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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超卡夫卡的卡夫卡式荒诞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矛盾，一般人未必注意到的。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你是怀抱着极其虔诚的心理去检讨自己的；另一方面，这种检讨本身又势必挖掘出一系列极不虔诚的念头。正因为你无限忠于党，所以你才会发掘出自己有那么多的"反党"思想。周舵的母亲正是陷入了这种矛盾而不自知：她表现得那么"革命"，同时她又相信自己是那样的"反动"。和历次运动中大量牺牲者的心理一样，她是一个"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多么荒诞的自相矛盾！比起这种惊人的矛盾来，卡夫卡的《城堡》显然还不够份量。比谁都爱党的反党分子，比谁都左的右派，这种人我们不是已经见得太多了吗?如果仅仅是爱党，是左，而不承认自己是"反党"，是"右派"，那倒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人既是如此的爱党，如此的左。同时又相信自己是真的"反党分子"，是真的"右派"。与此相似，只是矛盾程度略轻，但矛盾性质一样尖锐的，还有那些大量的满脑子"无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十、关于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
当然，对于上述现象，共 产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共 产党说，你本来是反动的，通过党的批判教育，你提高了认识，转变了立场。党挽救了你。很多被整者自己也多少接受了这套解释。周舵的母亲即为一例。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很多人的确是在挨整之后才变得格外忠诚的（迫害加强忠诚），当然是一种愚蠢的忠诚。除开一批自觉的、坚定的反党分子外，大部份被冤枉挨整的人都不难回想起，当他们初初挨整时，他们觉得冤枉，并进而抵触，但此后他们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本人也开始同意党整对了，承认自己的确反动，并且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忠诚意愿。他们的确会有一种"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体会。在这一点上，周舵母亲入狱后先后表现的巨大差别，其实很有代表性。
但尽管有着这种貌似有理的解释，象"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一词，仍然意味着极其荒谬的自相矛盾。因为在这里，"无限忠于党"和"反党分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同时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明显违背了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也就是说，二者决不可能同时为真。实际上，共 产党的这套整人术，只有当它加之于那些本心并不反党的人们身上，才可能取得上述效果。
十一、暧昧的"解脱"
一九六七年，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周舵的母亲被抓进了监狱。直到一九七三年她才被释放回家。"文革"后期，千千万万被整的人，离开了监狱，离开了牛棚，离开了"干校"一类准劳改的基地，回到了家中，少数运气好的还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工作岗位上。这就叫"解脱"。
解脱当然不是坏事。没有人会拒绝解脱。周舵的母亲虽然表示对监狱生活依依不舍，但她毕竟毫不为难地出来了——可见所谓"依依不舍"原是一种自欺欺人。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人在临离开监狱、牛棚或干校等地时，都表达过对那段生活的某种留恋，反复申言那种生活对自己是何等的有益。与此同时，他们却决不因此而自愿继续留在那里。"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这是说人有一种既渴望家乡的熟稔亲切，又希求外出闯荡的新鲜开阔的矛盾心情。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属此类。没有人真心愿意过那种被贬斥、被惩罚的生活。不过你要说他们全是在撒谎似乎又有欠公平。也许，把上述心理看作是一种人心的合理化倾向更为合适一些。当你被迫过一种你根本不情愿的生活时，你总希望能从这种生活中寻找出一点意义来，以此证明这段生活也有它值得一过的价值，否则你只会更痛苦。对于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苦难来说，越清醒者越痛苦。当时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共 产党宣传的关于脱胎换骨的改造如何有益于人生的种种欺人之谈，不是因为它们正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
然而，解脱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解脱是极其暧昧的。党搞了一套"捉放曹"。党既不说它错了，也不说你对了。释放比抓捕还更莫名其妙。抓你时，虽无程序，好歹有个说法，放你时却是稀里胡涂。当然，对于渴望着从更小的牢笼回到较大的牢笼的人们来说，很少有人会自寻多事地硬要向当局问个明白后才肯走的——这再次证明他们说自己留恋那种生活不过是自欺。八九之后我们看到共 产党又重施故技，不加说明地释放了一大批关押者，真所谓黔驴技穷。所谓解脱，既不同于"刑满释放"，又不同于"改正平反"。解脱就是解脱。它含糊其辞。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你的痛苦少了点，你的困惑却多起来。这对于某些人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打击，也许还是更厉害的打击。
十二、意义的失落
出狱后，周舵的母亲立刻感受到双重打击。第一重打击涉及过去，她无法确定过去几年的监狱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第二重打击涉及现在，她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有意义的生活。
五、六年的监狱生活可以想象是十分难熬的，但周舵的母亲都捱过来了。她和有些人不同，她不是仅仅凭着生命本身的惯性生活，她是以一种极顽强的意志在活。她一直抱着一种极强烈的愿望，她力求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这话现在说来很轻松，甚至很隔膜。但不要忘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多少人把"革命"看作是人生意义之所寄。为了让社会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或"要革命的"，多少人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在出狱时，当局对周舵的母亲宣布：经过长期考验，党认为你是真正革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周舵的母亲也许竟会激动地流下热泪。如果当局宣称：你过去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你认真地、痛苦地进行了思想改造，现在你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之一员。她可能也会同样的激动。因为那便意味着几年的炼狱没有白费，意味着几年的痛苦具有价值。人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苦毫无意义。然而，当周舵的母亲释放出狱时，党偏偏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受了那么多苦，却没有个理由；你在苦难中表现得那么好，但不说明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你所受的非人的苦难，你所做的超人的努力，到头来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和许多人一样，周舵的母亲在出狱不久便多次找到组织，要求组织给自己的问题作个结论。组织上照例是迟迟不说出个所以然。造就使她陷入了一种新的苦恼，茫然若失的苦恼。好不容易，北大俄语系总算是同意她去系里上班。于是，周舵的母亲又燃起了某种新的希望。可是她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重打击。她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拼命工作，再度积极申请入党，时时处处不忘抓阶级斗争，包括对于女、对同事都大上政治课。可是，党并没有因此而喜欢她、接纳她，自己的子女和同事却因此而讨厌她、拒绝她。当她从监狱回到人群中后，她发现自己比过去还更孤独。
