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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亚洲周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7月下旬，《往事并不如烟》作者、“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参加了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龙应台、苏童、南方朔、陈冠中一起登场，探讨跨疆域写作。行事低调、很少接受采访的章诒和的出现，轰动书展，造成引人瞩目的“章诒和热”。
以优美文笔记述非人岁月的感人故事，被誉为“知识界的榜样”，章诒和的经历告诉人们：记忆是可贵的，而价值连城的是良知，她与读者的互动，在香港书展勾起盛大的集体记忆。作为书展主办机构的记者，《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江迅陪伴章诒和六天，听她讲了很多没有写进书中的故事，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将以下文字特供本报发表。
没有写进书里的故事
章诒和自称“没有其它本事，就会讲故事”。她讲的“最后的贵族”的往事“并不如烟”，而是打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钥匙。7月下旬，她从北京到香港参与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和讲座。作为主办机构的记者，陪伴她六天，最享受的就是听她讲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她都没有写进已出版的书里。
故事一：马连良为翡翠青蛙而死
文化革命期间，京剧大师马连良多次被抄家，家里几乎什么都没了。很少有人知道，马连良有个“致命一击”。他爱好收藏翡翠，他家的翡翠青蛙，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翠，全绿，青翠，当时价值上千万人民币。抄家时，他将它东藏西藏，没处藏了，就扔到家里的鱼缸里，以为这里安全。其实还不如不扔，一扔，水将那只翡翠青蛙映得格外艳丽，红卫兵一眼就瞧见了。马连良看见红卫兵眼神有异样，就匆匆走向鱼缸，用手向鱼缸里一揣。那青蛙很大，一手揣不住，而后他就背着手。这种时候，演员的本事都没了，难以处变不惊。人家说，这翡翠青蛙“价值连城”，假如出手，连房子在内，所有被抄家的东西都能换回来。此时马连良很紧张，这一动作，那一神态，令红卫兵立刻意识到什么，红卫兵训斥地一吼：“你过来！”说着，一把拉过马连良放在背后的手，又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翡翠青蛙。马连良说：“这不值钱，不值钱，是玻璃做的。”他就这么说谎。红卫兵知道这肯定是好玩意，于是往地上一甩，用脚碾成粉末。
马连良被致命一击，不久便去世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爱好是十分顽强的。章诒和说，艺人往往不经意间，将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马连良一生从事美的事业，一生爱好只是美：京剧的美，天幕的美，行头的美，声腔的美，乃至生活的美、情趣的美以及美食美景。一个爱美的人，却被丑类戕害了。
故事二：药学权威挨批斗回家首先想到的是咖啡
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学权威，就不说他名字了。他是一所医学院院长，又是另一所医学院顾问，早年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文化革命时两所医学院轮流批斗，他被红卫兵斗得一塌糊涂。一次批斗回家，很累，问儿子：“咱家还有咖啡吗？”儿子回答，还有一点儿。他说﹕“你能给煮一点吗？”家里咖啡壶早就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用品”被抄走了，于是，儿子就用炒菜的锅煮咖啡。小孙子在边上：“爷爷，爷爷，你喝什么呀？我也要喝一点。”爷爷用小杯子，给他喝了两口。小孙子说：“怎么这么好喝呀，这是什么东西呀？”他妈妈在一边说，这是刷锅水。
那以后，小孙子就天天在家门口等爷爷挨斗回家，一见爷爷就嚷嚷，要喝刷锅水。生活方式就这么顽强，挨批斗回家，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咖啡。西方教育给他们的一点东西难以磨灭。章诒和说，人类生活的这种感官享受，这种情感欲求和实惠的物质生活，绝对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内含很多文化的、很社会化的东西。什么时候想起他来，章诒和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销魂掌。
故事三：史良挑鞋和喝红茶
北京有一家老字号鞋帽店，在王府井大街，叫盛锡福。一天章诒和随母亲去买鞋子，一进门就发现史良（著名“七君子”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那儿。章诒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地都是鞋子，全摆着让她选，而且全是白鞋。试鞋子的镜子是搁地上靠着墙的，一溜四周排开，所有的服务员都在为她服务，为她试鞋。当时，服务员还从其他店铺调来鞋子让她选，其实史良也只是买一双鞋。章诒和说，后来在美国、在香港、在上海，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现在大陆喜欢用“极致”形容事物，当时史良挑鞋的场景，可谓是一种“极致”了。
