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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
中国正在崛起，崛起的动因是中国人能量的大释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加上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长期束缚和禁锢，中国人的能量被埋藏在地层深处。现在，这种由蒙受屈辱、束缚和禁锢下积聚起来的能量，由于经济上束缚的解除开始释放了。
“崛起”是一种地质大变动
地质学有一分支，叫板块构造学（Plate Tectonics）。板块构造学认为，全球存在六大板块，即欧亚板块、印澳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南极板块。这些板块都被地震带所分割，板块的厚度各处不一，约在几十公里至二百公里之间。这六大板块都是由岩石组成的刚性板块，却漂浮在下面一层带有塑性的“软流圈”上，板块不停的运动，引起地震、火山和地质构造运动。
图一∶地球上的六大板块，板块分界线是“地震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M. Overholt）曾以《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为书名写了一本书。本来，这本书也可译为“中国的起飞”，然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似乎有一种“魔力”，使中国产生了一种“自我意识”，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只是“经济起飞”，而是正在发生一场地质大变动∶中国正在崛起。
崛起需要巨大能量。喜玛拉雅山的崛起，是印、澳板块向欧亚板块挤压和碰撞的结果，它的能量来自于两大板块下面地幛中物质的对流。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长期屈辱和禁锢下积聚的能量释放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历史的三大转折点。当代中国确实像喜玛拉雅山一样，在欧亚大陆上崛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已成过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正在中国大地上日益扩散。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正是中国第三次大转折的关键一天。“六四”后几年，人们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大转折。一九九二年我在伦敦出版的《语丝》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的短文，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自觉地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六四引发中国大陆巨变》的文章，当时，正值“六四”七周年前夕，文章说，“回顾这七年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大陆发生了巨变，而这一巨变的起因，就是‘六四’。”
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大转折点，“六四”就是其中的一个。
公元三九五年，是一转折点。这一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一○九二年也是一转折点。这一年，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帝国分裂。这一分裂，不仅为四年后的十字军东征开辟了道路，而且使小亚细亚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高举伊斯兰旗帜，造成了其后多个世纪伊斯兰势力在欧亚非三大洲的崛起。
一五八八年，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西班牙丧失海上霸权。
一六八三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进攻维也纳时失败，这又是一次大的转折点。这是伊斯兰世界对西方世界在第二千纪最后一次进军的终结，从此开始了其后二个半世纪的“西方霸权时代”。
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在二十世纪，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是一个转折点。当我们拉长“时间尺度”看世界历史时，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共产主义”的兴亡，不过是世界历史上一段不长的插曲，是东方的中等国家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下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在西方武力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用“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筑起了一道抵御西方冲击的围墙。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塌，正是这堵围墙倒塌的标志。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世界进入苏美两极时代。一九四五年，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失败，而且是一六八三年以来西方霸权走向结束的开始。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这就像一九七六年的民主运动一样，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六月四日一天并没有什幺“民主运动”，而是一个自称“人民政权”的政权对和平抗议的民众的大屠杀。如果说“八九民运”属于中国的话，那幺可以说，“六四”影响到世界。在全世界舆论强烈谴责六四屠杀的情况下，苏联东欧帝国加速了瓦解。“六四”后一个月，匈牙利最高法院为纳吉平反，“六四”后二个月，波兰议会选出了首任非共总理，“六四”后四个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解散，“六四”后五个月，柏林墙突然倒塌，“六四”后六个月，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共产党首脑被处决，“六四”后两年，苏联共产党瓦解。当“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时，中国不得不加速私有化运动，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正因为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代压在地层深处的能量发掘了出来，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突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后，积极性和创造力并发的产物，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解除，则是“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返回中国的结果。当我们今天在谈论中国崛起时，不能不想到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和“天安门母亲”们十五年来遭受的苦难，不能不想到十五年来赵紫阳所受的屈辱。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仅仅四年，九一一成为新世纪的第一个转折点。一六八三年，伊斯兰世界因围攻维也纳不克，最终停止了对西方世界的进军。现在尚不清楚的是，九一一是否预示着伊斯兰文明在第三千纪与西方文明新冲突的开端。
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一个转折点也许与中国有关，这就是中国“走向新共和”，而中国的转折将扩及影响世界。
从“地中海时代”到“太平洋时代”
在二○○○年前一天的《新闻自由导报》上，我在《展望第三千纪》一文中说∶“地球上的各种变化，速度不同，每隔十年，可以看到政治变化；每隔百年，可以看到社会变化；每隔千年，可以看到文明的变化。以千年作为时间标尺，还看不到物种变化，更看不到地壳变动。”现在，喜玛拉雅山仍因印澳板块的挤压而不停上升，东非大峡谷也在缓慢地扩大，但在我们每个人有限的生命中，难以察觉到这种变动。
