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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不是体制内异见人士的揭露，所有这些黑幕很难陆续爆光。
（四）体制内异见者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
在当下中国，体制内异见者拥有其他异见者难以拥有的双重资源：既拥有体制内的制度及人脉资源，又拥有体制外的民间道义资源，二者的结合使之远比体制外异见者更具有得道多助的优势。首先，体制内异见者大都是具有一定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知名人士，要么是老党员、老干部，要么是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他们在体制内外都有广泛的人际关系，而他们的政治身份、体制内位置及其资历，难于被官方定义为“敌对势力”。
其次，他们本身大都历经磨难，且具有做人的起码良知，所以，公开发表与体制要求完全不同的异见，是痛定思痛后的最后选择。更重要的是，觉醒之后的他们，大都不求官场上的功名利禄，而只求良心的安顿、对社会的尽责和民间的声誉。所以，他们也就自然不在乎体制的利诱和不太怕官府的威逼，而能够以大义凛然的公开言论对付阴暗委琐的威逼利诱。在良知和权力的较量中，见不得阳光的阴谋政治一旦面对看得见的公开良知，乌纱帽和其他既得利益也好，威胁打压也罢，这些体制用来进行要挟或收买的手段，也就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及其主要效力。正如哈维尔所言：极权制度及其权势者最害怕“活在真实中”的“无权者的权力”。
最后，以往的资历、声望和现在的人格，又使他们虽身在体制内却在道义上享有广泛的国内外声誉，他们所具有的得道多助的道义优势令中共的打压理亏气瘪。所以，中共难以象对付体制外异见者那样对他们下手，这就使他们享有“反体制的特权或豁免权”。他们在体制内的资格越老、官场辈分越高、现在的社会声誉越好，也就越享有“说三道四的特权”。处置体制外知名异见者的先收监、再流放的传统手法，很难用于体制内著名异见者身上。他们的存在为官方打压出了一道难题：不整肃不行，害怕星火燎原的连锁效应；但整肃太狠也不行，害怕造就道义英雄和引来国内外的巨大道义压力。所以，中共现政权对体制内异见，基本处于束手无策的应对窘境中，无论是警告和劝诱，还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其威慑作用日益下降。
中共整治体制内的著名异见人士，无非就是以下几招：
１，由党组织或单位领导出面来警告和劝诱他们，或通过对其亲人（妻子和父母）施加压力来降服他们。虽然，这一招极为流氓，因为顾及亲人的遭遇和感受是异见者的软肋，中共就是要冲着这个软肋下手。但由于现在的异见者家人基本上能够理解他们的言行，所以这些下流手腕，也已经基本不起作用。
２，对他们进行组织性或行政性的处罚（如开除党籍，降级、减工资、直到开除公职）。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处罚，既无法为他们带来声誉损失，也无法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活，因为离开体制就难以为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加之那些知名的体制内异见者大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生存能力，不愁找不到饭碗，从而是“砸饭碗”的威慑效力越来越弱（比如，刘军宁被社科院开除，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主动接受了他；现代文学馆背弃合同、拒绝接收余杰，他却在受雇于一家国有企业）。
３，最后的一招就是刑事处罚，但把著名体制内异见者关进监狱，就等于最大道义成全。处罚越重，被处罚的异见者的声誉就越高，万一关出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对于现政权来说就是得不偿失的决策：诺贝尔和平奖乃世界公认的最高的道义奖励，具有着双重的象征性意义：该奖项对异见者的道义肯定就是独裁制度的道义否定。一个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进监狱的政权，就等于用高昂的政治成本在国际上宣判了自己的道义死刑，并造就出再也难以压制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当然，独裁政权打压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不太容易。但过于严厉的打压，起码会让自称坚持改革的现政权在国际上大大丢分，并把体制内异见者逼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没有了单位的内部控制一环，又可能引来更激烈的反抗，到头来还是会成倍地增加政权的统治成本。所以，中共对体制内异见者很少采取刑事处罚。
也就是说，体制内异见者群体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烫手山芋”，极大地增加了中共镇压的难度和成本。
（五）体制内异见为整个社会的异见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激励和保护作用。
