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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写道：“陈子明是公务员制度的首倡者之一，对被打入冷宫的政治学情有独钟，立志为重建学科体系找一条可行之路。1985年，陈子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行政函授大学，向全国招生，从理论到实践，迈出了第一步。为了到政府办理登记，有一天，子明和我的另一青年朋友李盛平突然跑到我家，不由分说，封我为校长，把我架到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一路上背诵他们教的台词。最后还是漏洞百出，我便大包大揽：日后有事找我好了。那时的政府还挺好办事，成教局的同志很开明，同我素不相识，听我自报了家门，允诺承担责任，也不说‘研究研究’，就开了绿灯。”“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筹建我并不知情，对他们的意图也不了然，仅仅因为他们未经办妥全部相关手续，就开始招生，主管部门威胁要出面禁止开学，李盛平、陈子明这才‘急时抱佛脚’，找我救驾，大概是觉得我‘有求必应’吧？其实我当时也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又碰上这么一个难题，我只得陪他们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申明‘承担一切责任’。次日开学，讲稿也是他们备好的。就这样当起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
在1980年代中期，办函授是一件很时髦也很普遍的事，翻开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函授班和函授院校的广告。大概是我们选择的函授专业比较新颖，比较对路子，两院（还有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一期招生就有二十多万人报名。这样一来，就成了出头的椽子，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必须要建立一套正规的架构了。而当时我的朋友都是平民百姓出身，没有什么高干的背景，只有刚刚认识不久的老何，算是一位老资格的局级干部，所以就发生了上面老何所说的“急时抱佛脚”。
老何出任校长后，麻烦接踵而来。先是有报纸登出读者来信，后是有人向上揭发。老何写道：“紧接着，北京市审计部门派工作组查帐来了，据说是学校账目不清。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果有其事，我岂不是上了贼船吗？我虽然不信，却开始了明查暗访。访查的结果，我曾写在《阴阳界》序言中。”“审计局、文化局和成人教育局联合工作组三次进驻函大，反复查帐，都未查出他们想要查的问题。我因此感到宽慰，对子明也增进了理解和信任。”于是，我又请老何担任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顾问，继续为我们“保驾护航”。用老何自己的话来说，他与我和王军涛的“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因为在我们最初合作时，就事论事的成分比较多，还没有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
1988年3月，《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该报负责人找到《光明日报》的陈英茨求援。陈英茨又找到老何，他俩曾在“北平时期”一起办过报刊，是多年的老朋友。某日下午，老何突然让郑棣把我叫到他家，告诉我现在有一个接办报纸的机会，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但经过在座的四个人反复掂量，觉得此事可行。于是，几天后便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个所与报社方面签署协议，拨款解决报社的资金问题，当时称之为“带资办报”协议。根据协议，报社进行了人事改组，在原社长崔绍林之外，又加一个社长陈英茨，何家栋任总编辑，陈子明任总经理，王军涛任副总编辑，费远任副社长，毕谊民任《经济学周报》董事会副董事长。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经济学周报》的主办单位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该会主要负责人于光远、冯兰瑞都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人士，他们批准了上述协议，老何就带领几个主要干部进驻了《经济学周报》。几个月后，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王军涛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一事表示了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意要关闭《经济学周报》。经团联秘书长会议顶住了上面的压力，确认周报的编辑方针没有错，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栋留任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
在老何的领导下，《经济学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给周报（此信刊于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首版），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事实上，老何主持的《经济学周报》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办报方针，还是有所不同的。老何指出：“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老何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外，他也刊登质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并十分关注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以及伦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没有改革派喉舌与幕僚的心态，他的做法更符合新闻媒体人的行为准则。老何后来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第一是人本原则，第二是真实原则，第三是自由原则，第四是公正原则。
在接办《经济学周报》期间，因为经常要讨论办报的方针与策略，我和老何有了比较多的思想交流的机会。老何说：“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在1980年代后期，我所在团体的定位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为了建立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环节组成的 “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王军涛语），搭建一个团队发展的广阔平台，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组织、管理、人事、经销方面了，因此有不少人把我视为一个“组织者”、“企业家”、“文化商人”。但老何始终认为我是一个有独到思想、能写文章的人。他计划在《经济学周报》为我开个专栏，逼我安下心来写文章。我答应他，无论如何我会给他写十篇稿子。在1989年4月初的时候，我写好了三篇稿子。4月23日刊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4月30日刊出了《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第三篇还没有刊出，《经济学周报》就被迫停刊了。
等到我被关进监狱之后，才完成了对老何的承诺。我在1991年被判刑十三年，从第二年开始，老何就把我与之虹通信的部分内容，整理成若干文章：《应该重写中国近现代史》、《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立德、立功、立言——谈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东亚模式的魅力》……，以笔名发表在各种报刊上。除了沈延生这个笔名是我自己起的，意思是“生物研究生”（因为我原来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其他的笔名都是老何起的，譬如喻希来、吴紫辰、王思睿、洪民、程明等。“喻希来”是说我是姓喻的女婿；“吴紫辰”是说吴姓母亲儿子姓陈；“思睿”是我原先准备给儿子起的名字，“王”是他妈妈的姓；诸如此类。用这些笔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多数是由我执笔，但都是我与老何合作的结晶。文章的内容，由老何确定主题；文章批评对象的有关材料，由老何提供；最后的定稿定题，也是由老何所完成。没有老何，既不会有这些文章的产生，也不会有这些文章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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