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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革命”一词，不仅不恐怖，还很摩登。所以，教书育人的，如果书架上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竟然会很没面子；经营书店的，如果不卖一些进步书籍竟然红火不起来。这两句话，不是笔者随便说的，都出自于我们的史料中。对这种现象，有史学家曾以好奇心和利益驱动作解释，说越是禁书，想看的读者就越多、市场就越大。然而，如果来一场焚书坑儒，谁敢冒险？连小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赚钱！
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一份查禁书刊的报告，称去年“反动刊物”较前年竟增至百分之九十，其中共产党刊物占百分之五十四强，原因之一就是“本党向来主张博爱宽大，对于一切反动刊物，仅仅予以禁止发行，并未株连编辑，印刷，发行一切有关系之份子。因而反动者，敢一再尝试，视法令如弁髦，今日印一三日刊，明日印一传单，层出不穷。”
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全国舆论最集中、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大上海，无一文人因为写文章而被杀。当然，有人一定会说，史量才不是被刺了吗？柔石等人不就死在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吗？其实，“左联五作家”之死，包括后来的“文萃三烈士”，并非因为文字，而是由于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和政治活动。至于史量才的遇害，也不仅仅是因为言论，按沈醉的揭发是由于老蒋得知史量才接济过地下党组织的经费，再加上他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言论，所以决心要杀害他。
说完民权，再说民风。
旧中国的社会风气比较古朴，崇尚侠义，尊重知识；又有很多官吏、乡绅和商人都是秀才出身，知书达理，修身养性，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美德十分向往，比较喜欢做善事，又爱讲面子、讲人情，很好说话，因而在有人落难之时往往出手相救。
1927年8月，著名共产党员、湖北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杨献珍在武汉被捕，他的同学四处活动，找到当过他们校长、时任外交部次长的郭泰祺。郭泰祺遂以“杨献珍等人乃我商大学生、员工，皆系无辜青年”为由，向法官送去保释信和愿为杨献珍一案具保的人员名单。不久，杨献珍等11人便全部无罪开释，本来刑期12年，他只坐了两年。
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的郭影秋，30年代在徐州被捕，只受过一次审就被放了。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为什么能够出狱？一方面，逮捕我的时候，国民党没有抓到任何证据，我仅仅是个政治嫌疑犯，奈何不了我。另一方面，狱外有不少人在积极营救我。上面，有我大学的老师俞庆棠，她是个民主人士，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下面，有赵光涛、徐统生等人，在徐州作些活动，活动成熟的时候，他们找一个裁缝铺，办理了一个铺保手续，国民党特务就把我释放了。“
陈伯达的例子，也很典型。
清党之时，他正在国民党第1军独立第4师当秘书，南京方面有人打电报给师长张贞，说陈伯达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工具，要张贞就地处理，但张贞却给他1000块钱当路费，让他远走高飞了。如果说张贞当时是因为与共产党无怨无仇尚可理解的话，然而，到1931年，他已经与闽西南的红军杀得死去活了，但在得知陈伯达被捕以后，依然拿出来一笔钱，让人去北京活动，说不够用还可以再要，陈伯达这才走出草岚子监狱。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国民党真的是到处都在搞“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话，则有相当一部分革命者是不可能活到1949年的。
三、国民党的牢房是人间地狱吗？
“这里是吃人的魔窟，人们一听到”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名字就不寒而栗，这个名字是和皮鞭、老虎凳连在一块儿的，进去之后，不死也要脱几层皮。人们把这里称作草岚子监狱。”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于一本记载草岚子监狱的史料。
不过，在薄一波的回忆录中，草岚子监狱除了带脚镣，大号镣重七斤半，小号镣重三斤和违反院规耍受体罚以外，似乎并不那么恐怖。
狱方曾经宣布：来这里就是要反省，每六个月为1期，反省得好，就可以释放；三期还不反省的，那就枪毙。然而，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家一致抵制反省，敌人竟无可奈何，既没有枪毙，也没有动不动施以酷刑，只是在第一期审查中把几个硬骨头拉到军法处打了一顿。
