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初，方励之先生致信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马上予以呼应，先后联名发表了的两封公开信。这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为良心犯公开发声。同时，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和陈奎德主编的《思想者》在京召开首发式，几乎汇集了全国主要的体制内异见人士，包括许多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也为推动和坚持思想启蒙付出了代价。早在８３年“清污运动”中，一批发表异见的作家和评论家受到批判，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许多著名体制内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六四后，体制内异见者大都遭到严厉的处罚，许多人流亡国外，一些人身陷囹圄。 可以说，如果没有体制内异见的开明导向和思想启蒙，“八九”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三、九十年代以来的体制内异见 六四后的知识界，在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之下，确实在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许多当年投身于八九运动的知识分子，现在变成了高层智囊、体制内的教授、学者、新闻人、文化商人、身价上亿上千万上百万的富商，一些人还成为社会名流，有的兼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有的进入官方的人大和政协。但仍在体制内坚持异见的一些知识人，却也少了一些浮躁和浅薄，多了一些冷静、深入和策略。 （一）九十年代中、前期的体制内异见 尽管，六四大屠杀使体制内异见群体遭受重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见体制外异见活跃，但也使得体制内的异见，十五年来第一次公开，这是八九运动留给今日中国的重大政治遗产之一。最具象征性的就是丁子霖女士，她因公开说出六四屠杀真相而被开除出党，官方的打压反而逼出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使丁子霖为代表的难属群体由体制内异见者变成了民间异见者。 借助邓小平南巡发起第二次经济改革，１９９２年，体制内异见又开始活跃，发表文章、召开座谈会，出版了《历史的潮流》和《反“左”备忘录》。这两部著作轰动一时而后被封杀，几乎汇集了所有体制内异见者的声音，是六四后体制内异见的第一次发声。 １９９４年，众多德高望重的体制内人士，签署由许良英先生发起、由学部委员王淦昌领衔的“纪念联合国宽容年”的公开信，签名者中包括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王若水、汤一介、乐黛云等人。随之而来的镇压使体制内异见再次陷于沉默。１９９８年，邓小平死后的江朱体制正式亮相，体制内异见再次活跃，出现过极为短暂的“思想小阳春”，戴煌先生等人为农民曹海鑫怨案大声疾呼，李锐、李慎之、杜润生、朱厚泽、江平、吴敬琏、茅于轼、杜导正、吴江、王贵秀、何家栋等老一代，也不断呼吁政治改革……但在随后的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恐怖下，体制内异见又陷于低谷。同时，在时松时紧的政治生态中，吴祖光、王若水、胡绩伟等人很少理会恐怖高压，在六四后一直坚持抨击时政。 （二）李慎之先生的示范作用 特别是值得记忆的是已故李慎之先生。在１９９８年至１９９９年的肃杀气氛中，慎之先生作为体制内的部级离休官员，不但在１９９８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为大陆自由主义破题，而且于１９９９年发表了《风雨苍黄五十年》，以振聋发聩的巨大反响，标志着六四后长期沉默的体制内异见的重新崛起。 慎之先生的示范作用绝不可低估，自此以后，体制内的异见声音从未间断过，且有越来越大胆尖锐的趋势。一批中青年自由知识分子为体制内异见注入了后继有人的活力，刘军宁、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吴思、谢泳、何清涟、贺卫方、钱理群、沙叶新、周其仁、何光沪、仲大军，袁伟时、樊百华、张英洪、高华、杨奎松、张耀杰、崔卫平、艾晓明、黄钟，党国英、孙立平、于建嵘，萧瀚、顾则徐、许志永、腾彪等等……，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几乎涉及了大多数人文学领域，但是无论进入哪一个领域，他们大都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抨击时政和呼唤政改。他们把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应用于解决大陆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在学理研究、历史清理、现实应对、常识普及和民间维权等方面，都有着超过八十年代的贡献。即便遭遇到程度不同的打压，也都没有沉默。 同时，在１９９８年短暂的“思想小阳春”时期，大陆文化界崛起了一批年轻的体制内异见者，其代表人物便是余杰。他的思想随笔《火与冰》风行一时，对六四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着广泛的影响。正因为余杰的叛逆性过于激烈，导致他在研究生毕业后被中共作协下属的“现代文学馆”拒绝，余杰也由此逐渐脱离了体制而变成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 与余杰命运相同的是青年自由知识分子王怡。任教于成都大学的王怡崛起于网络写作，通过一系列著名网文、做网站版主和创办《宪政论衡》的民间网站，也通过积极参与多次网络维权活动，王怡迅速成为年轻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又一代表。现在，王怡也遭到来自体制的打压，从停课、扣发工资、奖金到办不下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护照。现在，尽管王怡并未被成都大学开除，但他与体制的联系仅仅是名义上的，他已经被成都大学彻底逐出讲坛，每月只能得到２００元工资。所以，王怡已经由体制内异见者变成了民间知识分子。 ２００２年以来，民间维权运动出现令人欣慰的进展，无疑标志着体制内的著名人士正在走出恐怖政治的阴影，以内在的自信接连向中共发出尖锐的挑战。十六大期间，李锐先生公开提出启动政改、平反六四的建议，“建议书”发表于由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主持的《炎黄春秋》上，李锐先生还为此接受了《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的独家专访；曾出任过广东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任仲夷先生，也多次公开讲话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吁政治改革；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先生等体制内人士，多次撰文论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朱厚泽、江平、吴敬琏等多位体制内知名人士参与的民间修宪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ＳＡＲＳ危机期间，老军医蒋彦永挺身而出，一举成为国内外舆论中的中国良心，经济学家吴敬琏也破例给蒋大夫以声援；今年２月２４日，蒋彦永先生再次亮出说真话的良知，让全世界看到了他所亲历的六四屠杀真相。他在６月１日的失去人身自由，又引发了国内外的声援浪潮，国内外的压力使中共当局不得不在７月２０日释放蒋先生。 同时，在围绕着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等的民间维权运动中，众多体制内的教授、学者、律师、新闻人参与其中。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徐友渔先生，更是多次在敏感的政治性维权活动中公开签名，理工大学的胡星斗先生公开要求废除劳教恶法；继知名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坚持为良心犯辩护之后，其他法律界人士和新闻人也频发异见。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人，年轻的律师浦志强、许志永、腾彪、朱久虎等人，积极介入了多起个案维权（如孙大午案、南都案、陈桂棣案等），使维权运动的法律份量大增。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律师俞梅荪、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律师李柏光等人积极介入福建和河北两地的农民维权，使知识分子的良知行动由对知识界维权的参与，扩展为对农民维权的参与。 ２１世纪的前几年，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四本书全部出自体制内异见者的手笔。纪实类的三本书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类的一本书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现在，“潜规则”这一独创的概念，已经作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分析工具之一，进入学术研究、时政评论和网络发言之中。身任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吴思先生，也因其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解释而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 四、体制内异见的必然性 后极权社会来自极权统治在高层的自然蜕变，也来自底层社会的逐渐觉醒，二者的合力导致极权社会自身无法阻止的腐烂。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奇尼克论及八十年代的波兰时说：“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ｏｔａｌｕｔａｒｉａｎ），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反权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１９８７）》崔卫平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甚至不是在毛泽东死后，而是始于林彪事件的震撼。极权者毛泽东虽然还在，但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怀疑毛泽东的暗潮，正是这种对毛式极权的社会性不满的暗中积累，才会酿成１９７６年民间自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而毛泽东随后的自然死亡，加速了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崩溃和社会底层起而挣脱极权枷锁的过程。 在毛死后的后极权时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要变化是： １，政权虽然不再具有实施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及其能力，但独裁者们在既得利益和思想僵化的双重作用下，仍然要拼命维持毛式极权统治的最大遗产：一党专政体制。 ２，统治者虽然依旧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共产乌托邦的理想早已破灭，曾经有过的真诚信念已经沦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工具，所以，独裁寡头们要不断对正统意识形态进行权宜性的调整（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 ３，现政权的统治效力走向了层层递减和力不从心的衰败。政权虽然还无法摆脱运动化口号化的统治惯性，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已经对运动和口号失去内在的热情，作为个体的官民也不再甘于充当政权的齿轮或螺丝钉，而已经变成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禄之徒。 