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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类似的题目很多。小的课题，就更多了，但学术的价值一样可以很大。英文世界里可以做，但在中文世界里做起来可以有一定的优势，也 可以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前夕，有报道说，那种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胡同大妈们又活跃起来，到处盘查陌生人，成为北京维持所谓“平安奥运” 的一种手段。[15]这种“小脚侦缉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直就没有见到有专门的研究；在目前这样一个号称全球化、市场化、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中 国重现并活跃，就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了。在我看来，这个课题可以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探讨，也可以深入到基层“治理”与“社区”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观 察；其中丰富的“中国特色”，经过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的棱镜，不是不可能分析出某些深具理论意涵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很 多的，都应该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
相关研究的第三个不足，是这些研究成果就“概念化”、理论化而言，普遍还相当薄弱。这里的所谓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指从事实 中抽象出概念，与目前中文语境中一般所使用的具有贬义的“概念化”是非常不同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概念化，学术研究才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小观大，从具体探 知一般，因此成其为与叙事、描写或对策分析等有根本区别的所谓学术研究。[16]在英文世界里，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水平，与政治科学的其他分支相比而言也 好，与同属比较政治学科的关于其他地区的研究相比也好，也都是相当低的。仅就后一种相比来说，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就曾经向主流政治学贡献了诸如“新 权威主义”（New Autho -ritarianism）、[17]“依赖发展”等风行一时的概念和理论；关于农民的研究，则仅从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就发展出了对立的两种学说， 即“理性农民论”（Rational Peasants）和“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都对比较政治研究形成了重大贡献。[18]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但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影响的理论。英文世界的中国政治 研究这种相对落后的理论水平，原因是什么，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我相信，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研究就不能为人类对于一般政治现象的理解提供普 遍的助益，也不意味着生活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们不可能为主流政治学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如前所说，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一些拉丁美洲学者，其研究拉 丁美洲政治的着作，在被翻译为英文出版之后，曾经在英文学术世界开山立派，极有影响。我相信，中国学者用中文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的着作，在某一天，也可以 达到乃至超过这样的水准。
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也许都未免苛求。不过，在我看来，学术的进步，基本上就是一种“苛求”的过程：已有的研究、概念、理论，本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学 者们不满足，未免苛求，于是有进一步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理论。说到这里，也许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尽管有长足进步，但是那种“二分法思维” 和非学术的治学方法似乎仍然相当流行。所谓“二分法思维”，我这里主要不是指政治观点上的非黑即白而言，而是就认识论的真理与谬误和学术探讨上的批判与继 承而言。在这种思维下，不是全部有道理的说法，就被认为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道理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其实，不是全部有道理的东西，就等 于有一些道理；如果说有真理，它似乎总是以“部分”面目示人。只有确认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不断继承而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才成其为可能。[19]本书所选 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其观点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显然也不是关于那一议题的全部“真理”。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国家和权力，是不可能垄断全部“真 理”的；关于它们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学本身，则必须在探索、辩论、批判和继承之中不断积累对于“真理”的认知和发现，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增加对于中国政治的 了解和理解。
三、规范和发展自身：中国政治研究的学科建设
至于所谓“非学术的治学方法”，属于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并非不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反思和剖析国家、权力等重大问题的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 学科如何规范和发展自己——这也是本文这一部分试图讨论的主题。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的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范，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在中文世 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由于1949年之后长期以来的反社会科学的那种心态，致使社会科学缺少相应的科学规范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在实行改革开放 30年之后的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走上轨道。也许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这方面还稍好一些，中国政治的研究因为其整体的落后而在科学规范方面尤其不甚令人满 意。事实上，这样两个方面，即规范自身和学科发展，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换句话说，唯有遵循学术规范，才能求得学术发展；正是在研究的深 入之中，研究的规范才建立和普及开来。因此，在这一节当中，我们的讨论会超越纯粹的技术规范，涉及到中国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学科建设问题。
首先从技术层面要建立基本的学术规范这个问题谈起。常常有人误解，认为文章中加几个注释，就算遵循学术规范了。这个理解当然失之浅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道理。事实上，注释的意义不可低估。[20]注释不仅使得论说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而且保证了知识发展的继承性——如前所述，只有在继承和发展之中，知识 才能积累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忽略研究着作的注释，也就意味着不重视知识的积累。目前这一代正当盛年的中国学者（包括笔者），在毛的时代 成长，读“两报一刊”文章长大，缺少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及壮，先后遭遇改革年代的激情和商品年代的庸俗，非专业的社会承认似乎总是压倒专业标准。至今还 不少见这样的所谓学者，在引用别人观点的时候，不习惯注明出处；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则好像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有人涉及此一议题。所幸，比较年轻一代 的学者，普遍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也比较自觉地遵循学术规范，这从本书所编选的文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能中规中矩地按照学术规范展示论点、 提供论据、形成结论，为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创建了初步的技术规范。