1934年冬天，大家进行绝食斗争，提了五条要求：（1）下镣；（2）改善伙食，每顿饭一米一面，一菜一场；（3）打开监房门，允许互相往来；（4）允许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5）每个号子生一火炉，迫使敌人作出很大让步，使我们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至于老虎凳、辣椒水一类的酷刑，回忆录中是没有的。除了那几个硬骨头被拉到军法处打了一顿以外，只提到一位难友把文件藏在菜盒子而“受到严刑拷打”。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严刑”，书中没有详细说。再从字义上作理解：“严刑”与“酷刑”也不是同义词。
关于狱中学习，书中倒是较为详细：“当时公开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我们几乎全部都有。情况最好的时候，总数不下1000种。除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一些中外历史著作和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学方面的书籍，还买到了《论中国土地问题》等几种著作。这些书籍太宝贵了，大家都下功夫学习。大多数党员都精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思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
可见，即使“进去之后，不死也要脱几层皮”，但多读了几年书也是事实。那位从武汉监狱放出来的杨献珍，又在北京被捕，却在这个“吃人的魔窟”里翻译《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译出一段就给大家传阅一段，完稿后还送出了监狱准备出版呢。
关于北平军人反省院是否存在酷刑的问题，历史上曾有一段公案，至今胡适还被指责为“助纣为虐”、“美化国民党监狱”。
1933年1月3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派代表胡适、杨杏佛和成舍我3人视察北平各监狱，以下是北平时闻社的通讯稿（已删节无关部分）：陆军监狱由监长杨益泉接待。该狱共有囚犯五百八十五名，内政治犯约三十余名，对于政治犯待遇尚优，可以阅读书报。狱中有关文字之工作，亦多请彼等帮助办理。
反省院……由总务课长代为接待，内有监犯九十一人，另女犯—人，均全数为共党嫌疑。宣传早被枪毙之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清党时已开除）韩麟符亦在内。又苏联通信社译员刘质文，因共党嫌疑，于去年秋被捕，亦判送在此。女犯则为山西太原人，名李兰英，年二十岁。在押各犯，精神均甚佳。大抵均四人一室，惟女犯则系一人一室。每犯均带有脚镣，在狱内可以阅书，但不许看报。全部押犯几全为平津各地青年学生，年龄自十六岁至四十岁不等，惟十分之八均在三十岁以下。
军分会军法处之看守所因系临时羁押性质，故设备不如前两处。内因共党嫌疑被捕者有十人，多为法学院、商学院等处学生……其他如公安局、地方法院等处，因时间太晏，不及再往，乃分别散去。
关于这次视察，薄一波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他说：杨杏佛、成舍我来到草岚子监狱，由看守班牛班长陪着到号子里探视。号子门还关着，只让通过门上平时看守监视犯人的小方孔“探视”。到我住的号子时，我请他俩多呆了一会，向他们谈了这里的政治犯尽是些犯了“爱国罪”，因为宣传抗日救亡而被捕入狱的青年；谈了反动当局一再要我们承认反对“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是错误的，要我们“反省”，还规定每六个月南京要派人来“审查”一次，如果三次“审查”都通不过，就要枪毙，还谈了我们遭到虐待，伙食费被克扣，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情况。我特意坐在床上，提起脚上七斤半重的镣让他们看。
北平时闻社和薄一波的记述，大致相同：即都提到脚镣，但都没有提到酷刑。
杨献珍在《入草岚子监狱前后》一文中也只是说：“犯人带上了三斤到六斤重的大脚镣，致使大部分人得了关节炎；每天放风时间很短，一天只有两次；监狱克扣囚粮，米饭里净是沙子，馒头常常是生的，菜汤仅是白水煮菜，没有一点油星……
然而，几天以后，同盟内部却发生一场激烈的大论战——宋庆龄根据一份详细列举北平军人反省院存在种种酷刑、骇人听闻的匿名信，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进行了公布，并要求胡适立即向北平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笔者没有找到这份信的原文，但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部民国资料丛稿中看到一封信，题目是《北平政治犯的黑暗生活》，署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原载于1933年2月11日的《中国论坛》第2卷第1期。
