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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公民的选举性参与没有实际性的发展，领导干部基本上实行的还是内控式选举。在实际选举中，省长选举绝对不会有两个候选人，省委书记更不必说了。省委书记选不选都没关系，因为根据党章，上级党委可以指定下级党委书记。但到了县、乡镇一级，选民就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把他们不满意的候选人选下来。但在实际选举中，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使得真正公正的选举难以实现，政府可以通过其他变通的措施违背选民的意愿。可以说，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制度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在调查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献。县在每次选举时都要拟定相关人选名单，并向上提交报告。市一级批示说，你们的名单我们同意。假如这次全部是按照这个名单选举的，报市委“备案”；假如不是这个名单，要报市委“批准”。也就是说，如果不按照原定的名单选，选了没用，还必须经过上级部门批准。所以我认为国家政权层面的选举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它还是基本上被控制了。
3、村委会选举有所发展。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至今，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完成了五次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目前，中国有村委会66万多个，村委会干部近320万人，80%的农村基本建立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涉及近64600万人。在湖北，研究村委会最有名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先生。但村委会的问题不是政权问题，它是社区问题。也有人认为，有没有选举没关系，只要村庄有一个和谐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总而言之，在村级层面上，公民参与有所扩大。
前几天我看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政治有很多发展，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是民主制度。我不同意这个提法。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制度？不是民主体制，不是宪政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一个威权体制，一个“共治式的威权体制”。这种体制是在1992年之后开始形成的，它有如下特点：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党政不分，以党领政；权力集中在中央的执政集团；终身制被任期制所替代；权力的转让以协商的方式在集团内进行；在形式上强调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逐步转向依法治理；政治动员的效力有限。这个政治体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假如你们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简单地用“民主、法治或宪政”这些词来代替你对政治的分析，因为它的基本特征是“共治式的威权体制”。
二、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现代中国政治现实的发展方向怎么样？这个问题争议很多。前几天北京有一个，会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张五常，他讲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中国三十年来已经产生了世界最好的社会制度。他的主要论据有两点：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共治式威权体制下，存在着一些它难以克服的问题。
第一，国家政治的统一性有所减弱，压力型体制及增压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这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中央自上而下施压，导致的是压力的转移，而不是压力的消解，而且压力最终还是转移到中央。其次，中央自上而下施压，不仅不能消解压力，反而会增加压力，而且增加压力的最后着力点也是中央自己。再次，我们姑且称之为“地方政府悖论”：既看不到对本地人民负责，也看不到对中央政府负责。 最后，因此，中央在信访问题上自上而下施压，本意或许是让地方政府在本地熄灭民怨的火焰，结果却很可能是引火烧身，使民众产生反体制的思想和行动。
中国的很多政令是不通的，上面讲的和下面做的是两回事。这表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减弱和增压体制的存在。我们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按一票否则来考虑的。如果做不好，就否决官员的政治前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表面上使中央具有了很高的权威，但却导致压力的转移，并且最后的着力点也是指向中央。“压力体制”是著名的政治学家荣敬本先生提出来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他的书。但实际上，这个压力体制不仅简单地表现为压力体制，还表现为增压体制。我经常用信访制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信访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有问题可以到中央去告，告了之后由这个机关处理。信访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信访机关本身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它必须靠领导的批示。宪法表面上规定上访的层级，但实际上什么地方都可以告。一个人不仅可以到地方告，而且可以到省里告，到中央去告。中央依靠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上访者只要到北京上访，有关部门就会通知相关省份，告知把信访者接回去。然后会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上访者要求得到1000块钱。一种方式是解决问题，给他1000块钱。但它也可能暗示其他人，告状可以得到1000块钱，我也去告。第二种方式，如果相关部门解决不了，或者不好解决，或者不是它要解决的问题，它就想个办法不让他去告。这有很多办法。一个办法是，凡是开两会、奥运会时，把上访者牢牢看住。第二个办法是，带上访者特别是退伍军人去旅游。一旦出去旅游，把身份证给拿了去，就根本坐不了飞机、火车，无法再到别的地方去。这种把目标转移的办法往往是无奈之举。第三个办法，如果上访者已经到了北京，或者在去北京的路上，就设法在火车站、飞机场拦截，或者到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拦截。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上访者走进了国家信访局怎么办？实际上，各个地方都已经把国家信访局的人买通了。国家信访局的人弄清上访者是某某省份的之后，就表面上打字，装着把信息输入电脑里去，实际上基本上不会输入电脑里。随后，他会打电话通知地方，说，你们县已经有人来上访了，我正准备把资料输入到电脑里去。这样，下面的人就知道怎么办了。你们不要笑，这是真的。我昨天公布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文件。地方政府下文件说，这叫“销号”，“销号只是经济上的付出，不销号是政治前途的损失。”即地方政府通过行贿的方式买通国家机关销掉已经登记的上访资料。这清楚地说明了国家上下级的管理是非常有问题的。看到这个文件时我目瞪口呆，因为我可以想像到政府内的一切腐败，但我没有想到，地方政府会公开下文件到北京去行贿。而且，行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一个公民合法上访的记录资料销掉，从而达成一个考核指标。这就是威权体制下的压力体制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谁在承担截访的成本”的文章。截访是制度的原因，这是一个具有强大破坏性的制度。它带来的后果是整个政权体制运转的虚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笑话。有些人讲，威权体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可以办大事，但它同样可以办假事。
