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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司徒雷登是一个什么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最大的争议来自他对于中共的态度。这个态度包含了十分尖锐的政治见解：是在四十年代认可中共政权；还是对其说，不。司徒说的不是"不"；但是，他遭遇了否定；来自毛和杜鲁门的否定。
他在解放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是外国大使中唯一选择这样做、停留于此的外国人。但是，美国政府拒绝了他的选择——而中国，在经过短暂犹豫后，实行既定"一边倒"的政策，同样拒绝了司徒的等待和期望。以后，毛氏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将其打入冷宫（双冷宫：美，中）。一说，此文乃毛故作离间之态，好让美国人误以为司徒是一个反共人士，对他做一个保护（见《报刊文摘》）；但是，司徒并未在所谓迈卡锡时代受到善待。他郁郁晚年，身残而故。事由蹊跷，到了二十一世纪，其遗体（骨灰）却可以返回其出生地杭州，入土为安。于是，一大群看见中共解禁之写手，跳出来为此事做欢迎状。殊不知，司徒的两大功绩，一个是创建燕大，一个是预认中共政权，却是一种国际关系和价值理念的巨大落差。
我们说，燕大建校，首先要归功于民国政权。这个专制主义政权延续了清廷建设现代大学的原则和遗望，成为在中国建设外国教会学校之楷模。这个大学建设之自由，成为司徒可以建立燕大之前提。所以，看不见民国政府是燕大建校的基本载体，就像看不见民国甚至晚清出现民间报纸和民间团契和校园基督教组织一样，是罔顾历史。所以，不管司徒本人以后和蒋介石有着如何一种关系，其燕大之成立，之发展，成为民国文化建设之一大公德，是不必讳言的。这个燕大的美国性质亦十分突出。其学员可以直接到美国续读研究生而获得承认。所以，燕大和美国之关系，成为蒋介石政权容忍并且支持燕大的一个证据，而不是相反。
燕大之校训是：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依真实得自由而践行——自立译；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李慎之译；请读者再译。）
（此题意义何在？就在于真实的定位。真实的定位，就在于可以探索之，而不是不可以探索之——其相对于先验道德律令之真理：或许是双向复载的过程；继而确定真实后的目的：在服务中继之为任。这和任何党校先行规定真理和毛主席思想有天壤之别。因为自由主义不太讲"真理"而是讲"不可知论"。）
相反，燕大到了四十年代末期，有一个余英时和巫宁坤二先生称之为"燕京末日"之说。在燕大校友通讯新近一期，刊载了余先生解释此末日现象之文字。这个"燕京末日"，就是在四九年，共产党进入燕园以后，实行暴力洗脑和暴力见校的系列布置。
余先生讲到当时有四个人跑到燕大实行演说。他们是钱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储安平。余说，他对于除去储先生的谈话以外，皆不以为然；因为以艾为首之共产党思想进入燕大，毫无正面价值可言。（这几个人其实反映了中共建政的所有文化剿灭措施：艾是新启蒙——新愚昧的创始者；就是一二九运动实行救国认共主义之发明者；王芸生，则是他自己承认的、大公报的自我埋葬者；而储，则是忽而记住民主之大小有无问题之智者，忽而，又完全忘记之之"二党"之报人（《光明日报》主编）。……）
余说——
"1949年燕大校园的政治动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党团员无所不在，不过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运动'而已。最显著的，学生都必须上政治大课，主持人是法学院院长赵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党靠拢得很紧。大课并不是主持人独自讲授，而是分别请校外的人来作报告。我现在记得的有四个人，即钱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储安平。钱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讲得很长，至少两、三小时。艾则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早年所写的《大众哲学》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时。这两位党人的长篇大论说些什么，六十年后已无从追忆，但其中涉及三个问题至今还留有一点印象：第一、对于二战后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奸淫抢掳的暴行极力否认，坚持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
