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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队的卫生员、炊事员、保管员，是犯人中的"三大员"，是干部最信任的积极分子，往年，他们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现在斗争别人的斗争会上。而今年这样一来，这年"冬训"的主题，就成了一连串"斗倒三员"的斗争会。追查"卖包谷粑"所牵涉的人，追查"鸡奸"还有谁和谁？每天学习会上，揭发检举的发言，把会场炒作得非常热闹，一反历年"冬训"那冷清凄厉的场面。"集训队干部原本想看"右派"格斗士互相厮杀的悲剧，就被转移成"人打狗"的喜剧了。
这是我在集训队最得意的一笔，基本上是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打击了"假积极分子"，使两个"右派"避过了充当"格斗士"的困境。而这也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我看到那运动进程中许多骇人的极左现象，知道物极必反，"极左路线"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也许黑暗的尽头，就会有晨光再现。因而，我对这样的斗争也更有信心。
（但是，杨长虹和任世同在我离开集训队以后，仍然遭到了厄运。杨长虹后来病死在总场部的医院里。听说，干部已经搜集了他的许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会被起诉加刑。任世同在集训队军管时期，被武警打断了两只手膀子，很久才医好。不过，任世同在1979年后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队怀疑他和"马盟"有组织关系，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后来，他回到原机关，几年之后，担任了重庆灯泡厂的党委书记，并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3、绳痕·借刀解围
在"斗倒三员"的"冬训"期间，我不能不在斗争中出面，在关键的时候发言，一反我过去不得罪人的"老好"作风。这对我是不利的。一则许多犯人由此而把我看成是文化水平高，不害人，又会讲话、会想办法、会对付场面的人，有了什么问题都来征求我的意见。再则，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打听到我是毛主席点过名的"右派分子"，这时便特别注意我的动静，想从我身上捞点油水，作为他"立功受奖"的资本。在劳改队里，出头露面并不是好事，我不能不格外谨慎。
可是，我经常注意的，是提防那些老反革命写我的小报告，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犯人，则不大避忌。没想到，一个包藏祸心的人，几乎把我吓了一跳。
有一个自称为"解放军军报记者"的犯人，叫黄宗元，他和我同在一个生产小组，因而，经常和我一起劳动，有时甚至是劳动中的搭档。例如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他挖我挑，他挑我挖，配对样的工作在一起。他有痔漏病，常常请病假，出工也是"磨洋工"式的，我通常都很照顾他，以为他不会有什么害人的打算。但我也摸清了他的底细，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军报记者"，他只是在军队内部的油印小报上，发表过一两篇通讯文字。他是诈骗犯罪，我觉得，和他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而和他谈话也不大涉及政治。不过，因为同在一组，我和某些犯人的往来，便很难避过他的眼睛。日子长了，他逐渐了解到，我和任世同、杨长虹、"熊笨三"在"斗倒三员"的斗争中，是互通声气的。
大概是1967年的"冬训"，干部动员犯人互相检举揭发之后，忽然，"熊笨三"遭到了一次斗争，干部要他交代问题，特别指明要交代与"反改造祖师爷"的关系。"熊笨三"矢口否认，什么也不说。遭到了一次很严厉的"捆斗"。捆了下来，胳膊上一道道青红紫黑的绳子印，我看了非常难过。回想起"横扫"时，我自己被捆的感受，一种悲愤的情绪涌上心头，便用记录本上撕下的白纸，写了一首《绳痕》：
一道道红
一道道青
一道道黑
一道道紫
每一道绳痕
是一道抗争的标志
我们是戴枷的牛
不知道什么叫羞
我们是挨鞭的马
不知道什么叫怕
我们是脸上烙印的奴隶
早已流干了痛苦的眼泪
我们是地下的煤炭
有一分热，就有一分反抗
任你捆得凶，捆得紧
捆得结实，捆得久
任你头在晕，心在跳
骨头格格地响，汗在流
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
随着时间的脚步
向我们走来的
是自由
自由
是我们最锺爱的朋友
她正在窗外
向我们招手
