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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温铁军在安徽某县的精彩演讲
刚才给了我这么多的评介，不太敢当，到基层来，我会牢牢记住一句话，就是当学生，好好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争取做到这个要求，一直好好向大家学习。所以，应该说对基层情况多多少少来了解一些吧，长期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我这个学校的教授是去年夏天才转的，以前我一直是下基层跑调查研究的一个工作人员，大概是因为学校要呼应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所以成立了这么一个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我过去是人大的毕业生，校长就找我，让我来帮助他们来牵个头，也促进一下学校学风的转变，更多的强调一下理论联系实际，所以我才离开机关去了学校，所以我当老师是最近的事，时间还不到一年。因此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从事调查研究的一点体会，其实主要的是地方的经验，我了解多一点，跟大家作个交流。
我先给你们讲一个人的故事，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咱们中国的乡镇书记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个人，叫李昌平，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到2003年末，他又写了一本书，叫《我向百姓说实话》。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说实话的书记”。是不是大家多数都知道这个人，叫李昌平，知道吗？他也曾经是《南方周末》的“十大新闻人物”。很多人知道他呢，是因为《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这本书据说卖了几百万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昌平的经历是一个悲剧。跟地方的同志们讲啊，我想要把李昌平这个悲剧的过程和悲剧意义讲清楚，大家在基层从事具体工作嘛，才可能有所借鉴。
为什么我说李昌平的故事是个悲剧呢，是因为我们从家庭承包这个农村基本制度推行以来，基层县以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呀似乎都比较复杂。李昌平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历水平相对比较高，又是监利县本乡本土的人，那么按说呢，不应该有我们所说的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等等这些问题，也不应该有那种了解当地情况不够，他就是本地人，学历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应该说水平、了解情况方方面面都不差，但他为什么最后不得不辞官下海离家出走？为什么？而且，如果说上级对他的支持，那也应该说是非常之重要或者说是前所未有。当时中央政治局有七个常委，七个常委对李昌平写的那封信都作了批示，而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朱？基总理是一位说一不二、非常有魄力、非常果断的领导干部，他对李昌平反映的情况又是高度重视，他是两次作了批示，那就是说你既有中央尚方宝剑，又了解本地情况，怎么就成了悲剧呢？
你们知道他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县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说李昌平，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是咱们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咱们县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局由你挑，但你就是不能在这干了。李昌平当时也年轻，三十多岁，说那我就不干了，我辞职。那正巴不得，这样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就离家出走，南下打工。到了深圳，因为他的这个事情，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那就有一点“品牌”了，就是社会知名度啊。就像我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十大经济人物”以后，等于也就有了点社会品牌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好了，人们都知道李昌平这个人了，那湖北的一个大企业，就是现在出了问题的蓝田，蓝田的人就找到李昌平说，你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我们打工，我们可以利用一点你的知名度。蓝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领导干部就找到蓝田老总，说怎么回事，听说李昌平到了你们蓝田了。蓝田老总就没办法，找李昌平谈话，说还是很抱歉。最后李昌平变成在广州没有正式职业，给报纸临时写点小文章，变成了这么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后来他到北京来找我，我当时正是一个中央的一家媒体的负责人，是《中国改革》杂志的社长总编、法人代表。李昌平找到我，我说我是搞农村调研出身，你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你就到我这儿来吧。这样才算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当然，外界是不知道，所以李昌平家乡的老百姓说，中央当时支持李昌平在咱们监利县搞改革，现在你看，李昌平被提拔了。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我们农村版的主编，相当于正处级干部，他家乡的老百姓就说李昌平到了北京，得到了重用，被提拔了。老百姓是不会分析一个基层干部在基层工作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最后演变成一场个人的悲剧。