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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犯人只好又假把意思的打起来。打两下又松下来，躲躲闪闪，装装样子。两个班长只好在旁边看着，以为这只是混时间。
"斑竹棍"看到这情况，便说："他们不打，你们怎么不打他呢？叫你们监督他们好好改造，你们不监督，现在叫你们监督他们打，你们又不打，这样不行！来！……"他向旁边看了一圈，选出两个犯人，叫他们各拿一根竹竿，站在两个班长的身后，说："他们不打，你们看班长不打他们，你们就打班长！"
这样一来，班长赶忙催那两人打，两人不打，班长就打他一竹竿；班长慢了一点，屁股后面就挨一竹竿。这样，里外三层，越打越快，六个人都在跳。"斑竹棍"笑嘻嘻的看着，似乎很欣赏自己这得意的杰作。
时间长了，里面打架的两个人，打到后来，因为过分紧张，有一个被打出了鼻血，随即被打倒在地下。这时，"斑竹棍"才从容地喊了声："好啦！"随即又向大家"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是社会上的渣滓！国家拿钱拿粮来改造你们，你们不好好改造，你们要打架。打嘛，我让你们打，怎么又不打啦？以后，你们谁要打架，就是这样子！"
犯人先是觉得好笑，到散会以后，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家觉得这只是拿犯人来"耍猴戏"，都觉得这军代表的作法，是随心所欲，与劳改政策是对不上号的。但也有人说，这是"文革"时期的"军管"，过去的政策是"旧"的，可能在"破四旧"时一起"破"掉了，有什么说的呢？作了犯人，其实也未必比得上猴子。
我当时想了几句顺口溜："耍猴戏呀耍得妙，猴子都在里面跳。旁观看得好开心，沐猴而冠嘻嘻笑。"
这位"斑竹棍"军代表，以为这样把犯人作为"人"的自尊心完全打垮以后，犯人就被驯服了。他大概没有想到，在他"耍猴戏"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作为"军代表"与作为"人"的尊严、连同国家政策的尊严，一齐"耍"掉了。他过于得意忘形，以致不自觉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沐猴而冠"的极左小丑。
6、向阳坪的1971年
我的15年刑期，按国家法律规定，从1957年12月14日失去自由起算，到1972年的同一天刑满。除了在成都监狱和工厂里的日子，从1963年5月后，都是在雷马屏农场过的。而在农场，除了最初四个月是在筑路，其余时间，扣去两次到山西寨中队的不到一年，大部分都是在集训队监狱里度过的。所以，我有时候不免叹气：在看守所的时候，"八十四"劝我争取早点判刑，说劳改队的生活比监狱好。而我到了劳改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监狱里坐牢。特别是遇上了"文革"，在集训队监狱里，是很容易把小命"叭"的一声就丢在那里的。我感到自己确实是命途多舛，连劳改都不如别人顺当，老是在"监中之监"里过日子。三进集训队，竟磨去了六年多。人已经四十六岁了。
到1971年，我的劳改运似乎有了点转机，这是由于农场有一个惯例：对于刑期只剩下一两年的犯人，估量他不会再逃跑，就可以从集训队放到中队里去，让他熟悉中队的劳动，以后便于在农场就业。因而，我也庆幸自己有条件可以走出集训队监狱了。
可是，在我离开集训队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从四川各地送来的新犯人，进了集训队。其中有"右派"，也有"造反派"。后来平反出来的朱承义，是1957年在云南师大任教时被划为"右派"的，在"文革"中又被作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加以管制。1971年又被作为"反革命"判刑十年。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文革"开始后，原先没有坐牢的"右派"，差不多都在"文革"中一次再次地挨斗挨打。他甚至被打断肋骨，打得吐血。我听到这些信息，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似乎我在"文革"期间坐牢，反而少挨了许多打。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如果没有坐牢，在"文革"期间说不定早已经和谁拚命或自杀死了。这样想来，似乎坐牢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这个祸福无常的时代，知识分子既已被叫成了"臭老九"，还有什么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呢？从"监中之监"放到中队，农场也还是监狱。即使从农场放回家，这时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大监狱而已。有什么可庆幸的呢？
我从集训队调到向阳坪中队，大约是1971年春耕大忙的时候。向阳坪中队是一个农业中队，因为地势比较高，旱地较多，水田较少。因而，有两个旱地班而只有一个水稻班。原先，本来还有一块茶园，在我调去不久的时候，听说是因为要执行"以粮为纲"的指示，就把茶园砍掉来改种包谷。——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砍掉茶园种包谷像是发疯，可在当时，上面指示的"纲"，是没有谁敢碰的。多好的一片茶园，说声砍就砍了。我被分在旱地班，一年到头，基本上是和包谷、红苕、小麦、油菜打交道。