要推广这样的规范，则还需要学界的进一步努力。而具有专业精神乃至专业水准的刊物，是汇集这种努力的基本平台。在这方面，程晓农主编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研 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刊物，在中国内地也开始出现，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他们的专业努力更多地似乎体现在并非中国政治研究的其他有关中国研 究的领域。在这方面，英文世界有一系列多年行之有效（当然也有其弊）的制度和做法，包括匿名评审制度、研究基金制度等等，值得我们在中文世界发展中国政治 研究的时候借鉴。值得高兴的是，《当代中国研究》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并有长足进步。具有专业水准的书评，也是促进学科交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 方面中文世界也应该努力。[21]
当然，类似学术规范、刊物出版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中文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并不单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也不光是政治科学的问 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可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此人是什么阶层、职业，中国 政治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无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牵动情感的领域。如果国人对于自己的政治的研究上了科学的轨道，则整个民族的思维素质和水准，可望有 比较实质和重要的改进与提高。换句话说，对政治这样一个容易牵扯自身利益、容易激发诸种情感、人人似乎都有发言权的题目，能够进行比较合乎科学规范的讨 论，则对于其他题目的科学认知也就应该比较具有至少基本态度上的科学性了。而科学规范的建设，将会帮助实现这一目的。反过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在中国 政治研究中实现科学化、规范化，也有更多的困难。就此而言，我认为，了解并借鉴外部世界（比如英语世界）的相关做法，对于开创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 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我们不妨管中窥豹，围绕四个问题，从借鉴的目的着眼，由学科建设和基本方法的角度着手，谈几点对于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的 看法。
首先一个问题是，谁在进行并主导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从事研究者主要是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权力机关的大学教授。当然，在政策研究界或者说“ 智库”机构，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人员。不过，这些人数量比较少，其中多数人主要是进行政策研究，而不是学术研究。一般来说，政策研究成果不太得到学界重 视。[22]这种以大学为中心的政治科学研究，与那种由政党或政府的政策研究机关主导相关研究的制度设置，有根本上的区别；而区别的要点，在于前一类研究 者（大学教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学术自由。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如今主导人类高等教育的西方大学制度[23]，本身提供了包括制度保障在内的各 种条件，加上学者们所作出的斗争与努力，使得学者得以具备这种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府、政党等政治力量，但也同时独立于其他社会力量）、自由的超然地位， 可以进行探索、辩论和创新。中国虽然已经引进大学制度约一百年，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共政治制度的原因，迄今并未在精神和制度上得到西方大学理念 的精髓，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这一点，近年有识之士多有指出并讨论。[24]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政治研究是由具备独立、自 由精神的大学所主导，而不是政党或政府的研究机构所主导，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政治研究才有可能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制度特征。
其次，为什么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上述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首先具有纯粹学术的意义，而不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或经济利益。就我的了解，改革开 放30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对国外（比如说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严重误解，其中包括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误解，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密切关 联，常常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1980年代，一些具有浓重改革色彩、学政两栖的中国知识分子，鼓吹“软科学”和所谓“决策科学化”，即强调科学研究与政府 决策之间的密切结合；19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靠拢政府，追求仕途，于是借助对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所谓“旋转门”现象的介绍，强调学者与官员 之间的身份互通和互换。从政治倾向上看，上述两种现象有很大差别，前者试图改革中国封闭、愚昧的官僚决策体系，后者则主要是寻求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 利益同盟；但是，两者都误读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类误读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仍然是误读，因为他们把某些个别现象普遍化了，犹如盲人摸 象。不错，拿美国来说，一般外界认为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比较密切，而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某些学者，好像也有较多的机会在某一阶段出任政府的某种职务。但 是，从总体上说，这样的现象，就人数而言，很少；就时间而言，甚短（一般不会超过两年）；就个人“好处”而言，政府资历对于学界资历一般并不具备加分作 用；就观点交流而言，则往往是通过这种渠道，学界影响政府更多，而政府影响学界较少。当然，在政策研究界，这种所谓“旋转门”现象，即官员下野作研究、研 究者出山做官员，相当普遍。但是，如前所述，政策研究界与学术界之间，还存在着体制、文化等多方面的区隔。这些情况，都是超乎中国研究领域的一般现象，但 是也适用于中国研究领域。
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研究，也如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其首要目的是认识论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格物致知”。反过来，如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推 动技术进步、造福人类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来改善政治。但是，这种应用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急 功近利的；政治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其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这种研究其本身的自足性。所谓“象牙之塔”，说的也是 这个意思。回到中国的语境，也可以说，什么时候政治学不是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不管是与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联系在一起的需要）而展开，什么时候政治学才有可 能真正成为社会科学。
再次，怎样进行中国政治的研究？简单的答案是：它必须遵循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研究属于政治科学中的“比较政治 ”（Comparative Politics）领域，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要素。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充满探索、讨论、辩驳和创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通过对于事实的调查 （Empirical Investigation），来展开对于权力、国家等等主题的概念思考（Conceptualization）的社会科学领域。当然，如前所述，有关中 国政治的研究，与主流政治学相比，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中国历史研究相比，一般认为，其学术水平还比较低（如何评价学术研究的水平，我们下面很快就会谈 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研究就不遵循、或者不合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不必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也不高，往往尚不 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也常常不合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这个“水平不高”，与外部世界（在本人有限的了解中，首先是英语世界）相关研究的“水平不 高”，可以说是两个范畴的问题。打一个比方，一个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但没有得到名次的运动员，可以说水平不高；一个从来没有取得过参加任何运动会 的比赛资格的体育爱好者，也可以说是水平不高，但两个“水平不高”不是一回事。也许中国很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是领先世界的，但是，就政治学研究而言，则如本 文开头所判断的，可以说尚未入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尚不存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并不存在遵循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方法的中国政治研 究。
