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演讲者：卢跃刚  原刊于“中评网”


天则所十五年了，这是我第三次来双周会演讲，一次讲一个专题。第一次讲的是华东水灾，然后三峡问题，中国治水问题。后来，张老师还就我的一篇文章《辛未水患》写了一篇长篇评论，这篇评论被汪丁丁说是张老师书评里面写得最好的一篇，叫《中国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后来我研究南沙问题，准备写一部书，写了十几万字就停止了，我想围绕地缘政治问题来研究中国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地位。这部书我没写完，被陕西一场官司给冲掉了。所以我讲过一次南沙问题。

这是第三次来，讲改革问题。实际上四年前我就开始了关于中国改革来由的研究，这是我自己开的一个研究题目。三年前一次政治变故使得我能够专心地用三年的时间来阅读和访问。今天来讲的是我三年多来阅读的心得体会，还谈不上很大的一个专题或一个很成熟的研究成果。题目起得那么大的原因是，改革要回答动因问题，改革如果不回答动因问题，不知道改革的性质和来由，便不知道改革目前所处的境遇和未来的可能性。这三四年来，我主要是围绕着寻找改革的动因来研究当代史、党史，特别注意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史和共产革命政权化以后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和中国的情况。

围绕着前改革时期和改革时期的未来可能性，去年以来文章很多，议论很多，学说很多。天则所还专门有一次三十年论坛，也请了五十多位专家。本来我也有一个题目，但是我去四川出差，冲掉了，没讲成。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题目，结合自己对党史的阅读和对当代史的阅读来讲革命与改革的关系。

刚才讲到有很多说法，其中我觉得比较集中的有一些说法，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评价和未来的可能性：前不久甘阳在三联出了本小书叫《通三统》，他认为要用孔子加毛泽东加邓小平构造出一个中国未来的道统体系，当然他的整个知识结构比较复杂，他从早期的80年代的启蒙参与者之一，转变到现在，转变幅度挺大的，应该说是本质转变。他的言论很有代表性。这个言论，不仅设计了中国未来的道统格局，而且涉及了对中国历史的总体判断。

还有前不久李零也发表了很长的文章《读<动物农场>》，一篇大文章切成三篇发表在《读书》上。他的文章是用口号结尾的：第一个口号是“ 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第二个口号其实是模仿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的口号：“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关于这些口号，有一些与他比较熟的学者跟他讨论，大概有点失语，因为学者，一个严谨的学者，喊政治口号，什么意思？很突兀，很失身份。

另外像杨帆，提出要把西方民主和“毛泽东的民主”结合起来，是未来中国民主的方向。他说毛泽东是中国老百姓的教主，是要尊重老百姓的教主选择。这是杨帆在前不久的一个对话中明确提出来的。当然，老百姓是不是真信这个教主，他本人从未做过统计，老百姓认不认这个帐，没有统计学意义。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毛是老百姓的教主，所以大家应该尊重毛，因为老百姓尊重毛。这种发言的方式，像不像天桥把式？

还有海外的年轻学者对整个“毛泽东时代”充满了赞赏，说毛泽东时代有意义地建设性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他认为很多改革前时期很多矛盾、问题，以及大失误、大灾难，甚至人间惨剧，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甘阳也有此论。更离谱的是，这位年轻学者很轻浮地说，要对过去的历史采取“积极遗忘 ”的态度！

这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国内外学者，代表着一些人对历史，对现状，对未来的判断或期待。

这些问题说一千，道一万，都有一个对改革怎么评价的问题，都在试图回答：改革是怎么来的？改革可能往哪里去？首先要回答“改革到底是什么”。

1987 年我去温州，去调查“温州现象”。1987年发生过两次大讨论，都是关于中国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讨论。一次发生在浙江温州，一次发生在辽宁本溪。本溪关广梅租赁承包事件，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追溯起来，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从1987年开始的，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集体化以后围绕中国的道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甚至围绕着政治本身的一场党内党外的持续很久的大讨论，大斗争。演变到改革时期成了“改革怎么走 ”、“改革怎么看”、“改革政策怎么选择”贯穿改革始终的大讨论。

我们去温州的时候，讨论很激烈。在本溪的姓“资”姓“社”讨论基本上是造假，根据我的调查，是独家调查，是《经济日报》的一场新闻造假。关广梅租赁姓“资”姓“社”的讨论，实际上是媒体根据当时政治气候制造出来的一场全国性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讨论。关广梅给《经济日报》的信是造假，是经济日报记者和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笔杆子们写的，他们也认账。

