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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欢花汁清洗他的创伤
一支箭，使他俩合为一体，永不分离
血红的光焰中腾飞起火的凤凰
在老何青年时代的诗作中，战斗的豪情与炽烈的爱情合为一体，神圣的大我——祖国与自由狂歌的小我合为一体。诗中的“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有人让他从《太行战歌》中删掉最后两句，他不肯，这也可以作为“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就是我”风骨的一种体现吧。中共地下党组织自然不会欣赏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所以迟迟不肯把他吸收入党，终于批准他入党后也要比别人增加一个候补期。
如果给1950年代的畅销书作家排名次，老何肯定名列前茅。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他被打成“大老虎”。经济问题澄清后，又翻出历史问题，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校对科搞版式。第二年“国民党特务”问题也澄清了，由于他拒绝向上申诉，坚持让党组织自己纠正错误，他的党籍没有恢复，行政上也被降了一级。老何咽不下这口气，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于是，他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选题，又陆续执笔写成《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
老何后来回忆：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依旧不给我分配工作。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可回家整理来整理去，感到缺不少东西。于是，我又拿出那篇两万字的报道，扩充、修改，搞成五、六万字，勉强算一本《回忆录》吧。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当时的第一文艺畅销书。以此为开端，我们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的选题，包括王若飞、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施洋、林祥谦、刘志丹等等，创作模式与写吴运铎没什么两样，都是别人查资料，写点梗概一类的东西，再由我操刀上阵，扩充加工，再定稿出版。比如《赵一曼》，就是由别人写了一万多字的素材，大概是从烈士馆里抄来的原始资料，而我却在此基础上，从四川跑到哈尔滨，完稿了十多万字。还有令胡耀邦赞不绝口的《我的一家》，也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勾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刚打成右派。
尽管老何身为右派，却依然是工人出版社的印钞机。1958年，全国总工会决定撤销工人出版社，留个牌子，并入工人日报，人员全部调离，只留下五个人。因为老何正在帮李建彤写《刘志丹》，上面指望靠这本书再大赚一笔，所以将他继续留用。没想到却招来了“御批”——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亲口将《刘志丹》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何的老搭档王勉思在湖南少儿社当社长，就张罗着把《我的一家》、《赵一曼》等书署上何家栋的名字出版，一是为他正名，二是为他的“平反”增加一点份量。但被老何拒绝了。他说：“不出名也就少丢人。”“其实我并不怎么看重我写的东西，总以为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些。过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现在重印《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为我所拒绝。《中国的保尔》电视剧请我当顾问，我把聘书退回，他们不收。我说：只要你们别署我的名字，也别说我提过意见，你们怎么编都行，我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过眼云烟，何足挂齿。我怀疑今天宣传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前人的功绩能掩盖后人的罪行吗？”
老何与李慎之一样，是一个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的人。非如此，他们就不能吸引人、感染人、凝聚人。李慎之说，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老何也有类似的圈子，其中有的圈子是与李慎之的圈子相互重叠的。但是，老何与“八九一代”的联系，比李慎之更加密切。他和年轻人特别能说到一块儿去，而没有年龄的隔阂。
老何的侠义心肠，我自己的感受最多，这放在后面再说。而且我还知道，在“六四”镇压前后，为了“救救孩子”，他做了许多风险极大但他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1989年4、5月份的时候，由于上面的压力，王军涛已经不再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老何请来的两位女将——罗点点和高瑜。李鹏宣布戒严后，老何和罗点点向许多元老遗孀和老干部做工作，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促成了王平、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他还和高瑜多次奔波，在广场上的大学生与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建立了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了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一些学运积极分子被学校开除后，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老何不遗余力地为他们介绍工作单位，还让有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可以说，老何是“一二九一代”与“八九一代”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交汇点。《战略与管理》的后几任执行主编，都属于“八九一代”，作为刊物顾问的老何，竭力地推荐、扶植和帮助他们。我最近统计了一下，仅老何与我发表在该刊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大部分没有稿费，属于无偿支持。当刊物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老何还出面筹措了十几万块钱，才交清了房租水电费，使刊物得以继续运转。勿庸置疑，他也是“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传承交融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李慎之去世后，老何是一批中年学者定期聚会的召集人。
在我坐牢期间，老何家是之虹的一个“避风港”。在几年时间里，只要她一出门，屁股后面就有跟踪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她不愿意给其他的朋友添麻烦，只能经常到老何家去坐坐。在老何的陋室中（出版社多次分房，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一直拒绝改善居住条件，把房子让给了更需要的人），她可以了解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在探监的时候讲给我听；可以吃到伯母烧的热乎乎的饭菜，改善一下生活（老何曾写道：高瑜说，王之虹可以比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沃尔康斯卡娅。但是，陈子明并不是十二月党人，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而王之虹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沃尔康斯卡娅。她在街上跑饿了，也来找饭吃，我照例是一盘蛋炒饭，怕她把鸡蛋挑出来，就把蛋浆和米粒拌了再炒）；尤其重要的，是听到两位老人安慰和鼓励的话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有一次，之虹临时要办一件事，把孩子寄放在老何家，一个钟头后办完事回来，看见当时只有四五岁的鸣鸣和七十多岁的老何，一老一少还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报地名，聊得十分投入。足见老何童心未泯，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在同龄人中间，我算是坐牢的“老资格”了。我第一次入狱，是在1975年，因为在通信中议论时政，抨击毛体制和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六四”之后，我又两次身陷囹圄，最后以“监狱搬到家里”的方式度过了十三年刑期。但是若与老何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何在二十周岁之前就先后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将他秘密逮捕审讯。1941年，他在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扫荡中被俘，在战俘营里做了几个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冯镛等一共十三人秘密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因无人介绍，皖南事变前曾任新四军宣传部干事的冯镛被当作“日本特务”枪毙，曾担任八路军小队长的老何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境。1947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老何与北平中外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其他四名工作人员一起被捕，在国民党监狱里呆了七个月。共产党刚刚掌权两年多，老何又作为“大老虎”关进了小黑屋。1957年以后，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期间多次被关押、审查、批斗。全家被赶出北京，两个儿子惨死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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