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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岳首
在市场经济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长势之后，一些适应于商品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开始渐渐引入文化、政治等其他领域。
经济学家对企业的研究表明，组织资本对于企业的成功经营至关重要。“所谓组织资本是成员之间的相互熟悉、默契、信任、责任感和不计得失。由此形成众多成员目标行为的合力，使企业具有很强的战斗力。”1
在寻思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如何从弱者变为强者、“共同底线”是否可能时，我以为，经济学这一原理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正如一个初创（尽管已有“停业”多年的历史）的“企业”，开始（再次）踏入关系成败的竞争场所。就算乐观的自由主义观念价值体系终将主导未来中国之说成立，急剧转型的中国形势也要求十分缓慢爬行的自由主义列车“提速”，在资源上做好更充分准备，以便于尽快进入良好的竞争状态。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虽是“草创”，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企业”。经济学家发现：快速发展时期的企业由于新来的陌生成员加入，原有管理规则适时的大调整，组织资本会下降。“旧人与新人合不来是快速成长期的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只有成功渡过‘磨合期’的痛苦，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组织资本才可能建立起来。”2这种状况的形成有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深层原因，这种文化使得中国人常常只在血缘、亲缘的家族关系中只信任依赖“自家人”，形成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迥然不同的华人社会“差序格局”3。
樊百华描述过中国思想界的“差序”状态：“中国思想界是很散漫的，不注重合作的开发，造成许多让人焦虑的资源闲置、浪费。‘一己的事情’忙得太多，却因为种种限制忙得很偏、很畸形、也很低效，颓唐的颓唐、招安的招安、经营的经营（余世存讽刺为“体制外的体制”）、谋生的谋生（例如我自己）、沽名的沽名、钓利的钓利，其言煌煌，其行戚戚，过当的惶恐、过分的精明，到头来不过是名相、文字贩子。”4中国思想界当然包括中国自由主义者，这当中原由有自由主义者基于看重个人自由而对“集体”“国家”等可能侵犯个人的天然防范，也很难说没有封闭和排外的“家文化”心理淀积的作祟。
深受存在主义观念影响的汉娜•阿伦特(Arendt)曾指出人在三类活动中显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一是与生活资料相关的“劳动”，二是区别于自然的“制造”，三是与人交往的“言行”（speech-act）。这三者各有其内在的价值，在一个健全的生命中不可偏废。但就政治生活的层面来考虑，行动居于最崇高的地位。因为劳动或制造两者都可以由人孤独进行，而行动产生于人际之间，由人们言行的交换来构成。5虽然社群主义者引述阿伦特的观念挑战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因其宽容和理性的本质从不封闭自己拒绝对合理因素的吸纳。在自由秩序尚未建立的当今中国，群己关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多加思考的问题。
自由主义事业不同于“企业”之处，正在于“企业”以产品至上为目标而满足于“制造”，而自由主义者却须经由“言行”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从而体现自己更显著的“存在”。
李慎之在条件未具备时拒绝“组党”的游说，但李慎之以自己的“言行”建立了与中、青、老年人三个经常交往的“圈子”，在这种交往中彰显了自己的思想。
在公民意识和维权运动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自由主义者“单子化”的现象已有所改观。在愈来愈多的公共场所，我们已经看到了自由主义者以团队的姿态出现（如联署签名），在一些分岐的理论观点上，我们也看到了体制内外、境内外界限的打破（如朱学勤与仲维光，秦晖与陈铁军的思想交流）。
与参与竞争的企业一样，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必须解决“资金资本”和“组织资本”两个根本问题。
从1986年《论言论自由》的公开发表算起至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以说在学理上已积累丰厚的足以支撑自身存在和发展合法性的资源（本金）。虽然当年的火苗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手捻灭，但《论言论自由》、《新自由论》等文本却已随风传播，成为推动第二波自由化浪潮的强劲动力，并在上个世纪末催生了一批言说自由主义的新军。
1998年因了在党内有特殊位置的李慎之的大智大勇，自由主义再次一发不可收，至今已在宪政、政治、新闻、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但需要指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组织资本积累仅是刚刚开始且存诸多问题，这种资本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需要我们至少尽快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建立和扩大一个泛自由主义者阵营。
如同一个企业要善于融合社会资本使之成为现代意义的企业，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需要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新左派中反极权专制人士，体制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开明民主派有更多的善意的沟通和友好对话，需要“融合”各种社会力量增加自己的竞争“资本”。当面的主要对手只有一个：极权专制。“所有在行为上能够对专制展开权力抗争且不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人们，都是最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5由于极权长期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今天自由的抗争必定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每个人在以自己合适方式行动之时应当理解和配合他人的方式。
二是运用善于妥协的智慧拓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路。
如同一个企业要善于开拓自己的产品出路，中国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急迫任务是把脚下狭窄坎坷的路拓宽拓平。一方面要尽量开通更多直达权力高层的谏路，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能堵塞极权权力的“体面”退路。
东欧前极权国家的经验表明，妥协艺术、对奕技巧在转型社会的运作中至关重要，这种艺术技巧包含必要的宽容和暂时的妥协。
基于理性和智慧对形势准确把握的“提速”，才不是盲目的、鱼死而网不破的“冒进”。
三是增强“团队”意识以积极态度争取“消极自由”。
如同一个企业要善于“磨合”新旧人员，中国自由主义者要尽快“磨合”成能相互协作彼此配合的无形“团队”。
自由主义者聚集纪念李慎之、网上签名、悉尼谈宪政等以团队的姿态出现的活动都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实践证明了“团队”意识并不与自由主义者看重的个人主义观念相冲突。
维护个人权利的“消极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这一方面李慎之是典范。具备这种积极态度，不仅要求我们重燃理想之火，而且要求我们增强（如无条件组织的话）“团队”意识。
为此，我们不必分名家新手，境内境外，而应把为人人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事业看成大众共同的事业，任何有出色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我们应该拥戴的典范。我们看到许多人对逝去的李慎之、吴祖光、王若水、金尧如等人表示出由衷和深切的敬意，却很少看到对健在的事实上已有很高自由主义理论建树和贡献的人士表示出足够的佩服和敬重。我们知道，逝去先贤的遗愿只能由现实中活着的人来继承担当，活者之间有更多的“相互熟悉、默契、信任、责任感和不计得失”，先贤的遗愿就更能早日化为可以触摸得到的实在。
2004-3-20台湾总统大选之时于悉尼
1权利与组织资本http://info.news.sinobnet.com/HTML/001/002/009/003/8636.htm
2同上
3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
4樊百华《“秦晖底线”：当今中国的道义权威》《改造与建设》网www.bjsjs.net17/02/2004
5转引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第212-21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出版
6樊百华《初述198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新世纪》网www.ncn.org25/09/2003
原载《改造与建设》www.bjsj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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