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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民主革命的策略
日期:11/18/2018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邓聿文:民主革命的策略:先反习,再反共,两步走

    聿文:民主革命的策略:先反习,再反共,两步走


    
    当下正处于社会巨变的历史关口,对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来说,这是一个有利时机。我在10月底的纽约讲座中提出,海外民运力量需要抓住这一机会,调整策略和战术,採取「先反习、后反共,两步走」行动,将矛头对准习近平,而不是笼统反共,以打破民运迟迟不能有所进的状态。
    
    我提出这个策略,是基于习已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以及他绑架中共的事实,自由民主的目标当然是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至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本身是否要被推翻,是可以讨论的。如果它自身分裂,或在反极权的斗争中边缘化为一支民主的力量,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好的。这种情况虽然很难,但并非完全不能。然而,在中共目前还显强大的态势下,把反习和反共溷在一起,会激起体制内众多党员干部对这个政权的保护,对习近平反而是有利的。故民运需要把中共和习近平作适度切割,集中力量对准习近平个人。这裡的效果还在于,习近平若被赶下台,中共内部的不同势力会重新分化组合,这个过程本身会弱化中共,也许经过这个搏斗,中共的元气会有大损害。
    
    在过去六年裡,习近平对中共的改造,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的变化,都是外界所未曾料到的。儘管在习上台前,有学者预估到了他会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超级的「红色帝国」利维坦,但也认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然而,几年下来,他基本上接近了目标,至少在国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党权绝对覆盖的体制,可以把这个体制称作「党国绝对主义」。习近平採用的手段,就是一手治官,一手治民,两手都要硬,两个拳头打人。
    
    习近平建立「党国绝对主义」
    
    对民主转型来说,这自然是一种不利局面,因此也使得许多投身民运的人士产生焦虑急躁情绪。这可以理解,可是,也应看到,作为搅动棋局的那个人,习近平为自己製造了众多敌人,他如果不能控制棋局,海啸随时会将他吞噬。从此角度看,他的不安感非常强烈。所以他需要党来为他的极权「背书」,把中共紧紧地绑在其「战车」上。民运当下的策略,就是从过去笼统地反共,具体指向反习,把八千多万党员和习的小集团区别开来,为民主转型争取更多的同盟军,积蓄力量。
    
    为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目前还要对中国国内各政治势力有一个清醒判断,并具体评估习近平的权威是否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和削弱,其政策调整和转向的可能,中共内部分裂的程度,以及民主革命高潮是否或将要到来等。我想指出的是:
    
    第一、贸易战并未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但包括中共内部反习在内的社会力量在增长
    
    习近平权力是否在贸易战中受损,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指标。由于中共的决策体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黑箱作业的小圈子体制,局外人甚至层级不高的体制内人士也难一窥内部状况,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些信号可以捕捉到。从高层特别是习近平的亲信和投机者是否集中表态;以及媒体宣传力度是否减弱两点看,倘若两者没有明显变化,基本可以断定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比较稳固。
    
    党媒对习的宣传和吹捧从来没有停止
    
    自6月贸易战启动以来,除北戴河休假前有两天习近平的报导在人民日报「神隐」外,党媒对习的宣传和吹捧从来没有停止,另外,高层也未见集中对习表态效忠。如果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党内挑战,根据中共人事斗争规则,其亲信或政治投机者是会出来「护主」,迫使挑战者认输,除非已到众叛亲离程度。可这段时间没有看到此种表态现象。所以结论是,贸易战对习近平的权力会有影响,但不足以动摇其地位。
    
    事实上,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反习力量的增长上。对党国政治势力和派别的划分,一向以左右或开明保守与否作标准。但在习近平已成众矢之的情况下,以反习或拥习来划分可能更恰当。根据这种划分法,可将目前的中国政治力量分成五类,即反习改良派、反习拥共派、反习反共派、拥习拥共派以及态度不确定派。
    
    反习改良派包括大部分知识份子、企业主、党内开明官员和中产阶级的多数;反习拥共派包括党内被习以反腐名义清洗或感觉会被清洗的官员、利益集团;反习反共派包括主张激进革命的极端人士、民族分离主义者、政治维权人士;拥习拥共派包括以中下层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党内军内的强硬派,部分知识份子和官员,信奉史达林体制的左派,毛派和既得利益者;态度不确定派则包括独立于上述各派的人,他们没有特别的价值观,是人数众多的底层民众。
    
    从这五派看,掌握权力的是反习改良派和拥习拥共派中的官员。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两派都不希望共产党垮台,但反习改良派希望共产党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拥习拥共派则希望保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在对待习近平上,前者不喜欢,后者喜欢,习的统治虽然是小圈子,但其支持力量主要来自后者。
    
    反习改良派比反习反共派还要多
    
    反习改良派和反习反共派的不同则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一个渐进,一个激进,但由于对习的失望,更多的人也开始选择激进,不过总的来说,前者的人数要大于后者,对舆论的影响也大于后者。
    
    儘管社会和党内的反习力量要大于拥习力量,但鉴于掌权者为党内开明派和强硬派,虽然开明派不喜欢习,但它也不喜欢共产党被推翻,在保党上和强硬派具有很大共同性。就此而言,习的地位至少在短中期不会动摇。
    