十三、虚脱：生存意义的空灭
按照周舵的记叙，"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看来很不可思议。难道不正是"四人帮"那套极左路线让周舵的母亲吃够了苦头吗?为什么偏偏是极左路线下的受害者，反倒对极左路线的破产失魂落魄呢?这里面的道理很复杂。简单说来就是，由于周舵的母亲被迫使自己去适应那套极左路线的要求而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因此这条路线的破产，等于是宣告了她此前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造就使得她比以往作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
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和某一套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套观念从来没有给予过你任何好处，尽管从一开始你就是在一种外在的强力的胁迫下半推半就地去认同这套观念，但只要你的生活与这套观念纠缠得太长太紧，这套观念在客观上就成了你生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一旦这套给你造成巨大痛苦的观念毁灭，你不但没有解脱后的轻松之情，反而倒有虚脱般的空灭之感。对于周舵母亲这样性格坚强的人来说，纯粹外在的痛苦并不足以夺走其生命的意志，空虚、只有那彻底的空虚才可能窒息她生命的欲念。
周舵的母亲痛感自己虚度了一生。然而，比起虚度一生这件事实本身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虚度一生，决非因为天性怠惰和自甘平庸。恰恰相反，正因为她顽强地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才导致了其生命的毫无意义。这里又不仅仅是个目标选择错误的问题。如果一个目标真是你自觉自愿选择的，那么不论这个目标最终被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你在追求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即便事后证明目标不对，你的空虚也不会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因为你的生命在那种追求过程之中已经多多少少体现出了它的意义。我猜想，时至今日，那些老共 产党人的心态便是如此。但周舵的母亲却不属此类。周舵的母亲苦苦地追求共 产党的那套价值，而那套价值却从来没有认可过她的这种努力。毕竟，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尤其是，周舵母亲所追求的那种意义，乃是共 产党宣传的一种意义：它是人生此岸之事，因此，在孤独中，你不能以来生作安慰；它是世俗的，不具外在的超越性，因此，在空虚中，你没有上帝或其它什么神明作填充。共 产党主张的那种意义，根据定义，它必须被党所承认，被历史所承认。然而，对于周舵母亲的毕生追求，党总是在打击它而从来没有承认过它，"历史"先是捉弄它后来则干脆否认了它。我相信，当周舵母亲回首往事时，她一定会发现一件她过去长期不肯正视的事实。那就是自她回归大陆后，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生命的充实和人生意义的存在。而在过去，她总是自己欺骗自己拥有上述感受。我再说一遍，周舵母亲不同于老共 产党人，因为说到底，后者是"革命者"，而前者始终是个"被革命者"。共 产党的革命，一方面禁止她选择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拒绝把她接纳入自己的系统。因此，她的孤立是极其彻底的。再加上家庭生活中温情的缺乏，亲生儿女前途的黯淡，以及自己身体的衰朽。所有这些便促成了她自杀的动机。
十四、关于"追求意义"
我以为，周舵母亲的自杀，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生存意义的空灭。
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特·弗朗克提出了一套被称为心理分析的第三派学说。第一派学说是弗罗伊德主义，该学说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阿德勒学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优越"。按照弗朗克的理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意义"。这个意义可以因人而异，但正如尼采所说，除非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才可能在几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活下去。
除开殉道者，自杀者通常被视为勇者中的懦者和懦者中的勇者。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苟活，动物却不会像人一样自杀。当一个人并非纯粹出于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而是更多地出于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自杀，那说明这个人总是有追求的。对于这样一种人，只要他感到自己追求的东西还存在，他多半就会顽强地活下去，不论活下去是何等的艰难。当然，倘若他以为只有死亡才能实现他追求的东西，他可能选择死亡，这就是殉道者一类人物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一个有追求的人自杀，那就是当他或她深切地感到其追求目标的彻底毁灭。周舵母亲的自杀便是如此。你把这种自杀称为殉道或利他型自杀似乎也可以，因为那毕竟是为了某一个追求。但严格说来又不够恰当，因为那不是由于这个追求的存在而是由于它的不存在。周舵认为他母亲的自杀，"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够准确，因为它容易使人理解为周舵母亲及其家人犯有过错或者是个性上有什么弱点。这和一家人是否完美无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自杀者是社会的不适应者，但不适应者不等于都是劣者或差者。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有些不适应者倒要比某些类型的适应者强得多，好得多。
周舵母亲自杀的悲剧，当然不是常见的（但在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大陆，那也不是特别罕见的！）。不过，倘就其思想变化和坎坷经历而言，生活在一党专制下的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与之有些相似。从周舵母亲的悲剧中，我们难道不应该引出更深刻的思考吗?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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