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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我想讲一讲对于现状怎么来判断。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简单地讲，就是改革开始三十年之后，经过了两轮的各十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现在形成了他那一套制度，是个杂交的制度。刚才军宁说这个杂交 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觉得它还杂交得很成功，可能就是一个牛和老虎、或者是一个龙和老鼠的杂交，这么一个怪物。它已经形成了这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就 是两个「不惜代价」，「不惜代价」推进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垄断。他把这个东西「制度化」了，也在把它「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
第一个是「制度化」。
什么是「制度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入本世纪之前，对于怎么样发展中国的经济，他要想很多的办法，这样改一改，那样改一改；而现在呢，他现在不用想什 么办法去改一改来促进经济发展了，他现在想按都按不住。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经常就是哎呀不要太热了。那么，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维持政治稳定 呢？他以前也没有找到办法，到了八九年连杀人的办法都用出来了。自那之后，看来他是找到了办法，把镇压也制度化了，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办法。总的来说，就是 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了。
第二个是「正常化」。
什么叫做「正常化」呢？他现在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这些东西。比如说镇压，在天安门那是做为应急措施推出的，实行「军事戒严」。现在呢，每天都是不戒严的 「戒严」，或者说「戒严」的不戒严，把这套措施日常化、正常化了，每天都管得你老老实实。同时呢，经济上那一套，也「正常化」了。过去整天说「摸着石头过 河」啊。人们问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它现在已经过去了。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就站在河中央一块石头上停住了，但是反正他就停留在那儿了，就按已经过了河的样子 过日子了。这就叫「正常化」。
第三个是「道德化」。
以前，比如说，八九「六四」镇压，老百姓、知识份子，无奈，只好接受，但是心里不喜欢，反对。现在呢，很多人认为这个镇压是对的，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繁荣 呢？甚至有人说，共产党这套做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太高明了，太优秀了。他提供了一套道德准则；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就按他这一套来判 断。这就叫做「道德化」。
第四个是「国际化」。
要讨论这个问题，民族主义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何晓清博士会专门讲民族主义，我这里没有时间，就跳过去了。我要指出的是，他这个「国际化」是很奇怪 的。毛的时代，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说我这套东西比谁都好，你西方那套我不理你的。到了邓的时代，认为自己这一套不行，希望学习西方那一套好。这两个时代， 自己的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现在呢，一方面很骄傲，说我这一套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又很不自信，没有西方的、全世界的承认，他就很痛苦。这次北京奥运会在这 一点就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呢？这当然有全球化的经济利益在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了。
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整个社会现在是两极化的。现在到中国碰到一个人，你不必问他对这件、那件事情有什么观点，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差不多就知道他对所 有问题的观点了。认为现状好的，什么都好；认为现状不好的，认为处处都是危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盛世论」，一个「危机论」。奥运会结束以后，就出来 「盛世论」的最新代表了，那就是张五常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这就是我题目里所说的「完美制度」了。「完美制度」恰恰说明了改革已经终结了。这个制度这么完美，干么你还要改革它？我的看法，是接近「危机论」的。我现 在贡献最后一个看法作为结论。我看到，从清末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追求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处在三个「轮回」之中。第一个轮回，就是清末变法到辛亥革 命。甲午战败，于是寻求改革；先有有限的改革，就是「洋务运动」；再有全面的改革，叫做「戊戌变法」；但是改革一定遇到政治抵抗，当局要杀人啦，那就是变 法失败后的「六君子」了。然后呢，这个镇压政治改革的政权，会采取很多变革措施，在经济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这就是慈禧太后推进新政的那段时间。问题 是，这个经济的繁荣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于是就有辛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呢，就是民国建立以后。我讲得简单一点吧。有新的社会危机呈现，直到出现全方位改革，「五四运动」代表这种改革要求。「五四运动」也是失败 的，到了后面呢，就是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当的好。我现在不去列举数位了，反正这也没有阻止社会危机的深化，于是有一九四零年代的共産主义革命 成功。「毛后时代」，我们进入了第三次轮回。毛之后的中国危机深重，于是有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相当于清末的改革，直到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到 了一九八九年，这个政治要求就被镇压，然后也开始了经济繁荣，这相当于慈禧太后的「后期维新」的经济繁荣和一九三零年代的经济繁荣。这个经济繁荣也是成就 很大的，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呢？我想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一步。下一步，是不是政治革命呢？我的看法，那要看有没有第三个「不惜代价」，就是老百姓 是不是不惜代价反抗。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忍受程度是很高的。你们已经「忍受」我这么长时间了，我只能结束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吴国光，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 座教授。他曾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 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出版中、英文论着约二十种，包括：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论中央地 方关系（与郑永年合着，1995）、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与王兆军合着，1994）、自由的民族与民族的自由（2002）、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与Helen Lansdowne合编，2007）、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与Helen Lansdowne合编，2008)、The Anatomy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2005);另发表中文论文约百篇，英文论文数十篇见于China Quarterl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Review,Social Research,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着名学术期刊。
新唐人电视台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1/18/a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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