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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卢梭的自由民主理论而言，作为一个政治形式的实践，它是失败的，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是为这后来的实践着意准备的；可是它在另一种意义的政治上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它展示了政治所应当达到的道德理想向度，从此，每一种政治都不得不面对它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人民在政治中全面的自我实现，而不是被政治所异化！事实上，按照古典政治学的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是政治的另一类型，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选择。当耶稣说“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他就是在做这种选择，罗马帝国严厉地迫害犹太人，那些受压迫的人希望耶稣站出来，领导他们反抗罗马帝国，耶稣说了上面这句流传千古的话，他不选择做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而选择一条精神建设的道路，建立一个超越的道德性的精神王国，永恒地照察世俗社会和政治生活，使其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永远的精神尺度。同样，孔子做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从此弃仕授学，建设了中国的道德精神传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任何时代的帝王将相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政治的巨大压力和公共审判，所谓公道人心。政权的政治可以猖狂一时，却难免灰飞烟灭，两千年来，王室皇朝崩溃覆灭了知多少，帝皇君主弑杀推翻、生生死死谁能计？可是，道德的政治、良知的政治却可以风雨不催、时间不朽，耶稣和孔子们，被打倒、被批判、被清算，每一次风暴过后，他们依然从从容容，用那恒久的道德智慧笑对古往今来，道德理想主义的王国始终矗立着，真正覆灭了的到底是什么？正因为这套标准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有关于真伪、美丑、善恶、是非，正邪的永远的较量，才有了趋向合理和完美的动力，才变得不那么俗气污浊。这种道德难道不是一种更有生命的政治吗？
其实，我很能理解中国人对“道德”的愤恨，因为“绝对平均主义”曾经导致了普遍贫困，那是以道德理想的名义完成的，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有滥用道德权威的习惯传统，因此，一些人会对道德的名义有特殊的意识形态敏感，可是，之所以要用道德的名义，不正是因为它有价值吗，假如它了无价值，一如死狗，还有谁会用它呢？为什么仅仅因为统治者喜欢用它，就非要反对它呢，这似乎有点愚蠢的赌气。总不见得市面上有人卖假茅台，从此茅台也就一无真货，凡茅台即假，永不喝茅台吧，事实上，茅台还是茅台，假货还是假货。所以，因为“平均主义”有人质疑“公意”，那我敢肯定一定还会有人因为“贫富不均”呼唤“公意”，是道德的财富就一定有久远的价值，不会那样轻易就被颠覆了，因为道德的本意是为政治建立更高的原则。事实上，卢梭的“公意”中有我所强调的“历史意味”，那是一个大智慧。漠视它的历史意味，而仅仅执着于当下问题的解决，赞成或者反对“公意”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的，它们在本质上都还只是短期的意识形态论说，因此，无论自由主义的反对“公意”，还是左派的伸张“公意”，看起来，反倒很象是两种“假酒”之间的相互较劲，只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道德理想主义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事实上，道德理想主义是个资源深厚的长期积累，以致于各种甚至是立场相左的政治派别都会设法利用这个“象征权力”，专制政体下，权贵人物道德姿态的“政治秀”，民主政治中竞选人满嘴道德泡沫的空口许愿，为什么这些政治家对这些仅属姿态的事情却不得不做？原因就在于那个道德理想是活生生的存在着、作用着，你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最为可笑的是，那些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尤其是美国，说起来是“价值中立”、个人权力，可每到选举，就会拿起道德武器，大动干戈，狠挖对方老底，搞出一些情人姘头之类的花边新闻，置对方于死地，一举大获全胜。功利主义政治最不能接受政治上的任何“公意”，可是却习惯在最鄙污的地方利用“公意”，利用道德理想，你还能相信从那种立场中宣称的“道德理想主义覆灭”的轻率断言吗。
五
初到巴黎时，我的住宅靠近狄德罗大道，从那儿走到巴士底广场大约10分钟。每天傍晚，无论是晚霞绚烂，还是细雨轻轻，我都会散步去巴士底广场，这里曾经是囚禁思想犯的牢狱，也曾经是大革命庆典的中心。经常地会有心理影象上的时光洄转，眼前，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栩栩如生，他们拆下巴士底牢墙的砖石，在广场的中央垒起一座丰碑，那上面写着：“现在，让我们到这儿来跳舞吧”！自由的欢乐流光闪闪！可是，那些欢庆自由的人们能够想象在二百年之后的一些人把他们叫做“暴民”，他们的庆典也是“暴民的专政”吗。不过二百年，甚至根本不到二百年，那情景中载歌载舞的欢乐人群和那让历史磨砺得冷峻的人们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我会忽发奇想，假如我活在二百年前，同时我又活在今天，我会说什么呢，是二百年前的我过火了，还是二百年后的我事实上不能进入前人的语境和心灵呢？一个历史学家要评论不属于自己生平时代的事情，这样的提问也许是应当的：我们有没有在历史的意义上同情地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象我们所想的绝情绝理、丧心病狂？哪又如何了解“自由、平等、博爱”呢，这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理想啊，而且不仅仅只是自由平等，还要加上博爱。我曾经和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辩论过这套大革命时代的民主价值在现代的曲解和流失，人们只记住自由、平等，而忘掉了博爱。并且把自由平等分裂成不同党派的政治理念，在法国，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在英国，工党突出平等，保守党鼓吹自由；在美国，民主党侧重平等，共和党则坚持自由，所谓民主政治概莫能外。这是法国大革命理想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吗？她说，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我们法国，左派上台搞分配，右派上台搞积累，这很正常。我问她，那博爱呢？她无言以对。这怪不得她，因为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已经曲解了法国革命的价值了，自由被狭义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被当作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深刻尤如阿克顿勋爵也认为，中产阶级主张自由，贫穷的人渴望平等。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真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不能分割的统一的价值整体，其核心就是博爱。博爱就是友情，就是普遍同情。没有了博爱，自由就是心安理得地制造差别，持强欺弱，同样，没有了博爱，平等就是光明正大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只有博爱，人们才真正可能：在自由中追求平等，在平等中实现自由。二百年的民主历程过后，反思民主的得失正在方兴未艾，回首望去还是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给了我们最明确最完美的反思的精神方向，不能不钦佩法国思想前辈的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壮哉，法国大革命！
伟哉，自由平等博爱！
常常我会有童话般的感情，很遗憾没有生活在那个激情年代，却必须与今天功利主义的浊水同流合污，这是一个化神奇为腐朽、变高尚为卑鄙的时代，巨人的过错没有被纠正，小人却满世界偷着乐，并且，日益把偷偷的窃笑无耻地光天化日。这是我的无奈，当然也是傅勒的。他是一个悲情的浪漫主义者，对人类的心理总有宽厚的体谅，这是真正伟人的品格。
2004年8月27日完稿于哈佛
转自莽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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