老百姓不会分析，老百姓只是觉得，他到了北京工作了，还安排了个处级干部，大家可能觉得这还是个好事。但其实要我说，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在坐各位很多都是基层出身，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悲剧意义在哪儿，他为什么会形成悲剧？我说他的悲剧意义在于，基层现在的工作，如果真的原原本本地按上级的政策去搞，那很难搞得下去。如果你凭个人的良心、凭你的党性、凭你的原则，你要想改变基层面貌，哪怕你是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你面对的是各个部门在基层的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等于捆着你的手脚，你干不成，最后呢只好辞官下海。这悲剧的意义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我们基层的矛盾、方方面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很难破解，说明各个部门在基层的利益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哪怕你是一把手，你也改不了。
那好了，我给大家稍微作一点解释，我得出这个结论呀，第一，基层矛盾错综复杂；第二，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哪怕你是一把手，要想做点事情，也很难。我的这个结论，两句话，十六个字。你们在基层工作同志想想，自己所身处的环境的是不是这样，李昌平也是这样，也是这些矛盾解决不了。他怎么着呢，他一调到这个乡里面当了一把手，他的同学呀，亲朋好友呀，就找到他，说到这些情况，大家感到很为难，很多人就要走。李昌平说，我下决心把这个乡搞好，你们先不要走，咱们一起搞。有些人被他感动了，就留下来了。他怎么搞呢，单他自己是不行的，他就找准了机会，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咱们不用说，他说我这个办法保证我的这封信到中央首长手里，他选择的时机选择的办法都非常的巧妙，这个人的素质还是不低的。
果然，他的这封信到了朱？基总理的手里。突出反映的就是他后来书里写的那三句话吧，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这三句话。中央接到这封信以后，紧急安排调查研究，中央调查组的组长是我过去比较熟的一个同志，他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把他紧急召回，让他带队下去作调查。同时，这封信朱？基已经批转给了湖北省。这在安徽可以讲讲湖北的事，就不讲安徽的事了。
湖北省当时就安排了一个省的调查组，由省地县三级干部组成，去调查李昌平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中央工作组来了以后，没有说是因为这封信是来调查的，而是了解别的事，到了县里边呢就住在招待所。对接待的同志说，咱们明天去一个地方，地方就在超过李昌平工作的那个乡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早晨就没有起得太早，旅途疲劳，有点累，起来晚一点，吃饭晚一点，再磨蹭一点，差不多十点钟才走。走到李昌平所在的那个棋盘乡吧，就说咱们就在这吃饭吧，就停下了。停下来后说咱们去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咱们就在这吧，就这样，就留在棋盘乡了。用这种方式，没有跟地方各级政府说明情况，就留在棋盘乡了，就开展了调查。他们调查之前，省地县三级调查组刚刚走，他们是重新作了调查，结果到省里两个调查组碰头的时候，结论相反。省地县三级工作组认为基本不属实，中央暗访组的结论是没有基本，只有两个字：属实。
这样就导致了中央七常委的批示，这就是第二次批示，第一次只有朱？基一个批示，第二次呢七个常委都批示了，要求湖北省监利县要认真地搞好棋盘乡的改革试点。前所未所，我们你们任何一个乡党委书记要是能拿到七常委的批示，也就是尚方宝剑，我想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事了。你可以放开手脚干事了吧，这时候如果不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我说你枉为人生。
李昌平就非常认真地开展推进棋盘乡的改革，但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棋盘乡历年累积下来的乡村公共负债，在乡这级累积三千万。我不知道在我们县乡这级的负债总量，那他个乡是三千万的负债。要想把这个改革搞下去，要想让乡村实现和谐社会，那时候还没这个提法，但是总之要安定基层吧，要理顺关系呀，要化解冲突啊，要让百姓和干部基本满意啊，那第一个拦路虎就是累积下来的债务，三千万。好了，那只有清债。李昌平就说你们这些各个部门，什么七所八站，你们停罢一年，你们的费用我照给，你们说你们多人头，多少行政费，多少开支，我照样给，但是你们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扰民。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啊，每个部门都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不下去他怎么吃拿卡要呢，这就把部门都得罪了。部门你们先不要下去，你们不要管，休养生息，让老百姓缓一年。政策好不好，好，部门干不干呢，你有七常委批示，你有省地县各级的支持，部门只好先把脖子系上，先不去伸手，但是，已经得罪了。第二件事情，清债。组成一个清债小组，一查账，发现大部份债权人，谁呀，还是部门。搞计生罚款的有钱，派出所罚款的有钱，工商在集上收费有钱，基本是一些权力部门，他们有了钱，他们对政府放贷，这个债呢，利息都比银行要高很多。部门有权去收钱，收了钱再向政府放贷，放贷再增加一笔利息。那就清债，按照银行利息。好了，三千万债务才清掉了一千万，其实把所有的部门都得罪了。干了一年不到，就导致了所有部门都反对这个乡党委书记，那县委就坐不住了，组织部长只好跟他谈了，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调离了，你不能在这干了。
