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要发表《公开信》，并在《公开信》信中用比较多的篇幅概述中国青年报“报人文化”的背景之一。与阁下二位的结论完全不同，《公开信》发表后我收到了海内外很多反馈，写信，电子邮件，打电话，短信，各种各样的人物，学者，作家，记者，编辑，党政干部，大学生，等等，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唏嘘感叹中国青年报竟然是这样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如果条件允许，绝对可以办成世界一流的大报；竟然有那样令人神往的“报人文化”，竟然有那么许多精彩的人物和感天动地的举动，竭尽全力维护报人的尊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跃刚，你够可以的，一分钱没花，给你们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天大的广告。”我想也是，一封公开信，网络加报纸、杂志、电台，海内外有成百万上千万的读者听众阅读、了解。报社内部许多年轻的青年报人不了解报社的传统，报社的文化，他们读到《公开信》多有吃惊。因为是报社内部网络发表的《公开信》，所以写作时特别注意面对这些年轻的青年报人。我要告诉他们，老青年报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流传下来的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他们身体力行地鄙视官本位，跟时下看风使舵、眼睛朝上、拍领导马屁的市侩习气是多么格格不入。
那么，《公开信》在什么地方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相信在阁下二位的官僚逻辑里有，而在报人逻辑里没有。又是官场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评价体系的差异太大了。古往今来，做官也有也有智慧和愚蠢之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我都替你们着急，你们一出手，便是“法乎其下”，端着架子不讲理，自然破绽百出，难免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嘲笑所利用了。真正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人是阁下二位，是那种有着巨大诱惑和蓄意倡导的官僚文化。
现在该说说“严重的政治错误”了。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要对《公开信》说到的“两杆子理论”做重要更正。我已经在报社采通网二十多天前全选更正，估计阁下二位不知道。一位党史专家告诉我，“两杆子理论”毛泽东确有其意，但是明确提出者是林彪，林彪是“两杆子理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著名的“政变讲话”。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文革当中，“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这两杆子”，成了文章经常的提法，也成了文革中最标准最著名的标语口号之一。这个口号作为“执政精髓”，今天还挂在一些领导人的嘴边。你们说我“谩骂”，大概指我说“两杆子”是“二杆子”，“两杆子理论”是“二杆子理论”。我以为，说“二杆子”都是轻的，是留了面子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认真学习过邓小平理论，也认真学习过“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阁下二位不觉得赵勇阁下的“两杆子理论”跟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的政治主张不合拍？一旦被确认为不合拍，岂不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把林彪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提倡的“两杆子理论”作为中共二十一世纪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哲学，那可真是面目狰狞的“返朴归真”，邓小平活着的话不会喜欢，江、胡也不会喜欢，起码在台面上不会喜欢。
    赵勇阁下“五•二四讲话”说走了嘴，让我们能见度很高地看到了小官僚小政客骨子里的真实想法和手里拿着的底牌。而且我们断定，这不是赵勇阁下一个人的想法，赵勇阁下代表着中共党内逢乱世进行统治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潮。我们能在这个思潮里感觉到一股子狠劲，一股子血腥味。微观证据太多了，比如疯狂的圈地运动，我把这种圈地运动叫“房吃人”、“官吃人”；比如劳工权益、农民权益维护；“《南方都市报》事件”等等，谁伸头，谁不听话，就抓谁，就关谁，就判谁，“枪杆子”手段已经很极端了，以至民怨鼎沸。
关于“不能正确理解”赵勇阁下的“五•二四讲话”，对“五•二四讲话”“断章取义”问题，我请学谦转告阁下二位，务必请阁下二位注意，赵勇阁下讲话时，台下包括卢某人在内的听众，大多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训练有素的编辑记者，不要侮辱他们的职业能力。如果还要较真儿，可以录音为证。
至此，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其后”的情景。蝉是谁？螳螂是谁？黄雀是谁？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便这样凶险地纠缠在了一起。


                               卢跃刚  2004/7/25初稿  2004/8/3改毕

 

《公开信》的几处更正：
1、《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应为“评论部主任周修强”；
2、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除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没有吴祖光，吴祖光是之前被胡乔木“劝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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