"另外两位'民主人士'的讲话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时为总编辑——自立注），早在抗战时期便已非常靠近共产党了（其实王芸生还是双面刃；其关于毛泽东要做帝王而诠释其诗歌《沁园春.雪》，为证——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现在大家情绪起落，国事诸多拂意，因感一个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
当时，王芸生还对傅斯年说，这人（指毛）满脑子什么思想！——自立注）
"他的讲演一味强调他曾怎样英勇地和国民党展开的斗争，还特别描述《中央日报》的主持人陶希圣怎样对他进行'围剿'的种种事迹。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谈话，从政治教育的观点说，意义不大。
"在四位外来讲者之中，储安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编的《观察》杂志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课外读物，所以对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但讲话的内容我现在只记得下面这一点：他宣布最近接受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欢迎燕大同学投稿。他特别强调编辑的宗旨是同时向前面提到的四个'阶级'开放的；《光明日报》并不为四个阶级各设专栏，但对这四种不同的观点一定兼容并包。他说话的神态十分真诚恳切，这是我对他发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来，他其实是表示：他编《光明日报》仍然继续《观察》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这在当时痛斥'民主个人主义'的一片叫嚣声中未尝不是一种讽刺，因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不过是同实而异名而已。储安平在1957年逃不过'大右派'的劫数，于此已见端倪。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听讲时我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余英时《燕京末日的前期》）
事实是，在毛题字燕大以后两、三年，燕大遂被撤销。末日完结，燕大消失。（只是后来出现一个哈佛燕京学社，实行没有燕大之燕大精神遗传。做到现在。他们有一些出版物和一个校友通讯。）
笔者做为燕大后人，特别是司徒雷登奖学金获得者刘克林先生后人，按照校友会新近通过的章程，忝列燕大人中，也为一幸。
所以，司徒雷登之燕大贡献，可以很大，桃李为众，下自成蹊但是，其生之、长之，是靠这个所谓专制主义政府；其晚之，完之，却是缘中共这个极权主义暴政。我们说，中共时代不但燕大完蛋，圣.约翰（大学）完蛋，其实北大、清华何尝没有完蛋！北大之蔡元培，清华之梅贻琦，何尝可以为什么陆平、蒋南翔辈党人所代替——大学为党校之现实，难道不是大学完蛋之写照乎！所以，燕大完蛋，也就是司徒之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之结束。不是蒋先生完结此事，是毛主席万劫不复之。所以，巫，余二先生有"末日说"，在燕大完结约六十年以后。从此逻辑推断，司徒忽然被中共请回国内，安葬杭州，是不是一件幸事？要看如何裁判。一说，司徒是生于斯，立于斯之半个中国人，回到故里，受到礼遇，无可厚非。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司徒先生正是因为四十年代幻觉于中共，四十年后，幻觉依然存在，却不是后人复哀之后人，而是出现新一轮司徒并中国共舞，燕大共毛党新生，就是一种胡说八道了。
于是，问题发展到一个十分复杂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含义就是，如果美国认可司徒雷登的主张，承认中共建政易帜，将苏联和中共一并写入美国外交历史，事情会出现如何一种局面？这个课题有"历史如果"之期，也有现实无果之遇。一，苏联美国，对于当时的中共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苏联是中共国建国和革命全过程的依靠，是衣食父母，是马列祖宗之待；而美国，只是帮助老蒋抗日的力量；又是帮助老蒋反共的力量。所以，轻重缓急之下，说，毛泽东会为了其某种谋略，邀请司徒，相协杜鲁门而罔顾苏联，这是非常之不可能的事情。（而苏联先援孙文，后援毛共，是为一种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蒋介石最后不受杜鲁门支持，也是一种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现在，美国要和中共国建设战略伙伴关系，又是一种政治逻辑。所以，人们往往最容易忘记和忽视的，就是这种逻辑的现实延伸是不是仍然是逻辑判断的正确。）