姓“资” 姓“社”的讨论在温州有真刀真枪的感觉。我们去温州，第一步没有去现场采访，我在温州市的档案馆里头蹲了一个礼拜，看了它三十年的档案。看完那些档案，你只能有一个结论：中国这场改革绝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目标的，有方法的，执政党主动的改革。这场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或者说所取得的某些成功，是自集体化以来每一个普通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是被强权压制、压抑，甚至镇压，农民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的集体要求，肚子要求，“改革”只不过是对这数千万白骨之上的数亿农民要吃饱肚子要求的不得不做出的妥协罢了。那个时候，在70年代末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的所有的农村改革，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合作，合股，民间融资，50年代集体化后都出现过，只不过都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被剿灭罢了。也就是说我们80年代的所有改革的基本形态，50年代开始到今天几十年不绝如缕。广东一个农民跟省农委主任讲，毛泽东是两个不让，一是不让吃饱，二是不让说话。吃饱的要求，说话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是执政党不得不回应数亿人的基本的生存发展——吃饱要求的妥协。不过是以前不准吃饱，现在可以吃饱了，把勒着农民脖子的绳索放松了一点儿罢了。

中国改革，是个大倒退的过程，不是大前进的过程。相对于社会生产力而言它是解放的，是前进的，相对于社会形态的一个纵向时间逻辑而言，是倒退的。它是退的过程，是大逆转的过程，是不得不妥协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总设计师加上总工程师，和一个自觉的执政党，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或者遵循某些基本价值做出的一个国家的几亿的到十几亿人的改革。而且退得还不够。我认为，这才是改革的真相。

1987年当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新闻媒体跟学界有呼应，就是进行社会启蒙。八十年代新闻媒体人的构成大致是四部分人：老报人，老大学生，社会三教九流，应届大学生，大多数是文革的过来人。本人就属于三教九流，进报社时也没有学历。我在中青报经济部，主任是任建新的女儿任红，她是海淀区剃头出身，没学历。我们的同事中有北京清洁队扫大街的，北京景泰蓝厂的工人。现任总编辑是门头沟的“煤黑子”。他们绝大部分是自学成才。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根据经验，根据朴素的感情和常识，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了解，自动承担了所谓的“社会使命”，80年代而言，就是鼓吹改革，支持改革，进行社会变革启蒙。他们认为，改革本身自有价值，改革具有社会进步的象征意义，社会进步好的方面都在改革的旗帜全部打包，全部集合。

但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回头看中国的改革路径和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发现，改革本身并没有给改革提供全部的合法性。这是在80年代，1987、1988年，我们在内部已经有讨论了。无论是改革政策，或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不是执政党创造的，也不是知识分子创造的，而是每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所迫的创造，这些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只不过是被政策化了，只不过被承认了。承认什么呢？承认我让你饿肚子是不对的，承认压制你想办法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是不对的，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改革。道理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发现，中国改革是新潮旧轨，仍然没有摆脱政治运动的惯性，改革的方法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搞运动那一套，树典型，黑白分明，大轰大嗡。实际上从改革的内容到方法，80年代后期已经有了全面的反省，与此同时，一些比较自觉的记者和编辑开始彻底抛弃宣传的形象和调子，进行专业化转型，就是由主动的启蒙者和改革使命担当者回归到新闻本体的专业化转型。当然并不彻底，由于六四停止了，9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

我们再往前走，发现包产到户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或者说中国改革说得最响亮最成功的农村改革这一块，是一个半拉子，如同中国革命，农村改革也是一锅夹生饭。为什么呢？我们从九十年代兴起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可以看到农村改革的性质和它的后果。因为圈地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加速城市化，加速城镇化，但是在圈地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农民这个利益主体谈判能力极弱，往往处于一种极端的劣势，其土地利益诉求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另外一方——国家加上开发商却极其强大。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把它称作1949年以来“第二轮原始积累时期”。第一轮我把它界界定在统购统销70年代末。有统计，到 1982或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的总额，与从农民那里压榨来的剪刀差总值相等，大概是六千亿。这是一个很吓人的尸骨累累的数字。

