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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之于生活，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在遭受现世重重的非人苦难之后，我们还不能将这种苦难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滋养乃至资源，那我们的苦就真正地是“白受了”……
一幅中国人的文学“精神”画卷
——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及当代文学的可能
文/秋水白衣
汪建辉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明镜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讲述了一个人生错位的故事：一个可以是任何人的“人”，一出场就以英文字母“J”拘谨、颓唐、自觉即将接受审判的直观形象到公安局去自首，请求公安机关判定七十多岁的他为一名“特务”；随着情节的展开，特务的名字自然而然地由“A”转换到“F”，随着小说地图册式“总览”和“分册”的严谨结构方式，一幅20世纪后半叶大陆中国背景下荒诞传奇的人生历史由此展开——
三代中国人的精神画卷
这个在整部小说中都没有惯常的确切名字的“特务”仅凭战乱年代偶然从树林背后蹿出来的一个人对他说的一句话和“组织”上交给他的一张莫须有的表格，就一成不变地在大陆上“潜伏”了下来，他总是心怀着在某个时刻跳出来改变历史的幻想，怀揣一张中国地图满世界乱蹿（因为“特殊使命”的驱使，他甚至抵达过台湾，一上岸就四处打听“谁是李敖”），看见天空一颗流星划过他也误认为是组织上在“召唤”他的信号弹，哪怕是沦为了一名真正的乞丐他也保持着“做”一名乞丐的尊严——立志做一名“与众不同”的乞丐……
时间转眼到了世纪之交的2000年，特务突然清醒了过来，他对自己信守了半个世纪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要是组织上不了解、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自己这一生的苦不就白受了，不就毫无意义了吗？！经过一番精神煎熬后他决定去自首。
当公安机关经过周密详尽的调查，认定他的一生像水一样清白、像空气一样虚无时，他绝望了。在公安局门口，他摸出一把刀子，胡乱地朝着一团模糊的影子刺去——刻意要追寻某个组织（社会）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特务”，最终被视为普通的杀人犯被判处了极刑。
在这部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中，与特务同父异母的新国，则是另外一种人。作为“特务”的审判法官，因出世时间的关系，他得以在1949年的乡间田野上与特务分道扬镳，并且作为“一代新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他顺理成章地经历了“大跃进的烟氛”、“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参加工作”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冶炼，内心变得麻木，职位的升迁和不断地离婚以寻求新鲜的性刺激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割裂于传统的一代“新”人，他的身上多了一层传统中国所没有的“法治”的意思——任何时候都板着面孔一丝不苟地秉“公”办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眉头不皱一下地大“义”灭亲——一个物质丰富但却毫无悬念和内心波澜的未来世界在他的面前平板地展开……
兰花花作为想象中“特务”的老年情人，她一生蹉跌、饱经凌辱，因为怀抱着无可施予的爱情，她只因看见“特务”的屋子里彻夜亮着灯光而就认为这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并因此而感动、在高楼的黑夜里像“特务”一样暗恋尾随着特务，最终因这种莫名的生命热情成了“特务”使命的牺牲品……“命”是兰花花拣回来的一个流浪孩子。置身于臭气哄哄的垃圾废墟场景中，嘴啃面包、眼光流露出饥谨和凶狠的他出现在“特务故事”的尾声。他在“毛主席给穷小伙伴们分野果”“周总理和邓妈妈为站岗战士披雨衣”之类虚妄的道德灌输和不断的逃学缺课中长大，在严肃到压抑的紧张氛围中，他见缝插针地学会了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趁机揩女人的油，四处寻找在公园里偷窥之类下作的自然野趣，最后，他堕落成了和一个丈夫为老干部的年轻少妇私通寻求物质交换的“鸭子”……“命”让人想起了曾经风靡一时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一部小说——《性的人》……
“新国”是与“特务”并列的一个人性格的两面， 而“命”则是“特务”性格的一种病毒变异。由“特务”、“新国”和“命”贯穿了自1949年以来延续至今的当代历史，这是小说命名为《中国地图》的旨意所在。
“特务”、“新国”和“命”，构成了一幅从1949年至今民间意义上的三个代表的奇异中国画卷。
理想的幻灭和幻灭的理想