所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内异见能够存在并坚持发声，实乃世界大势之遽变与中国发展之急需的互动结果，它标志着中国正处在一个由言论管制向言论自由的过渡期，此过渡期是由内外条件的合力促成的。 毛死后，体制内外要求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呼声完全一致，对外开放是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内改革是汲取毛时代的惨痛教训而摸索新的现代化路径：毛泽东之所以让中国和国人付出超常的惨重代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不允许任何有违于他个人的权力意志的不同声音的生存，无论是党外的右派们，还是党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无论是高举造反旗帜的红卫兵，还是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们。所以，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领域始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必然释放出体制内外的异见。尽管，当朝权贵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统，但这个陈旧的道统已经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道义认同。尽管，当朝权贵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对思想解放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收放策略，但每一次有限制的释放之后，当局意欲让释放出的异见完全收回已经绝无可能。于是，体制内外的异见就在这种不断的收放循环中累积下来，而且，在内外压力之下的不得不放，造成了异见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在不断突破官方言禁的边界的同时，也在扩展着民间话语的空间。 尽管，八九前是政治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而六四后是政治改革基本停滞的时期，但体制内外异见的数量和质量却有着巨大差异：八九之前，体制内异见主要局限于精英范围内，异见发表的平台也是传统的官方媒体，境外媒体上的异见向大陆的传播受到种种限制，其影响面还很狭隘。但八九之后，首先是异见的数量迅猛增长，收听所谓“敌台”的普通百姓的人数剧增，特别是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借助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异见的数量更得到超越性的增长，不仅精英们的异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表异见，互联网不但成为发表和传播异见的最佳工具，也成为制造新的著名异见人士的工具，以至于，网络异见变成了当下大陆的公共舆论的基础，现在活跃于大陆舆论界的许多著名网络写手，皆是互联网造就的新一代“网络意见领袖”。其次，异见的质量也有了八十年代难以想象的提升，比如，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异见质量，已经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崛起的那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发言；再如，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的李慎之、李锐、焦国标和卢跃刚等人的言论，在立场的鲜明和思想的深度等方面，也都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最开明的体制内异见。 虽然，独裁体制仍然存在于现实政治之中，但其政治合法性已经在人们心中腐烂，决无可能长时间地主宰中国的未来；虽然，自由宪政在现实中还无法兑现，却得到了民意的内心认同，中国未来在制度选择上的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必定要逐渐走向自由民主。特别是经过八九运动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教训，人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公民权利已经逐步变成从农民、工人到商人、知识分子共同争取的目标，即便说是全民性目标也不过分。 这个过渡期的特征是：正统意识形态失效和恐怖统治威慑力下降的暧昧而灰色的时期，一党天下的僵化表层之下，涌动着、沸腾着日益多元化的个人、集团、阶层，他们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皆与党的核心利益不相协调；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或直接喊出来，或隐讳说出来。 也只有在这样的过渡期，那些不肯依附于当朝权贵的老党员和老干部，那些不肯说假话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才能生存下来并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尊重。如果回到毛泽东的极权时代，他们绝无存在的可能，右派们和彭德怀们的命运就是明证。因为，毛泽东对党内异见的全盘诛杀，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王明等亲苏派和王实味等异见知识分子的命运早已见证了毛式极权的极端霸道和残酷。 后极权时代的中国，让一部分人在物质上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另一部分先知先觉且有勇气的人在言论上“先自由起来”——尽管这种自由仅仅是“半吊子自由”。