最后，谁来评价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不是政府或者政党，这在强调学术自由、大学独立的制度下是很容易理解的；也不是企业或者公司，虽然西方社会是所谓资本 主义社会，尽管企业可能通过提供资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科学研究的选题和方向。那么，是不是社会大众呢？不是。因为学术不存在所谓民主；专家做得好不好，是 不可能由外行来评判的。民众可以是一本流行政治读物是否成功的评判者，但不可能是一本政治学术着作是否出色的裁判员。同理，公共媒体、大众舆论，在这里也 无缘置喙。是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呢？准确地说，也不是。因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可能并非学者；即使是学者担任管理者，学术上隔行如隔山，少数 管理者也不具备评判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的能力。那么，究竟谁来评价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同行。换句话说，只有同一领域的研究者，才具 备评价相关研究的资格与能力。
以上四条，如前所述，其实不是中国政治研究的特殊现象，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科学研究的普遍情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以此来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 似乎比较容易，以此来理解那些比较不“敏感”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还比较容易，以此来理解政治研究好像就比较困难一些。政治研究的这种特殊 性，在某些人那里是如此强烈，以至一些在西方经受了政治科学训练、目前回到华人社会（主要是香港、台湾）的华人学者，也要特意强调中国政治研究的所谓“本 土化”。试问，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本土化问题吗？电脑科技有什么本土化问题吗？显然都没有。即使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语言的研 究，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本土化”的呼声。我不是说，政治学研究可以像物理学研究一样超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恰恰是说，社会、文化等因素，甚至很 可能还包括政治因素本身，往往很容易对政治研究构成干扰，使其难以具备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难以实现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在尚不具备这些要素和规 范的情况下，“本土化”可能无助于中国政治研究在本土的起步和发展。托克维尔的美国政治研究[25]，对美国人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本土化的问题，而 是奉为经典，是不是美国人对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较之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就差很多呢？中国本土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发达，水准也不高，是不是因为 这类研究有被“殖民化”的问题、因为他们为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选题、态度、理论和方法所主导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好，需要 纠正；如果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则“本土化”再好，恐怕也是并不对症的药方。
在我看来，为了建设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应该强调一种不妨称之为“开放的自主研究”的态度。所谓“自主”，就是研究的立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 左右，首先是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所谓“开放”，就是研究的思路不为非学术因素所羁绊，包括不为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所羁绊。政治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 不是我们的研究指引；民族文化可能提供我们实施研究的独特视角，但不应该取代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怎样才有可能以“开放的自主研究”这样一种态度来建设中 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是需要同行们的集体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找到答案的。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透视中国政治》一书的序言。此书由吴国光、程晓农编辑，博大出版社出版。）
【注释】
[1]我这里主要列举了英语国家。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我对非英语国家（和非中文国家）的政治研究状况不甚了解。不过，根据我有限的了解，英语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学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英语也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语言。
[2]“毛概”即“毛泽东思想概论”；“毛邓三”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课的简称。
[3]关于全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即totalitarianism）政治的特点，以及其与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即authoritarianism） 政治之间的区别，Juan Linz有系统的论述。见：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4]当然，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成果，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在美国形成和发表的。但是，其中许多学者，也同时在拉丁美洲的本国任职并进行研究和发表成果。 例见：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5]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在中国本土之外，特别是在非汉语世界，相当繁荣。据不完全的估算，主要使用英语发表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的学者，当今不下5百 人。当然，这个概念相当含糊。比如说，本人刻下正在写作中文讨论中国政治研究，但是，却无疑也属于这5百人之列。大体上，这个数字是根据两项指标来界定和 估算的，即：1）一位学者是否使用英语作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语言；2）这些出版品是否构成对其专业资格评价的主要衡量尺度。根据这样的指标，这5百人主 要分布在英语国家，但也有不小的部分生活在非英语国家。比如说，在荷兰、德国、法国、台湾、南韩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学者们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发表他 们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他们的专业资格评价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还不包括相邻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等那些涉及 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在英语国家，几乎每个稍具规模的大学，目前大都开设中国政治的课程；重要的大学的政治系，至少有一名、甚至两名专研中国政治的专家。 在中国之外的非英语世界，特别是日本、俄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中国研究，包括中国政治的研究，本来就有相当的根底，近年也在迅速的发展之中。需要指出的 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中国研究，其根底本来主要是汉学（Sinology），即在人文科学领域展开中国研究，但近年来也渐次把研究重点转到了社会 科学方面，特别是政治学方面，从而与北美洲和大洋洲一样形成了以当代政治为重心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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