向阳坪中队的劳动是比较艰苦的。由于地势高，从中队到西宁要走很长的山路。顺公路走有十来里，走小路爬坡则可以略为近几里。有时候，犯人从西宁用背篼背砖到中队部，劳动力强的可以背三四十匹，我背二十匹还要走走歇歇的走大半天，累得满身大汗。
向阳坪背靠大山老林，常年有犯人被派在大山上砍木料，供场部作建筑用材。这些砍木料的犯人，粮食和肉食的供给标准都略高于其他犯人，而且，他们向彝胞去买肉以及从中队的地里偷点包谷、红苕，南瓜之类，到山上去煮，也没有人管得着。他们请假赶场，也比较容易得到批准。犯人把他们叫作"伐木队"，有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新鲜信息。
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许多犯人都要被派上山去拖木料。这是一项重劳动，而且有点危险。因为这样的"伐木队"，并不是熟练的林业工人，他们的操作和工地上的安排，都是随随便便没有什么规程的。木料从很高的山顶上，顺着坑道放下山沟，拖木料的人就顺着山沟往上走。找到一根自己认为合适的木料，就捞到旁边，钉上钉子，挂上索子，用肩膀拖着往下走。问题是山顶上放木料的人，只管往下放，却看不见下面山沟里是不是有人。有时候喊一声"来喽！"便把木料放下来，下面的人来不及躲闪，就很容易被撞伤甚至撞死。那几百斤的木料从山顶放下来，碰着山上的大石头就跳起一公尺多高，等于是顺着那山沟飞行，那冲击力是连石头都可以被砸碎的。我第一次去拖木料的时候，和几个人顺着山沟旁边走上去，刚听到山上吼了声"来喽！"一根木料就冲着我飞下来，幸而我手上拿着一根撑手棍，我赶忙用那棍子一挡，木料冲在棍子上，把我震倒在地下，木料飞过去了。旁边人以为我被冲倒了，连忙大声地喊："打死人喽！打死人喽！"其实，我并没有受伤，爬起来，赶忙拣一根比较小的木料，拖起就走。这次虽然有点险，我却平安无事。可另一次，只是在山脚下转运木料，一个不小心，叫别人抗的木料，在我眉毛边擦了一下。当时只是有点痛，摸摸没有出血，便不在意。可这一擦，却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左边眉毛上留下了一个疤痕，几十年依然如故，连疤痕药水都没法使它消失。似乎是老天爷要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劳改印记。
向阳坪最紧张的劳动是铲草积肥。劳动定额很高，按时序的不同和劳动力的强弱，分为1200斤，1000斤，800斤等几个不同等次。这和集训队简直不能比。在集训队积肥，往往都是报麻麻账。那时候，积肥带队的是一位彝族的中队长，姓瓦嘎，犯人喊他"老队长"。他原本是彝族的一个头人。解放初期就很靠拢政府，作过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协委员。后来，不知为什么调到集训队来当了中队长。他没什么文化，不识数，指定一个"小鬼"过秤。这"小鬼"叫王立喜，他随便地记些数字，每个人随便挑几挑，到收工时，他就说完成了一万八千斤或两万几千斤。所以那集训队的积肥，几乎都是王立喜一个人完成的。瓦嘎老队长在"文革"期间，生活得很孤寂，后来在造反派的一次批判会后自杀了。他死后，我们也有很长时间再没有干过积肥。而向阳坪的积肥却是很顶真的，劳动定额都是不含糊的。
我从集训队出来以后，身体很虚弱，最低的800斤的积肥任务，往往一天铲到黑，还要靠几个劳动力强的"老同改"来帮我铲帮我挑，才能完成。有一段时候，因为我体力差，组里面就让我过秤。甚至有一段时候，干部只好叫我在水田边上赶老鸦。有一次因痔疮大出血，还到总场部医院去住过十来天院。
向阳坪的干部，对我并不苛求，看我有病，劳动上还有些照顾。后来，因为安装了一台轧草机，一台打米机，因为我懂电，就让我去管这两台机器。我打米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偷点米，自己用铁丝绕一个电炉，在打米房里面偷偷里煮来吃。这样，身体才有了些好转。——现在说来，在劳改队里学会了偷，这还好意思说吗？其实，我倒真是从这些地方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手段去防止与惩罚不得温饱的人偷东西，而是应该用普遍的社会福利消除贫困，消除因不得温饱而偷东西的现象，进一步才可以消除贫困人群的偷窃动机，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法律和惩罚手段主要应该用来防止和惩罚贪官污吏搜刮民财侵吞国帑的行为，要把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颠倒过来，"窃国者诛，而有人窃钩则应该罪其不能治世安民的地方官吏。"
在向阳坪，还留下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书的故事"。
因为黄伦比我早一些就调到了向阳坪。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疗技术很高明，他能用十四秒钟做完一个白内障手术，在向阳坪又给指导员的家属治好了一种很难治的病，而且在总场的一位副场长被误诊为鼻咽癌正在准备后事的时候，他鉴别出只是鼻窦炎，并给他治好了。这样一来，干部就很器重他。他又不愿作卫生员，总场医院想调他去他也不去。干部就让他住在一所房子里养鸡。这个养鸡房，后来就成了我们聊天的场所。