就是在地球表面的“人类圈”中，事实上也缓慢地发生着一种“国与国之间为争夺霸权而形成的地区中心转移”的变动。这种变动，不是以世纪为时间单位，而是以几百年至几千年为时间单位。这种“地区中心”，不是一个“点”：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而是人类圈中的一大“板块”。地球表面有很多“圈层”，从卫星、航天器、或月球上看我们的地球，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以及前面提到的软流圈，都是一个个薄薄的“圈层”，地球岩石圈的“六大板块”漂浮在软流圈上，而人类圈则漂浮在生物圈上。就像岩石圈存在六大板块一样，人类圈中事实上存在着以文明或一些大国国界为界限的、不同的政治板块。
人类圈中政治板块的运动，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岩石圈中地质板块的运动相比拟。就像地震经常在不同地质板块邻接处发生一样，人类圈中的战争也较多见之于不同政治板块的邻接触。原南斯拉夫曾构成一个国家，位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大板块断层线的周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断断续续爆发了四场战争。从九一一恐袭到伊拉克战争，则是不同政治板块在二十一世纪撞击运动的新表现。
政治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也使世界历史的中心缓慢地转移。
从希腊罗马时代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历史的中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中海。古代中国印度虽然有灿烂的文明但却置身于地中海世界纷争的边缘。公元七世纪后，伊斯兰的扩张，从叙利亚、巴勒斯坦经过北非到西班牙，三面包围了地中海，可以认为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大西洋国家先后参与争夺或取得世界霸权。从哥伦布到二战结束，“大西洋世界”代替了“地中海世界”，这一时期，世界历史争夺霸权的中心移到北大西洋沿岸。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位于“大西洋世界”的边缘。十四世纪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俄国还是一个小小的内陆国，尽管俄国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一次又一次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始终处于世界中心的边缘。
图二∶世界历史争夺霸权的“地区中心”的转移，从“地中海时代”到“太平洋时代”。
一九八九年对世界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东西方的冷战，而且在于世界历史的中心，从“大西洋世界”，转向了“太平洋世界”。一九八九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德国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以及欧洲的整合，虽然增大了欧洲的整体力量，但欧洲却从此移向世界争霸史的边缘，大西洋世界争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时间，美国将维持着超级强国的地位，但太平洋周围的一些国家，中国、日本、整合后的东盟，也许还有拉美共同体，将形成太平洋世界合作与对抗的新时代。
中国崛起的三要素
由许多个体组成的大系统，可以在几个不同层次上进行描述，其中有两种描述方法最为常用，一种是“细粒微观描述”（fine-grained microdescription），另一种是“粗粒宏观描述”（coarse-grained macrodescription）。用“粗粒描述”的语言说，十三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十四、十五世纪是文艺复兴的世纪，十六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十七世纪是荷兰世纪、十八、十九世纪是英国世纪，二十世纪是世界战争世纪，也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闪烁而遇的世纪。现在的二十一世纪，也许是美国长期维持超强的世纪，也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在二十一世纪中后期，美国的霸权不仅会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挑战，而且会受到环太平洋大国━━中国、日本、整合后的东盟和拉美的挑战，但美国仍维持它的全球霸权。就像英国曾长期作为欧洲大陆国家的“权力平衡者”一样，美国也将会采取“权力平衡者”的策略，站在太平洋的东岸，在西太平洋“大三角”━━中国、日本和东盟之间充当平衡者，藉此维持它在二十一世纪日益受到挑战的霸权。
二十一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当美国充当西太平洋“大三角”平衡者角色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充当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平衡者的角色。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将依靠三大要素∶
一、市场经济的规范化；
二、中国的和平统一；
三、民主政治的确立。
近十多年来，中国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充斥各种不公平竞争和官商勾结因素的市场经济，这是十九世纪的，备受马克思谴责的那种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与二十一世纪今日欧美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法治建设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政府遵守法律，而且在于使中国的法律体系本身能确保法律的后果具有一贯性和可预见性的特征。要用严格的征税代替无理的摊派和种种变相的侵占，确保私人财产不受任意剥夺，同时，要逐步发展为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使人们可以充份信赖商业交易中各种承诺，金融更为透明化。只有使市场经济规范化，才能根治官商勾结各种腐败现象和消除普遍性的假冒伪劣；只有市场经济的规范化，才能使中国企业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才能防止因加入世贸组织而造成的依附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现象，防止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而且是和平统一，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我在去年发表《台湾九论》一文中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分合，是中国这个国家所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造成的。许多国家没有‘分分合合’的‘经历’，一些国家鼎盛强大几十年、上百年，衰亡后就消失了。”“鼎盛一时后竟是死亡。”奥斯曼帝国、“日不落”的查理五世帝国、大英帝国都如此，“过去的辉煌永不再来。中国却不是如此，中国有分裂、有衰弱、有受人欺凌的时期，也有统一、强大、辉煌和再辉煌的时期。”（《新闻自由导报》2003年12月12日）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台海两岸的现实就是有“两个国家”，正如中国历史上魏、蜀、吴鼎立有“三个国家”一样。不同的是，古代没有“国际法”与“国际承认”问题，现在有一个“国际承认”问题。在国际承认问题上，全世界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在台海两岸中选择“一国”承认代表中国的政策，这是美国和其它国家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政策，不是中国人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政策。中国和平统一，其前提是首先正视“台海两岸存在两个政府”、“台海两岸任何一方的法律与政府的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的现实，不要混淆了“国际承认”问题与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事务问题。从“中国国民党”适应台湾民意，都企图改名为“国民党”来看，中国的和平统一，不可能在“一国两制”下实现，而“邦联式的联邦”看来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联邦制下，台湾成为一“成员邦”，台湾宪法，既可称“基本法”，也可称“宪法”，这都无碍联邦制下中国的统一。