“特务”这一含有战争意味的政治术语，对于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之交中国这一特定社会环境之中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奉阶级斗争为国教的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一个盛产“特务”的年代，纵使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在“虚拟”的互联网上，也有真假莫辨的网特一说！再者，像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不断滚石上山下山一样，从对意义的渴望和追索是人类永恒宿命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的一生岂不都是“身怀特别任务”（“特务”这一汉语语词的本来意义）的一生？！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地图》展示了在20世纪后半叶背景下一个“特务”的荒唐悲剧。
昂首阔步走在路上让人依稀联想起那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特务”，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的行径被一种“自发”的莫名空虚理念所设计和操纵，他的“理想”甚至没有独自一人大战风车的中世纪西班牙骑士堂.诘可德的悲壮，只让人油然想起那个因为几只辣椒而枉送两条性命、让人不可思议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虚妄。小说中“特务”沦为了乞丐后总是围绕着政府机关周围拣废纸的情节是很耐人寻味的：他一般性地认为被政府机关丢弃的红头文件中肯定有对一个特务来说极为宝贵、“有价值”的情报——事实上他所拣的废纸也要比其他拾荒人所得要更多一些！但废纸说到底终归只是废纸！这不仅让人联想起时下一些总爱刺探一些宫廷帷幕以矜人、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专制的“反对派”，乃至某些闹闹嚷嚷的“海外组织”……，他们的“反对”、“民运”和思想方法，又和总是围绕着政府机关拾废弃的“红头文件”在多大程度上相异？！
“特务”的悲剧还在于，由于他理想本身的脆弱和缺乏根植于人性与灵魂深处的自我价值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理想”甚至在逐渐地被他最初的反对对象所逐步地同化，终至被遗忘，演出了一出巴尔扎克所说“终点推翻自己的起点”荒唐空虚的人间喜剧。《中国地图》对特务“理想”的描写自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过去血腥残酷的“斗地主”已演变成如今市井日常司空见惯的一种纸牌游戏；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把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普遍拖入亚战争状态的“抓特务”已换成荧屏上时尚西化的“007”……东西方物质消费主义合流的浪潮，使得20世纪人类遭受的一切苦难连同这种苦难的记忆和挣扎，在不断的娱乐和消费中被覆盖和替代！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除了物质和利益计算就别无精神存在的世界，继纳粹之后，以提倡物质至上的科学共产主义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失败了，而是在21世纪初年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中国确凿无疑地“实现”了——可怕的现实！历史在这里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吊诡，正如《中国地图》所描绘“特务”决定去自首之前，在20世纪末年所见到处“三个代表”旗帜幡飞、标语口号犹如粗暴的棍棒打得他晕头转向的景象……
苦难之于生活，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在遭受现世重重的非人苦难之后，我们还不能将这种苦难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滋养乃至资源，那“我们的苦就真正地就是白受了”……
“特务”悲剧的根源在于以建立在无原则地“同情穷人”和“无产阶级”而无视人性复杂性的情感基础上建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力灌输，这种已被所有西方国家历史证伪的意识形态“强大精密”到了这样的程度：虽然据统计在整个20世纪其实践过程中，有超过一亿的生灵在和平状态下为其陨命；但其对人心和具有悠久专制传统的东方民族的迷惑之处，以至它的“反对派”也会不知不觉地落入它彀中而成为它自我实现的一部分！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人类的历史称为“极端的年代”，胡平先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在于其用一种极端的理想泯灭了人类的一切理想（《从自由出发》）……，问题是，理想泯灭后，21世纪的后来者们当凭借什么思想资源、依靠何种路径，清扫意识形态垃圾、重建人类价值尊严，这的确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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