早在我从山西寨中队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山西寨有几个关心我的劳改朋友，就在为我担心，认为我这一次"三进集训队"一定凶多吉少。他们偶然发现，我在"社教"期间被王处长收去的几本书，被方指导员收存在一个地方。考虑到我在书上的某些批注，可能会被当成我的"罪证"，于是，他们悄悄地把书偷出来，用装化肥的塑料袋装成一包，托人送给了黄伦，请黄伦转交我。可是，我当时还没有调来，黄伦那房间干部常来常往，不好收检，。便只好交"伐木队"的一位"向木工"帮忙藏到山上去。
等我调到向阳坪以后，"向木工"把事情告诉我，说装那几本书的塑料袋，已经藏到了山里没人知道的地方，压在一块大石板底下，很安全。问我要不要取回来。我当时觉得，既然那几本书藏得很安全，取回来反而会成为不好收检的"包袱"。就说："暂时让它在那儿吧。"想等我刑满以后再去取。哪知道后来我从向阳坪调桂花溪，随后到通木溪出监队，就再没有工夫到向阳坪后面的大山上去取回那几本书。现在过了二十几年，那几本书，可能已经霉烂成泥巴了。我现在一想起那几本书，就觉得既滑稽又可叹——
可怜的书呵！那杜甫、白居易、陆游、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可是中国文学的精华！那列宁的《哲学笔记》，也曾是革命的经典！你们为什么遇到倒霉的我？又为什么遇到更荒唐的"文革"时代呢？被收去——偷出来——藏来藏去，终于还是化成了泥巴。
另一个是"彝胞消息"的故事。
"9·13"事件发生的时候，劳改队是完全蒙在鼓里的。有一天，记得是挑粮食上仓。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杨癞子"用扁担搭在两只箩兜上，坐在路边上歇气。看见我来了，就连忙招呼："来来来，坐下来烧杆烟。"我便挨着他也在扁担上坐下来。他看看路上没有人，就悄悄向我说："他们山上砍木料的人，从彝胞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彝胞干部在开会的时候讲，说：林彪带着他的一群臭婆娘，到蒙古去吃瘟猪儿肉，撞到飞机上，撞死喽。——这到底是个啥消息？你说，林彪怎么会去吃瘟猪儿肉呢？……"
我听了，摇摇头，说："这个难得猜，注意看报吧。"
回来，我就到黄伦那里，把这个滑稽的"彝胞消息"说给他听。他想了一会，说："从这些时候这么闷沉沉的空气来看，可能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大事。"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呢？彝胞的消息确实叫人莫名其妙。
我当时想，可能是林彪出了事，但无论如何不会是什么"吃瘟猪儿肉"。
直到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饭后，干部才叫犯人全体集合，首先宣布：
"把你们手里有的林彪的《语录》、讲话、相片，无论是书、报纸、杂志，通通交出来，由各组组长收集起来，交到中队部。今后不准读，不准传，不准抄写，不准引用，不准私藏。有违反规定的，要受严惩！"
然后，才讲了林彪叛逃的事件。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彝胞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彝胞没有弄清楚，不是"一群"是"叶群"，不是"到蒙古吃瘟猪儿肉"，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是"撞在飞机上撞死喽"，是"飞机撞到地面上撞死喽"。
林彪的"9·13"事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详情，连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都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从林彪的死，我心里倒增加了一种确信：无论怎样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注定的失败了。"极左路线"已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尽头，只看是谁来为毛泽东收拾残局了。林彪为了夺取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采取冤诬陷害的种种手段，阴险而毒辣地整倒了许多革命的老干部与三军将帅，结果，自己只落得个折戟沉沙，固然好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毛泽东由于怕身后遭到斯大林那样的结局，不从党和国家的民主改革着眼，一心只想培养绝对崇拜自己的接班人，一己之私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民灾难，终于亲眼看到自己培养的"信徒"变成了"叛徒"，"接班人"变成了"篡弑者"，不也是"自食其果"吗？冥冥中好像真有一种因果规律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岂不使人更增加对历史真理的确信？
以上这些文字，是从我的回忆录《逝川忆语》里片断地摘下来的。全书还没有写完，暂且就在这里打住吧。
2006年11月30日。写于卫星湖。
六四天网鸣谢作人先生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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