第二，各级领导人的自利化趋势明显，政治家缺失，政治领袖的权威流失。
对于各级领导人的自利化趋向，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每个领导人，他们首先要照顾的可能是他们的后人。我经常讲一句话：谁敢去把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干什么列出来，谁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学者。没有一个人敢做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嘲笑陈水扁，说阿扁，你的儿子去美国上学却买了座房子，但中国领导人的孩子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中国最近十多年来，许多腐败案的高层领导人告诉他们的孩子，要把钱转移到国外去。什么原因呢？他们的自利行为使他们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这可能符合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应具有一个长远的理想目标或核心价值，他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而是百折不挠追求理想,不会追求一些通俗的财富或权位，有一条很清楚的道德伦理底线，有感动人的“精神的力量”和“人格力量”，有领导能力和高瞻远瞩，意志惊人，果敢坚定。威权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的领袖，而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威权的领袖，呈现为“共治”式的态势。目前，中国已经不再是英雄时代，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但有人却在制造“英雄”，即最近网络上在搞的“粉丝团”。这实际上是政治的娱乐版。我们可能对胡锦涛和温家宝充满着一种信任，感受到温家宝在地震的废墟前的痛哭，并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心中的某根神经。但当一个政治家与娱乐版的“粉丝团”相混淆时，政治权威就消失了。因为一个威权体制的政治家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政治家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中国这五十年来最伟大的政治英雄有两个人：一个是悲剧色彩的彭德怀，一个是喜剧结果的邓小平。邓小平具备一个大政治家的气质，他能够把国家的方向扭转过来。不管在扭转这个方向的过程中出了多少问题，他终究敢扭转过来。这就是大政治家。比较而言，彭德怀不一定算是大政治家，但他终究具有一个政治家的骨气和勇气，他敢讲真话，敢于面对底层民众严酷的生存现实，把看到的真实的状况反映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并据理力争。中国现在没有扭转方向的大政治家，没有一个使中国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方向基本相一致的政治家。大政治家的一个特点是，他能使我们的社会发生某些重大转折。现在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没有英雄的威权，其政治领袖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第三，权力资本化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的非制度性影响加强，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低迷。
威权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会出现更多的腐败。中国现在“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权力资本化”指的是国家公务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和家庭或者为和其有关的利益共同体谋取特殊权益，最终为其带来资本上的收益。昨天我演讲时公布了一个社科院调查的数字：中国有多少亿万富翁？他们是什么人？结果发现90%是高干子弟。不是高干子弟的，现在都开始依靠权力搞项目、搞房地产、搞工地发财。关于“权力资本化”，论述得最好的是何清涟，她最早分析了权力转变为资本的过程。当然，我们要注意现在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资本权力化”。“资本权力化”指的是个人或者利益团体为了谋取更大和更多的利益，或者保护其个人以及利益共同体的既得利益，利用其手中的金钱（资本）为其个人或者代理人谋取政治利益，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转化在目前中国的威权政治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中国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威权政治下腐败是难免的，中国社会在转型中是没有办法克服腐败的，关键是要适度的一定范围可控的腐败。这受到许多批判。但这个威权政治是无法有效克服腐败的观点则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新的科技的发展使威权政治受到了挑战。据统计，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站数量已经达到131万个。这其中国内个人网站的数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2006年6月的数字）。截止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半年来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个网民，半年的增长接近去年全年的增长量，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12.3%；宽带网民数达1.22亿，网民数较去年翻了2.6倍，已有4430万人。手机、电视等等也在迅速增加。现在的信息时代可以产生很多意见领袖，这给共产党的威权政治带来了巨大挑战，造成面对舆论难以控制的局面。在网络时代，它可以产生许多声音，无法阻止。因为网络与世界相通，警察实施了某项网络管治，网民可以开发出某种软件破坏它。这实际也是网络对威权政治的影响。
第五，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流失严重，群体性事件增加，反体制倾向增强。
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十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几年几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4000宗，2006年达到90000宗，其中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2005年全国农村共发生群体性事件30300多起。其中因土地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约19700起，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大家可能知道最近发生的瓮安事件。实际上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及2007年都曾经发生过与瓮安事件类似的事件。我把这些事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这些事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参与其中，主要目的是借机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在说假话。我当然不认为政府说的全是假话，但老百姓的逆反心理使他们故意与政府唱反调。现在中国社会就有这样一个现象，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降到很低，政府缺少威信也就是公信力。明白这些，大家就会正确看待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如此多的事件。例如“杨佳案”。这次事件发生后，网上有人称其为“杨侠客”，由此可以窥视民众对政府认同的流失程度。威权政治要控制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却控制不了。所以，现在的威权体制，表面上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实际上支撑的是个相对空虚的躯壳。瓮安事件就很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这次事件中，死了一个女孩，公安说她是自杀的。其他人说，她是被跟她一起的县委领导的亲属强奸后杀死的。实际上这个县委领导根本还不知道这件事，他的亲属也没在场，但老百姓相信。事件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烧政府、烧县委、烧公安局，并焚毁了公安局里保存的档案。在这次事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心理表现得非常明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呢？因为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政府经营资源产业、经营土地，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造成官民冲突。以往老百姓对党的不信任一般针对个人，讲“某某人很坏”，现在讲“这个政府很坏”，甚至说共产党很坏，社会主义制度很坏。这很危险。以前，老百姓的抱怨最多说到县乡一级。现在，这种怨恨不断地向上转移。政治认同流失，认为政府讲假话，认为政府只顾私利，认为政府不民主，所以才有怨恨。一旦发生偶然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与自己没直接关系，但也会跟着参与进来，从而发泄不满。
