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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底线论并不想抹稀泥，也不想搞个无所不包的大笼子把所有的观点都捏合在一起。它是在承认矛盾和区别的基础上寻求重叠的共识。“线”式立场虽然有很大的包容性，是许多种观点的集合，但它有明确的定义域，有清晰的分界点，一点也不模糊和含混。
秦晖说，任何深刻的“主义”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的“问题意识”，而仅从学术传承的脉络中产生和发展。有人认为，哈耶克与缪尔达尔的思想不可调和，其实在某些“问题”面前，不要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就是同有极端自由主义名声的哈耶克与米塞斯也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另一些“问题”面前，不要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就连哈耶克与马克思也可能会持同样立场——我国目前那些既为哈耶克的理念所不容也为马克思的理念所不容的事难道还少吗？在沙皇俄国的一个时期，社会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美国式道路”，而自由派自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两者与寡头主义、民粹主义的斗争才是水火不相容的。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
在某些问题上，“重叠的共识”域即使包括了哈耶克到马克思的众多流派，域外仍然大有人在——右边的寡头主义和左边的民粹主义等等。在不同的现实问题上，可以看到宽窄不同、偏左或者偏右的共识域。例如在评价“文革”的问题上，从左派的槟榔到右派的萧功秦有着相当一致的看法，但在评价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共识域就要窄得多。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在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大是大非上确定一个共同的底线，既不违背常理和正义，又能通过对话协商形成一个最广大的意见共同体。
在秦晖所阐发的重叠的共识域中，他有没有自己的“点”式立场呢？我想是有的，但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就说出来。一则，他不想以此干扰和冲淡自己的“共同底线”说，在前宪政时期，“点”式立场偏左一点偏右一点其实无关紧要；二则，前宪政时期的“中国特色”右派到宪政时期将会消失，政治思想光谱将会发生某种整体性的移动，个人的“点”式立场也有可能要随局势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届时再宣布也不迟。
四、大宪章
樊百华说：秦晖的共同底线，就是从当下的问题求起码的也是基本的正义！秦晖心中当然只有两类社会及其历史：即公正的社会及其历史与不公正的社会及其历史。其他社会样态都只是两种社会各自的分形、细节上的变化。不用说，不公正社会向公正社会的过渡或者转型，恰恰是秦晖身心的宿命。共同底线论就是底线正义论，这是从价值层面说的；如果从政治层面说，共同底线论就是宪政民主论。
在秦晖最近发表的《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中，专门讨论了“宪政与前宪政下的不同‘问题’”。他所谓的宪政社会与前宪政社会，与樊百华所说的公正社会与不公正社会，只是命名的不同，所指则是一致的。秦晖提示我们，在前宪政与宪政的不同社会条件下，左中右各种思潮与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有所不同。
秦晖认为，在专制条件下把国家不负责任说成是“自由主义小政府”，就像把同样条件下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说成是“福利国家”一样荒唐。而把专制条件下统治者既有无限权力又不负什么责任，或者说是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负“自由主义式的责任”这样一种病态，说成是“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更加荒唐。在非宪政体制下自由主义者如果只为上卸责就会异化为“伪自由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只劝上扩权也会异化为“伪社会民主主义”。这样两种“伪主义”在宪政条件下是不存在的。
他指出：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而第三种情况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我把这称之为‘尺蠖’效应：你看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这样的‘左右之争’有什么意思呢？我既不认同这样的‘左派’，也不认同这样的‘右派’。我甚至也不愿意自诩为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两头讨巧的‘中间派’”。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而这两种效应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宪政民主。
秦晖指出：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强调“群己权界”。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公域私域的界限则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左、右派之分，或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用美国话语讲则是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也正是在“‘群己权界’的‘界’怎么划”这类问题的分歧中形成的，而对“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这两个原则，实际上没有分歧。在前宪政条件下，对于“中国特色”的左、中、右派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当下中国的一些左派还不能完全认同“私域讲自由”，一些右派也对“公域讲民主”有着很大的忧虑与疑问。
当发达国家的左、右派在宪政平台上纵横驰骋、各显神通时，中国的左、中、右派能不能首先为搭建宪政平台而携手呢？笔者以为是可以的。上述三派都是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才正式“浮出水面”的“新思潮”，不同于传统的极右和极左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左派对于大部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均不反对，他们只是对一部分经济自由表示质疑。右派虽然对“镇制力量”有所偏爱，但也知道那是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民主化是迟早的事。也就是说，这三种思潮还是有很多“重叠的共识”的。从以往的历史实践来看，共同底线的立场，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基础。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宗师普列汉诺夫的话说，那时这两者的关系是“分开走，一起打”。当时的人们在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的那些价值而奋斗，而抵抗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都反对的东西（专制制度等）。
以公正与宪政的共同底线为基础，形成左、中、右的连线或联盟，这是许多人都在争取的一个目标。左翼阵营中的一员大将杨帆曾经在思想整合方面做过许多努力，但没有获得成功。这说明由左派或者右派出面来沟通思想、达成共识有一定的困难，毕竟双方的差距比较大，因此中派应当在这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极左派彻底否定在混合经济条件下实现大众民主的可能性，对精英阶层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要的是底层翻身、无产阶级专政。极右派彻底否定自由、人权的优先性，眼里只有国家的主权、军事实力和镇制工具。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思想派别反民主、反自由，因而不可能认同中间三派可能达成的大宪章。
在转型时期，为了达成左、右派都能认可的大宪章，中派或许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例如按照左派的意愿，对经济自由作出某些限制；或者按照右派的意愿，对直接民主作出某些修正。
宪政民主本身就是对选举民主或多数决定意义上的民主的一种限定和修正。宪政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为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根据截至1996年底的一项调查，全世界有118个国家够得上是选举民主国家，然而，只有其中的79个国家被归入自由民主国家或宪政民主国家。秦晖认为：宪政与民主可以说是两回事：前者追求权责对应，后者追求多数决定。前者讲的是权力运用的规则，而后者讲的是权力的来源。历史上曾经有过无宪政的“民主”，也曾经有过无民主的“宪政”，于是今天也就有了宪政与民主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但是历史又表明这两者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无民主则宪政原则不能贯彻到底，无宪政则民主机制更会走向反面。没有民主的“宪政”，例如中世纪作为宪政雏形的“大宪章”或贵族宪政，只能使统治权力对一部分（通常是少部分）被统治者负责；而没有宪政的“民主”例如雅各宾式的“大民主”则常常导致“多数人权力”的不负责任滥用，到头来也损害多数人自身。人类社会经过长时期的“试错”，民主与宪政都逐渐成熟而融会为现代的宪政民主或曰民主宪政。
本文所谓的大宪章还不是指宪法意义上的“大宪章”，而是指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思想流派支持的思想宪章、民主化议程和改革目标清单。中国思想界首先达成大宪章，是今后通过圆桌会议社会协商，制定宪政民主新宪法的前提条件。
（写于2004年，原题：《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载“改造与建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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