为了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两和政策”也许是一种既有效又可行的“双边政策”，这就是北京对台湾实行“和平消化”，台北对中国大陆推行“和平演变”。中国的统一，决不能诉诸战争、诉诸武力，诉诸导弹，对特定个人实行“斩首行动”。武力统一将造成严重后果，将严重影响中国在本世纪的崛起。
只有和平统一，中国才能有最大的回旋余地来着手解决钓鱼台问题和南海问题。中国的武力统一，必将在二十一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西太平洋“大三角”━━中国、日本、东盟“大三角”困境的漩涡中。
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
中国崛起的第三个要素，就是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事业的话，那幺可以说，民主主要是一个国家的事，主要不是国际事业。当然，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争取民主也需要国际声援，但民主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内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握有政府权力的最终控制权的问题。民主不等于法治，民主要解决的是各级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问题。民主政治，不仅是议会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党政治、责任政治、多元化社会的政治。在两次选举之间，公民可以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渠道，如利益集团，地区组织、社会运动来对议会和政府施加影响。在多元化社会中，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在今天因共同观点或共同利益结成了联盟，在明天，因利益的变化而发生解体，新的联盟重新形成。越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会，越难形成固定的、长期的政治分裂。民主就是政治与人民之间这样一种和平的互动关系，政府按人民多数意愿、按程序更迭，政府的政策以和平方式按民意得到调整。纵观人类史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如果长期不能满足这个国家中有重影响的集团━━无论是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阶级的或经济原因形成的集团━━重大而迫切愿望的话，那幺这个国家或地区易于发生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军事政变、暴动到内战。民主提供政治上的动态稳定，提供政府更迭与政策转变的平稳机制。民主无须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政变与革命，也无需通过无穷尽的“上访”，而通过人们大致满意的程序来寻求公平与正义，来完成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维持“动态稳定”的机制，因而不断发生“治乱循环”这种现象，在“繁荣盛世”时根本看不到潜藏着的严重危机。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能依靠短期的高速增长，而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年复一年的，其增长率略高于人囗增长率的增长来实现。中国古代史上的分合循环，一次又一次的“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打断“持续增长”，在现代史上，从军阀割据，国共内战到“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从一个国家崛起的“长尺度时间”来看，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持续发展和和平崛起。
中国走向民主，为“六四正名”是第一步，“六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实行民主，要使宪法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得到确实保障，要实行“党政分离”、“军队的国家化与非政治化”，要直选议员、使“人大”议会化。中国实行民主，还要扫除“决策民主化”之类含混观念，实行严格的“政府工作责任制”，健全“文官制度”。中国有十多亿人囗，不同于只有二千多万人囗的台湾，中国政治变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适合十多亿人囗大国的民主宪政体制，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国家权力按民意和程序定期和平更迭，维持中国长期的动态稳定。
市场经济的规范化、民主法治和中国的和平统一，是中国崛起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旦扬弃“忠君”、“仁政”一类专制因素，也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当中国日益崛起时，中国文明将成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其它文明之间的桥梁。剔除了专制因素的儒家文明，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崛起，而且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海洋和太空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
现在，全球前一百大经济体中，有三十个左右是跨国企业。一个跨国公司的产值超过几十个小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的作用。
在二十一世纪，一些没有重大裂痕的邻近国家将会逐步实现经济━━政治整合，欧盟将发展为欧洲联邦，东盟也可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魁北克一旦独立，美国加拿大势必合并，在拉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会引起国家整合。
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不会导致国家的消亡，相反，大国或大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全球化导致跨国公司、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大量增加，使人们误认为国家越来越不重要了。事实上，全球化使众多小国更加无足轻重，而没有改变大国之间传统的关系，每一个国家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与他国竞争、合作、倾轧、甚至损伤对方。跨国公司不是“无国公司”，政府对本国公民拥有的公司的控制力比对外国公司大得多。在公司之间有强烈竞争的情况下，公司与国家的联系十分重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时，公司的国别的重要性有明显不同。事实上，几十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部都集中在大国的经济中心。政府间组织的增加也没有改变大国之间的传统关系，只是更有利于沟通和合作。而数量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更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传统关系，所有非政府组织只是个人影响力的放大，他们会影响国际事务，使国际舆论更为重要。总之，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仍将进一步发展，地区邻国的整合将使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二十一世与以往世纪的不同在于，一辆辆“国家”的“大型车辆”驶进了繁忙城市的闹市区，非政府组织就像无数行人在街道上穿行，联合国政府间组织颁布了令司机眼花撩乱的各种交通规则和交通灯号。在二十一世纪，大型车辆再也不能在道路上横冲直撞了。撞车就是战争。在二十一世纪的繁忙街道上，撞车与交通事故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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