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个方面，清廷宪期， 很快使得这个专制社会出现前所未有之活力。此活力无论来自赫胥黎之天演论、还是斯宾塞之社会达尔文主义，卢梭的民主主义抑或来自约翰.穆勒和边沁之自由主义（严复等业已涉及诠释之），都使当时的社会政治呈现了从未有过的西化或者化西。民间出现宪呼之声和为此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千家民报和民党，加上洋人办报、团契其中，使得清朝文化，在最短的时间里，接轨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康熙以来善待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外向正择得以宣统继续，出现一个为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大开局。于是，问题固然丛生，困难当然不少，但是，国人放眼世界有了具体的文化承载——这个06签署运动的授众，是一个可以组党和看见外部媒体的人民——和08宪章之人禁锢桶中实有迥异。这是我们考察清朝世界性现代性萌芽不可不察之局。这个局面，使得清宪不管成功与否，其对于打开封建（姑且这样说），还是意义非凡，影响至深的。

再就是，制宪和革命产生的复杂关系， 究竟如何与宪政和后来的三民主义相系，相比；孙文以后蒋介石政府在那些方面得以继承清廷遗产，并且继续实行我们所谓蒋介石和胡适之之自由主义互动——又，何以毛式革命会彻底摧毁所有这些，把中国拖后清廷一百年！是为再问。

所以，充分而不是羞羞答答回顾清廷预宪， 不仅仅是考察一场流产的孩子之危局和遗憾，而在说明国人何以在一百年前既有认知，而一百年后却继续朦胧、不知不觉之鬼奥。在纠察预宪，革命和极权概念的时候，历史老人和政治巨擘给出的结论其实非常简单。这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专制主义留有文化余地的政治文化改制、宪政改制和后来的民主改制，都是一种文化承传的自然结果；而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中断了文化信息和文人节气与品格的端正和正直，遂将中国变为一个看似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和只知道奴颜婢膝之辈，之局，实在是历史瞬间中最为丑陋的一个插曲，一根鸡肋。我们中国人只要去除这个累赘，文化复兴，宪政复兴和人格复兴，很快就会到来。

最后，我们实行的革命，其实是一种反革命。 革命之所谓就是推倒一种反动，建设一种进步——而建设之政治预设，无外乎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格。所以，以往一切不管是不是残暴和牺牲之革命，只要她的革命底线是建设和民主，那么，其换得的价值评估就是正面的——如，汉纳.阿伦特说的美英法革命；而中国俄国革命，其实是推倒进步或者正在进步之制度，换而迎接反动。这样的革命，就是倒退。

革命和宪政之标尺，在横量进步与反动的时候殊途同归， 都是为了造就进步而不是反动。如果宪政或变为恶法，革命或变为独裁，二者一样败坏而不伦，是一种罪孽。一切革命和法制，都要做背景和实际之论，而不可以不论。是为结论。

而如何看待宪政和革命，其根据就是采纳国家主义、君权至上主义， 还是采纳民权和个人主义。这个课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早有争论，且眉目初见，十分醒人，亦为一景。和势下人们只是期待政府主导论，大非！

故此，我们在初步梳理了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然法意，国随教定（ 相反就是教随国定），民权理论和国家意志的竞相登台，"优胜劣败"之历史后，现在转移视线，把焦点移到本土。这个国人法意的转变，一是参考了前朝的制度和律法，更是对比了西方尤其是德日之法律。实行了一种法意的西法中用或者与时俱进。虽然，其中认知与行动既有落差，革命和保守更同水火。在此，我们只是从一个学理的狭隘角度，对此粗做窥视，以求真面。


三


下面，我们大概梳理这份历史悬案和遗产以做澄清；当然， 是十分苟简而提要的。这个澄清的第一点就是，清末宪政预备运动，是以提倡皇权至高无上，为其唯一前提，而不是任由任何民权（乱党）因素，可以须臾进入的一种封闭式宪改观。其中主要观点（甚至原则），即出于达寿，于式枚和李家驹几臣。达，于，李主张之要，就是鼓吹中国应改行德日法式，而规避英法。其中主要论点就是，德日法制之表象上的君权至上论。