史良的生活比较洋派，她爱喝红茶，一定要切柠檬，要知道那是在50年代初，北京没有几家人是这样吃的。她非常独特，总要将柠檬片的肉和皮撕开，把柠檬肉放进茶里，把片皮放在盘子里，其实这皮是很有味的。我们总说，她怎么这样吃的？当我母亲把盘子要收走时，她就说，别收走，别收走，这是我的。我们全家就看着她，她把柠檬皮贴满脸，说美容。她不管，一脸的柠檬片就出门去了。这故事我当时就想写，后来还是舍去了，因为有点顾虑，按级别规定，史良是国家领导人，我写了，怕人家认为她太“资产阶级化”。
故事四：胡适对赵元任妻子说：你要写下去
名望极高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他妻子杨步伟写了一本书，杨步伟一辈子都是贤内助，替人张罗，替丈夫张罗，替丈夫的朋友张罗。杨步伟做得一手好菜，为人仗义热情。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留美知识分子，从大西洋回到中国，最后一餐饭是在赵元任家吃的，菜是杨步伟做的。杨步伟说，你们都写书，是不是我也写一写。一天中午，她没有事做，就拿了纸写，写什么，就写怎么做两个人的饭，怎么做七个人的饭，怎么做14个人的饭，就写这些。写着写着，胡适来找赵元任的，他见赵先生没在，却见杨步伟在写东西，于是问：你写什么呢？杨步伟慌忙要将写的纸收起来，说，你不能看。胡适问，为什么？杨就说，我在写我自己。胡适一听，出乎意料，大感兴趣，便说，一定得给我看看。胡适是什么人哪，而她是什么人哪，是家庭妇女。胡适把写了的稿子拿走了，边走边看，看了两页，激动不已，又转头回来，对杨步伟说，你要写，你要写下去，写得太好了。胡适非常吃惊。一个家庭妇女，写的是油盐酱醋，枝枝叶叶，也有意义吗？也有价值吗？原来，我们大家都可以写。
在真实面前不可退让
Q&A
读章诒和笔下的故事，不哭也难。《往事并不如烟》写的大都是政坛名人，如史良、罗隆基，也有活跃政坛的文化名人，如储安平、张伯驹，以及厕身政坛侧幕或后台的文化人，如聂绀弩、翦伯赞。刚出版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中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是章诒和笔下第一个戏剧舞台上的登场人物。章诒和说，前一本书的人物，写得太苦，是哭着写的。于是就写一个艺人吧，她选了马连良。马和罗隆基他们相比，与章诒和不算太接近，章家和马家也并无多少深交。有距离，写起来也许能让她轻松一些。但没想到，越写越是和泪而作，她同样抱头痛哭，以致难以续写。她投入的是真情，唯有真情才能动人。要让读者泪落一滴，作者泪满一斛。《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至少有两个情节让读者哽咽不已，为之泫然。其一是马连良之死，写的是时代的残暴。其二是梅兰芳夫人对马连良夫人的无私援助，写的是人性的温馨。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讲述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章节﹕马连良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竟然要索取演出报酬每场1070万元(人民币旧币)，甚至还“讨价还价”；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马竟然将厨师、厨具、原料、作料全部带到章家，并将章家厨房擦洗得干干净净，案板洗得发白；反右期间，他被迫奉命批判他的弟子李万春，可说了两句便没词了，散会之后又马上请李万春在鸿宾楼吃饭，表示歉意。艺术上他追求尽善尽美，卓然成为老生泰斗；生活上，他极会享受，精于吃食，衣履整饬，爱好收藏，甚至吸毒。章诒和的细节和故事，使这位已去世近40年、几乎被人遗忘的京剧大师重新复活。在章诒和的笔下，马连良才有了呼吸、才有了脉搏、才有了情感，有了灵魂。
章诒和说，马连良的那种生活方式被改造，生活空间被挤压，最后，他所喜欢的，他的习惯，他的毛病，全部都被改造。她说：“故事虽然说的是马连良，实际上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问题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是写马连良，又像是在写自己，于是写啊写，我会抱头痛哭。哀伤的不是一个人，哀伤的不是我自己，哀伤的不是马连良，而是那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中国人，令人至悲至痛。”
低调的章诒和在香港期间，一再拒绝传媒访问。以下是记者独家专访问答的摘要。
现在的小说三页之后一定上床
Ｑ：马连良的这些细节都纳入你的审美视野，你如何理解这些世俗欲望？
Ａ：当下，一些人鄙弃了人类、历史、民族、国家等厚重观念，这是对过去政策的报复。什么上升了呢？一篇短篇小说完全说泡吧。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欲求，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这好不好？没什么不好。这对不对？没什么不对。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要不，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我不只是喜欢他的《借东风》，喜欢他的《赵氏孤儿》，我喜欢他生活的样式，沉醉于他的泡澡，遛弯，修脚，下馆子，抽大烟，摆弄翡翠、鼻烟壶。但是如果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欲望的，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
