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老何与我都曾屡为“楚囚客”，因而惺惺相惜，容易彼此理解和同情。

亦师亦友伯牙琴

       实事求是地说，我和老何相识二十多年，在学理层面得到他的教诲并不是很多。不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四五一代，大致是在相同的时点（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彻底告别“左倾激进主义”的。在1970年代，两代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平行、并行的过程，互相之间的交叉、交流并不很多。老何说：“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在1980年代，由于年岁和精力的关系，由于恢复了大学、研究生教育和出国留学，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甚至还有一些优势。徐友渔评李慎之的文章说：“就我的经验和理解而言，与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中青年学者的交往，对李慎之最后将思想立场定位于自由主义有重要作用。”李慎之自己也说过：“其实我对自由主义并无多少研究……事实上，中国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知道的比我多得多，研究的也比我深得多。我很为此高兴，他们是明天中国的希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老何。他曾写道：“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也绝不亚于一二九一代。由于年龄的缘故，要求一二九一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全面解答中国问题已经是不现实的。回顾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发展线索，是为了勾勒今日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思想重组后的四五一代与其前辈思想家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

然而，在为人做事的层面，老何却是我的严师、良师，使我受益终身。我曾在狱中给老何的信里写道：“你从来没当面流露过对我的喜爱和欣赏，相反，你经常板起面孔给我一顿教训。”他对此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子明是自信心极强的人，需要经常挫一挫他的锐气。何况好人做好事，乃是义不容辞，无须赞美。”当我和朋友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老何告诫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新时代的生活需要学会退让和妥协。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老何现身说法：经受过残酷打击迫害的人不一定能过含冤受屈这一关，真正的男子汉要耳根清净，忍辱负重，默默耕耘。当我的事业被一网打尽，灰飞烟灭的时候，老何鼓励我和我的伙伴们：失败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沉沦。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统。在失败中坚持，需要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当人们缺乏足够虔诚时，学到的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花架子的东西，失败和逆境才能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结合亲身体验学到真正精髓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来说，不仅需要学习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更需要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开放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平衡的艺术，妥协的智慧。

       我和老何在人生轨迹上的相交相遇，事出偶然，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老何说：“那时我对子明一无所知，对他参加四五运动、民主墙和竞选活动亦无所闻。子明从未向我炫耀过这一段‘光荣史’。而我刚从政治冷藏中缓解过来，感觉十分麻木，竟然忘记了那道例行公事：对投稿人进行‘政审’。所以我们最初的交往，很像在演《三岔口》，以至相处数年双方都还不知道对方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我当时对于老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状况，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我们是在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共同斗争中逐渐成为忘年交和亲密战友的。

我俩的结识是通过李盛平。当时我正和盛平一起创办北方书刊发行公司，他先经由别的朋友介绍拜访了老何，然后我才和老何见的面。我们初次见面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合作出书的协议。老何回忆：“1984年，北方书刊发行公司李盛平找上门来，要求支持他们创业，给他一个书号，出版一本《青年社交手册》，我才走马上任，讲好只收一万元交税，连书号费、编审费都不收。这本书一次就印了几十万册，还得倒贴税款，会计不干了，又叫他补税。谈这些细节，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情，对于打破常规的作法，都急于一试，不那么看重‘经济效益’。”老何对于我们的无私支持，尤其是在《青年社交手册》合作出书上的慷慨相助，对于我们的事业发展关系重大，因为我们正是用这本书赚的钱，还清了公司的开办费——王之虹注册公司时向别人借的5.5万元钱。也就是说，老何帮助我们掘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老何利用手中的职权（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对于熟悉已久的老朋友和新近结识的青年人，都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帮助。这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胡乔木、邓力群刚刚鼓动邓小平抛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形势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老何与刘宾雁“因为一点文字姻缘”，两次成为“患难之交”。老何写道：“早在五十年代，他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包括《在桥梁工地上》)成书时，就是我做责任编辑，见面不过说了几句‘今天天气哈哈’，就被认做‘一拍即合’，同他一起中了‘阳谋’。谁知鬼使神差，二十八年后，再度引火烧身。宾雁几次向我的上司游说，要我去做记者，以为多一个同道，就可以减轻他的压力。我说，中国只有一个刘宾雁，正如只有一个我自己，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那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因为我主编的《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上海海运学院的革命左派告了。上边派了工作组来查办，我们引经据典替自己辩护，一下子惹恼了工作组，摆出钦差脸子，说这是中央的意见，我们社长胡甫臣也是个老革命，最守纪律，也最坚持原则，见不得以势压人，立即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他一个办公厅主任就能代表中央吗?’于是一个报告送到政治局，几名常委依次画圈。多亏全国总工会倪志福主席出面求情：‘过去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别再整了。’把我解脱出来。我赶紧扶梯子下台，领了‘光荣证’。不用说，不合时宜的胡甫臣也丢了官。子明不知情由，还以为我是为他做牺牲，感动得不得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得知老何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并通过这件事进一步了解了老何的政治倾向性，增加了对他的敬重与好感。

