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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燕祥（北京）
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二OO八年到来了。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他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扞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扞卫个人独裁。在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玄机。
“三面红旗”第二面——大跃进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Ｏ七Ｏ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二一Ｏ五斤、三五三Ｏ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Ｏ七Ｏ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Ｏ七Ｏ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Ｏ至三ＯＯ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平均一五Ｏ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都还记得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苏联已经酝酿在“发达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总路线、大跃进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捷报频传，以致刘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钢铁厂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毛泽东说中国的“一穷二白（指文化落后）”犹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的陈伯达，立即在《红旗》杂志撰文，描绘人民公社的畅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轰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亿二千万户，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自愿”加入人民公社，原属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公社所有，与此相应的是大办公共食堂。最初为适应集体大生产，统一供应伙食，以解脱社员家务劳动的需要，后来转入经常；一度惑于“卫星上天”，粮食将会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敞开供给制，很快发现仓廪空虚，无以为继，只能供应稀汤寡水，公共食堂便转化为杜绝农户私藏粮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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