

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相对自由的土地市场的扩大，税收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成本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所有开支都增加了，而县里胥吏们则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平民百姓那里榨取钱财，才能维持这种开支。税收的具体事务掌握在并不住在乡下的下层胥吏手中。这样的编外人员有成百上千（包括收税者和为收税服务者），一般来说，他们是为县衙门所雇佣的。这批人工作繁重，但却很少被人看得起，他们通过直接向纳税农民收取费用及杂税来过活。这种制度为权力的滥用打开了大门。国家之所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传统的信念是，政府应当节俭，这也是一个王朝是否受到上天佑护的表征。其次，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性质，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官僚行政机制的传统之中，这也许还同与每一特定县址相关联的礼仪崇拜有着一定的关系。最后，还有官员们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既是国家的行政人员，又是文化精英阶层的成员。要让常规官僚机构的扩展能够跟上地方政府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速度，就必定会使得文人身份的专尊性质受到削弱。官员地位和身份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其成员资格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所担负的行政职务，还在于他们同缺乏教养和缺少教育者之间的文化距离。俱乐部成员对小胥吏之流嗤之以鼻的态度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但正是这些编外人员们对从事者统治乡村中国的种种具体和烦琐的工作。文人士大夫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同官僚行政队伍的广泛扩张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将胥吏阶层纳入视野，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帝制晚期确实出现了一种人员繁杂得多的地方行政机制，但其代价却在于，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费用（包括相关的社会成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北京方面一再作出努力，试图禁止未经授权的收费或削减收费的数目，但这些费用却是为保障县衙门的日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由“政府必须节俭”的论调和官僚机制的排他性质所决定，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除非出现某种能够使得国家渗入乡村社会的新机制，或者出现某种能够根据社区利益来监督税收的地方自治，没有任何其他手段有可能使得这个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获得解决。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起义发生的部分原因便在于税收中对于权力的疯狂滥用，这已经引起了洪亮吉对于地方政府所存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警觉。到了19世纪3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鸦片贸易造成了银两短缺并带来了通货失衡，还触发了由税赋而引起的叛乱。一种慢性的罪恶，现在演变成了一场不断升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