1，达寿考日后观点即为，"三权分立之说， 在昔孟德斯鸠本有误解。"彼之所言，谓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宜各设特别之机关而行驶之，互相独立，不受牵制。是说由今观之，不能无弊。何也？夫所贵乎国家者，以有统治之权利也。统治权系唯一不可分之权，若其可分，则国家亦分裂矣。故分国家主权为三事，而使分任之者，各自为其权利之主体，此种理论，实为国家统一之原则。大抵今日立宪国家，固以孟氏之论调为基础，然舍美国实行分权制度外，余则未有不曲加改良者。其在日本，则如司法之裁判所。其法律本位君主所定，裁判官以君主之名，执行法律。固裁判官直辖于天皇，不受他机关之截制，以此谓之司法独立，非裁判所别有法律，虽天皇不得干预其事也。此司法独立未尝减少君权一分耳。至于立法之议会，在日本议会，不过有协赞立法之权耳。其裁决与否，属天皇之大权。至法律案关系重要者，政府犹得用种种之方法，操纵议员，以求其通过。而最终尚有命其停会和解散之权。其议会提出法案，虽亦宪法所许，然其决意上奏者，天皇可下内阁审议。内阁若以为有碍政府施政之方针，则不奏请裁可。于是议会提案，遂以未经裁可，不得成为法律。此立法独立未尝减少君权二也。若夫行政之内阁，则尤为完全属于天皇施政之机关。自表面观之，内阁大臣事事宜负责任，其权似较天皇为大，而实际不然。日本宪法，国务大臣之负责任也，非对于议员负责，实对于天皇负责，固天皇有任命大臣更迭内阁之权。"达寿说，这无异于"天生民而树之君，使司牧焉"。（《孟森政论文集》）关乎于此，达寿尚有详细论述，尚略。

2，于式枚考德后说，"'臣遍考东西历史，参校同异， 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宪法，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名为钦定宪法。夫国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权，权所归即利所在。定於一则无非分之想，散於众则有竞进之心。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適促其乱。日本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缓其期。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顺舆情，迭降谕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奋勉，静待推行。岂容欲速等於取偿，求治同於论价？至敢言监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动浮言，几同乱党。欲图补救之策，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清史稿》）

"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 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於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同上）

（李家驹说辞同理，谓：法自上裁（参日），是权生法而法不生权（ 见其摺）。

载泽，汪大燮等人之论谓：英国法制：条理烦赜，不易察晰—— 是为对于英之宪政不解——不解于英，等于不解法。

美国之："纯任民权，与中国不同"。贬斥民权显矣。

法国之："比之英吉利，一则人民先有自治之力，而后政府握其纲； 一则政府实有总制之规，而后人民贡其议，施之广土众民之国，自以大权集一为宜。"——鉴王大燮，载泽等人之考英法美摺。）

3，这个"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树民牧之的说法，严格说， 就是不必言法，回到古制，提倡君治人治，也可。至于说，"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孟森政论文集》）更是谬乎其言！但是，于式枚辈并非盲瞽之辈。他所言日本法制之从上而下——实为从下而上——是为关键。在此，他从反面论证了日本维新和法制之要义原则。日本王政幕府、公私两间，就是到了明治时期，也遗传了他们的政治制衡特色——这个特色在完成召开议会和制定宪法以后，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不是于式枚所言之，其民主政治和钦定大法之自上而下，或者不完全是自上而下＋还有自下的很多成分（也许文本制度如此，但是精神和原则，不如此）。日本维新时期采纳反对党为其政治参与者，高之内阁总理，阁魁大臣，是为一证。这个政治特色，就是我们前此所谓日本视反对党为"敌国"与之共存关系，转变关系和疏通关系。日本或许一时视其为乱党，一时，又视其为政府人脉和王室人选，于我不同，大异。这个大异，藏于此，彰于彼，使得日本政治产生公武兼治以后的朝野兼制和王民共治。这是为于式枚一班人不懂得的地方。此其一。