这李昌平当然愤怒了，我有七个常委的尚方宝剑，我干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国的好事，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走了。这是个悲剧，以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对付得了部门利益尾大不掉的这样一个结构吗？对付不了。这些年来，我想你们如果换位思维一下，就是替别人想想，假如你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无论你是哪个局的负责人，如果你不能想办法给本部门增加收益，你这个局长当得住吗？也未必能够坐得那么稳，对不对呀。那好了，假如你是部长，如果你不能下各种各样的文件，制定各种法律，来让你这个部门的利益不断加强，权力不断加强，你这个部长是个好部长吗？你这个部内的各司长、副部长们乃至各处的处长们对你满意吗，大家年底评介打分的时候你能得到高分吗，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门的干部，你当然愿意你这个部门的利益越来越大，你当然愿意呀。所以如果我们的政府是这样一种部门的权力和部门的利益不断增加的这样一种结构，那基层的事怎么能够办好，怎么能够解决。哪个单位难道不都是想着给自己单位多盖几个楼，多几辆好车。你比如说乡这级，明明收税只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报个超额完成，上级的财政部门能给他们发工资吗，你完不成税收任务不能发工资啊，他怎么能不买税、骗税，你的制度规定他就是这样啊。而你报你的税收增加百分之多少，还给你奖励，让你买好车，让你发奖金，这就是现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观上看我们的税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税收占全国GDP20%以上，如果把税外的预算外收入打进来，我们税收连预算外加起来就占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难有的好现象。但结果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基层大量出现所谓不正之风吧。好收的税拿走了，难收投的税留下来了。
李昌平的这个悲剧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支持，省市县也得服从，但最后他碰钉子，并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门。因此这次来咱们县啊，在坐的有很多部门的同志，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醒一句，李昌平的悲剧告诉我们大家，如果我们永远从自己本部门的利益出发，那你们县搞不好，无论你这个书记多有本事，他也受之于你们。我说李昌平这个乡镇这个案例是个缩影，它说明一把手其实没有权力。那怎么办呢，那一把手剩下的唯一的权力就是“帽子权”，所以才出事，才出现少数局部的跑官、买官，卖官爵，贪赃枉法就成了现在的一大腐败，屡禁不绝。
大家也知道，东三省最近的这场风暴，从黑龙江开始利起，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就是一位省级领导的一个亲属开车撞人。因为交通发生了点纠纷，吵起来了，他一怒之下，开车去撞人，引起社会公愤。结果一查，从这个省从领导查起，查出了黑龙江省全省的大案。这个省只有两个地委书记没有拿下来，其他地委书记全拿下来了，一次性地拿掉了5个省级干部，8个厅级干部，560多个处级干部。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如果这场风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引起，会有什么结果。这场风暴从黑龙江接着就往南刮，主要问题就是卖官，拿下的地位书记基本就是卖官爵，好就好在留下的两个地位书记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认识的人中被抓起来被枪毙的也不少，典型的就是你们省的副省长王怀忠。80年代我就认识他，他当时是亳州小市的市委副书记，他分工的正是我们这行的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试验区工作，在各地抓试点，所以下基层跑得多。王怀忠那时很有魄力，后来一级一级当了副省长，最后还是出了事。你们另外一个当时是阜阳市委副书记的肖作新，那时也分工负责这一块工作。还有包括广西已枪毙的地委书记当时也是我们一块工作认识的。我认识许多的处级都是出了问题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不错的干部。几十年在机关工作，认识人中肯定有好坏。
我说黑龙江这个事情本身，他表明了中央正在下决心、以极大的力度来抓这件事儿，什么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总得先有个抓手。我说抓廉政、抓党风、抓组织建设，这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地位、保证执政能力的第一要务。所以，和我们农村工作相结合的是，中央2005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很多人说，中国还是一个完善的法制国家，法制不可能绝对化，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法制必须体现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也要在法制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便并不意味执政党的每一个条文都要完全适应。因为法律是按照执政党的意志修改的，甚至宪法，哪一次修宪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修宪意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党组织，中央作了决定，党组织是不讲民主，党组是选举的，党委是任命的。党组织是执行机构，党委是要讲民主的，但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党组必须执行。在本党执政的条件下，提醒在座的各位党员，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改革都是为了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如果象李昌平那样的悲剧在全国各地都发生，那就意味着中央七常委的尚方宝剑没有用。这个悲剧不是李昌平个人，是我们党的，政令不畅。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如果没有政令畅通的保证，真出大问题谁对付不了。新一届党中央、新一届政府产生后，面对的象李昌平这样的复杂局面，总得有个一个抓手，必须在职全党一致、政令畅通的情况下，才能抓到位。所以我开始就说他昌平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各地都出现李昌平这种情况，最后中央无可奈何，李昌平无路可走，按照中央的批示干事都干不成事，岂不要天下大乱？早在江泽民同志没有退出一线岗位之前，他说谈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政令不畅。现在，胡锦涛同志成为中央的一把手，不仅是总书记、国家主席，而且是军委主席，这次人代会开过之后，那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中国再次形成了完整的中央权威了。
