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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能促生中国的新闻自由吗
日期:2/4/2020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一场疫情 能促生中国的新闻自由吗?


北春编者按;疫情能催生中国新闻自由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但不能催生新闻自由,更可能利用疫情非常时期用重典。我们看到中共并没有从封杀八名医生传播信息而使疫情失控中得到教训,而是进一步地对舆论进行控制。已有多位人士因此被抓,网络上更是一片萧杀。连家庭圈内分享信息都成大忌。黑龙江高院更是率先发出涉防疫情犯罪可判死刑。传播虚假信息可判十五年,而犯罪的标准是由公安来定的。要有新闻自由必须推到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得以存在就是靠控制舆论。


2020-02-03 

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空前严峻,封城封路等措施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面对群情汹涌,当局加强维稳力度,把矛头指向被视为意见领袖的异见人士。(推特图片/维权网)

中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空前严峻,封城封路等措施严重影响居民生活,面对群情汹涌,当局加强维稳力度,把矛头指向被视为意见领袖的异见人士。(推特图片/维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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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互联网、新闻媒体出现了广大又热烈的疫情讨论。不过,在2月3日习近平定调加强媒体管控后,外界还能知道多少真实的信息呢?

 

 

习定调: 加强网络媒体管控

2月3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开会结果,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的最新指示。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稳定”社会与市场的重要性,提出“加强网络媒体管控”、“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还指名要突出各地防疫措施的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

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互联网、新闻媒体出现广大、热烈的疫情讨论。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公民透过社交网路或媒体传播大量资讯,让外界一窥疫情现场的面貌。但习近平定调之后,言论管控的口子似乎即将缩紧。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右)2020年1月28日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美联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右)2020年1月28日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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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控管 加大“正能量”宣传力度

现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红色渗透》一书作者何清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场疫情大爆发就始于言论控制。她说,1月1日,8名“造谣”者被查处时,政府同天关闭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政府宁愿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掩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一直没有变过,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经济),舆论垄断。”

何清涟回顾,1993年她经历的深圳清水河大爆炸事件。记者传回来的照片至少有40多具尸体,但官方指令就是只能有3人死亡。她认为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的灾难指导方针一点都没变,一是宣传极权体制的效率,二是限制伤亡人数的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多日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这2座临时医院的施工挖土现场,临时医院从1月25日动工到交付仅花了十天时间。

何清涟:“这是一个大宣传机会,因为专制体制在特殊时期,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2020年1月30日,建筑工人在抢建武汉火神山临时医院。(美联社)

2020年1月30日,建筑工人在抢建武汉火神山临时医院。(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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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 能促生中国的新闻自由吗 ?

近期中国多家媒体财新、 财经、 新京报、 冰点、 三连等针对武汉疫情作出率先报导,但何清涟对于中国新闻未来的自由程度并不乐观。她认为,在疫情爆发后短暂的言论自由曙光中,中国媒体刊出的报道仍然没有触及关键的问题 - “在疫情几次重要关口,中共做出错误选择。”

何清涟: “(这些报道)只是把大家都看到的错误,已经被网路检讨,被国际看到的事情梳理出来…只能算是(帮中国共产党)高级的洗地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财经》杂志2月1日刊出一篇《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 》的调查报道。但目前,该文原连结已被删除,微博搜索后点入的连结也已不复存在。

《财经》的调查报导揭露了“武汉肺炎”官方数据不反映全貌的事实: 一些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病患被以一般肺炎来处置;另外,武汉医疗体系也面临严重超载。

2020年1月25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内挤满了等待医治的肺炎患者。 (法新社)

2020年1月25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内挤满了等待医治的肺炎患者。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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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管控 中国人为何仍集体惊慌?

美国雪城大学公共外交系主任迈克尔·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巨大疫情发生时,社会最需要的三大资讯是疫情状况、如何预防、及抗灾进度。

他说,当社会缺乏一个透明、完善的系统处理公开准确的讯息,就会造成社会集体焦虑,更是小道消息、阴谋论等错误资讯滋长的温床:“这次疫情,我看到中国政府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与NGO 、媒体、卫生机构、人民)有更多信任的系统,而且建立在互惠、信息准确、真实性的基础,而不是压制消息,特别是坏消息。”

施耐德向本台介绍,这个“社会信任系统”(Trust system)来自政府明确的资讯、媒体自由环境的辩证、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资源统合。

他对比美国社会面临致死率更高的埃博拉疫情,认为在错误资讯或地方政府一些错误决定发生后,社会“信任系统”能够更有弹性的自我调整,降低集体焦虑。

何清涟也说,缺乏公民社会及言论自由的保护机制,是中国疫情防控远远落后全球的问题:“(中國)疫情处理危机远远落后于全球化需要,就是媒体不能参与,不是指媒体不能报道,而是媒体只能报道中央发的通稿。”

 

记者:唐家婕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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