其二是，日本民主精神，自由思想的来源， 虽然不是欧洲十世际前后之自由城市承载的独立模式——她直接产生自由思想——却可以在万世一系的传统持续中，找到不同于革命的政治和解。这个政治和解，从德川庆喜的尊王弃幕开始，转而走向王室和异议者，民间知识分子的某种合作。这个合作，使得日本政治，产生了"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名言）以后的日本反对派合法主义（其间也有某些镇压和取缔做法——但是主流如此）。阪垣退助，大隈重信都是反对党出身——乃所谓下－上、非上－下走势，正好是日本革新之本质。

其三，日本实际存在的独立势力，如军部，武士， 和在野知识分子形成一种制衡王室和政府的天然势力和人为势力。这个势力划分，从并不明显的虚君政治，逐渐向实质的虚君政治发展。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昭和天皇对于侵略的认罪，成为日本改革皇制，或则权威全能，或则虚君以置之最终选择。而这个选择，早在明治维兴的钦定论里，业已出现某种对于皇权的不确定性。这是无可否认的理据和事实。只有在这样的诗中之意和诗外之功的双重作用下，日本维新论，才可以被看作并不是历史回到原点论。这是原教旨主义文字文本分析和非教旨精神理据分析最大的不同。而达，于，对此并不通也！

其四，就是俾斯麦所谓"我要为反对党搭起金桥"这句至理名言， 蕴涵的全部深意（见其自传）。这句话，于辈等人是不会懂得而必然被选择性筛选掉的。何以至此，是因为中国无此土壤所致。而俾斯麦何以言出于此，难道他不是镇压和解散议会的高手骂？这个议题，就是我们今人所谓凡事不能"凡是"之所谓。欧洲民主，不自今日始，这是常识所谓。中间一段，我们说，就是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所谓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之载体：中世纪自由城市和独立市民——远致古希腊，近至孟德斯鸠和穆勒——他们完成的民主雏形，是赖于其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这个阶级政教贵族草昧之间的融合特质，实际上就是其法治规则之滥觞。说得明确一点，西方专制主义里含有的民主基因，可以为皇，为臣，为民共有。我们看到，俾斯麦，梅特涅，拿破仑，迪斯累里，哪一个不是双料货色。这不是因为他们简单的皇位和贵胄因子造就，而是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习染其中（加上其专制甚至独裁特色）。

（其实达寿已察其一。他说梅特涅如此——"以梅特涅为宰相， 实专制界之巨魁。鞫狱之酷，过于张汤；发网之严，甚于罗织。禁同偶语，剥言论自由；律等挟书，夺出版之权利。然而丈水防决，自然汛滥，同盟虽圣。终乃无功。避朱泚而幸奉天，罢林甫以谢天下，乃颁钦定之宪法，意予修好国民。大乱初平，王又背约，后因一败于意，再败于普，王乃鉴外交之逼迫，吾民意之难违，终发布宪法焉。"（同上））

所以，说俾斯麦仅仅是皇权主义者，一如说， 他仅仅是民主人士一样，有误。

这是中国国家主义或则言儒学臣工，群己中人，不能解释， 也不会解释的一道迷津。这个东西文化政治的不同，使得于，李，达等人无缘看到事务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只是物以类聚和选择办法，办政。其例凸现，其弊昭彰。这个东西到了极权，就转变成为党法，国高，民无人权，而且反对了中国传统上的良币（被列币驱除）精神。

其五，就是把中国制度历史与制度建设上的君相制衡作为宪改之据。 这个政治不毁乡校的良制，废于所谓"建武罢相于前，洪武废相于后"（同上），使得起码的制衡不存在了。的确，十其卿禄，省分三权，不如一块希腊选举用的瓦片，来得民主自由含金量多。所以，旧臣元老或可以看见宰辅之力，却看不见"乱民乱党"之力——看不见民间力量的正当性的逻辑，势必推演入君王制宪，而置之为王政，不是宪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能量在西炮打击下，一个无力的回望，而已。

 

注：此文原载于《观察》和《自由圣火》网站。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