老何说：“我们下台后，反自由化浪潮就汹涌而至，第一个浪头就把‘思想家’冲走了，甘阳及姚鹏、马晓军主编的两套丛书相继沉船。”甘阳、姚鹏、马晓军等人和我一样，当时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后来甘阳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回忆过他与老何的合作（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认为老何对他本人“很好”，但是“老何那边老成不了事情，限制很大”。他十分清楚，并不是老何的思想不解放，而是“那边”的限制很大。老何不遗余力地为青年人争取出版自由，结果是自己搭上了官位和权力。

老何所说的“思想家”，是指《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从1984年起，我就和李盛平、姜洪等人一起开始从事出版事业。与李盛平合作的有《企业家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与姜洪合作的有《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我自己主编的有《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和《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等。《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的主要成员张晓明（副主编，后来接替我任主编）、安延明、李河、章建刚、李鹏程，都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第一辑十种，包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等，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一辑先后印刷了多次，每种发行量达几十万册，很多大学生都人手一册。反自由化浪潮一来，译丛就从工人出版社“冲走了”，后来转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后一共出了六十多种，但是大多数是在“六四”以后才出书的，此时大气候已经改变，也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活动，印数就很可怜了。第一辑出版时曾经开过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有许多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的名流出席，我与刘宾雁、包遵信等人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

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首批书发行会上的主旨发言，后来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为题，发表在1986年9月15日的《理论信息报》。我的发言说：“中国传统的儒教论理一贯重现世，讲实际。由于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民族救亡史。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始终顾不上对国外的学术、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寻根溯源。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世界思想潮流喧闹的浪头，而不是它那宽广深邃的主流。他们感兴趣的是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现成药方而不是那些深奥的药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本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扩张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风靡一时；二十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精英（从孙中山到李大钊）突然转向列宁主义；三十年代，希特勒的崛起在中国掀起一股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五十年代，中苏同盟的建立使一整代青年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信徒。这种在思想上赶时髦的毛病至今没有完全转变，一说改革就是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一说发展就是东亚新儒家思想的作用。而说起来已经不新鲜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人权则被中国知识界长期遗忘。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缺乏一种独立的社会人格。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士，士的责任是读书。读书为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有不满足于此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知识也只是士的一种有用的谋生手段。士作为官僚后备军则是统治者的一种有用的社会工具。然而今天，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提高自己的主体意识，担负起探求真理、针砭时弊、批判人世腐败的责任，真正形成一种作为社会栋梁的人格力量。”这大概是老何所看到的第一篇我发表的文章，他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初步认定我正是他“要找的人”。

此后，我和老何共同主编过《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第一辑有胡平、姜洪、陈子明、陈维纲、赵越胜、曹锡仁、盛洪等人的文章，第二辑有陈坡、袁红冰、余习广、陈小平、李书磊、阎步克等人的文章。本来是要在工人出版社出的，但在老何下台后，连他主编的书也无法在自己的出版社出了，后来还是由我联系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辑也已经编好，但是胎死腹中。当局对于像我这样具有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背景的人，比对于其他人的防范更加严密。此前，一些“老革命”也曾与我们合作过，由于公安部门的干预，最后都没有能够扛住压力。只有老何，不怕背黑锅，始终扶持我们，与我们肩并肩地一起度过各种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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