从对某个领导人的不满开始，逐步过渡对制度的不满，对国家共同体的不满。谈到领导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里说，当局、典则、共同体三者有不同的合法性层次，“当局”的合法性层次最低。譬如，在美国，对政治不满，常常换个领导人就了事。尼克松水门事件和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发生了，很少有人批评美国民主制度。而在中国，很多人不满个别领导人，就很容易转型对整个政府体制的愤怒，转化为革命或者骚乱，威胁到整个政府体制，威胁到对国家共同体认同。由于司法制衡制度的不存在，地方政府只要讨好最高当局，领导人常常很难承担政治责任，就这样，无论是家长式威权整体，还是共治式威权政体，都难以避免种种悲剧色彩。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面对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状况，执政者会如何办和能如何办呢？
中国的领导人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的方向是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么，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什么呢？很难说清楚，事实上也无法说清楚。根据我的研究，执政者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法治式的威权体制”，而不是什么“宪政民主体制”。
很多同学非常盼望中国下一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这样的理想固然非常美好。然而，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政治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事业。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单独决定整个中国的命运。不是干脆回到文革，谁都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直接过渡到宪政民主，同样没这个能力。当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以共治的方式掌握中国社会的主导权时，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宪政民主的实践者，还是极权政治的鼓吹者，不能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他们必须根据政治自身的逻辑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什么叫政治的逻辑？政治的逻辑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政治必须审慎，必须小心翼翼。别以为领导人高呼改革就不会导致麻烦。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是现代化引起了动荡，不是现代性引起了动荡。他的意思是，成熟的宪政民主社会不会动荡，最落后的社会也不容易引导动荡，转型期间的社会、也即现代化中的社会才最容易引起动荡。昨天我做讲座时，就有人问我，于老师，中国多久才可以实现民主制度？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因为这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而定，因为目前中国强调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党内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中央领导人还强调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民意。共产党制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主要讲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但它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要尊重民意，要以民为本。党可能要朝这个方向走，但能走多远，我们不知道。胡锦涛与网民聊天，这是民意，但这种民意是不是制度性的民意？不是。我们主张的是制度性的民意。因为很多工人和农民不上网，他们的意见无法反映出来。要反映真正的民意，必须建立正式的制度。
在我看来，无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何复杂，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因为民主宪政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则。这是我们理想的政治发展的目标，可能有很远的路要走。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当然希望它能走向民主和宪政，但它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做不到。只要一党专政存在，它就不可能走完这条路。如果它能做到“法治式的威权政治”，也是我们有可能看到的比较好的结果。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一党执政，多党制衡；党政有限区分；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政治职务实行任期制；权力的转让以有限选举的方式进行；执政集团的政治行为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强调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民意；重视司法独立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承认公民权利，政治制度性参与扩大。
也就是说，中国现实最有可能的方向是实现“法治式的威权政治”，而如何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增强政治治理的有效性是当前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我最近有一些想法，即在现实的发展路径上，可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以强化国家的法制为基础，建立司法制衡制度，重构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
第一，县级政权是中国政治发展突破口。
关于这一想法，我写了很多文章，早几年我同吴思先生在《南方周末》的专访中也谈到了这个意见。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中国的问题如果说中央层面事关全局，太复杂我们管不了，那么，我们可以从地方入手，把地方做好，把县一级政权做好。从中国县级政权的实际情况来看，到2006年底，中国共有2860个县级行政区划，其中市辖区856个，县级市369个，县146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人口总数达9.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24%，全国县域经济的地区生产总值达8.8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8.10%。全国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470元，是全国的67.5%。这样，由于县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它必将引起国家决策者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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