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原罪”：追究还是宽恕? 这可是个问题 作者:闲言 一，颠因倒果的自由主义逻辑 在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是当今显学，趋之者众。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由主义对现实问题有一套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实际运用上经常颠三倒四的解说。对于自由主义或其它种种玄学，笔者的态度与卢周来类似：不管你讲得再怎么天花乱坠、包装得再如何美仑美奂，最终要落实到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上。如果你提出了与众不同、令人信服的解说或解决方案，就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群雄束手时想出了借东风、火烧赤壁的妙招，人们自然佩服你，尊你为当今诸葛、孔明再世。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并非如此；面对现实棘手问题，他们甚至常常感觉不到问题棘手在哪里。因此，虽然他们中很多人个个气壮如牛，但在大侃一番“兵法云云”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曹军83万有何可怕？给俺183万人马，保管杀他个片甲不留。 不知道林思云先生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在《第一桶金---不能原谅的原罪》一文中，对“原罪”“不能原谅”的论证正好符合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的思维定式。 一方面，林先生以“由于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起来，不需要通过非法手段的原罪来牟取第一桶金”的理由来解释“二战后发迹的资本家，第一桶金是乾净的”；另一方面，林先生又以“非法资本原始积累已经不再被今天的道德标准所接受”为理由，要求对处于“资本主义不成熟”阶段的中国资本家“原罪”进行清算。 这还算好的，因为在这里，林先生毕竟还承认：二战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摆脱“原罪”发展，是由于资本主义在那些地方已经“成熟”。但接下来，林先生就进一步遵循了自由主义“颠因倒果”逻辑。按照林先生的说法：“二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革命和战乱，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社会不公平所引起的”，“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把社会公平放到最优先地位，基本解决好了社会公平问题”，“这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以长期平稳发展的基本保证”--照林先生的说法，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存在“社会不公平”，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没有“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突然良心发现，智力上突然由猿进化到人，“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换言之，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早几百年“认识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那些什么“美国曾经无情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曾经残酷榨取黑奴的血汗；英国发生过剥夺农民土地的羊吃人圈地运动，英国更靠武力侵占殖民地，强迫弱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等大发横财，甚至还向中国非法出售鸦片”等等，就都不会发生。 以自由主义精神为立国宗旨的资本主义国家，认识一个“社会公平的重要性”，竟然需要几百年时间，林先生自己相信吗？ 几百年前到现在，“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没有改变，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本性也没有改变；唯一变化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资本主义处于“不成熟”阶段，经济水平较低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代价就是妨碍赢得资本主义经济竞争所必需的资本积聚速度，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倒退，这是无论资本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接受的后果；因此，他们情愿面对“频繁发生的革命和内乱”，情愿支付维持国内镇压所需成本，也不愿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成熟”阶段，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可抽取超额利润的一体化世界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具备了在国内兼顾公平的能力；特别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成熟，股份制企业成为主流，经济发展不再受制于“资本向个人聚集”的速度。这一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带来了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翻天覆地的革命；揉合了社会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从此才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当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权利”，也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在美国，这一过程是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开始的）。 这才是“二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革命和战乱”，“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解决好了社会公平问题”的真相。 二，效率还是公平？发展中国家的尴尬 在价值理念上，可能没有人反对将公平置于效率之前；但在实际行动中，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处于“不成熟”阶段。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舞台上，“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竞争力差距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市场经济仅仅初具绉形的转轨国家，由于缺乏成熟有效的资本市场，股份制经济往往徒具其形，难以获得有效扩展；国内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主要依靠要求“资本向个人聚集”的私有制形式。在这种客观制约下，以“经济发展”为政权合法性重要依据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冒损伤经济竞争力的风险，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更重要的逻辑是：即使相对于公平而言，“生存”也是第一需要；经济竞争力没有了，所谓“公平”，就只可能是“共同贫困”的同义词。 因此，近年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新发展观”，包括亲民路线、民本主义、“新三民主义”，等等，只可能是对前一段时期过度注重效率、罔顾公平倾向的一种微调，而不可能是根本性转向；只可能是对客观条件变化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国家目标的根本性改变。 