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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顺便说一句，历史学，至少在英文世界，是一门蔚为大观的学问。美国大学本科，文科各系往往以历史学系为最大，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在文科各系中往往都是最多的。
[7]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宋永毅主持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迭有成果出版。最近的相关着作有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 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和丁抒主编的《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在这方 面，国内外华人学者的个体的中文论着更多，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8]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
[9] 例见：肖滨，“改革的停滞与自由主义的两种调子”，《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王俊秀，“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803/20080305215021.html, posted March 5, 2008, accessed March 8, 2008.
[10] 这方面较新的研究成果，可见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更大范围的相关研究，参见：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政策”一课时，使用包括Harry Harding, David Lampton, Kenneth Lieberthal, Robert Ross, David Shambaugh 等美国学者的论着为读物，曾经引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反华学者”。我并不准备从这样的个别例子推出任何普遍结论；但是，这至少 帮助我感性地了解了两个重要的情况：第一，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相关中国的问题上，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究竟隔膜到什么程度；第二，按照这些学生被教给的那 种思考方法，他们是如何界定什么样的研究是“反华”的。
[12] 中国大陆的一些高校，好像也在开始这么做了。不过，普遍程度如何，阅读哪些着作，学生反应怎样，我尚未有系统的了解。
[13] 仅《当代中国研究》近年发表的论文，就政治论题的覆盖面来说，也远远超出本书所能收集的范围。比如说，中国当代的政治传播和媒体运作，政府腐败与社会监 督，民间反抗与社会运动，就是近年《当代中国研究》非常关注的方面，就此发表了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没有选收这些方面的内容。至 于更为广阔的相关研究方向，比如对于中国改革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都应该属于中国政治研究这一 领域。也仅仅是因为本书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涵盖这些方面。
[14] 英文文献中有这样的研究，例见：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Zhuang Pinghui, “Gimlet-eyed grannies watch for the unusu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6, 2008, p.A2.
[16] 当然，对某些社会人文学科和某些学派来说，“叙事”（narrative）可以成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不过，一则这种方法至少迄今并未普遍为政治科学学科所接受，二则，在我看来，这种“叙事”是包含概念化在内的，仅是形成、呈现和论证概念的方式比较独特。
[17] 这与中国在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主张不是一回事。较有代表性的论着，例见：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1979);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 两种学说的代表作分别为：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 韦伯（Max Weber）最为强调科学研究的这种“不完整性”（incompleteness）。参见：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Vol. 2: Durkheim, Pareto, Weber, tr. by Richard Howard and Helen Weav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pp.224-225.
[20] 所以，一位着名的历史学家专门写了一本甚受关注的书，来研究注释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见：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中国大陆书评刊物不少，但是似乎都是属于所谓“公共知识”领域的；海外中文刊物本来就很少，立足学术的更少，专注社会科学的则少之又少，要在分工细致的社会科学之不同领域都发展出专业水平的书评，实属不易。
[22] 事情当然总有例外。立足智库机构、但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其成果仍然在学界很有影响的中国政治学者，并不乏人。比如说，当年供职布鲁金斯学会的Harry Harding，和目前在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的裴敏欣，都不仅在政策分析上出类拔萃，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广为学界同行所敬重。
[23] 关于大学的起源和特点，参见：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2).
[24] 例见：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1990)
《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 [第4期(总第1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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