这份信说：“现在中国统治阶级所使用的各种刑具，极尽野蛮之能事，他们想出种种方法要能给予受难者以最高度的痛苦。如铁链上压火烧香薰，燃一火把，火熊熊然燃，于其上撤布辣椒而置犯人鼻下薰之，鲜血由鼻管下滴如注。或使犯人仰面，以辣椒水或煤油灌鼻孔，辣椒水倒流入鼻管，浸入心房或肺部，致成肺病。或以针尖刺指甲，以猪毛刺尿道，痛澈心髓。或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谓之鸭儿泅水。或袒背以皮鞭或细竹条用力笞之，谓之打背花条。或收两手向前紧扎，箍于膝下，在膝弯下横插短棍，另以较长之棍捅于右臂或在臂下，横置两桌间，使身体空挂，挂之时间一小时至三四小时不等，谓之单挂膀。许多受刑者皆断手折臂。有一难友右肋骨横拆，骨肉溃脓延展一年，全臂臃肿，遂成不治之症。或使受刑者脱去衣服，坐在地上，两腿相并伸直，两手由左右两人拉开，以绳缚头向后曳之、然后以武士粗大拳头用力在两肋与两股间，推之擂之……重者可使肋骨擂折，有一难友因骨肉被擂受伤，致得遗精症，至今未愈。二女难友因受刑过重而堕胎小产，残酷无以复加。他如拷打足踢、打耳光，打军棍，五百、一千、二千……则更是极平常的刑罚。”
对此，胡适并不相信。恰巧的是，《世界日报》社又向胡适转来一封河北省第一监狱全体政治犯的控诉信，也是详述种种“摧残压迫之惨毒，虐待酷刑之残狠”，而信封上的地址竟然是胡适本人的寓所。原来，写信人声称乃胡适本人亲自要他送到报社要求发表的。
如此盗用他人名义，使得胡适越发愤怒，越发认定这些酷刑都是捏造的。他没有向北平当局提抗议，而是致函相关媒体，陈述事实，提出纠正。最后，他表示“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于是，胡适与上海之间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上海方面随即发表声明，说胡适他们准备视察监狱前几天，监狱当局已经得到消息，因而预先作了布置，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了云云。
接着，胡适又对《字林西报》发表谈话，再次强调：那封引起公众震惊的控诉书是伪造的。虽然，他也承认监狱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在他视察过程中，没有一人提到任何酷刑，连暗示都没有，诉说的主要内容是带脚镣、屋小人多、饭食恶劣、缺乏取暖设备，以及禁止阅读报纸。对所谓监狱当局预先作了布置的说法，胡适也作了澄清：完全不符合事实。视察的决定作出于晚7时，随即于当日夜11时经少帅张学良获准于次日视察，因而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
最后，胡适还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予依法洽罪的要求。一个政府应该有权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但政治嫌疑犯必须如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这一场论战的结果，是胡适被开除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至于到底谁是谁非？从北平时闻社、薄一波和杨献珍的记述中，也的确看不出草岚子监狱究竟有哪些“酷刑”。
笔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肯定存在酷刑，但也并非每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都遭到酷刑的折磨，前面提到的徐迈进，不就是一例吗？敌人追问他给谁写信，除了骂他一顿和上了重镣以外，并没有动用老虎凳、辣椒水，最后还宣告他无罪。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李逸民。
李逸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李逸民。当年，他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去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江苏省兵运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巡捕在他家里搜出枪支，他编了一个假名字，谎称学生，枪是别人寄存的，敌人当然不相信，专门去学校作了调查，但李逸民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因为校方怕影响学校名誉，所以不敢承认，你们若把我放了，学校就会承认他的。气得这个英国巡捕毫无办法，说：“你真狡撤”，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把他引渡给了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
而号称“人间地狱”的龙华警备司令部，竟然也找不出他的“共党证据”。他说他是同德医科大学的学生，敌人就把全校的花名册抱回来，还专门找到会计、教务长，把几年来交伙食费、学费，发讲义的收据也翻了一遍，结果都没有发现他的名单。他说他原籍温州，敌人又查遍整个温州，依然查无此人。在如此穿帮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改口，坚持说这是因为自己被捕，学校和家里都不敢承认。
同样，李逸民在回忆录中也没有谈到他被行刑逼供的事情，只说他被英国巡捕打了两耳光。
徐迈进和李逸民的故事，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上。这一辑的资料中，还有其他几位革命者对国民党几个监狱的回忆，谈到在和国民党作斗争中，有的被打，有的挨了两军棍，但无一人涉及酷刑，也没说自己遭受过酷刑，只说中央交通员张宝贤“受了很重的刑”。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还得知，南京军人监狱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模范”监狱，所以待遇、规章都要比漕河泾监狱、苏州监狱文明，每天放风两小时，饭可以吃饱，“大部分犯人都可以去做工，还能拿到微薄的工资。”