下一步将要干什么？当然是要层层级级调班子。怎么能不调呢？且不说部门利益雷打不掉，哪一级是听高层的呢？举个例子，2003年，全国各地反映，农民土地被各地政府和开发商以招商引资为名，大规模圈占，全国一年土地减少将近2000万亩。2003年终尽管经济增长幅度不错，九点多，但土地面积一年减少了3000万亩，本来应该在2010年我们的土地保有量是18.85亿亩，结果2003年底一算帐，低于18.8亿亩，也就是说我们提前七年把国家应该保留的耕面积就突破了。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了14.5亿亩。我们都知道，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若整体低于16亿亩，国家就没有经济安全，因为粮食是基础产品。粮价一涨，所有的其它价格都跟着涨。2003年秋收的时候，粮食价格本来应该下降，结果即不降，10月份开始上涨，拉动物价指数整体上涨。
尽管中央强调放弃GDP的追求指标，转变为追求综合增长，强调五项统筹，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但不管怎么强调，都是上头热，下头冷，各地仍然以招商引资为第一目标，竞相对投资者开出零地价、零地租，倒贴“三通一平”转让，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尤甚，象广东珠江三角州没地可转了。广东、江苏的这些发达省，互相拼着，说我政府投资来搞“三通一平”，企业不花钱进入，地价你也不用给，然而结果强征老百姓的土地，使得农村因为土地征占而发生的上访告状事件大幅度上升。这时候温家宝总理作批示，批了四次，要求各地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查违规违法征占，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个批示当真。接着，中央发了四个文件，强调“三严”，刚才说的，要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肃查处土地违规违法征占，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发生的腐败案件，我们叫“四道金牌”，发了四个文件，有用吗？没用。中央在6月31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省书记、省长对着电视摄像头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结果是依然故我。那中央只好再采取办法，派出由中央五部委联合组成10个调查组到各个地区查处这些案件。
查处结果，第一组回来报告违规违法征占土地10.4万件，可见已是普遍了。结果据说只有某省的某个县的某个土地局长被撤职了。十万多件的案子只撤了一个土地局长，而且据说是调查组前脚走，这位土地局长异地做官。你们如果谁换个位置到中央，当一当胡锦涛或温家宝，面对这种情况你们说怎么办？中央调查组汇报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听完了报告，非常不满，指示召开专家座谈会，拿出治本之策。
开会请了四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上来我先说，我岁数大一些，50多岁，我说，第一，这不是耕地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采取政策，我说如果不拿一两个鸡来杀一杀给猴看，问题就解决不，我说恐怕得处理人，不处理人不行。接着在2003年11月份，我们自己开了研讨会，就认为新一届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我们提的很及时，到了2004年的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就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在2004年年初就出了“铁本事件”（音），4月份出的，2月份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拿的太小，只是常州市的领导受了点儿影响，还是动作不大。接着，就是出点黑龙江那个大的，拿了一个省级、端掉了五、六百个处以上干部。
这些办法表明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间，大家不要只看增长，看经济发展势头是不错，也不要说我们现在维持一党专政如何如何有制度，这么大的国家，政令不畅，要出大事，它直接的表现，除了我刚才说的，中央下了文件，作了批示，派了工作组都没用，开电话会也没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那就是社会公众强烈的不满。平均每天报到中央的大型的群体性治安事件，象包围政府、堵塞交通、掀翻警车等等，中央平均每天接到三位数以上，一年这样的事情大约在六万起左右。咱们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呢。你们算算，如果你是总书记，你是坐得住还是坐不住，各地频频出事，这就叫经济增长？因此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有人说口号提多了，我说不是，只要换位想想，如果你在中南海呆着，每天都收到这么多报告，难道你能够熟视无睹吗？最严重还有四川省委书记被围出不来，几万群众，整建制地调武警，大家知道武警最大的编制是什么对吧，怎么样呢，你能对群众开枪吗，最后还是当地说服一些老党员、老农民、老人们，进去把省委书记给保出来了。是护送来的，不是武警打出来的。所以和谐社会那里面有一个根本东西叫做人民内部矛盾，你不能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对抗的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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