统购统销以后对农民肚子的定量是三百多斤，只能半饱，叫做“半饱经济”。这是怎么算的呢？姚依林1949——1966年曾经担任过商业部、中共中央财贸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大饥荒的时候，他向各地调过粮。最近再版了《姚依林百夕谈》。《百夕谈》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他讲到六十年代跟江浙的农民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的粮食应该在七百多斤，这是毛粮。七百多斤要喂牲口，并且吃饱肚子，粮食应该在七百一十多斤。但是50年代开始，核定的粮食只有三百多斤，连人带牲口只能吃三百多斤。这还是在正常年景，粮食到位，政策兑现的情况下。实际上，相当多数的地方三百多斤都吃不到。

张曙光：毛泽东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以不饿死人为原则”。

卢跃刚：他就按这个原则来核定数亿农民的基本口粮。牲口不算，牲口应该从粮食里面单列出来，因为没法核定牲口，只能按照人头来算。人头核算简单。当时的基本标准，就是不饿死人。这只是主观愿望。实际上他连自己承诺的这个最低底线也没有信守。从统购统销开始，就有大规模饿死人的记载，一直到70年代中期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还有饿死人现象引发了当地农民武装反抗共产党的的现象。在此之前，王海光教授研究的中共建政初期征粮，就有征粮过多引发了当地农民武装反抗共产党的问题。

话再说回来。我们发现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发生第二轮的原始积累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跟刚才我们说到的农民没有谈判能力有关。 2004年，国家信访局局长说上访案件达一千万起，上访人数每年超过五十万人次。这只是根据信访部门的统计，其实各级党、政、人大、政协、工、团、妇、民主党派及其各级领导，以及各级各类新闻媒体，都是上访者的对象，去这些地方上访人次、件次应该数倍于信访部门，所以最保守地估计，上访人次和上访案件，真实的数字似应是国家信访局公布数字的两到三倍，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次上访，两千万到三千万起上访案件。十多年来，我一个人就受理过上千人次的上访案件，有寄信的，来找谈话的，报道的和没有报道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上访人数和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研究，上访案件80%以上是农民上访，农民上访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土地问题，农民失地问题。伴随着“西部水利大跃进”、城镇化建设，这场圈地运动还远没结束。

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包产到户，还是到后来才出现的大规模的直到今天还没有遏制住的圈地运动，农民没有谈判地位，都跟早期的“集体化”土地制度有关，否则不会这样。那么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当时是怎样的？我们的教科书，过去我们读的也罢，到今天的中学、大学读的也罢，都把中国革命称作“土地革命”，内战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第三次也好，第二次也好，第一次也好。官史论述的框架，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性质，革命者剥夺地主土地，消灭地主剥削阶级，土地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从井冈山一路下来，打土豪、分田地，1947年中共根据地土改，一直到中共建政土改。关于土改的动因研究，土改方式——暴力土改、和平土改的研究，党史界有争论，有的说土改是中共为了“战争动员”，有的说不是这样，是多动机的。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当时革命的目标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产权，平均分配给广大的贫困农民，把集中的私有化变成分散的私有化，这是革命的目标。当然土地私有程度各地情况不同，比如广东，村社公田还是挺多的。

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全国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全部完成，中共就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准备实行合作化。“合作化”就是土地集体化，不管怎么打扮，什么说辞，集体化就是公有化，从最终的支配权和结果而言，从基本国体而言，集体化甚至公有化都不是，而是官有化，寡头化，少数人化。

