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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了极大的物质进步，这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们知道，物质进步不再是生活的惟一参照。而且，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知道，就在广东地区，今天广东人的生存状态，跟一百年前，跟鸦片战争以前的十三行，没有本质的差别，大同小异，人们生活的政治经济形式有一些变化，但人们的精神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最严重的精神匮乏在于，我们对人本身的把握出现了偏差，我们完全成了势利、目光短浅的民族。我们的精神要有所突破，不得不已变态的面目出现。比如一些表现个性的青年，一些希望维权的民间政治家，他们难以生活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社会秩序里。而这样的精神跟时代社会的关系，就只是成为现眼的人物，成为后者眼里示众的材料。
这种时代精神是非常危险的。它在个案上的表现倒无足道，比如它的势利虚荣，它对人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或者说，人们对自己人性缺乏尊重，以至于他们面对别人时，很少从容地跟别人共建一种可扩展的生活世界，而是迫不及待地推销自己，或者迫不及待的查探别人对资源的占有等级和占有规模。这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普遍状况时，情况就非常严重了，这种现象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败坏了我们的社会环境。人们没有共识，人们无法交流，因为人们不知道交流可以获得精神智慧、可以生成或刷新我们的生活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流行，人们没有个性，人们的精神难以扩展为公共的东西。人们失去了严肃感，从而也失去了真正的快乐和幽默。在这样一个原子个人又是社会结构显得超级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中国未来，人们不再关心中国精神。98年以来，我们乌托邦式的理想也失去了。社会分成有资源和没有资源的人，有资源的人在享受小康，在全面建设小康；没有资源的人则把有资源者的生活当作榜样。没有人追问，明天是什么，或今天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问，人的伦理德性是什么，同样没有人问，中国精神对文明世界的作用是什么。
我在去年的文章里说，中国知识多年来在做现实政治的圆谎者。最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话语、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话语，都是由政治家提倡，而由知识分子进行解释进行论证的。中国知识一直没有突破中国政治，没有反身教训中国政治，反而一直在中国政治面前低头。“尽管邓小平在阐述他的“理论”核心时明确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知识思想表现，在诠释注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在稳定、渐进、改良的思路上卖力。说一句邓小平理论笼罩了、影响了中国知识二十多年，虽然夸饰，却也离事实不远。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常识感和短浅用心，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志。在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本来应该进行百科全书式立言立法的知识活动，完全成为了历史人物阴影下的一己苟安。”
除此政治话语的喧闹，中国人一直受各种观念的支配生活着。但这所有的观念，不曾突破这政治话语的范畴。自由主义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法学或政治学的、专家治国的话语，都没有突破我们社会的政治话语。新的国民精神、新的人、自由的创造没有出现。
在这个时代，最难堪的是知识，人们一方面需要它作为跳板或装饰，一方面轻视它。我们很少把知识的表现当作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是因此我们很少有严肃的文化讨论，很少有全民的有效的对于知识的审判。这也是杜维明教授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我们缺乏对精神的好奇、缺乏对精神的尊重。这一点在其他民族里是很少见的。比如其他民族在发展中都是逐渐祛除神圣，走向世俗，都是让民族的个体成员面对政府、权威时有平常心、有想象力，有批评精神。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写下“法兰西病”，讨论俄国道路，美国、日本的作家们甚至多次设想日本沉没、外星人入侵的问题，他们在这种精神的自由中保证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也因此，他们对知识、文化、精神的尊重也是极为正常的。而我们这里很少有质疑那种看似神圣之物，比如温铁军最近说：“我们曾经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
像温铁军的想法儿能够这么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传播，只能说明我们知识阶层没有什么良性的力量，说明我们中国人可能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为这有问题的官产学三部分人买单。这在其他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在俄国，1847年，当果戈理发表一本称颂沙皇统治，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册子，号召俄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时，别林斯基写信痛斥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唤起的是俄国人对良知的感觉，他说：“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叫嚷崛起，实在是可怜的，是一种“合群自大”式的。我有时候觉得别人的反省反倒切合我们这个时代，比如，在1826年到1850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我们可以把他关于俄国的反省换上当代中国二字——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和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