真理
是哺育了我们的亲娘
她一步不离地
就在我们身旁
朋友
忍住这黎明前的阵黑
喝干这最后一滴苦酒
待朝霞升起
我们就手挽着手
冲出这古旧牢房的大门口
这诗，写得粗糙，但是，它非常切近当时的那种生活，在受过捆斗的犯人心中，是会唤起希望并使他的心灵得到抚慰的。
（我把这首诗拿给"熊笨三"，他传给黄伦。黄伦原先是西藏军区的军医，爱好音乐，会拉胡琴，会作曲。他看到这首诗，就给谱上了曲子。后来一有人挨斗，就用胡琴拉这支曲子。但在集训队里，诗的原文是不敢随便传阅的，直到"文革"后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川大学的"右派学生"黄豹松因为被加上"为邓小平喊冤叫屈"的罪名，被加刑五年，我才把这首诗抄给他，作为给他的赠诗。）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些纳闷，因为"熊笨三"和我接近的时候比较多，捆"熊笨三"追查"反改造祖师爷"，这不能不使我担心。是谁打了小报告呢？干部在斗"熊笨三"而没有追查出什么结果时，也没有把事情说穿。后来，可能是干部在犯人中作调查，才有人透了风，说是有人检举集训队里面有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干部在犯人中间查问有没有谁了解情况。——这话听来都有些荒乎其唐，叫人摸不着头脑。
这时，集训队的管教干事，换了一个从总场部调来的罗干事，是个头脑比较冷静，性情也比较温和的人。有一天我们出工时，在大门口，仓促之间，晃耳听到罗干事在和谁谈话，好像是带笑的说："这事情要搞清楚，开玩笑……二十七个哟！"听那口气，干部也似信非信。那么，这到底是谁检举的呢？
随后，干部似乎是想采取一种"敲山震虎"的办法，把"虎"逗出来。叫犯人在会上发言时，先不点名，"背靠背"地检举。干部一边听犯人的发言，一边就可以判别哪些人和哪些人是一路的。如果真有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是必然要露出一些迹象来的。
这天，我们这分队的学习会，是由一位新来不久的游干事主持。游干事听说是从大城市的部队里调到这农场来的，很年轻，大概由于心里窝着一种受委屈的情绪，很容易生气。而且，由于他在集训队只是一个小干事，只管我们这个分队的事，相当于一个分队长，所以他特别需要维护他的自尊心，犯人稍有不尊重他的表现，他就要动怒。但是，平日在工地上，他和犯人聊天，却是很随和的，似乎并不摆架子。有一次，大概是有老反革命犯人向管教干事反映，说我对犯人学《毛主席语录》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在"文革"时期，这事情是可大可小的，大到可以由于"反对学《毛主席语录》"而杀头、加刑，小到可以看作是犯人间的挟嫌报怨，可以置诸不理。游干事拿这件事情来查问我，一开始，那态度是很严厉的："这问题要认真检查，仔细交代。"我说："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让我反省一下，一定交代清楚。"第二天，"熊笨三"和"小鬼"们在工地上，便故意在他面前放风，有的说："游干事对劳改队的情况可能还不摸底，这里面勾心斗角复杂得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想，那些老反革命，他们的根子在台湾，他们会真心靠拢共产党吗？老实说，右派虽然是犯了罪，那不过是一时的思想错误，原先还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在劳改队里，真正靠拢政府的，还是这些人。"有的说："劳改劳改，在劳改队，要看哪个是接受改造，哪个是不接受改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看劳动！认真劳动的，就是在接受改造；那些在劳动上偷奸耍滑磨洋工的，随便他嘴巴说得溜溜转，根本就没有想接受改造。"这样一些话，可能对游干事起了作用，所以，当天，在工地上，他走到我身边低声的说："昨天我叫你交代的问题，你写材料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呃！你的基本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从他这些话，我感到这位游干事还并不是一个"极左"的干部。后来，这件事，我只作了个说明，说明我对劳改犯人学习《毛主席语录》是持保留态度的，特别是对老反革命犯人，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干部面前装装样子。实际上，老反革命幻想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学会几句《语录》，只不过是在"文革"中避免受到打击的装璜。因此，我不相信他们。至于我的错误，只在于我没有把我的这些看法，先向干部汇报。这是我应该检讨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此后，我发现游干事在工地上批评黄宗元磨洋工，黄宗元很不高兴，在游干事离开以后，黄宗元就一边挑土，一边在嘴里唱："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当成打神鞭。"我意识到，这是在发泄对游干事的不满。但我这时对黄宗元已经有些疑虑，所以我没有制止他，让他继续在工地上唱得许多人都听见。我反而以关心的态度提醒他："你还是小心点好。"