一个独裁社会的言论自由，大都开始于敢言者的以头撞墙，来自独裁体制内部的叛逆声音，具有更强的颠覆作用。身为前苏联导弹之父的萨哈洛夫，他的叛逆对极权体制的瓦解作用显然高于体制外异见者；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叛逆，导致了长达７０年极权大厦的轰然坍塌。当下中国，体制内异见者的敢言而又相对安全的独特境遇，既在制度高墙上掘出一个突破言禁的洞，又为其他的敢言者提供一道护卫的屏障；既是对大众的启蒙，又对其他身份的良知未泯者提供道义示范。德高望重的体制内异见者越是大胆敢言，就越能带动中年一代，中年一代又可以带动青年一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真话英雄，代不乏人的连续积累，有助于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在此意义上，民间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异见者，以便改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的严重缺陷：代际之间连续积累的断裂。
正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不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分殊日益明显，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体制外异见层出不穷、难以压制，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异见不断出新，特别是那些观念新、能力强、声望高和勇气壮的体制内人士，不仅在体制外如鱼得水，而且在体制内也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言论空间。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格局的形成，使体制内异见者和体制内秩序党的社会声誉完全不同，在国内民间和国际舆论之评价之中，前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敬重，而后者遭到普遍的批评和鄙视。比如，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等罪恶，已经成为现政权和手上沾血的高官们难以摆脱的梦魇；在ＳＡＲＳ危机期间，说真话的老军医蒋彦永成为中国良知的象征，而向全世界撒谎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却沦为中共谎言制度的代表，这种天壤之别的道义褒贬，为体制内的其他官员们提供了正反面示范，向官员们施加着尽量别干“脏活”的道义压力。
（六）对“干脏活”的执行者施加被钉上耻辱柱的道义压力。
有权者道义日减，无权者道义日增，镇压者的恶行等于对被镇压者的道义成全，遂使民间道义对官府权力的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越来越向民间道义倾斜。
所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权，一个自称“永远伟光正”的执政党，对体制内外的异见的打压，却越来越采取秘密的地下方式；而各级官员们，也想尽量少干“脏活”，即便不得不干，也要尽量做到不把坏事做绝，以便为自己留有余地，已经普遍地成为体制内雇员的生存方式。其通常的作法是：
１，官员们大都具有两面神面孔：“官场说鬼话，民间说人话”，即便不能完全放下官腔，起码要在言词上尽量显得实在点儿、贴近民间趣味点儿。这与大陆百姓“公开说鬼话，私下说人话”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转型期的一致性——正式规则无效而潜规则大行其道。
２，不得不干脏活的人，往往把责任完全推给抽象的上级或组织，以便卸下或减少官员本人的责任。
３，不留下白纸黑字的作恶把柄，越来越采取口头打招呼或电话通知的方式。
４，负责意识形态管制的官员，尽量不针对具体个人的实施管制，不想得罪被整肃的具体对象。
５，向被整肃对象和亲朋好友解释不得已的苦衷。最通常的解释是“饭碗理论”：没办法，这是职业、饭碗，不干就丢饭碗。
在六四后的被捕者中，许多人违心地认过错，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留下必须终身铭记和忏悔的耻辱。而在近些年入狱的异见者中，大多数人都能凛然面对中共的审判，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在法庭上的高贵表现，就是现在的异见者面对牢狱之灾的象征。
所以，六四后的李慎之先生敢说“不在刺刀下做官”；刘荻被捕后，杜导斌敢说“我愿陪刘荻坐牢”；杜导斌被捕后，王怡、赵达功敢说“我愿陪杜导斌坐牢”，北冥敢说“用我们的身体，填满他们的监狱”；发表讨伐中宣部的长篇檄文焦国标敢说“大不了回老家种地”；揭开反腐败黑幕的黄金高敢说：已经准备好了“回归农村种地。”……
所以，法轮功学员和地下基督徒，更因信仰的激励而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法轮功信徒在被捕后仍然“真、善、忍”，出狱后仍然练功。
所以，被捕的基督教传道人们，在监狱里仍然向主祈祷，出狱后继续传道，并对警察说：“监狱不能让我背叛我的主，但我仍然乞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至于，就连监管这些信仰者的某些警察，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好人。
而这，正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真正希望。
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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