关于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郑超麟的说法更有意思，这个所谓的“人间地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各个囚室的门还居然是开着的。
郑超麟，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钊主持入党，回国后担任过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务，后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1929年3月18日，正当他身上只有1个大洋、想办法去哪里蹭晚饭的时候，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抓进国民党的南市公安局。
在那里，强盗确是罪犯待遇，而他们则像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他们为“同志”。侦缉队长问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拉到隔壁房间去打，不一会儿就听到悲惨的喊叫。郑超麟想过去看看，包打听好意地劝他别去看。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是向他们贺喜似的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他们向局长喊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
他的那1块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则吩咐人叫几客菜请他们吃午饭，到下午3点钟，几个包打听请“诸位同志”去看守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他们当作犯人了。
他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提堂”了两次。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郑超麟从福建写给他妻子的，其中有些“小猫猫”、“小狗狗”一类的话，外人看不懂，法官便误为密信，追问半天，而他则干脆否认这些信是他的。敌人大发雷霆，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
郑超麟也没有提到他究竟有没有尝到“一点刑罚”，接下来便说第二日被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龙华的见闻，又是另一番景象。弄堂铁门关好以后，10个“号子”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以浦东区委书记王克全为首的十几名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他们说，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在这种气氛下，郑超麟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晚饭还没有着落，如今一切都不愁了。饭是敌人送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向来不查监房的法官来了，向大家说：“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
这就是郑超麟经历过的“人间地狱”。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你能想象一个革命者被捕以后，从侦探、法官到局长都很客气，使你忘记自己是犯人吗？你能想象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也是只关大门、不关房门吗？
郑超麟的经历，还不算国民党的优待。1933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丁玲的被捕，那才叫优待，与她同案的潘梓年（潘汉年的弟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
以下几段文字，摘自于《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作者为国民党的大特务徐恩曾：丁玲被捕后，因为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话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的有力文化工作者。所以立即和她进行恳切的谈论，她也表示愿意放弃过去的道路、并完成书面的自新手续。
……移送在一个同事家中居住，那是一所很大的中国前朝大官员所住的，除失去对外行动自由以外。饮食起居都是很舒适。她夫妇二人同住一间大书房，外面有个小院子，种了一些花草，他们可以随使读书谈天，或做其他他们所愿做的事，没有人去干扰，所有床铺行褥，衣服用品，书籍报刊，文具纸张，以及丰盛的三餐茶饭应有尽有，都是免费招待，她自己说，在上海时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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