二．文明重建中的社会运动
有人对时代精神的状况不怎么关心，似乎那种东西跟自己无关。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逃脱时代精神的割伤或说污染。这种报应几乎是及时的。比如最有力的报应在于，我们无法面对我们的孩子。
由于精神的空虚，使得整整一代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做秀、表演自己的成功，他们可以掩饰自己的精神病，但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四五一代人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对话，除了金钱、教育、工作机会等等，他们不知道自己能给予孩子什么东西。人生的责任、自信、达观、道义，等等，他们完全无能向孩子传授。他们不知道把自己人生的收获传授给孩子，不知道让自己孩子的起点站在自己的终点上。而既然当代的教育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为孩子考虑过了，他们也就听任孩子去接受老师的教育。
因此，这一代人就是没有家教、家风的，也就是没有个性的。家长只会要求孩子听学校的、听老师的，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也会在孩子面前消解学校教育，揭露当代教育的腐败无能。他们却既不能给孩子选择，也不会给孩子以指导。孩子跟他们的关系，除了血亲外，完全成了债务、义务的关系。最终，孩子在当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流行的培育下，成为和谐社会的工具。在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时，他们可能仍要从零开始起步。
这种报应的及时性，还在于，我们总以为自己发展得可以跟文明社会对话了，比如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获诺贝尔奖，可以得奥斯卡奖了，但实际上，这些人的产品在国人的眼里都是一个个笑话。温铁军和像温铁军一样侥幸的中国人，他们惟一庆幸的是，中国太大，中国目前有他们活跃的舞台。
中国确实需要自己的文明重建，需要自己的文艺复兴。这种文明重建，必须有共识才有可能。没有这种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我们的民族就很难有什么长进。就像俄国的斯托雷平说的：先立规矩，再谈改革。单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改革者受益的监守自盗。单方面宣布的规则、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单方面宣布的读经、国学复兴运动，只是一种做秀而已。如果精英集团不放下身段，不谈出一种规矩、共识，不遵守这种规矩，那么，中国的转型，更不用说，中国的崛起还是遥遥无期的事。
今天的中国，受到威胁的不是民粹主义，不是民众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精英集团的腐败，用温铁军的话，是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三部分都有问题了。但他们不是寻求现实而彻底的解决之道，而是用瞒骗打压的手段来拖延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温铁军论证的强化执政能力。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也是最无耻的一种办法。这是公开地绑架全体人民的办法，也是公开地威胁精英们的办法。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流氓。
在这种算计之下，今天的中国是难以出现健康的社会运动的。民众的生存也成了问题，同样成问题的是，精英集团不愿做任何让步，就直接对民众发动战争。广东的林涛先生曾经问：“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造一群人民呢？”但实际上，这话也是书生气的，精英集团虽然不喜欢人民，却是需要人民为他们买单的。
现实令人忧虑，前景不容乐观。如果社会运动迟迟不来，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还是努力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业，像我前面说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像学者们那样去帮忙帮闲帮凶，也不是像明星们那样孤芳自赏粉墨登场，不是像官员们那样混日子。我们需要成全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同胞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可能的力量。
在今天的中国，民间的发育、民间的教育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民间不是体制的补充，而是对体制的技术理性的校正，是对体制的流氓特色的审判，民间是生命道义和价值的源泉。我们需要维护、尊重民间的力量。要有这种信心，比方说，我在这里，中国思想就在这里。就像德国人说，我到哪里，德国文化就到哪里。我们在讲台上、在跟青年朋友的交流中，也应该体现出人的精气神来。我们谈论的不是死的知识，不是工具技术。我们传达的是一种生活的信念。我们谈论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经验思考的东西。
原载《议报》第245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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