从土地私有化到“集体化”的“变”是理解当代史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要害关节，甚至是理解整个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要害关节。第一，变的是什么？第二，为什么会变？第一个问题好回答，变私有为官有。第二个问题不好回答，是一个大学问。但是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变的性质好界定。把土地化私为官，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抢回来，不是你政府和执政党在违法？你号称“土地革命战争”，动员农民帮你打仗，许诺夺取政权后“耕者有其田”，为了兑现承诺，像模像样地制定了法律，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抢过来分给贫苦农民。可是，《土地法》的油墨还没干，有些地方还没插上地桩，有些地方地桩子没捂热就要拔起来了。这个行为是违法的，违反了你执政党自己制定的《土地法》。做人而言，违反了社会伦理；政治组织而言，违反了政治伦理。违法也罢，悖理也罢，从伦理的角度看，就是失诺或践踏承诺，没有起码的诚信，失信于天下。农民为你们打江山，贡献了子弟，贡献了小米，贡献了独轮车，贡献了数百万生命，图什么？图的就是你承诺的以及农民理解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部电影叫《车轮滚滚》，讲“解放战争”炮火连天，农民如何推着独轮车支援前线，给人印象，中共的江山是“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脸会变得那么快，而且没有丝毫心理障碍，把地给抢走。注意，我用的是“抢”字。一些史学家，包括境外的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农村集体化问题的时候，说农民至少是一部分愿意集体化。这是胡扯！这个道理多么简单，问你愿不愿意？“土地”这只煮熟的鸭子生从口里被抢走了。鞋大鞋小，我自己的脚知道。饿不饿肚子，我自己的肚子知道。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就把你的财产化私为官，将心比心，你同意？你说集体化好，当初向国民党夺权的时候咋不说？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暴力抢夺和杀戮地主就是合理的。这涉及到土改的方法，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优劣有争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第三点，就是土改实际结果。有一个观察角度：谁是土改的受益者？历史证明，农民肯定不是受益者，农民顶多是革命者夺权和掌权的垫脚石。讲到这里你会发现，有一拨人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的受益者，这拨人总体上是当时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和其他边缘人群，从结果来看，他们利用了农民的土地要求，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否则不会变得那么快，也不会变得那么毫无忌惮。农民土地性质被执政党强迫转变造成的后果，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从毛泽东到普通官员，心里一本明白账。大跃进问题出来饿死人以后，从军队到地方的反应是很强烈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全套新华社《内参》，其中有记载。中国的军队是农民的军队，是农民子弟。他们了解情况，搞不好会哗变，林彪写信警惕，然后压制。因为有大量的军属饿死。

“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从演变至今的历史结果来看，从中国土地革命的结果看，不像是革命党声言、承诺的社会变革目标和价值的体现，依我看，更像是一套围绕着实现革命党短期功利目标的政策、策略，一套围绕着少数革命者夺权和掌权进行社会动员的一套政策、策略，而且动员过程——暴力土改非常惨烈。我在研究土改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是当时领导中国土改和直接参与土改的一批人。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暴力土改的暴虐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有人说，中国发生过两次土改，一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一个是现在准备实施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他们把土地使用权流转称为第二次土改，是错的。什么两次？从局部到全国，加上中共革命根据地土改，还有国民党土改，多少次了？1949年以来，至少还要包括包产到户这一次，包产到户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土地权利归还都是有限的，还不能解决问题。

当时的土地用暴力土改的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中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怎么实施的，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什么样的动机，在党史界都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前段时间杨奎松也写过很长的文章了，来讲述1947年以来解放区土改的情况，比如是暴力土改还是有和平土改倾向，毛的态度，刘的态度，谁左谁右等一系列问题。杨奎松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家。但是关于土改中毛泽东的态度，他的论证有点掉书袋子，遵循着一个掐头去尾的逻辑。毛是一个言行不一、极端功利的人，他不会按照原则来设置因果关系，在他那里，因果关系是可以按照他的政治需要随机更替的，而且总体上是左的，甚至可以说总体上是极左的。

中共土改，总体而言，无论是早期比较温和的或者有和平土改倾向的是陕甘边区的土改，但是时间很短。1947年“五四指示”后，中共就绝了和平土改的念头。因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即使广东早期土改一度被称作“和平土改”而翻了烧饼，仔细考察，基本上也是暴力土改，只是暴力的程度逊于北方暴力土改。暴力土改，那样的抢夺和杀戮，只能用“血雨腥风”来概括。杀人的方法极其惨烈。有一个很著名的党史专家就说，这些都没法写出来，写出来就会很大地动摇革命本身，动摇革命。这还光是讲土改，还不讲后来集体化的暴力，人民公社的暴力。早期土改战争动员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建政以后的土改比如广东和平土改和翻烧饼，那是经典的政治动员。广东土改说是和平土改，其实土改的手段已经不和平了。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档案来看，所谓温和都是有限度的，都没有改变暴力土改的性质。只不过由于南方地方党组织跟绅士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下不了手。昨天还帮我抢救伤员，给我枪，给我子弹，今天我反倒是把他给毙了。这违反伦理，违反人情。还有华侨，华侨是全世界最艰苦的人，几乎就不是人。寄回家一点钱，来养老的钱，置办点家产，全部没收，一直到80年代末还没落实退赔完。故事是大量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也能在一个侧面界定中国革命的某些性质。一个革命党为了夺取政权给数亿人一个承诺，在取得政权没有兑现这个承诺（为此还制定了法律）的情况下，又通过违法来违反和践踏承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极罕见的。这种情况不能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我们还不要说再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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