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文革记忆面临的首要问题似乎并不是所谓“只说文革灾难”的“记忆扭曲”，而是马各利特所说的记忆能否分享。其实并不只是受过迫害的老干部才记得文革是一场灾难，许许多多平凡的中国人（尤其是文革中家破人亡者、黑七类、黑九类和他们的家属）也都有这样的记忆。造反派人士和他们的记忆不同，不是因为造反派人士的记忆更“自发”，而是因为经验角度有所差别。其实在这两种记忆之外还有别的对文革的经验式记忆，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山下乡，物品极度匮乏，等等。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联接必然是有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

　　马各利特借用心理学研究的“闪光灯现象”概念来说明个人记忆与分享的记忆间的关系。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事件记忆的闪亮程度，清晰和深刻程度是不同的。黑人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的记忆就和一般白人不一样，白人记忆肯尼迪总统遇刺，德国人记忆柏林墙倒掉也与其他人群有异。（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p.51-52）可以设想，文革中不同政治、社会身份，不同的幸运或苦难的经历，是否曾经直接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威胁之中，等等，这些经验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具体个人对文革中具体事件和组织（包括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闪光灯现象”记忆。我于１９６８年在上海火车站碰到的那位脸色苍白的青年，他对造反派的记忆又怎么会和那些当过造反派并引以为荣的人一样呢？对那位青年来说，他在具体造反派人员那里遭受的暴力和恐惧难道不应该比对造反派抽象而空洞的“公正认识 ”要来得更真切、更重要吗？他一定会同意马各利特所说的话，“即便闪光灯记忆并不全然可靠，但那毕竟是记忆人接通分享记忆的渠道。”（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53）

　　尽管我们不接受“人民文革”论，但我们仍然重视造反派对自己个人经验的闪光灯记忆，重视他们的个人经历（包括史实记录或口述史）。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就造反派记忆者自己来说，局部记忆不如就让它只是局部记忆，不要勉强将它一般化，上升为一种排斥其他局部记忆的唯一“正确记忆”。

　　那些因文革而家破人亡的人们，那些受迫害、遭伤害的人们，那些伤害了别人、自己又被伤害的人们，那些曾经为文革充当动力的人们（红卫兵、造反派、积极分子），那些扮演过打手、骨干、急先锋的人们，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们，那些政要大员们，他们各自对文革都会有自己的记忆亮点。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文革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场灾难或一场革命。对每个人来说，文革只是他自己的闪光灯记忆会特别回想的具体事情、印象、场景画面、人际关系、心境、情绪等等的混合。

　　遭遇灾变者和加害者可以经历过同一件事，但却并不拥有共同记忆。蹲过牛棚的人一定记得管教员的模样，姓名和禀性。但管教员却不一定记得所有受过他管教的人员。我清楚地记得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抱走我父亲多年辛苦写成的手稿的那个红卫兵。这些手稿以后就再也没能找回来，成为我父亲的终生遗憾。我后来和这位学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他根本就是对文革充满了反感。他积极投入文革，无非是为了自保。他大概就是“人民文革”中那些带着杂异动机的造反者。我是不是因为他的杂异动机而在他参加的抄家暴行中少受到一些伤害呢？他的“人民文革”对于我或其他受过他伤害的个人真的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我曾和他提到我父亲手稿的事情，他说根本不记得了，也许是我记错了。对待同一件事情，我和他就有不同的记忆，因为这件事对我和对他，重要性真是太不一样了。

　　文革中的过来人，幸运的和不幸的，都只能拥有对文革的局部、零碎记忆。每一个在乎文革的人都必须以各自的闪光灯方式把自己的记忆勾连到对文革的分享记忆中去。正如马各利特所说，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后代要从这个直接分享记忆中接续记忆的人们还必然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解释和独立思考、判断。从道义上说，集体记忆有责任向弱者和无辜受害者倾斜，这就像社会正义有责任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一样。

　　德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记忆纳粹屠杀犹太人，并非因为人人都有犹太人那样的丧亲之痛或直接受害经历。记忆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是因为纳粹暴力和恐怖不只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全人类作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谁只要还把自己当成是人类的一分子，　谁就不能对这样的暴行无动于衷，不能对这样的罪恶保持道德中立。强调保存文革的苦难和创伤记忆，同样不以文革中人人有相同的苦难为前提，同样体现每个人维护人类共同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的道德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文革记忆问题上的困惑迷茫、孤独彷徨、避重就轻、麻木冷淡，甚至隐瞒歪曲、武断限制、刻意遗忘，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后极权社会思想僵化、道德麻木、价值虚无和公共语言枯竭的印记。保存文革的苦难记忆是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人道灾难再次在中国，或在世界任何其它地区发生。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文革记忆分享者都不应当以文革记忆的“多样性”为借口，拒绝文革苦难记忆的特殊意义。社会正义和群体记忆向社会弱者（受难者）倾斜，为的是更多、更有效地保护弱者，为的是提升整个群体的人性水准。这样的正义和记忆才是任何一个正派和正义的社会存在的道德理由。


□　原载《记忆》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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