到这天，"背靠背的检举"开始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检举集训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的人，就是黄宗元。学习会上，大家照例地先有一阵沉默，而黄宗元却首先发言。他说："我们集训队，要挖掉反改造的根子，就要揪出反改造集团。根据我几年中的观察和了解，集训队的两个分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他们里面，有一号祖师爷、二号祖师爷、三号祖师爷，还有一个隐蔽得最深的总舵把子，是他们的特级祖师爷。集训队里面的问题，都出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集团里面的反改造分子，有些当跑腿、当老吆、当小爬虫的，赶紧回头，觉悟起来，不要继续走反改造的绝路。要坦白交代自己的反改造罪恶行为，把那些祖师爷揪出来，走改恶从善的道路，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他这个发言，是处心积虑想了很长时间才发出来的。他说的一号祖师爷，可能是指杨长虹；二号祖师爷，可能是指任世同；三号祖师爷大概是指"熊笨三"；而特级祖师爷，无疑的就是指我。这与他知道我与杨长虹、任世同、"熊笨三"在"斗倒三员"时的活动有关，而所谓"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则完全是他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他这个发言，在当时的学习会上，似乎散布了一种紧张气氛，也立即引起了犯人中许多人的反感。大家都感到这家伙想投机害人了。这时，我明知道干部布置"背靠背的检举"是一种"敲山震虎"的策略，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必须首先站出来跟这个恶毒的骗子作一次斗争。不然，一有人附和他，或把某个"小鬼"吓慌了，就可能出现多米诺效应。于是，我很沉着地站起来发言，我说："黄宗元刚才的发言，他没有说明白，我现在帮他把话说明白点。他说的什么特级的反改造祖师爷，不是别人，就是指我。黄宗元这样说，我会不会怕呢？不要说你只是把我说成反改造祖师爷，你就说我身上带着两颗原子弹，也要有证据嘛。你说这集训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你参加了没有？你怎么知道的？政府干部一点都不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难道政府干部都是吃干饭的吗？你编造这种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政府，制造混乱，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无非是想搅浑一锅水，来掩盖你自己！大家想想，黄宗元是不是个想接受改造的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和我同一个组，他一贯消极怠工，对政府干部不满，受到干部批评，就以为是我检举了他。其实，他把我估计过高了，我还没有那样靠拢政府。他的很多攻击政府干部的话，我只是劝他莫那样乱说，并没有一点一滴地向干部反映。就是反映，我也是实事求是，决不会像他那样，编一套谎话就想害死一批人。今天很好，今天游干事主持学习，游干事在这里，可以当面说。请游干事证明，他前几天在工地上骂游干事，我是不是向游干事检举了他？我没有嘛！我只是劝他莫那样乱说。大家都听到的，他在工地上，挑着半箢兜泥巴，在工地上摇来摆去的乱唱：'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当成打神鞭。'这是因为游干事批评他磨洋工，他心怀不满，骂游干事。我这是实事求是的嘛，我没有说你想推翻人民政府嘛，是不是事实，大家都听见的嘛。是不是我检举了你？游干事可以证明嘛。你想这样陷害我，你是不是太恶毒？你只能骗你自己，游干事你是骗不过的！大家都可以对证！"