具体到资本家“原罪”问题，笔者赞成林先生的“不能原谅”说，但理由颇有不同。 政府是全民的政府，需要全民支持，也必须对全民负责。“社会公平”正是全民要求于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限于客观条件，政府有可能不能提供令民众完全满意的公共产品，但不能不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原谅”资本家“原罪”，意味着政府已放弃自己的责任，由“全民的政府”转变成了“资本家的政府”，这是现在的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做的事。 但是，由于“第一桶金”猫腻的普遍存在，对“原罪”的追究又意味着需要对现在整个经济体系“推倒重来”，这也是中国政府及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秩序所不能承受的代价。因此，政府就处在这种对“原罪”既不能原谅、又不能追究的尴尬之中。好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尴尬所在遍有，对此政府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口头上当然坚持“不原谅”，实际操作上基本奉行“不追究”；民意高涨时找几个倒霉鬼“追究追究”，遇到紧急情况还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怎么做政府都划算。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资本家“原罪”追究还是宽恕，其实是个伪问题。客观处境决定了中国政府既不可能口头“原谅”，也不可能普遍“追究”，只能含糊其间。但在实际效果上，民间学界关于“原罪”之辩，对资本家处境影响甚大：当众人皆认同资本家所作所为时，经营者处境自然较为宽松、言行较可无忌；当世人皆曰可杀、资本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时，他们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外，还有许多明知结果的资本家帮闲也对这个题目着紧的原因：吃人嘴短；总得呐喊几声，对出资人有个交代吧。 三，并非题外的话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张五常是个异类。张五常有一个观点：经济学理论的正误高下，最终只能以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作为衡量。张五常所定义的“解释现象”标准，实际上也是一切实用型学问的最终归依。从理论形式的自我完善而言，经济学当然可以单纯依赖数学；但一旦涉及内容，“解释现象”就成为建构理论的目的，数学只是工具。和其它事物一样，对理论的最终评价，显然只能依据于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任何理论最终都要着陆在“解释现象”上，而不能悬空在工具形式上。 张无常最近一篇《还不是修宪的时候》，再次体现了他超脱于形式、工具、规矩之上，直面真相和目的的风格。文中有这样一个观点：由于中国有着相对于美国不同的“无可避免的局限”存在，因此在中国不但不能照搬美国制度，甚至连形式上都不宜参照美国；中国必须总结自己独有的经验，摸索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组织结构”。他甚至说：“中国权力下放选走的路线比美国选走的联邦路线好”，这是那些西方学术的徒子徒孙们做梦也不敢说的话--无关智力，经历、位置使然。 张五常的“中国局限说”，隐含了一种方法论：为什么思想界素有“屁股决定脑袋”之说，这说明思想者的思想倾向是由其客观立场决定的；只要脱离了具体客观条件的限制，思想在任何方向上都能够自圆其说，彼此也不会有什么正误高下之分。所以，波谱尔才说，科学在于“可证伪”。发现真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客观限制逐渐显露的过程。由于每一具体对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都不相同，因此，所谓“普世规则”或“绝对标准”，只可能存在于纯粹抽象的观念世界，或是完全能够控制“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实验室中。如果以解决问题为目的，那么针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客观限制条件不断“水露石出”的过程；在各种分析工具、理论资源都不可能有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除了不断提供和完善客观限制的细节，人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张五常能够得出上述结论，估计也经历了一段认识过程。他自己曾说：1980年代与弗里德曼一道进言“中共中央”，极言“价格放开”之妙，结果催生了中国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高潮。事后痛定思痛，张五常才发现是由于忽视了“中国生产尚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供给面对于价格信号不敏感”这一客观“局限”。前述林思云的倒果为因，也是由于林忽视了二战前后“经济发展处于不同水平”这一客观限制性条件。可以说，一切理论的错用、滥用，都根源于此；那些理论上的原教旨主义者、普世规则的爱好者，最易犯这种毛病。 当然，张五常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受限于他自己的经济学视野。中国至今仍是政治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远大于经济因素。张五常说：中国“地区竞争的直接目的是分成的金钱收入”。其实，地区竞争由地方官员主导，地方官员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升官和保位，因为官员的一切利益均由此而来。因此，张五常所赞许的，“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所造就的“骄人经济发展”局面，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绩效作为官员升迁、考核的主要指标。如果这一条发生变化，“地区竞争”的效果将大不一样。 从新一届政府的“新发展观”看，这一条很可能会有所松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表现出有过度倾向，必须予以纠正。由于地方官以地区经济绩效为唯一目标，他们追求“经济增长”的举措，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不公正、环境破坏等种种负面性，最终损害了政治稳定；从中央政府角度而言，这可说是适得其反。 本来，虽然如何保持“长期政治稳定”在理论上是一个复杂课题，但在基层实际操作中并不难把握。中国大多数地方官员，都不会不明白怎么做可以保障稳定、怎么做会损害稳定。但是，“长期稳定”又与他们何干？在“长期”中，他们要么已死去，要么已升迁、已调任；他们只要维持任内“不出乱子”即可。他们的根本考虑，还是以经济增长求得升迁机会。这就是虽然中央政府关于公正、贫困、环境等等问题三令五申、发明了许多“一票否决制”，最终还是令行不能禁止、无济于事的根本原因：公正、贫困、环境等等“一票”只能否决，不能肯定，不足以导致升迁。正象“向钱看”是商场铁律一样，“向上看”也是官场铁律。大家的着眼点都是怎么“升官”，当升迁与“一票否决制”发生矛盾时，没有谁会舍得放弃升迁机会，而只会力求通过“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来蒙混过关。 有人说，从执政者利益出发，中央为什么不以“长期政治稳定”作为官员考核指标？现在“新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诉求，是不是就能解决上述难题？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增长能够成为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除了它本身确实重要外，另一个原因是它易于考核、便于比较。以“长期政治稳定”或“新发展观”为指标，许多考量都是隐性的，怎么考核？涉及对象因时因地而变，怎么比较？这就是体制的局限性和两面性：虽能制造速度，却难全面协调。再加上经济发展仍然不能放松，所以说新一届政府只可能微调，不可能转向。 林思云:不能原谅的原罪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04021902294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