    第二,中共在可见未来出现分裂的可能性不大,习近平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向,但毛的底色注定了他走不远。
    
    在中共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多数时候派系林立,毛泽东自己就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儘管如此,派系和路线之争并未造成中共分裂。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党内还存在着很强的纪律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各派之上有一个相对具有权威的共主。以毛邓时期为例,前者的派系有苏区党和白区党,苏区党又存在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个山头,白区党则以刘少奇为代表。各山头和派系之上的共主是掌握绝对权力的毛。后者有处于一线的胡赵和处于二线的所谓八老。胡赵的改革色彩明显,八老除邓之外,以陈云为代表保守色彩浓厚。而邓在经济改革方面则支持胡赵。所以就形成了改革和保守的分垒。但都尊邓为共主,虽然程度不如毛。
    
    习的地位至少在短中期不会动摇
    
    到江胡时期,派系也很多,有以曾庆红为首的太子党,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系,如果按保守和改革来划分,则有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和太子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太子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薄熙来就是作为挑战者而出现。另外,也出现了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系。相对来说,江胡时期没有明显的共主,这使得各派系少了节制力量。而这一时期不同派系之间的你争我斗没有造成中共分裂,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共处于上升期。
    
    惯用反腐和政治纪律基本消灭了江胡时期的派系,现在党内没有明显派系,或者只有习派。虽然党内反习势力也在酝酿和聚集,但短期形成抗衡习的力量应该没有。还要看到,当外部危机威胁中共统治时,共产党的危机意识和团结意识会被激发起来,这不利派系产生。故在习时期,中共分裂的可能性不大。
    
    习近平是一个集毛邓于一体的矛盾溷合体,毛是体,邓是用,他两者都想要,鱼和熊掌兼得。换言之,习并非不想要改革,但毛的「体」决定了改革限度,即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只能以他的行事方式推进,这就导致体用冲突,并使其政策和路线常以一种反改革的面貌出现。
    
    从近期来看,由于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临近,加上贸易战的压力使党内和社会已经形成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化解这种压力的高度共识,习近平在经济上会改变前期的一些僵硬政策和做法,改革开放会有所进展,但政治会继续当下的紧缩状态。
    
    第三,美中贸易战虽然给中共製造了不少困难,但不等于民主革命高潮已到,且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阻碍了民主转型。
    
    中共目前的形势可用内忧外患形容,但从长历史判断,民主革命的最有利时机尚未出现。
    
    民主革命的最有利时机尚未出现
    
    根据民主转型的一般理论,一个社会的宏观结构对民主转型会带来影响,但民主转型要成功,必须有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及其强有力抗争,还有政权内部的分裂。习近平上台前以及上台初期的情况似乎具备了转型的要件,包括经济和社会自由对政治自由的需求,以维权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初步出现和抗争,以及高层权力斗争的加剧,对治理变革达成共识等,期间也爆发了薄熙来事件,涉及路线之争,但并不具有强硬派和改革派斗争的含义。另外,社会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所以,虽对中共构成的压力很大,但还不足以动摇其统治。
    
    现在,这些有利民主转型的因素在习近平的打击下,都基本消失,中国在江胡时期取得的一点有限自由向极权方面倒退,即从胡时代的浅极权主义(也有大陆学人叫威权主义)转向目前的深极权主义或晚期极权主义。如果按照威权—自由化—巩固—成熟这样一个经典的转型过程看,中国目前是在威权前面还加上一个极权阶段,第一步尚未迈开,未来会不会直接从极权阶段跳过威权阶段向自由化阶段迈进,有这个可能,但从理论分析,要做好从极权转向威权的准备。
    
    除此外,中国国情的相对独特性也不利反极权争民主,可从四个方面看:
    
    一是历史包袱太重,传统皇权思想和意识对国家结构和国民意识的深层影响,文革造反所导致的极端溷乱;中共对八九六四的镇压对知识份子产生的心理阴影,三者的叠加共同生成了国民的奴性人格,以及求稳怕乱心理。
    
    二是中产阶级对体制依附的特殊性,中产阶级的壮大被认为对民主转型有促进作用,但中产阶级也有保守的一面。中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更明显,因为中产阶级依附体制,和体制有密切的互动关係,这点比其他国家突出。
    
    三是中国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的扩大对民主运动似乎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也要看到,当中共去解决这两个差异时,它就会变成促进稳定的因素,也即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自身含有消解革命的因素。
    
    四是中共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和叙事策略,民族主义是支持中共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主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失误,过于追求纯粹民主,不能包容一点民主的杂质,包容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缺点,对它们的批判多于理解,特别是海外华人民主力量中的一些独立行为,将民族主义者推向中共怀抱。
    
    中共能否撑下去取决四个变数
    
    总的来讲,贸易战和美国对中共的围堵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有帮助,但如果因此判断中共撑不了多长,属于盲目乐观。中共能否撑下去取决四个变数:可动用的财政和资源状况,员警和军队的镇压力量,社会的反抗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美国的围堵只是因素之一,而且必须导致在国内发生裂变才有作用。
    
    有鑑于此,目前海外民运打出反习旗号,先反习,再反共,两步走,对推进民主转型可能更好。分化中共和习的关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习力量,特别是党内开明派,并尽可能去影响广大底层的立场不坚定的民众,是民运要做的事。
    
    出处:上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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