正如吴思先生在《李锐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所言，在当下中国，“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五、体制内异见的独特力量 体制内异见所受到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程度，往往高于体制外异见，这在有些体制外异见者看来有欠公平：“同样的异见，体制外一直在说，说得比体制内尖锐直接，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大，却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体制内某人偶尔发声，不必那么尖锐，也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个人代价，却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有的分析如是说。 然而，我以为，海内外舆论重视体制内异见，源于体制内异见不同于体制外异见的独特作用。 （一）体制内异见存在的本身，既标志中共体制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日益分化，也会对中共政权的保守统治构成挑战和压力。 因为，体制内的分化，不只是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更是涉及到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始，从中共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体制内的开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已经涉及到大是大非——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关于改革的基本路径的选择——出现泾渭分明的歧途：当局还需要毛泽东亡灵的庇护，而体制内异见者却唾弃毛泽东亡灵；当局还要全力维护独裁体制，他们却一再批判独裁体制；当局要固守搁置政改的跛足改革，他们却坚持呼吁政治改革。 尽管在六四后，党内开明派基本被逐出决策层，但体制内异见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舆论压力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也正是由于要求政治改革的体制内异见的始终在场，才让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高层，不但承受着来自体制外异见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也时刻感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而且，从李慎之、李锐、蒋彦永、焦国标、卢跃刚、沙叶新等人的言论来看，体制内异见已经越来越与体制外异见趋同，如果仅从异见本身的价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间已经分不出你我，共同挑战独裁政权，共同扩张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间空间。这样的压力之于掌权者来说，应对起来远比对付体制外压力更为棘手。 （二）体制内异见是测试现政权的人心向背的最灵敏指标。 文革后期，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开始显现，最初的改革开放使这种危机稍有缓解，但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现，两极分化和腐败引发越来越深广的不满，体制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所以才有八九运动的发生。六四大屠杀，使徒手市民和学生蹀血长街的同时，也击碎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不仅来自它在民间价值评判中的腐烂，更来自它在体制内人士心中的急剧贬值。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驱动而拥戴现行制度，对一党独裁的正当性不再有信念上的确认。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的巨大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只是出于不得已，歌功颂德也大都是假意应付。异见者在体制内级别和社会声誉越高，就越能凸现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和管制失灵的广度和深度。人们会说：连老党员都不忠于中共政权，连老资格的党内高官都不再相信这个制度，而且都敢于公开抨击这个制度，难道它还能长得了吗？ （三）体制内异见更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 体制内异见者更了解体制黑幕后的内情，他们一旦公开发言，往往能够揭示外界难以了解的黑幕。这样的揭示，不仅令黑幕背后的中共政权极为尴尬，也会深化全社会对现政权及其黑箱制度的邪恶本质的认识。在八十年代，刘宾雁、苏晓康、戴晴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对“庐山会议”的回忆和对毛泽东批判，在２００３年，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著作，之所以皆能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成为舆论热点，就在于他们的文字揭出大量黑箱里的丑陋内幕。再如，蒋彦永先生如不是３０１医院的高阶军医，就不可能知道被现行政权隐瞒的ＳＡＲＳ危机的真相；他为六四正名的上书，披露了他所亲历的救助六四死伤者的情况，以及中共高层在六四问题上的分歧；卢跃刚给赵勇的公开信，也披露了不少历届团中央如何管理“中青报”的内幕；黄金高的给“人民网”投书，更是披露腐败势力已经形成“官、商、匪”相互勾结的巨大网络，他们对反腐败的抵制和制肘的猖獗气焰，不但令党委书记一筹莫展，而且反腐书记的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黄金高所披露的反腐败之艰难经历，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号称“朱青天”的前总理朱鎔基在反腐上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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