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人们可能对现有的文革小说或电影及其意识形态倾向有不同的看法和保留意见，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文革故事叙述，那么今天或后世的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是会更多一点呢，还是更少一点？不少当年文革故事的作者已经作古，那些还活着的作家也早已不在中国讲述文革的故事。只要比较一下二十多年前和今天文坛上讲述的故事，我们大概可以同意，真的已经到了该重新珍视文革老故事的时候了。
三、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
当中国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远离文革时代，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时候，文革记忆对文革的不同阐释就会愈来愈具多样性和互相矛盾性。这种情况是由记忆本身必然包含的现刻性和当下性所决定的。文革记忆不仅涉及「文革中发生过甚么事情」，而且还涉及「哪些是今天仍有意义的事情」。三十年前，乱世初定，大多数人经过了十年的动荡、匮乏、恐惧和焦虑，人心思变成为当时现刻与过去的主要意义联系。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经济物质和大众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的人对这些变化的实质意义判断也就必然表现为不同的文革记忆。这些判断大都建立在某种今昔联系或今昔对比之上。不同的记忆包含对文革的不同追想，而不同的文革追想则包含对文革政治、社会意义的不同认识和不同判断。
文革怀旧是一种对文革的追想，但它是一种去除了政治、社会意义的文革追想。它的主要特徵是记忆的个人化、琐屑化、玩物化和颓废化。许多个人的文革回忆带有明显的回顾和怀旧色彩，是一种个人「寻踪」式怀旧。强调怀旧的个人性质，不是说它总表现为一个人的独思，而是说它同当今官方的文革「公共记忆」（「四人帮」作乱）之间有根本性质的差异。事实上，个人性质的文革怀旧总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某种公众形式出现。个人回忆的公开出版就是一种。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在书店里一下子卖到脱销，就证明了她的个人回忆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回响。老三届学生的各种聚会也是一种怀旧的公众形式。俄国作家杨克列维奇（Vladimir Yankelevitch ）曾把怀旧称作是「与自己重逢」8.这种怀旧往往充满了自嘲和无奈。
怀旧中当然还有那种并不自嘲，也并不无奈的。今天，经常可以看到高唱文革时期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中年人群，严肃和投入的神情宛如时空倒转。王家平指出：「自90年代以来，以毛泽东诞辰一百年和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在社会分配格局中处於弱势地位的群众（主要是广大的下岗工人和未能富裕起来的农民）频频缅怀起文革时代的「公平」生活来，……成为「新左派」思潮的社会基础。」王家平还特别提到了「新左派」艺术家张广天「革命剧作」中的红卫兵情结和他关於文革的言论，认为张广天的文革故事和文革文物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促销自己、获得利益的手段」9.在那些并不自嘲和并不无奈的文革怀旧中包含着複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其中包括怀旧者对现实生活和处境的看法、对是否须要反思文革（包括忏悔）的判断，也包括文革思维方式对当今人们思想的持续影响。这些都使得文革怀旧有别於一般的怀旧，而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怀旧。
怀旧是有欠缺的记忆。怀旧的悲哀在於担心失忆，却又无法真正记忆。勒。高夫（JaequesLe Goff ）就此写道10：
在追寻、挽救和宏扬集体记忆时，不再关注特定事件，而着眼於漫长的过去，……普通公众对历史的看法也发生了突变，他们时时担忧在集体失忆中丧失记忆。这种担忧极为生硬地表现为对过去时尚的喜好。记忆因此成为不择手段的怀旧商贩极易下手的对象。记忆也成为商品社会中的畅销物品。
怀旧一旦代替了记忆，其结果必然是记忆的商品化和即刻消费化。文革怀旧的商品化和即刻消费化正是90年代以后文革记忆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文革怀旧也因此呈现出玩物化、琐屑化和颓废化的特徵。文革生活经验和文革见证实物被从原来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环境中分离出来，要么变成纯粹的「文物」或「收藏品」（毛像章、邮票、宣传画），要么变为即刻消费的商品（毛家菜、知青饭店、毛故居旅游、带毛头像的T 恤），再不然就变成现代迷信的崇拜偶像（祈福去邪的毛头像）。