一位编辑告诉我：现在读小说，无论中长篇，三页之后一定上床。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不过，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开掘出来，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多维视角了，单纯世俗视角是不够的。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这理性不就是思想、历史、道德、政治和哲学吗？文学至少要有一点思想。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文学重返思想”的口号。我说这些，并非标榜自己具备“理性认同”和“人文关怀”。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而这树早已是无花又无果了。
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
Ｑ：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被禁？
Ａ：中国大陆的查禁制度是不言而喻的。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写文章吧，给自己过60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上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了。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有人算了一下，120万册至160万册。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获者被官方传询，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八个没有想到吧，就是这样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我却有个信念，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要坚守原则，有些可以退让，有些是不可以退让的。不可退让的重要一点是，在真实面前是不可退让的。这个社会假东西已经很多了，大家一起再做假，写一些假东西，换取很实际的利益，这很可悲。我们有责任把那一代人纪录下来。压抑下人成长的非常快。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10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
我生活在故事和细节里
Ｑ：作品中你评论不多，只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为什么选择这种书写方法？
Ａ：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不像有些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要著书和立说，写一个东西传世。我觉得我的环境是非常特殊的，踫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他们自己就是故事，这些人聚起来，不像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讨论深刻的理论，他们充满着故事，他们讲故事也讲理论，但可惜的是，他们讲的理论，我不懂。他们可以和我父亲讲四小时佛学，和我父亲讲四个小时的抗日战争的故事，他们故事中的人物，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是谁，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历史的真实的，或者是涉及到他们的本质的一些东西，遗憾的是，当时我还小，还不懂，不懂就记不住，我懂的就是这些故事，就是这些细节，我是生活在细节中，生活在故事里，我只知道要写出这一代人的故事。
Ｑ：有读者对你几十年前细节的记忆存疑，你如何回应？
Ａ：我不懂文学，所有的就是一种记忆，记忆很珍贵，他们有值得你去记忆的东西。因为1957年的事情（指反右运动）发生时，我十四五岁，那以后，我一直处在被歧视、被排斥、被挤压、被孤立，后来是被管制的状态，没有人理我。当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家里来朋友，大人说话，我就在旁边听。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每一天都是空的，天天就和储安平啊，康同璧啊，罗隆基啊，陈铭枢啊这些人在一起。
我被判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看见窗户外那一片天空，37年来我还记得那天空是什么颜色。由颜色想到我的家，由家想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忘记，那是不会忘记的。当时不像现在那样丰富多彩，有那么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还有人情应酬，每天接很多电话，看很多手机短信，生活缤纷五彩，整天闹哄哄的，记忆力肯定就不如我。其实，我写的与我所接触的相比是挂一漏万。他们聊天是几小时几小时的，我只是记住了我当时懂的部分，大部分的话我听不懂。恰恰就是那零碎片断，我记住了。我写的只是多少多少分子之一。还有，这些人物的细节就是与众不同，有些故事我就是不敢写。就说张伯驹撒尿，他家当然有厕所，可他出门转过去就撒尿，可不管你，回到屋子里还当着你的面扣裤钮。这样的细节，你能忘吗，绝对忘不了。
同时在写四本书
Ｑ：有读者指你的作品是“反党宣言”，你又如何回应？
Ａ：我讲的故事都是陈年旧事，相当遥远了。我对说好（指作品是“里程碑”）说歹（指作品是“反党宣言”）的所有读者表达深深敬意。我认为我写的细节和故事是真实的，可能别人认为不真实，我的真实只是事物的一面，别人讲的故事是事物的另一面。比如我看这杯子，写的是这只杯子的这一面，别人写的是杯子的那一面，还有人写杯子的另一面。这样加起来，这杯子不就很完整了吗？我从来不说，我写的这杯子是唯一真实的，别人写的是假的。