我发言以后，许多人都站起来证明，"黄宗元是那样唱的！""黄宗元骂游干事是真的！""我也听到的！""我也听到的！"……好几个人都站起来揭发黄宗元。游干事一下子火冒三丈，就问黄宗元："你老不老实交代？"黄宗元知道赖不过，只好低眉顺眼的说："是……我错了。"游干事马上喊："把他捆起来！"本来对于劳改队捆人我是最反感的，可这次捆黄宗元，我却感到捆得痛快。对这种蓄意害人的家伙，犯人是同仇敌忾的，因而捆他也下得起手。在捆他的同时，有几个犯人就一齐向游干事报告，说黄宗元的小箱子里面藏着一个小本本，他时常在那上面写些什么东西，请游干事检查一下。这一检查，查出他在那小本本上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记和词意不明的旧体诗，经大家七"分析"八"分析"，竟全是些对现实生活不满，嘲笑干部，甚至是"反动复辟思想"和"幻想回到旧社会"的意思。——这样的"分析"，当然是猜谜式的，非但不那么与人为善，而且是"有个钉钉就挂个瓶瓶"。不过，这也可以说是"恶有恶报"。游干事当时就叫他好好反省，限三天内写出交代材料，听候处理。
黄宗元的检举，就在这样一次斗争会后烟消云散了。我是迫于无奈，"借"游干事的"刀"，解脱了一次被陷害的危机。事后想来，我对黄宗元式的人物，欠缺戒备，是我历来就有的弱点。我往往把知识分子看得过高，不加戒备，而实际上，我每一次吃亏上当，几乎都是由于这个弱点。在劳改队里，这样的弱点是足以致命的。如果黄宗元的阴谋得逞，通过"逼供信"搞成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大案，我大概早已魂归天府了。
4、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
"文革"期间，我所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从西宁来冲击集训队监狱的那一回。时间我记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间。那是差点造成流血惨剧的事件，我们离鬼门关只有四十步，只在一挥手之间。我现在想起那件事，虽然不是心有余悸，总觉得那天是太危险也太侥幸了。
"文革"的造反，因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开党委闹革命"，各个不同单位各闹各的，原本互不干预。可是后来，闹派性的武斗开始以后，情况就越来越乱。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于是便有造反派冲击监狱的事件发生。口号是要"打开监狱解放造反左派"。实际上，雷马屏农场的这个监狱，那时还没有关押过造反派，本来并不是他们要冲击的对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乱症还传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说某某地方冲击了监狱，一切造反派都会闻风而动。雷马屏地区有一个森工局，林业工人很多。他们的造反派夺权以后，在西宁的声势，是比雷马屏农场造反派更大的。不知是为了"派性"还是为了"比声势"，他们忽然说要来冲击监狱。
农场的武警，在西宁共有一个营，但负责守护集训队监狱的，只有一个加强排，由一位副连长指挥。在听到森工局造反派要来冲击监狱的消息后，集训队的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武警在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对付"冲击"的演习，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隔着监狱的围墙，站在高板凳上，把枪口从围墙上瞄准监狱门前的那条路，作得非常认真。集训队的干部在武警演习时，就把犯人都集合到学习室，不许随便走动。犯人对这次演习，大部分是漠然无动于衷的，把它看作"假过场"，估量不会真有人来冲击监狱。而有过战争经验的犯人则嗤之以鼻，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守护监狱，只能吓吓外行，如果真有懂军事的人来进攻，这一排人便会被全部歼灭。因为，只要用几个手榴弹甩进来，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无法躲的。
大概这一次演习过后，武警和集训队干部也感到了在有人冲击监狱时，如何安置犯人确实是个难题，万一犯人从武警后面搞暴动，里应外合，岂不糟糕？于是，在这一天得到了造反派真要来冲击监狱的确切信息以后，集训队的周中队长，就决定把犯人分成几部分：一大部分，约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带领，到离队部不远的后边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较老弱的约二十来人，则由一位分队长带领，到队部前面向右拐弯处一块比较隐蔽的地里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动的不能劳动的病号，则让他们留在宿舍里，不准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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