现有的文革怀旧几乎全部局限在实地实物记忆，这一部分记忆与政治敏感度高、反思批判性强的事件记忆和人物记忆的联系几乎完全隔裂。商业化、娱乐化趋向（包括商业性的「文革博物馆」）的文革怀旧把文革当作消费对象，而不是反思对象。它消费的是由市场所提供的各种商品：旅游商品、收藏商品、娱乐商品，形成了所谓的「红色旅游」、「文革文物收藏」和「红色经典」。文革怀旧是一种「物化」的记忆，它对文革的一些实物实地有兴趣，但这兴趣仅限於实物实地的商业和娱乐价值，不涉及它们背后的政治、社会事件意义。例如，「文革文物」收藏已在近几年来成为一种新的货币保值或投资对象，从毛像章、语录本、宣传画、宣传品、票证、文革邮票、瓷器到杂件，文革收藏已成为自成一大类的「文革文物」，在全国不少城市有固定的市场进行交易。
商业和娱乐消遣性怀旧对文革记忆的最大危险在於，它有可能把文革记忆变成一种无实质社会问题和无社会正义意识的记忆，变成一种对历史苦难、人性堕落和道德是非无动於衷的轻松随想。休伊森（Robert Hewison）曾告诫道：「不应当把怀旧误当作真正的历史回想。怀旧……让人摆脱不快的往事和自我，变得自鸣得意。」11娱乐公园中的「文革博物馆」不但不使我们为自己人性堕落的过去害羞，反而让我们为现今的「文化事业成就」感到骄傲。这种没有正义是非感的记忆对统治权力是安全的，它起到的是文革记忆安全阀的作用。这是文革怀旧最常见的负面作用，「（怀旧）是人们在丧失基本价值时应付失望和沮丧的安全阀」12.有论者甚至称怀旧是一种「疾病」，「人们怀旧，这不是表示他们觉得今天的生活很痛苦，很可怕，而是表示他们觉得今天的生活根本没有特色，沉闷乏味，一片空白。生活没有活力，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这是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一个除了投向过去，无法想像未来能实现甚么的时代。」13
在那些商业性的文革怀旧中，市场的力量正在协助官方权力完成了对文革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文革物品成为有价的物品，甚至成为富有「审美特徵」、「艺术价值」和「民族传统特色」的历史文物。经过漂白美化的文革物品抹掉身上的专制统治印记，帮助营造一个无害文革的神话。文革文物收藏可以帮助保存文革时期的历史证物，防止它们进一步的散失。保存历史证物是保存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今后社会、政治、文化性的历史研究会有所帮助。但是，仅仅通过文物市场和娱乐公园式物品展览来保存文革证物，却可能造成一种关於文革的肤浅而有害的公共意识。
从政治、社会和人性的灾难去认识文革，只有在自由社会的公共政治空间中才有可能。人们需要有开放的讨论、研究、不受权力限制的历史教育、博物馆、公共论坛和各种反思、纪念形式。唯有如此，自由的文革讨论才能有制度的保证条件。在自由公共空间中被展现的军用皮带将不再是文物市场上的有价商品或者历史清白的纪念品，而是一件残害过活生生受难者的凶器。那些品类繁多的「毛头像」也不是甚么制作精美的工艺品，而是千千万万副套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纯商业化的文革文物收藏和展示，它的记忆局限不在於其通俗形式，而在於它抽掉了文革物品中人的苦难因素，成为一种麻木不仁的物化记忆。其实，和别的文革通俗记忆形式（文学、影视、传记等等）一样，只要有了自由反思和公共讨论的大环境，文革文物收藏和展示同样可以揭示文革苦难、残暴、恐惧和人性毁灭，同样可以表达对文革罪行的是非正义判断。
通俗文革记忆在当今中国的特定环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把文革还给普通民众的作用。文化精英排斥通俗文革记忆，这并不有利於在当前保存文革记忆。通俗文革记忆的意义并不在於它准确地「记住」一些专业历史学家才会看重的「事实」，而在於它的叙事和传递形式能引起人们的不同当下兴趣（娱乐、审美、知识、历史），因而扩大了关心文革的人群。由於通俗文革记忆的极为突出的当下性，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状态中。通俗文革记忆可以说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时代新记忆。新记忆是相对於文革刚结束之后的旧记忆而言的。旧记忆可以从集体性的文革经验直接获得，新记忆则需要从故事、影视、物品收藏和展示等等中去拼合和透视，这些材料既包含不同的文革记忆，又是进一步形成文革记忆的再生资源。通俗记忆特别表现出文革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徵，那就是，文革记忆不是一次完成的，那些看似肤浅的记忆可以被用作再记忆的材料。专制意识形态控制在肤浅记忆上留下了历史痕迹，它本身就是文革和文革后余毒的遗痕，它本身就需要在今后的文革再记忆中被考虑进去。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