二，我们说，如果毛氏忽然违背其律——就像尼克松等人所言所行，秉承离开政客原则越远，其影响越大之原则——那么，四十年代之毛脚踏两只船，会出现什么局面？其实，这个局面只是延后到七十年代，业已出现。就是由美国认可其政权的合法性，继而化解中共政局当时面临的危机（林彪事件危机）；再以后，国际资本跨越意识形态和价值普世说，实行坐大中共国之结局。只是，我们忽略了其中很多政治发生论的逻辑判断。这些东西，在忽悠中美两国完全相反的真理意志的时候，他们东西方政客将其转换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理性之上，而实行机会主义策略。手段罔顾了目的，而且好像要永远无视之！（也许，从正面意义估量，如果中美四十年代建交，制衡中苏关系，那么，毛派可能直接接受美国市场干预政策，率先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于是，中共强大的政权实力，会使得中共避免很多危机，而再早形成中美对峙之局面。
换言之，中美走近，是不是会避免文革，反右甚至六四，这是可以参考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标准——难道苏美瓜分世界的政策，没有使得"新边疆"主义囊括之下，在苏联实行极权主义统治和屠戮乎！）
三，现在，正是在秉此原则行事之中美两国战略原则趋同论的指导下，美国人和中共人一并反对了"别了"之态度，来一个"迎了"之态度。这个反差，据说还是实现了某种并不确定的司徒雷登主义的。这个主义是什么？就是司徒雷登是一个不解中美政治意识和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一。这个主义的不判断，或者做曲意逢迎状，正是眼下毛主义邓主义和美国政客不确定中共性质之各种主义的一锅烩做法的再呈现，再操作。司徒雷登回来了，但是，燕大不回来，燕大死翘翘——这是司徒雷登先生还魂术的最大阴暗和耻辱。如果说司徒先生是一个博爱主义者，那么，他的原则就是忘记了农夫和蛇之故事的简单原理。司徒回来了，他身后的燕大还是回不来，这就等于最大猥亵了司徒先生的遗产和遗志，是对老人家最大的不敬和亵渎！
我们看到，司徒之所以幻觉中共，正是因为他以为中共，司徒，燕大，可以并存之。但是，他错了。毛主义分子并不能够容忍燕大，甚至不可能像对待北大清华一样来一个釜底抽薪，脱胎换骨，而是要彻底消灭。为什么？就是因为燕大代表了某种不可容忍于毛的几大精神原则：1，基督教治校。2，自由主义遗存。3，司徒雷登主义尚存。这些原则是不可以毛司共举，毛司共存的。毛主义是违背基督教君王教育论和"传圣道者不北面"之儒家君王教育论的；他说他自己就是"伟大导师"，就是上帝和孔孟了：所以，一切就此完蛋。
自由主义不可以或存于中共国——你可以到中南海作个部长，但是，不可以另起炉灶——另起炉灶，就是自由主义，就是犯忌。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燕大确乎出现了很多共产党和媚共党人。他们做成新中国后，完全没有抵制毛主义消灭燕大之举措。其中很多名人，成为共产党分子和亲之派，难道不是燕大学生自掘其墓者乎！
人们很容易将此亲共行为统释为：自由主义。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难道自由主义就是允许共产党及其学生中人打倒蒋介石，推翻燕大乃及一切中国文化，换而毛主义种乎！
自由主义转变成为国家主义和政权主义（中共至上和中共引导改革至上），这难道不是一个倒退乎！
我们看到很多燕大老人，在晚年还是持此说法。其实，这是对自由主义和燕大乃及司徒先生的最大嘲弄！
所以，司徒雷登即便认共功成，也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燕大或者可以存在，就是由党代表和军代表代替司徒，成为校长。我们说，这个真死和假死，无区别。所以，在现实中，燕大真死，真末日了。
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五行八作，鸟雀俱全，黑白各持。美国人里有毛派，有文革拥护者，有中共挚友；中国里面，当然却有反对此类美国人者——这些人看不得文革，毛派和半个司徒（媚共司徒）——他们也许是右派？也许是左派？他们总是要对司徒将圣经一般化原则和媚共逢毛，做一个区隔。而迈卡锡美国人，在现实对待老司徒上，很是不客气，很是无礼遇；反正，他们压迫和不敬于老司徒，在司徒回到美国以后。于是，出现毛好像斥责之，而杜鲁门政府中人也冷遇之之怪现状。从人道主义角度讲，他们并不正确；但是，如何看待迈卡锡主义，就和如何看待冷战一样，是一个是非曲直、历史使然之结果。难道可以转换一种说辞。说，在韩战期间，不应该中美对峙，而应该中美和缓，共枕黄粱乎！
很多伪善者对于迈卡锡时代大加挞伐，却对于中共国镇压和饥荒三缄其口。这等家伙的主义，难道可以有任何正面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言吗？
司徒回来了，燕大何时回来？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和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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