再说，作者是作品的起点，读者是作品的归宿。阅读是对创作的“再创作”。人家看你的书，就很好，至于他说不好，这是他的权力，我看不惯一些作家容不得别人说作家不好，还调动所有的力量对说不好作反驳。人要什么都能容，我年龄大了，遭遇的事情也多了，什么东西都能吞得下。
Ｑ：你目前的写作情况如何？
Ａ：我正在写，同时在写四本书。我会刻苦阅读，辛勤写作，以此回报读者。至于写得好与不好，是另一回事。直到我死，或者被人弄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好，从前我也把事情想得很好，结果受尽苦难。你别以为总有明天。第一本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写完，每个人都留有长长的尾巴，每一篇都可以写“续”，我很想继续写个“补”。每个人都有很多遗憾，完美的人生几乎是没有的。
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
Ｑ：过了半个世纪，你笔下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在美还存在吗？
Ａ：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这种美丽，不是今天所谓穿得漂亮，挣的钱多。梁漱溟（国学大师、现代思想家）长得不漂亮，但他却非常美丽，是发自内在的美。陈铭枢（原国民党将军），他常常来我们家，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很有风度，总是肩很平，胸很挺，行走迈标步（标准步伐），给人那种男人的儒雅和阳刚的感觉，他长得并不漂亮。他坐下后，就与我父亲谈故事，谈了故事谈诗词，谈完诗词谈佛学。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电影，一写国民党高级将领竟全是土匪，个个是草包。父亲多次对我讲，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国民党的将军，有些时候你不能看宣传，要自己去感觉这个人。那一代人带着他们的声音永远逝去了。今天的大陆，当然有很出色的人，但从整体来讲，有颇多令人失望和遗憾的。我不是追究个人，而是认为这与体制相关。知识分子常常作为一个社会良知的代表，要发出一种最正直的声音，要为很多事情去鸣不平，要告诉世人他发现而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大陆确实有，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在一种统一模式下，思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以自己的知识去换得社会的承认，这叫“寻找自我价值”，用不同的方法去换取利益的最大化。
每一个人都应该写
章诒和正是读了杨步伟的书，获得启发，受到鼓舞，于是就写下她所知道的父辈的故事。章诒和说：“人人都应该写，不是因为我书中的那些人物个个有名才写，普通人所承受的苦难，比我的父辈，比张伯驹、罗隆基更多。我在监狱里10年。那些普通的右派，普通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普通的小业主，普通的地主，他们的子女非常棒。在监狱里，我知道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我真正懂得人要为别人活着，要为世界上的苦难活着，是在监狱里。即使我很苦，但这个民族原比我的苦多得多。”
因此，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写，不是只由伟人写，名人写，要人写，普通人都要写。历史是由普通人组合起来的。中国现实的发展，不能有记忆的断层。往事并不如烟，现实并不如烟，未来更不如烟。中共拒绝对反右运动的记忆，拒绝对文化革命的记忆，拒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主战场的正面作用的记忆……拒绝往事，拒绝历史，这是缺少自信的表现。现在有些人特别希望抹去记忆，要大家都朝前看。这样的民族会不断地犯相同的错误。中共要让记忆砂子般在风中流失，记忆的砂子却渗透到千家万户。章诒和说：“拒绝遗忘，拒绝记忆断层，文化才能传承下去，才能弘扬开来。这个社会是属于普通人的，不只是名人、要人和权贵们的。如果人有种种记忆，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开口。”
章诒和在香港
往事并不如烟。香港对章诒和而言，也是一种记忆。
六岁的章诒和，曾跟随父母在香港住了三年。她在培正中学读附属的小学一二年级。当时家在胜利道，拐个弯就到了学校。她说﹕“对我而言，香港是一种感情。”
章诒和应香港《亚洲周刊》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参加7月下旬的第16届香港书展的文化论坛的。在北京她受当局监控。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发行后被当局所禁，另一部《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出版再度被禁，15万册书全被封存在书库里。她能不能到香港令人担忧。邀请方和她取得默契，她的行程保密，以免干扰。于是，香港书展盛传有一位隐名的“神秘嘉宾”，这位嘉宾的名字，在未抵达香港前不予公开。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她先说坐火车来香港，而后再改乘飞机，启程日子也一改再改。19日下午3点10分，她步出停靠在香港机场的飞机舱，给接机的记者打电话：“我到香港了，刚下飞机。”听到那熟悉的声音，记者长长吁了一口气。她的身影出现在接机大厅出口闸，神色有点疲累，但一见到记者就兴奋地趋前拥抱：“半年没见了，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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